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国内外信息素养研究现状
分析一个学术问题的研究进展可以从最早研究、最新研究和经典文献 3 个关注点来进行。国内研究部分以 CNKI( 中国知网) 为例，在其“指数”模块中，以“信息素养”和同义词“信息素质”作为检索关键词进行查询，分别查询得到文献3 846 篇和4 094 篇。从图1 和图2 可以观察到学界对信息素养( 信息素质) 学术关注度的走势，从 2000 年开始稳步上升，2004 年以后学术成果递增幅度明显加大。
最早研究: 从中国知网的查询结果分析可知，信息素养最早的研究文献为熊扬华《浅议企业经营者市场信息素养 》，发表于1989 年《江西社会科学》杂志上。该文献作者认为，信息素养就是人们在实践中加工、传递和吸收利用信息的一种潜能，并提出了信息素养的 4 个内容层面，即信息意识、信息智力、信息意志、信息知识储备，提出了信息素养的雏形模型［1］。
经典文献: 经典文献是按文献的被引量指标来进行排名的，从信息素养和信息素质的被引指标可知，1989—2012 年，张倩苇的《信息素养与信息素养教育》，马海群《论信息素质教育》以被引量 446 次和 289 次分别占据经典文献前 2 位，体现了学界对两位作者的学术认同度( 图 3，图 4) 。
最新研究: 通过最新研究成果来了解特定主题的学科发展。
信息素养一直是图书情报领域关注的重要课题之一，国内外学者主要集中在信息素养的内涵、标准与培育、评价等方面展开相关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现归纳分析信息素养( 信息素质) 的主要研究方向或者学术关注点。
1． 1 信息素养的内涵研究
信息素养的概念最早出现于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图书馆开展的文献检索技能教育、用户教育都可以视为信息素养观念的萌芽形态，而这些最终也演化为信息素养。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经过近 20 年的研究和探讨，信息素养的概念基本清晰，也逐步趋于一致。进入 90 年代，因信息环境的变化以及网络的迅速发展，又加入一些新的元素和定义。
中外学者尽管从不同侧面对其进行构建和拓展，不断丰富着信息素养内涵，但关于信息素养的内涵一直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
Christina S． Doyle 将信息素养定义为从各种不同的信息来源获取、评估及使用信息的能力; Jeremy J．shapiro，Shelley K． Hughes 把信息素养看成一门从懂得如何使用计算机和存取信息延伸到批判性地思考信息自身的性质、技术基础结构、社会、文化甚至哲学背景和影响的新的人文科学［2］; Burnhein Ｒobert ，杨晓光等认为信息素养的内涵是一种识别信息需求、确定、评价和有效利用信息的能力［3，4］。
刘孝文、金胜勇等回溯 1995－2000 年间我国信息素养的研究，把信息素养内涵研究概括为要素说。一要素说，认为信息素养由一个方面组成，或认为其为人文素养的一部分，或把它概括为一种能力和技能; 二要素说，认为信息素养由两个方面组成，有人认为是信息知识和信息意识，有人认为是信息意识和信息能力; 三要素说，不断扩展信息素养内涵，认为其由 3 个方面组成，信息意识、信息道德、信息能力等不同组合;四要素说，不断完善信息素养的定义，开始从多种维度来定义信息素养，如信息处理、信息问题的解决和交流等［5］。还有学者将信息素养的内涵研究分为流派观，如能力观、学习观、工具观等，信息素养内涵能力观强调的是各种信息能力的培养; 学习观的核心是创新学习，而创新学习的前提是学会学习、终身学习; 工具观可以解释为对基本工具的操作能力［4］。
2003 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 资助召开的国际信息素养专家会议发表了布拉格宣言: 走向信息素养社会( THE PＲAGUE DECLAＲATION“TOWAＲDS AN INFOＲMATION LITEＲATE SOCIETY”) 。会议将信息素养定义为确定、查找、评估、组织和有效地生产、使用和交流信息来解决问题的能力并宣布信息素养是终身学习的一种基本人权。
自 1974 年 Paul Zurkowski 提出信息素养概念以来，尽管不同专家学者和机构( 美国图书馆协会，1989;Hannelore B． Ｒader，2002; 美国国家图书馆和信息科学委员会，2003; 王吉庆，1999; 钟志贤，2001; 孙平，曾晓牧，2005) 对其内涵的诠释百花齐放，没有统一的定义，但总的来看，其本质上是统一的，都强调信息素养是一种适应信息社会的基本能力，是一种判断并表达需要什么信息，如何去获取信息，如何去评价和有效利用所需信息的能力。
1． 2 信息素养评估研究
信息素养评价标准。为便于评价个人信息素养能力，指导信息素养教育实践，许多国家和机构相继建立了各自的信息素养标准，比较有代表性的有美国大学与研究图书馆协会( ACＲL) 在 2000 年提出的《高等教育信息素养评价标准》，澳大利亚与新西兰高校信息素养联合工作组( ANZIIL) 于 2004 年颁布的《澳大利亚与新西兰信息素养框架: 原则、标准及实践》，美国教育考试中心( ETS) 在 2008 提出的《信息与通信技术( ICT) 素养标准》等。国内在引进和评价国外信息素养评价标准的基础上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全国高校图工委组织部分专家在《北京地区高校信息素质能力指标体系》基础上于 2008 年 4 月制订的《高校大学生信息素质指标体系》( 讨论稿) 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一些专家和学者也积极开展相关研究，并取得了一些成果，如中国科学信息研究所张东等在其承担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中国国民信息素质教育研究项目中，将信息意识、信息能力和信息伦理定义为评价体系的一级指标; 杨林等建议根据人群类别分层次制定信息素养标准［6］; 刘美桃、钟志贤、孙建军等在评判性接受 ACＲL 的信息素质评价标准的基础上，认为应结合我国实际，加入信息意识等指标，并建议从 8 个方面制定信息素养标准［7－9］。
同时，国内外学者对还对学科信息素养标准进行了较多研究。2004 年美国大学与研究图书馆学会科学技术分委会制定了《科技信息素养标准》，于 2006 年发布了其修订版，ACＲL 还于 2006 年出台了《学科信息素养评价标准的内情报告》; 国内的学科信息素养标准研究成果多集中于医学领域。如 2004 年，张宁结合高校医学生信息能力的实际，构建了高校医学本科生信息能力评估指标体系的基本框架，其中包含 5 个一级指标和 16 个二级指标; 黄利辉等在其医学生信息素养评价相关研究成果中，己初步建立《医学生信息素养能力指标体系》，其中包括 7 个 1 级指标、19 个 2 级指标和 66 个 3 级指标; 何晓阳建立了基于信息行为过程的《医学本科生信息素养评价指标体系》基本框架，将信息素养研究视野从信息需求的确定向前推至信息意识的觉醒［10－12］。
1． 3 信息素养教育研究
从 1983 年美国信息学家霍顿提议教育部门开设信息素养课程至今，信息素养教育已经从一个信息学的专业领域逐渐延展到整个社会学领域，特别是在强调终身学习、终身教育的今天，信息素养，作为信息社会的一项基本技能越来越被重视并投入了更多的建设经费和关注目光。
国外的信息教育研究，以美国最为突出。研究美国的信息素养( 素质) 教育，发现有几个关键节点。
1983 年，霍顿( Horton) 提议教育部门开设信息素质课程。1990 年，美国成立“国家信息素质教育论坛”( The National Forumon Information Literacy，简称 NFIL) ; 1998 年，美国学校图书馆协会( AASL) 和教育通信和技术协会( AECT) 出版了《学生学习的信息素质标准》，对中小学学生的信息素质能力标准进行明确的规定;2000 年 1 月，美国大学和研究图书馆协会( ACＲL) 通过了《高等教育中信息素质能力标准》，包括 5 项标准和22 项操作说明，作为教师或图书馆员评估学生信息素质能力的一个指南。
另外，日本、英国等发达国家也非常重视信息素养教育。1998 年，英国议会通过了《1998 教育改革法案》，将“信息技术和信息检索”课列为中小学的公共基础课; 日本在 80 年代就在教育审议会中明确提出“适应信息化社会”的建设思想，并出台和制定了多项政策和措施以促进信息素养的全民化教育，如“百校联网工程”、“9 年行动计划”等。
在丰硕的信息素养教育研究成果中，有两类成果最为值得关注。一是美国信息素养教育的两个重要标准，学生学习的信息素养标准和高等教育信息素质标准。两个标准就如何开展信息素养培养，确定了一系列的目标和标准，确定了培养的概念框架和目标，现在为许多国家参考和借鉴。另外，创建了多种信息素养教育模式，如其中以在线信息素质教育模式、Big6 信息素养培养模式、馆员与教师协同教学模式和 PBL 信息素养培养模式的研究和实践最为深入。Big6 信息素养培养模式为成功破解信息教育问提供了 6 个技能方向: 确定任务、检索信息的策略、信息的检索和获取、信息的利用、集成和评价。
国内的信息素质教育研究和实践主要是围绕国外先进成果的本地化实践展开，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将信息素质教育活动的理论思考逐步转为信息素质教育实践的研究［13］。此处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信息素质教育研究的内容、措施和途径方面。
国家相关部门一直重视信息检索相关课程的发展。1984 年教育部下达的［84］教高—字 004 号文件“关于在高等学校开设〈文献检索与利用〉课的意见”; 1985 年再次下发 065 号文件“关于改进和发展文献课教学的几点意见”; 1992 年，前国家教委下发 044 号文件“高等学校文献检索课教学基本要求”; 2002 年，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主办的全国高校信息素质教育学术研讨会首次将文检课教学学术研讨会改名为“信息素质教育学术研讨会”，表明文献检索课教学已进入了新的阶段，发生了质的变化。
关于信息素养教育的内容，在本地化的过程中，许多学者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重点涉及有信息技术、文献检索、信息素养评价、信息素养标准等方面。总体说来，国内的信息素养教育研究的内容可归纳为三大板块: 信息能力教育、信息意识教育和信息道德教育( 王良成，2000) 。信息能力的教育更是其重中之重，在整个研究体系和课程设置结构中占据较大比重。信息道德和信息意识的教育虽然从理论上来说是在国内一开始就同信息能力教育一并被提及，但在很多学校的信息课程设置往往一小节不到，经常受到忽视。一个小的例子，在 CNKI 篇名检索点中用“信息能力”和“信息意识”、“信息道德”为关键词分别检索，得到的结果分别是 860，500，183 条。
王吉庆、韩毅、张倩苇等对信息素养教育的途径和措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们认为，信息素养教育对象不能局限于大学生，应该切实推广到中小学生，甚至全民; 教育的途径应多方面结合，信息技术学科教育、网络教学平台、信息环境的营造以及信息教育标准和评价工作的开展都将是促进信息素养全民教育开展的重要保证［14，16］。近年来，围绕信息共享空间的信息素养教育与服务方面的相关研究成为热点( 成俊颖，2008; 任树怀，2008; 谢俊贵，2009; 盛兴军，2010) 。此外，也有学者提出将媒介教育与信息素养教育相结合的思路( 阮海红，2010) 。总的来看，学者们针对信息素养相关问题的研究势头不减，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在国内信息教育理论和实践研究的过程中，发现也出现了一些不足之处:
( 1) 信息意识、信息能力、信息道德，三者共同构成信息素养教育基本内容，缺一不可。但在国内的实践中，过于强调信息能力，特别是计算机能力，而忽视信息意识和信息道德，这和“信息意识是根本，信息技能是关键，信息道德是保障”的国外信息素养教育综合体系是有些偏离的。
( 2) 信息技术能力不等于信息能力。这个误区经常发生在中小学和社会居民的信息培养工作中。信息技能是指获取信息、评鉴信息与利用信息过程的基本技能，是问题解决的重要组成内容，因而不是信息技术能代替的。
2 城市新市民信息素养相关研究
国内外学者对新市民( 国外多从新移民的角度) 的研究多从社会学、经济学等多种学科领域，分别从新市民生存空间变迁的生存状态、个体人力资源资本和社会资本的重组与转型、身份认同危机和身份重塑、风险保障机制、子女受教育、服务管理等维度对城市新市民展开较为深入的研究( 郑松泰，2010; 刘传江，2008;黄晓燕，2010; 悦中山，2011; 张文宏，2008; Elisa Montaruli，2011) ，成果呈现多学科视角互动交叉、多层次的格局。这些研究成果对于认识新市民问题的本质特征和内在联系提供了多角度的认识视野，为实现城市社会融合问题的深化研究和解决对策提供了宝贵的理论基础。但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却鲜见基于信息化社会大环境下新市民的信息素养及其促进模式的相关研究。
在国外，由于大多数国家不存在二元结构的户籍制度，城市新市民与城市新移民的概念是基本等同的，相关研究多从社会经济因素、文化距离因素和社会支持因素等结构性因素的视角研究影响新市民社会适应性问题( Ward ＆ Kennedy，1994; 广田康生，2005; Agneessens，2006) ，也有一些学者关注移民时间与经历因素、人格和心理因素等个体性影响因素的研究。
在研究过程中，比较关注美国特别是美国图书馆对新移民的信息教育和服务。众所周知，美国是个移民国家，美国文化的发展历史就是移民间各种异质文化不断渗透交融的历史。因此，研究美国的新移民信息素养教育对我国城乡间的移民流动融合研究具有较大的参考意义。
美国图书馆关注移民信息培养和教育可以说有近 100 年的历史，至今收藏有丰富的移民信息资源，如有几十年历史的着述、政府出版物以及一些特色馆藏，包括一些手稿、报纸和杂志。个人认为其在信息培养和服务的过程中有几点是非常值得借鉴的［17，18］:
( 1) 对新移民进行分阶段提供不同的信息培训和教育。无论国与国之间流动的移民还是国内流动的移民，到达一个新的环境，必然要经过定居、适应、同化的过程。所以，新移民最初的信息需求一定是基于生存压力来考虑的，需要的信息通常是与职业、工资、生活费用、语言指导以及当地的法律相关的信息。因此，图书馆最初往往与教师、社工和慈善组织一起为移民提供语言培训，并且制作一些不同语种的移民指南供移民参考使用，这些册子中有对美国方方面面的介绍，包括在美国如何找寻工作以及旅游小贴士，学习英语的方法，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如何成为美国公民以及在日常生活中的其他建议等。
( 2) 量身打造非在校生的社会新移民信息培养模式。对非学生的社会移民来说，培训班等集中性的培训模式已经不适合其不固定的时间安排。因此，怎样吸引其主动走进图书馆接受信息是美国图书馆界很早就思考研讨的问题。他们采取的措施是引进很多移民者母语国家的文献来吸引其走进图书馆，等他们走进图书馆以后，再配置一些适合移民阅读的基本英语读本以及一些讲座来培育其信息获取习惯。
( 3) 近年来，美国图书馆特别是公共图书馆，不断与社区合作，联合开展一些活动以加强移民与美国本地居民的融合。如一些朗诵会、趣味活动、培训课以及就业指导。在这些活动中，不仅加强了新旧居民的融合，也在他们在相互渗透的过程中，获得了信息的渠道，并在相互交流过程中，学会了信息的发布、筛选、鉴别以及分享，这其实也是信息素养的培育过程。
3 问题和展望
国内外对信息素养的主流研究，从研究主体对象来看，大都以学生特别是大学生为对象，对已成年弱势群体等其他群体为对象的信息素养研究成果不多; 从研究的横向学科视野来看，目前国内信息素养研究还主要局限在图书情报学和教育学这两个学科领域内; 从研究的纵向视野来看，多层面的关联性研究和深层次的理论挖掘相对较少，缺乏对信息素养形成的底层机理、信息行为与信息素养相互作用机制的深入研究。对这些研究的深入和拓展，将会更深入了解特定群体的信息行为特征，并制定相应的对策和措施促进其信息素养的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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