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运型号文化实施背景
（一）保障大运研制成功的客观需要
中航工业西飞以国产大型运输机研制为契机，开展型号文化建设，实施大运文化“七个一”工程，保障了型号研制的成功，也积累、提炼、升华了企业的精神财富。
图 1 中航工业西飞厂区
自主研制大型运输机，对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带动科学技术发展、增强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都具有重大意义。但是，大型运输机大量地采用了新材料、新工艺和新技术，涵盖了新材料研制、工装制造、零件加工、飞机装配和系统安装调试等关键制造技术领域，项目研制技术跨度大，需要牢牢把握技术创新的主动权，实现核心技术突破（见图 2）。
图 2 首飞
大运研制也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集成工程，管理难度前所未有。长期以来，我国飞机研制多采用“一所一厂”格局，飞机研制大致遵循分阶段的串行模式，大运研制打破了传统“一所一厂”的研制格局，采取大联合、大协作、大组织和大管控的大军团作战和整体协同机制，需要集中全行业资源协作研制，举全国之力。
但是，各制造商和供应商分布在不同地域，行政隶属关系不同，内部管理制度不一致，要在异地联合研制中实现集成管控，需要构建符合工程研制需要的技术和管理集成网络，构筑异地协同平台，保证研制进度和产品质量。
面对这种前所未有的挑战，培育和形成富有时代特征、航空特色的“大运文化”，提炼、升华大运精神，形成研制团队共有的行为模式和价值标准，对促进大运项目研制成功具有重要的精神引领和文化保障作用。同时，在大运研制过程中，从研制团队的领导干部到普通员工，肩负“航空报国、强军富民”的国家使命，激发现出这种奉献和拼搏的精神，也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培育、提炼、升华大运精神，使之成为整个中航工业乃至全国全民族的精神财富，能够为中航工业的腾飞贡献文化动力，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发展贡献精神力量。
（二）实践文化与管理融合的重要着力点
伴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兴起，管理科学理论从 19世纪末开始萌芽和发展，迄今已经有上百年的发展历史，经历了古典科学管理理论、行为科学理论、现代管理科学理论和文化管理理论四个阶段。文化管理理论开始于20 世纪 80 年代，强调“企业即人”，认为企业中人财物的管理应该是一个有机系统，人处于管理的中心和主导地位，强调通过企业精神、员工价值观的培育形成凝聚力和向心力，增强企业竞争力，因此也被称为柔性管理。
进入 21 世纪以来，彼得·德鲁克等管理学大师更是对文化管理做出了更深一步的解读，提出“管理是以文化为基础、植根于文化之中。”文化管理是企业管理理论发展的最高阶段，文化管理阶段也代表了企业管理的最高境界。
中航工业西飞是国内最早研究和建设企业文化的企业之一，早在 1988 年，就提炼了企业精神，创作了司旗和司歌，设计运用了企业司徽。2000 年 8 月，以质量文化建设为切入点，召开了企业文化建设全面启动大会，同时下发了《西飞公司企业文化建设三年规划》以及质量文化建设的专项计划。2008 年，《西飞纲领》正式颁布施行，中航工业西飞开始迈进文化管理的新领域。
2011 年开始，到 2012 年的两年时间，公司将自身文化实践与中航工业集团文化建设整体推进规划对接，逐步建立起了一套具有前瞻性与操作性的工作模式——“172模式”，推动文化建设与企业战略的融合，实施文化强企战略。“172 模式”包括以下主要内容：以一套完整的文化管理思想体系为核心，以文化教育等七个平台为依托，以子文化建设和企业文化建设考核为基本路径，全面成体系推进企业文化建设工程。
多年来，中航工业西飞依托文化建设的“172模式”，先后推进了型号文化、质量文化、民机文化等多项子文化建设，并且形成了包括“铸国防利剑，扬中华国威”型号文化在内的子文化理念体系。大运研制作为中国航空工业的跨越性科研项目，作为支撑中航工业西飞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柱型号，是企业科研工作的主线。同时，大运研制过程中呈现的新特点，如核心技术创新难度大、行业集成协作范围广的特点，也代表了未来我国航空装备研制的发展方向，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推进大运文化“七个一”工程，建设型号子文化，是中航工业西飞实践“172”文化建设模式、推动文化建设与型号研制相融合、文化与管理相融合、实践文化强企战略的重要着力点（见图 3）。
图 3 型号研制与文化强企战略相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