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1.3.1 资源型经济转型国内外研究现状。
1.3.1.1 国外研究方面。
国外关于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荷兰病"和"资源诅咒"的探讨、验证及规避对策等方面。
（1）"资源诅咒"的提出。
随着资源型经济问题于 20 世纪 50 年代的横空出世，所谓的"荷兰病"现象也于20 世纪 60 年代被人们所发现与关注，而后的十年中，由于多数以资源为主导产业的国家经济发展开始衰退，学者们对经济发展与相关资源开发水平进行分析，发现其正向关系在逐渐降低，有些国家甚至呈现出了负相关，这些现象都说明了资源型经济在衰退发展，因而也引发了大量学者的探索与研究。
Corden 与 Neary 描述了"荷兰病"模型，他们认为一个国家资源型企业的快速发展将导致其需要更多的本国非贸易商品，正是因为这种需求导致服务业的繁荣，并且，同时也致使制造业等产业出现了衰退，经济发展缓慢[2].Gelb 通过一个新颖的角度--研究瞬间财富与产业之间的相互关系，导致学者们改变了对资源丰裕的观点[3].
Auty 第一次提出了"资源诅咒"这一说法，其认为大量依赖资源的国家经济水平不一定总是呈快速发展的趋势，相反在某种环境中会限制经济的发展[4].Sachs 与 Warner以"资源诅咒"为假设条件，以实证为研究方法进行分析探索，以九十五个发展中国家为案例背景，论证了"资源诅咒"确实会影响经济的发展[5].Gylfason 在上述研究基础上，论述了"资源诅咒"传导体制这一新说法，其指出资源产业影响国家经济水平的渠道主要是："荷兰病"现象、租金、政府政策失效和不重视人力资本投入等[6].这一提法也经过了大量专家们的论证，Arezki、Ploeg[7],Collier、Goderis[7]等学者采用不同的方法对"资源诅咒"展开分析与研究，均得出了一个相似结论：资源丰裕度会对经济发展产生负相关的影响。
（2）"资源诅咒"的规避。
在"资源诅咒"现象被大量论证与研究后，各个国家均实施一定的措施来防止"资源诅咒"对其经济的负面影响。
Usui 提出，印尼通过实施谨慎的宏观政策，采用高储蓄率政策，从而在很大程度上规避了"荷兰病"对其经济的负面影响，促进了经济的持续发展[9].Hoek 提出，对员工发放合适的工资薪酬会很好的规避"荷兰病",与此同时在配合减税、减少公共支出等政策，这样都能遏制"荷兰病",促使资源型经济有效发展[10].Woolcock 指出，在改善资源型经济良性发展的过程中，制度的完善与产权体系的维护会产生很重要的引导作用[11].Auty 认为在资源型地区，通过完善政治体系来给予群众大量的福利政策，这种政治上的影响会适当的影响经济水平，从而促进经济发展，遏制"资源诅咒"对经济的破坏作用[12].Murshed 认同挪威摆脱"荷兰病"的措施，建议资源型国家可以通过构建信托基金体系，有效解决前期成本的大量投入问题，还能在资源经济萎缩时作为货币投入，刺激国内消费与投资，从而解决国家经济危机[13].Larsen 通过研究挪威在规避"资源诅咒"的成功经历，采用适当的方法论证说明了解决"荷兰病"的方法与政策[14].
随着规避"资源诅咒"的成功实践，学者们开始探讨采用不同的方法和角度再次论证"资源诅咒"的解决措施。Frankel 站在国家财政与货币的角度出发，阐述了相应的解决措施[15].Morrison 则站在资金换购的角度，认为资源丰富的国家可以通过出售自然资源获取相应的资金[16].Wenar 从进口型国家的角度出发，认为其可以加大与出口国之间的资源交易量，共建双赢，通过互补的形式解决"资源诅咒"带来的危害[17].McElroy则以宏观政策与社会责任为立足点，通过探讨如何采取宏观政策，如何履行社会责任等来遏制其带来的危害[18].
1.3.1.2国内研究方面。
（1）资源型经济转型所面临的问题的研究。
宋冬林和汤吉军依据沉淀成本理论，应用投资模型，分析了资源型城市转型遇到的问题和困难[19].董锁成和李泽红提出了资源型城市在转型中所面临的经济、社会和资源等方面的问题：产业结构单一，经济发展模式粗放，产业效益低下；民生问题突出，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生态环境破化严重，资源利用率低等[20].陈德敏以产业在城市中的分配视角，分析了资源型城市中要素的分配机制，揭示了资源型城市发展的问题和矛盾[21].郭丕斌、周喜君和李丹等分析了煤炭型城市在经济转型中遇到的困境，并从能源技术创新提出了走出困境的出路[22].
（2）资源型经济转型的模式选择的研究。
徐君以熵理论为指导，对资源型城市的演化机理、转型的熵机理、转型中的产业四限格屏幕优选模型、产业演替非线性藕合嵌套模型及结构负熵进行了富有创新性的理论和实证研究[23].张汝根分析了国内外资源型城市的成功转型案例，总结了资源型经济转型的经验，提出我国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要遵循的一般模式[24].祁泉淞总结出资源型城市转型的一般模式：必须要逐渐淘汰落后的能源产业，转而发展新兴的接续替代产业[25].李尔彬提出了林业资源型城市转型的三种发展模式：一是替代原有的林业产业，二是延伸以循环经济为主的产业，三是发展以森林旅游等地区特色产业[26].王亮分析得出，资源型地区产业转型，要着重分析当地的地理信息、人口情况、内外环境和发展优势，针对性的优化产业结构，提升区域转型的效率[27].马克选取资源型经济生命周期下的枯竭型城市作为研究对象，总结了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的经验和教训[28].
杨眉指出要按资源型经济的生命周期，遵循资源型地区发展的客观规律，分布推进资源性地区的产业转型和结构调整[29].郭志仪和石瑾依据资源型经济的生命周期理论，提出资源型城市会经历资源成长期、资源成熟期、资源衰退期，最后实现转型进入资源再生期[30].于重阳、金田林和岳利萍以人才支撑、技术支撑和政策支撑，构建了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的制度体系[31].
（3）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的评价研究现状。
随着资源型地区陆续进入资源枯竭期，资源型地区面临"资源诅咒"的问题，国内学者对资源型地地区经济转型的评价研究愈发深入。吴冠岑、刘友兆和付光辉以资源型城市的经济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对我国资源型城市的经济、资源、社会、环境四个系统的发展情况进行了评价和分析[32].李琰和李红霞对国内某煤炭型资源型城市转型前后的情况进行对比，确立了社会、经济和环境三个准则层，构建了资源型城市转型效果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层次分析法对该资源型城市的转型效果进行了评价[33].程嘉怡以资源型城市的政策是否有效为评价标准，设计出评估资源型城市居民生活水平和经济发展程度的指标[34].樊正强和李奇从科技、政策、制度、管理四个维度分析了我国资源型城市的经济转型效果[35].陈云萍基于层次分析法，对资源型城市政府实施经济转型的公共政策所发挥的效用进行了评估[36].车晓翠和张平宇总结了国内学者关于资源型经济转型绩效评估的相关理论，构建了以经济、环境、资源和社会四个维度的经济转型绩效评估体系[37].邱松将资源型地区分为社会、经济和环境三个子系统，继而三个系统层面构建了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的指标体系，运用因子分析法对辽宁省阜新市的转型绩效进行了评价[38].高峰、范宪伟和王学定构建了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绩效评估的指标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对甘肃省金昌市和白银市两个资源型城市在经济、社会、环境和资源等四个层面的转型绩效进行了评价[39].孔微巍和王铁坤重点分析了公共政策在我国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中的作用，提出公共政策的评价应由权威的第三方机构来执行，建立规范的政策评价指标体系[40].
其他学者研究方面。李刚、李红和王汉斌选取索洛增长速度方程对技术创新推动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的科技进步率进行了实证分析[41].李竹梅与和红伟采用突变级数法从社会成熟度、环境成熟度、经济成熟度和技术成熟度 4 个方面对我国 18 个煤炭资源型地区的低碳经济转型成熟度进行实证分析[42].芮雪琴、李环耐和张欣建立了产业集群升级与区域产业转型指标体系，运用面板数据 VAR 的计量分析方法得出通过区域转型带动产业集群的升级，也可以通过产业集群升级来促进区域产业的转型[43].韩淑娟运用城市面板数据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研究资源禀赋在资源型地区推进人口城市化进程中的作用，得出矿产资源对资源型地区人口城市化起到了积极的促进影响，但资源丰裕度的不同决定了不同地区人口城市化动力结构和动力机制并不完全相同[44].
（4）关于山西资源型经济转型的研究现状。
国内对山西省资源型经济转型的研究起步较迟，学术成果尚未形成规范的体系。李玲娥提出山西要脱离"资源诅咒"的困境，必须实施资源型经济转型，调整现有的产业结构，淘汰落后的资源型产业，培育新兴高技术产业和新能源，建设具有山西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45].景普秋、孙毅和张丽华分析山西省在推进资源型经济过程中发生的区域效应，构建了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的政策体系，并以政策为指导提出山西省下一步转型的目标[46].商允忠和王华清从资源型经济转型的效率出发，运用 DEA 评价法从资源型投入和资源型产业角度，构建了资源型城市转型效率评价指标体系[47].任娟娟从经济、社会、环境和科技四个维度构建了资源型城市的转型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熵值法评估了山西省资源型经济转型的绩效，得出山西的转型绩效有待提升，处于资源型经济转型的初级阶段[48].
牛冲槐、赵秀花和樊燕萍分析了山西产业结构的发展现状，提出以自组织能力为山西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评判基准，重新确定煤层气产业、食品工业和网络产业为主导产业，为资源型地区转型模式提供了参考[49].刘耀龙和栗继祖提出作为典型的资源型地区，山西省宜优先发展文化旅游产业和生态旅游服务业以推动地区经济转型[50].张洪潮和王泽江运用系统动力学和模糊数学的原理构建了城市协调发展模型，并以山西省为例得到山西煤炭产业聚集度与煤炭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协调发展度[51].栗继祖和魏晓昕从经济新常态的主要特征和煤炭市场变化角度，对山西省煤矿、乡村和城镇的协调发展问题进行了分析[52].宋燕、陆凡婷和郭丽芳通过研究山西煤炭企业，探讨了资源型主导企业从产业转型与升级、人力资源改革、组织结构优化、科学管理和企业文化等方面进行转型改革的路径[53].杨华从科技创新人才供需矛盾角度提出山西省资源型经济转型的模式[54].
1.3.2 科技人才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内外学者关于科技人才的研究主要是从人力资本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人才开发与管理的理论研究、区域人才开发与管理的经济效应等几个角度进行的。
1.3.2.1 国外研究方面。
（1）人力资本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
国外学术界关于人力资本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存在两大观点：Lucas 认为人力资本直接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作用，他拓展了生产函数的要素内容，把人力资本投资作为生产要素来研究人力资本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55];Nelson 和 Phelps 则认为，人力资本并不直接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作用，而是通过人力资本的投资提升区域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从而间接影响区域经济发展[56].
在人力资本对区域经济发展间接作用的研究中，Mankiw 研究显示，跨国之间的收入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与区域人力资本的质量和数量休戚相关[57].Miller 研究表明，在中等收入国家，人力资本通过提高区域全要素生产率从而提高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和居民收入的增加，而在高收入国家，人力资本与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为负相关[58].Benhabib研究表明，通过人力资本投资，提升区域的技术水平进而间接影响区域经济发展[59].
Appleton 对非洲人力资本的形成及其对经济增长和福利的影响进行了概述，得出人力资本与区域经济增长和福利密切正相关[60].
人力资本存在质量、数量和类型等方面的差异。Romer 从物质生产和知识生产两个层面区分了人力资本[61].Castello 在对经济增长的分析中得出，人力资本存在一定的结构[62].Aiyar 通过研究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水平下的经济发展状况，发现虽然三种层次的人力资本均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但是不同层次的教育水平对经济的影响存在差异，表现为高等教育水平对经济的正向作用显著大于中低等教育水平[63].Jonse 研究了人力资本的数量、质量和结构性指标，得出人力资本结构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更大[64].
Vandenbussche 研究发现，在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本对区域生产率和经济发展有较强的促进作用，而普通教育水平下的影响作用较弱[65].以上研究表明，人力资本的结构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此外，Cheng 发现人力资本的平均分布会导致经济低增大，而对有重点地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则可以得到经济高产出[66].
（2）区域人才开发与管理的经济效应。
Owoeye 采用协整与误差修正技术对尼日利亚社会医疗、教育支出和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因果关系和方向进行了实证分析，建议政府应该重视教育在财政支出的比重，它会影响公民的福利和经济状况[67].Mclean 提出不断增长的人才潜力和对知识和信息的需求提高了韩国整个国家的人力资源水平[68].Tamura 开发了在人力资本投资不确定性条件下的一般均衡模型，对世界劳动力供需进行预测研究[69].Young 和 Gary 提出区域战略性人才开发产业是一个有增长潜力的新兴重点发展行业[70].Schultz 研究了健康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得出结论，第一，"健康生产函数"能够区分人们的生活、预期寿命和健康状况之间的联系；第二，健康人力资源和经济生产力、幸福生活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71].Kumar 通过对比印度东北部和美国人力资源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差异，得出人力资源是任何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劳动人口质量加速了经济活动的发展[72].Robert 利用微观经济学中的农场级别的数据，研究发现劳动力对区域经济增长与部门重新分配有重要作用，劳动力投入农业以每年 5%的速度下降，农业 TFP 增长 6.5%[73].Khan 运用 1750-1930 年英国工业化时期的面板数据，研究了知识和人力资本对英国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贡献度[74].
1.3.2.2 国内研究方面。
（1）人才开发与管理的理论研究。
季文和申屠平从开放型经济条件下区域经济发展出现的新特点出发，研究了区域人才开发的新特点，包括区域人才需求的链条化和区域人才流动的柔性化[75].贺秋硕以系统学为理论基础，分析了区域人才开发与管理系统的要素构成和功能，建立了基于"协调度、有效度、实现度"三维度的区域人才开发和管理系统，明确概念模型，并构建出区域人才开发与管理评价指标体系及模糊综合评价模型，为区域人才开发与管理的评价奠定了理论基础[76].周银珍和鲁耀斌从系统论和制度创新的角度出发，通过分析区域人才管理的基本情况，根据区域经济发展的目标和对区域人才的需求，结合区域人才供给的情况，优化区域人才的配置[77].曾湘泉和周禹从个体、组织、区域三个层面构建了创新系统中的人力资源管理机制[78].蒋建武基于组织战略人力资源管理和绩效管理理论，得出通过战略人力资源管理可以大幅度提升组织的绩效水平，并以此构建了二者关系之间的整合模型[79].崔永林，杨桢和吴铁君等对区域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的规划、开发和配置进行了研究，并归纳得到区域人力资源管理的一般范式[80].
（2）区域人才开发与管理的经济效应区域人才开发与管理的经济效应是我国学术界研究的重点和难点。朱国宏运用了劳动投入分解法测度了国内外人力资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得出我国人力资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与发达国家的贡献程度差距明显[81].周天勇计算了初等、中等和高等不同教育水平下劳动者的等值资本价值量[82].蔡昉和王德文分析了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下人力资源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得出人力资本的质量而不是数量起关键作用[83].萧鸣政研究发现，我国的经济发展决定于自然资源、经济资源和人力资源三者的发展，经济可持续发展需要三者协同发展，其中，人力资源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占据主导地位[84].赵曙明研究得出，人力资源是劳动者生产能力的表示，包含数量、质量和结构等概念，人力资源对国民经济的增长具有重要作用[85].张丹武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构建了人力资源配置与经济结构协调度评价模型[86].王顺林和陈一芳研究发现，区域经济增长如果不与外界发生能力交换，经济发展的效益将会逐渐递减，想要改变这种趋势，必须以人才驱动力为支撑[87].高永惠和陶同分析了广西省产业结构与人才配置的关系，得出区域人才配置与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具有紧密的联系，应通过人才配置实现区域的经济发展战略[88].常东坡将战略人力资源作为生产要素纳入区域增长模型研究得出，战略人力资源管理对区域经济发展有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并建立了评估战略人力资源价值的定量模型[89].李忠民研究发现，人才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取决于两方面：一是区域人才的存量和质量，二是人力利用率的大小[90].赵灵芝以河南省为研究对象，运用异质性理论，对河南省的人力资源开发情况进行分析，并以拓展的柯布-道格拉斯函数计量分析了河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91].韩飞构建了"人才-产业"动态复合系统评价指标体系，基于 DEA 模型评价了山西省人才与产业的协调度[92].
1.3.3 科技人才与资源型经济转型关系国内外研究现状。
1.3.3.1 国外研究方面。
Griffin 分析了哈萨克斯坦的转型发展战略，并提出发展对民众的教育和培训以应对贫困[93].Buck 采用结构方程建模方法对转型经济下的乌克兰工业企业的人才效用进行了研究[94].Zupan 研究了人才战略对欧洲经济转型的作用，通过分析斯洛文尼亚人才管理的现状，开发了战略人力资源功能概念模型，强调构筑人才竞争力是区域经济转型的关键[95].Vovkanych 分析了乌克兰转型期下的人才发展前景问题，确定人才的潜力，开展区际和国际比较，建议开发人才的潜力是乌克兰国家经济发展的最佳实践[96].Furuoka系统分析了经济过程发展中关键人才和物力资源之间的交互过程以及这些生产资源如何共同决定经济发展的动态过程[97].Nkogbu 通过结构化面试研究了以人力资本发展促进尼日利亚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机制，结果表明，人力资本的发展对经济转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98].
1.3.3.2 国内研究方面。
哈尔滨理工大学丁哲新学派对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与人力资源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基础理论方面，丁哲新和傅毓维明确了资源型城市和绩效管理的内涵，归纳出资源型城市人力资源绩效管理的内容和特点，并提出以垂直、水平和交叉战略组合打造资源型城市的高绩效人力资源工作体系[99].评价系统方面，丁哲新以我国资源型城市及其人力资源绩效管理的研究现状为出发点，构建我国资源型城市人力资源绩效管理框架，并设计我国资源型城市人力资源绩效管理的高绩效管理体系，据此构架我国资源型城市人力资源绩效管理绩效评价系统[100].对策建议方面，丁哲新通过对黑龙江省 13个资源型城市的人力资源绩效管理绩效的实证分析，得出我国资源型城市应该采用均衡型知识效益战略和持续型经济效益战略相结合的人力资源绩效管理战略，以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开发与资源型城市的经济可持续发展[101].
国内其他学者对科技人才与资源型经济转型的研究也颇具成果。张进新（2007）提出我国资源型城市的人才开发水平较低，人才的供给和需求匹配度差，资源型产业人才浪费现象严重，新兴产业的人才缺乏，并且人才对区域经济转型的支撑作用较弱[102].
宋喜兵分析了山东省淄博市城市人力资源开发对产业机构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得出人力资源开发支撑产业结构调整，同时产业结构调整又引导人力资源开发[103].蒋蕊在山西转型跨越发展背景下，构建了人才开发体系、人才储备体系和人才利用体系，并根据山西人才的实际状况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104].李君以石油型资源城市大庆为研究对象，剖析了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从城市转型方向、产业结构优化和人才体系建设等方面，提出了推进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的对策建议[105].盖佳敏以石油型资源城市山东省东营市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东营市在经济转型时期的现状，借鉴国外资源型城市的转型经验，提出以科技创新和人才才发展为核心的资源型城市转型模式[106].杨华和郭丽芳提出对资源型地区的人才结构进行优化是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的有效策略[107].张型双在界定资源型城市人力资源绩效内涵的基础上对其构成和特征进行分析，以耦合理论分析了资源型城市人力资源开发与绩效管理的过程与路径，并构建了资源型城市人力资源绩效开发的钻石模型[108].赵龙峰提出山西省要实现资源型经济转型，必须通过科技型人才聚集提升区域高技术产业的效益，并运用 TOPSIS 法和 DEA模型对山西省科技型人才聚集与高技术产业聚集的协调度进行了评估分析[109].袁长举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科技人才技术创新与资源型经济转型绩效之间的关系，发现山西省科技创新对资源型经济转型有明显的正向支撑作用[110].
1.3.4 国内外研究中的不足与展望。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详细阐述了资源型经济转型现象和科技人才的理论概念，并对二者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建立了科技人才支撑经济转型的体系结构，但以资源型地区实例为研究对象，对科技人才支撑经济转型的效用评价研究比较少。
关于山西省资源型经济转型的研究中，国内学者对山西资源型经济转型效益、效率进行了评价分析，并构建了支撑山西省经济转型的政策体系，但从科技人才对山西资源型经济转型的支撑效用研究的成果较少。
本文的着眼点在于，在肯定科技人才对资源型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社会发展重要支撑作用的基础上，分析科技人才的经济效用以及资源型经济转型的过程和路径，构建科技人才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支撑力评价指标体系，根据新常态经济的特点和国家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战略要求，优化指标体系，并以典型的资源型地区山西省为例，评估山西省科技人才对经济转型的实际支撑效用，运用因子分析法和回归方程对科技人才支撑的关键影响因子进行评价分析，以期进一步优化资源型经济的转型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