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论文目录导航：
【题目】我国农村现代化发展问题研究
【1.1 1.2】农村现代化的兴起及其概念
【1.3】中国农村现代化文献综述
【2.1】农村现代化的主要内容
【2.2】农村现代化衡量指标及测度
【第三章】中国农村现代化之路的曲折探索
【第四章】当前农村现代化面临的问题
【第五章】中国农村现代化的三种模式
【结论/参考文献】我国农村跨越式发展探析结论与参考文献
第三章 中国农村现代化之路的曲折探索
一、 中国农村现代化的历史概述
从当前世界范围来看，现代化已经进入到了"二次现代化"的变革之中，即开始由工业文明转入知识文明的阶段。然而回到中国农村现代化的实际可以看到，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中国被迫卷入工业文明体系开始算起，我们中国农村现代化实际上一直在第一次现代化的阶段中挣扎，对于中国大多数农村，现代化一直是个进行时，现在远没有结束。只有极少数的中国发达地区的农村看到了第二次现代化的曙光。
如前文所述，现代化的历史是文明史，因此描述现代化历史的进程应该站在文明的高度，尽量避免单纯用政治事件描述历史问题，而应该抓住经济社会的特点，尤其是经济特点去描述才更加准确。按照不同阶段的经济特点，自 1840 年鸦片战争至今，农村现代化历史走过了 6 个时期，它们分别是：清末时期（1840-1912）农村现代化的萌芽、民国时期（1912-1937）农村现代化缓慢发展、战争时期（1937-1952）农村现代化停滞，计划经济时期（1952-1978）农村现代化曲折发展、双轨制时期（1978-1992）制度红利下农村经济的活跃，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1992-今）农村现代化的非均衡发展。
（一） 清末年间农村现代化的萌芽
清朝末年，两次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侵华、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等等一系列战争的失败给中国带来了的种种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英、美、日等资本主义经济势力也开始在闭关锁国多年的中国渗透。清政府在反侵略战争中屡遭失败，虽然屈辱，确客观上使中国沉睡了几百年封闭锁国的大门重新向世界打开，中国农村的现代化进程也由此起步。
首先，在土地制度方面，佃仆制衰微，永佃制发展，东北官有土地私有化。
在 1851 年太平天国运动兴起之前，清王朝的土地制度是以佃仆制为主的。所谓佃仆制是一种类似于农奴制的人身依附性很强的土地制度。在佃仆制下，佃农不仅要向地主交租，而且是地主的仆人，有明确的主仆身份，世世代代不可更改，需要为地主承担劳役，婚丧嫁娶、迁移需要地主同意，地主可以将土地与佃仆一起买卖，也可以把佃仆作为礼品送人。1851-1964 年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席卷了大半个中国，战争使得一部分佃仆制的地主或是逃亡或是死亡，农民数量锐减，地多人少，不少土地呈现荒废状态。为鼓励开荒增加国家税收，晚清政府出台了一系列规定："凡客民垦出的土地，已有原主的认回，并且已确定租佃关系的，一概照旧，客佃不得抗欠；凡客民垦出的土地已有原主认占，双方争办不下的，由客民出钱向原主价买，作为客民世业。""三年后无业主来认，准垦种各户作为己业过户完粮。"战后，不少农民通过这一途径取得"永佃权",或者重新拥有土地，成为小土地所有者。除此之外，清末东北的大量官有土地，包括围场、牧场和官地开始有农民私垦，并且逐步得到官方承认。这使得东北地区逐渐成为新的农业基地。佃仆制衰微，永佃制发展，有利于破除原有的人身依附关系，使农民成为市场主体，从而加速了现代化进程；而官有土地的私有化是近代东北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
第二，中国农村的自然经济结构在帝国主义工业化浪潮下走向瓦解。19 世纪 40-60 年代，虽然中国的国门已开，但是中国农村"对于大工业的生产物提出了极顽强的反抗",传统的"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并未遭到工业品输出的破坏。但是进入 70 年代，随着更多的帝国主义国家进入工业革命时代，科技革命的深化，使得工业品的制造效率进一步提高，工业品尤其是棉纺织品的价格进一步下降，最终导致中国农村传统的自然经济的解体。例如，牛庄,1887 年洋纱每包（300 斤）卖价 57 两（白银），而同样重的一包土纱卖价却高达 87 两左右。
进口纱的价格偏低使得国内纺与织分离。由于土布结实耐穿，售价较低，在布料市场中还是很有竞争力，但是进口布的比重不断提高。1894 年，全国棉布消费总量中，进口布所占比重占比 14.1%.
总体来说，中国农村"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结构开始解体了。
第三，农业技术和农业管理初步探索。在思想启蒙和知识传播领域，19 世纪后期，一批有志之士开始关注农业振兴，提出了农村现代化的设想。例如，1894年孙中山先生在《上李鸿章书》中指出了振兴农业的三个要素：农业政府管理、农业科技教育和农业机械化；1896 年罗振玉在上海成立"农学会";1898 年"维新派"主张引进外国农业技术和农业知识，设立农工商总局，设立农学堂，组织农会和刊发农报等。第二，在实践领域，在 19 世纪中后期，一些地方开始引进外国农业机械、设立农业实验场。例如，上海的蚕育实验场、哈尔滨的农事实验场、北京的农工商部农业试验场。一些现代农业企业也开始设立，例如，江苏的通海垦牧公司、江浙渔业公司、黑龙江兴东公司等。总体来说，清末的农村现代化停留在农业技术和农业管理的探索初期，处于起步阶段。具体的发展情况见下表。
晚期的"永佃制",结果使农村土地日益集中，出现了单纯食利的地主阶级，多数农民依然一贫如洗。据 1927 年《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部土地委员会报告》（以下简称"土地委员会"）记载，当时占全国总人口 14%的地主，占有 62%的土地；占 18%的富农，占有 19%的土地；占 24%的中农，占有 13%的土地；占 44%的贫农，仅占 6%的土地。
具体数据见下表，全国土地占有情况百分比。私有制下的土地兼并与今日的国有制下的土地流转有本质区别，因为私有制下的土地兼并的目的不是为了集约化生产，而是通过多多兼并土地扩大对农民的剥削，以增加地租收入，土地仍然是佃农分散进行生产；而当今的土地流转，经营者是土地承包者，需要付给具有土地经营权的农民租金，具有比较高的成本，在压力之下土地承包者被迫集约生产、改善经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第三，农村经济与市场联系增强。随着工业发展，国内外市场的开放，农民的生产与市场的联系增强。就地区而言，东南省份农业产品的商品化率比较高，北方低。据统计，1921-1925 年，安徽怀远、宿县，河北平乡、盐山，河南新郑、开封，山西武乡、五台的农户所生产的农产品，自用部分平均占 56.5%,出售的占 43.5%.生活资料自给的部分占 73.3%,向市场购买的占 26.7%.而在安徽来安、芜湖，浙江镇海，福建连江，江苏江宁、武进的农户，生产的农产品自用的部分为 37.2%,出售的占 62.8%,生活资料平均 41.9%是向市场购买的。
第四，在农业现代化的其他实践方面，这一时期农村现代化有了有限的发展。
主要内容包括农业的机械化、化学化、科学化、企业化、农业合作社等。其中，机械和化肥才开始使用，但使用品种和范围都很有限。当时生产使用的农业机械主要是一些辅助性的改良农具，如割草机、脱粒机、碾米磨面等简单农具，而且多集中在苏南一带。化肥主要依靠进口，整体来看，每年中国进口化肥仅有 15-18吨,对国内农业进步来说可谓杯水车薪。而农业种子得到了大幅改良，引进甜菜、烟草、花生、番茄、洋葱等新品种，培育出"斯字棉 4 号"、"德字棉 531号"、"金大 26 号"小麦、"帽子头"籼稻等优良棉量品种。在 1937 年，江苏省，范旭东设立了中国首家化肥厂---永利硫酸铵厂。这一时期，农业经济在总体经济中所占比例出现了较明显的下降。
第五，在农村文化和农村治理领域，乡建运动蓬勃发展。20 世纪 20、30 年代中国大地战乱灾祸接踵而至，梁漱溟、晏阳初等怀着一种纯粹的人文精神的对中华民族的忧患意识，以民族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中的人文价值、道德情操为根据，又结合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民主思想，发起了轰轰烈烈的乡建运动。
乡建运动以山东邹平为试点，包括创办乡村建设研究院开始并以其为中心，推行教育改革、农村自治运动。通过乡农学校直至县学、省学、国学这种社会教育机构废除官僚主义政府，通过学校这种组织形式以及作为教师而与农民相联系的乡建干部，将政府机构与农民相联系，实现"政府学校化"和"社会学校化".
（三） 战争时期农村现代化停滞
进入 1937 年，中国农村的现代化进程被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打断，农村卷进了兵连祸结、战火连天的战乱时期。这一时期有主要的战争：反法西斯战争（1937.7-1945.9）、国共第二次内战时期（1946.8-1949.9）和抗美援朝战争（1950-1953）。总体来说，在这一阶段农村现代化是停滞和倒退的。
首先，战争对农业生产造成惊人的破坏。战争开始后，在敌占区大量的耕地被撂荒，农具、耕牛等家畜损失严重。1947 年，国民政府善后救济总署发布过几个主要省份农村在抗日战争中遭受的损失数据。按不完全统计数据，如下表 9.
战争期间，政府各种苛捐杂税增多，名目多至百余种，农民负担加重，大量农民破产。国民政府为了补充兵员，大量抓壮丁，1946 年 50 万人，1947 年 150 余万人，1948 年 100 余万人,使农村劳动力严重缺乏。
第二，总体上农民生活艰难。从全国整体上说，1937-1949 年期间，中国农民生活水平下降很多，经历了极为艰苦的时期。其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由于进行土地改革，加上适时调整税收政策，贫苦人的生活有所改善，其余大体维持现状，只有部分地主生活水平下降。例如陕甘宁边区的粮食产量，1938 年为 6.5 万吨，1943 年达到 9.2 万吨，而消耗量为 8.1 万吨，自给有余。
而在国统区，农民生活由于常年苛捐杂税，处于崩溃边缘，加之自然灾害，发生过严重的饥荒。1946 年，湖南饿死 300 多万人；1948 年两湖、两广、苏、浙、皖等十余省受灾，无家可归者在 2000 万以上。国统区经济的崩溃也加速了其政治的失败，1946 年国统区 16 个省发生农民起义，次年扩大到 17 个省。
（四） 计划经济时期农村现代化曲折发展
到 1952 年，就工农业总体产量而言，中国经济已经恢复到了 1936 年以来的最好水平。但是由于对如何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认识不清，加之在政治上犯了极左的错误，导致在这一时期，中国农村现代化发展走过了一段极为曲折的道路。
首先，1952-1956 年出现了农业合作化的冒进。农业合作化是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发展生产的经验中总结出来的一条经验，它分为互助组、初级社和高级社三个阶段。截止 1952 年底，参加互助组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 40%,同时办了 3634个初级社，没有高级社，总体处于合作化的开始阶段。1953 年，农业互助合作化运动出现冒进的倾向，表现为一味追求高级形式，忽视互助组，盲目提倡土地、农具共有，引起农民不满。因此，在 1955 年春，中共中央对农业合作化中的问题进行了整顿，在巩固已发展的 65 万个合作社的基础上，缩减了 2 万个农业初级社。但是，由于 1954 年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一五计划"开始实施，而随着工业化脚步的加快，农业跟不上工业发展的矛盾明显。据当时估算得出：1953到 1954 年度，国家需要掌控的目标粮食约为 700 多亿斤，除去农业税可获得275 亿斤粮食外，还需收购 431 亿斤才能实现目标（上年度实际收购 243 亿斤）；但仅靠市场收购的方式是无法实现目标的.对粮食、棉花、油料等统购统销政策面向的对象是农民，个体农民会抵抗，使收购工作很不好做。在短时间内对农业进行技术改造、提高农业产量是不可能的，于是寄希望于发展农业合作社解决这一矛盾。中共中央对于 1955 年春的反冒进措施，并缩减 2 万个初级社的做法，毛泽东非常不满。在 1955 年 7 月中共中央的一次会议上，他批评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等同志"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犯了右的错误。在 1955 年上半年，全国所有的农户中，参加互助组的占50.7%,初级社的占 14.2%,高级社的不到 1%;而到 1956 年底，全国参加农业合作社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 96.3%,其中高级社为 87.8%,农村在半年之内迅速完成了农业合作化。苏联完成农业合作化用时 17 年，经历了由初级到高级一个磨合的过程，而对于中国当时大多数地区用时仅仅半年，完成时采用了阶级斗争、群众运动的办法，违反了自愿原则，而且损害了农民利益，不仅土地报酬很低甚至取消报酬，一些地区出现了畜价狂跌、滥宰牲畜、乱伐树林的现象。1957-1958年，农村减少牲畜超过 1000 万头，十年后才恢复 1957 年的水平；1955-1956 年也是新中国历史上三次林木大砍伐，林木数量陡降的第一次。
第二，1956-1959 年，农村经济建设冒进思想达到高潮，开展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会运动。1956 年，以周恩来为首的国务院系统（包括陈云、李富春、李先念等）对经济上冒进的做法提出过批评意见，一直用"冒进"一词表示警醒，对此毛泽东持保留态度，周恩来总理似乎有所察觉。在 1957 年 6 月，第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周总理首次使用"采取了跃进的步骤"的提法，毛泽东身为赞赏。1957 年 11 月，毛泽东在莫斯科听到赫鲁晓夫说 15 年要超过美国，毛泽东说我们也可讲 15 年后赶上或超过英国。他专门从莫斯科打回电话说，以后不要再提反冒进了，搞社会主义就要冒一点。
1958 年 1 月，在杭州会议上，毛泽东对反冒进者提出了严厉批评。会上中央要求"中央两本账，地方两本账",使中央和地方计划指标层层加码。自此，浮夸风的开始兴起。
浮夸风造成生产"大跃进"的假象，各地农业生产不断"放卫星",全国各地刮起吹嘘的迷雾，使毛泽东自己看不清中国大地经济的实际情况。1959 年 11 月他设想过"到 1973 年，争取全国现有供地面积十八亿亩中，每年播种面积六亿亩左右，以另一个六亿亩左右的耕地休闲和种植绿肥，其余六亿亩左右的耕地种树种草，使整个农村园林化".浮夸风后共产风也随之兴起，1958 年 8 月北戴河会议，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到 10 月底，全国共建有人民公社 265000 多个，占总农户的 99.1%,基本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伴随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浪潮的还有大炼钢铁运动。1958 年 8 月的北戴河会议还通过了《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 1070 万吨钢而奋斗》的公报，全国各地不管从事何种行业，"以钢为纲",对农业生产力造成了巨大破坏，也为接下来的全国性的饥荒设下了伏笔。
在此期间，伴随反右倾扩大化的是毛泽东对当前社会矛盾的认识发生了变化。1956 年 9 月，中共八大提出了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而在 1957 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前，毛泽东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的主要矛盾。"这最终导致 1958 年 5 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作出改变八大决议的正式结论。
第三，1959-1961,农村发生全国性的饥荒。大跃进的严重后果在 1959 年的春天就已经显现出来，城市粮食和日用品开始发生供给紧张。而 1959 年 7 月，中共中央在召开的庐山会议本来是对大跃进出现的问题进行反思的"纠左"的会议，结果由于毛泽东的个人专断，会议由"纠左"继续"反右",变为"继续跃进"使经济形势更加严峻。在此期间，由于经济建设战略的问题，加之自然灾害的原因，农村人口非正常死亡严重。有资料显示：1958 年到 1960 年三年期间，城市人口死亡率从 9.9‰上升到 13.2‰，三年时间仅上升了 4.4 个千分点，增幅约为 4.9%;但同期农村人口的死亡率却由 12.15‰上升至 28.26‰，上升近16.11 个千分点，增幅高达 12.82%.在此期间，中国人口减少 1348 万人，出现负增长。而 1949-1958 年，人口人均增长率为 2.2%,按此增长率，1959-1961年中国少增加的人口达 4587 万人。
第四，1961-1966,农村经济政策的全面调整。从 1960 年 11 月 ,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示信》为标志，农村政策开始调整。1961年 1 月 ,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按照农、轻、重的顺序编制国民计划。随后出台一系列政策，取消了农民普遍反感的供给制和公共食堂；为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把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小队；减少粮食收购，提高收购价格；让被抽调在社队工业企业上班的农民重返农村，并动员城市人口下乡（知青下乡）；加大对农业投资力度，兴修水利基础设施、推广良种、化肥、农业机械等。通过政策调整，农村经济开始恢复。
在此期间，农村开始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一开始在农村中是"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后期在城乡中表现为"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这一运动一开展就出现了打击面过宽的问题，不少农民受到了体罚，有的逃跑甚至自杀。在社会现有条件下农村阶级不存在的情况下，"四清运动"让农民子女第二代、第三代继承阶级成分的做法，使农村阶级关系混乱。对"四清运动",刘少奇认为这是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交织,刘少奇与毛泽东发生了严重分歧，最终在"文化大革命"中两人的矛盾白热化。
第五，1966-1976 文化大革命十年农业徘徊发展。1966 年 12 月，林彪主持发布《关于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提出要把"四清"运动纳入到文化大革命中，重点整治党内小部分走资派。指示下达以后，文革"极左"思想泛滥，农村生产生活受到一定干扰。例如，1962 年，《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修正草案》
中就曾规定：要按劳动质量对生产队社员劳动进行计酬，实行劳动定额管理，避免平均主义。"而这被批判为"物质刺激""工分挂帅",文革后工分不分悬殊，导致劳动出工不出力，平均主义严重。伴随的"极左"做法还有，收回自留地，限制副业养殖、农贸集市等。
伴随文革的还有"农业学大寨运动".大寨大队地处山西省昔阳县的山区，从 50 年代到 60 年代初，大寨人凭着自身的力量一点一点在山区平整土地、改良土壤，使粮食产量逐年上升，1963 年遭遇洪灾的情况下仍然取得了大丰收。1964年，毛泽东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大寨经验和大寨精神是值得肯定和学习的，但文革开始后，"农业学大寨"成了推行"极左"路线的样板，斗阶级敌人，斗资本主义，"斗私批修".
文革期间，上山下乡运动进入另一个高潮。文革期间，由于工厂停工、学校罢课、大学停止招生，城市中 2000 多万知识青年就业成为一大问题。从一开始中央鼓励和号召城市青年就业"四个面向",即面向农村、边疆、工矿、基层，到 1968 年 12 月 22 日，"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最高指示，上山下乡运动达到高潮，仅 1969 年开始两个月就有 155.6 万人下乡落户.
在文革期间，相对于城市，农村受到的"极左"影响有限，农村政权相对稳定，农民生活相对平静。农产品总量在波动中增长。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67-1978年，每年的农业生产总值与上年相比情况分别是 1.6%,-2.5%,1.1%,11.5%,3.1%,-0.2%,8.4%,4.2%,4.6%,2.5%,1.7%,9.0%如下表。但是在"以粮为纲"的指示下，农村居民的粮食虽然增多了，但是农副产品仍然短缺。随着人口的膨胀，农民的总体生活水平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农民依然贫困。
（五） 双轨制时期制度红利下农村经济的活跃。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从此计划经济体制开始慢慢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这一阶段经济特征最明显的就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行。在此期间，农村经济由于受到家庭联产责任制的推广，释放出了制度红利，经济活跃。
1978 年 11 月 ,安徽省部分地区旱情严重，小岗村生产队率先恢复包产到组、包产到户的形式，1979 年秋天，小岗村粮食产量 66 吨，相当于 5 年粮食产量的总和。1980 年邓小平同志在一次重要讲话中肯定了小岗村包产到户的做法，1982 年 1 月 1 日，中国共产党史上的第一个关于农村工作的 1 号文件出台，明确包产到户、包产到组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是农村经济活跃起来。据国家统计局统计，从 1978 年到 1984 年粮食产量由 1978 年的 3.05 亿吨增长到 1984 年的 4.07 亿吨，农民的收入水平也上涨了2.69 倍。计量研究的结果也表明，从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中期，农业生产得到了高速增长的最主要原因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其贡献率为 46.89%,远高于收购价提高、农业技术提高等因素。
农村经济形势的改革催生了农村政治体制的变革。1979 年 8 月，四川广汉县开始人民公社的改革试点，到 1984 年底 28 个省、市、自治区完成建乡工作，"人民公社"从此成为历史名词。
（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农村现代化的非均衡发展。
计划为主市场为辅还是市场为主计划为辅的争论在20世纪80年代一直争论不休，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中国社会主义的前进方向也不明朗。直到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人们的思想才开始解放。1992 年 10 月 12 日，江泽民同志在十四大上宣布，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正式成为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方向。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推进，我国农村现代化发展出现了非均衡的特征，差距拉大。具体表现为城乡差距拉大和区域差距加大。
城乡差距拉大表现为收入、社会保障、教育等各个方面，其中基础性的是收入差距。中国城乡的收入比由 1985 年的 2.1 上升至 2009 年的 3.3,上升幅度超过 50%.而且农民的收入一部分要用作生产性投资，而城市居民享有不同程度的社会福利，如果将此两项计算在内，中国城乡的收入差距会更大。区域差距表现为东、中、西农村现代化水平递减。总体来说，东部好于中部，中部好于西部，内陆好于沿海。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模式就是由"点"及"面",由"面"及"带"的推进。这一模式加速了农村区域发展不均衡的程度。改革开放初，仅仅开放的是东南沿海几个城市，后来拓展到十四个沿海城市，这样就市东部农村地区较早的享受到改革开放和城市化的福利，现代化的程度也高一些，相对来说，中西部的农村发展就会落后。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增多，外出务工人员增多，外出打工的农民工不仅增加了农民收入而且拓展了农民工的视野，使一部分农民熟悉了现代的生活方式，初步具备了现代人思想，部分农民工成为返乡创业的生力军。根据对分布在 100 多个劳务输出示范县的 301 个村的抽样调查，回乡创业的农民工占回流农民工的 16.06%.
农民工出现促进了中西部农村的现代化进程，随着党中央的政策逐渐向"三农"倾斜，农村现代化非均衡发展的问题将会逐渐缓解以致解决。
二、历史经验与教训
中国农村现代化自鸦片战争以来走过了一条起起伏伏的道路，历尽曲折。其中有萌芽，有缓慢发展，有停滞，有曲折发展，也有快速发展，这些都是常见的历史现象。"以史为鉴",回顾历史是为了总结经验教训，以便在今后的中国农村现代化道路上顺利前进。经验教训有几下几点。
首先，和平和稳定是现代化发展的前提，现代化必须要保证和平稳定的国内外发展环境。回顾一百六十多年来的农村现代化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不论是在 1937-1949 年战争时期，还是在清末、民国期间，断断续续的军阀混战、国共战争时期，现代化不可能有真正的大发展，甚至只有倒退。当今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杂的国际局势，随着国力强盛，与大国之间，与周边小国之间的摩擦不断。有很多"自信"的国民甚至有部分学者，在网络和出版物中谈及战争的言论，这是极度危险的想法。在穷尽所有的和平手段之前，绝不能轻易发动战争。从国内来说，在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应该密切注意人民群众在政治上、精神上的各种诉求，用恰当的方式予以满足。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一大法宝，在新时期新阶段更应该扎实的走好群众路线，因为唯有如此，国内社会才会稳定，农村才会有现代化可言。
第二，重视现代化理论研究，更要在实践中检验理论。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个长期困扰中国历代共产党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在建国初期，第一代党中央领导人没有对此进行过深入研究，想当然的就以模仿苏联模式作为发展社会主义的选项。毛泽东甚至按照自己的理论和自己的意志把中国变成了"共产主义社会",完全忽视了理论研究，更忽视了解决在实践中的各种问题。我们不可否认第一代领导人具有的那种共产主义理想和情怀，也不能以现在的历史结果来批判当时的选择。然而，当整个国家命运掌握在一部分人，甚至一个人手里的时候，在制定关乎全国数亿人口的决策时，难道不应该先进行充分的理论论证，在经过小区域的实践检验吗？如果在实践中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则更应该认真进行理论研究和实践反复检验，找出问题根源。
第三，尊重国情，走适合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在当下就是坚持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之所以中国现代化发展走了曲折的道路，重要一个原因就是没有尊重国情，导致路线的错误。在 1952 年，制定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之后，中国走的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斯大林模式".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模式不符合亚当斯密比较优势的理论，也与中国的比较优势不符。因为当时中国缺乏资金、技术，被美国封锁，之后与苏联关系恶化，也不可能有外国资本的投资，只能建立统购统销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工农业产品的 "剪刀差"为工业化换取资金。而这一计划经济体制虽然短期有效但是长期来看，如不及时调整后患无穷。就是在这以体制的长期作用下，由收入制度、福利制度、户籍制度等等构成的中国城乡二元体制才会形成，而且深深影响着现今的农村现代化进程。
尊重国情走适合自己的路的另一个方面的含义就是要善于学习，但不是邯郸学步。回顾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正是我们看到了中国与欧美国家的差距，看到了先进生产力带来的富裕的生活，才产生了学习西方的想法，并抵住极"左"思想的逆流，排除万难，改革开放。然而，我们并不是把西方所有的制度照搬，而是坚持党的领导方法，把政治稳定放在首要位置，经济改革深入推进，政治改革稳抓稳打，才让中国这艘大船驶过了"苏东剧变""颜色革命""阿拉伯之春"等等险滩、恶流，不至于使中国 960 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十几亿人口陷入四分五裂内耗和斗争之中。
第四，在解决实际问题中倒逼改革，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主探索过程中的一条宝贵经验。改革一般来说都是现有设计后再推行，但是这种方法容易犯主观臆断的错误，尤其是在民主制度并不完善的前提下还有可能将亿万人民推向灾难的深渊。我们看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会运动、文化大革命都是如此。因此，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应该高度重视总结执政过程中解决实际问题的经验，因为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总结出的经验往往更会有针对性、甚至"一针见血",由此推进的改革至少不会走偏。回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国企改革现在走上混合所有制的发展轨道都是在反反复复解决实际问题中总结经验的结果。
如今我国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其"特色"的含义之一就是不盲从任何模式或者经验，也不带着"主义"的眼镜看待任何事物和现象，尊重本国的国情，尊重客观实际，尊重历史潮流。今后的改革方向更是如此，不激进、不冒进，不盲目否定自己，而是要以问题为导向，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不断改革，让历史的潮流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稳稳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