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马克思恩格斯宗教观与西方现代宗教理解的关系
要全面的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宗教观，要从更广阔的理论视域，考察马克思恩格斯宗教观和其他类型的宗教解释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加深对宗教的全面理解。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宗教观与西方现代宗教理解的比较基础
一、比较的可能性
比较的可能性，主要是基于宗教本身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复杂性，多元性，而比较的目的是达到一种视野的交融和补充。宗教是人对于超越者的回应，其内涵及其丰富多元，既有宗教外在存在形式，也包括人的内在超越建构和感性生命体验。不同宗教观的形成既有各自不同的历史条件，而又互为补充，共同连接成宗教学发展史和人类的文明发展史的基本路径。
从西方宗教研究的基本历史来说，宗教研究摆脱神学和哲学而成为独立的宗教学经历了长期的过程。15 世纪文艺复兴的结果是形成了人文主义，16 世纪产生了布鲁诺、斯宾诺莎的泛神论，17 世纪自然科学的巨大进步催生了机械唯物主义和无神论，18 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形成了彻底否定上帝的战斗无神论，19世纪德国青年黑格尔学派用历史研究方法解读福音书，费尔巴哈提出人本学唯物主义宗教观。马克思恩格斯宗教观是人类理性逐渐占据神学领地的结果，同时也为宗教学的创立提供了可选择的解释方法。
随着 19 世纪原始宗教的研究资料不断增多，学者们越来越能通过观察-分析的方法而非推理-想象的方法去考察宗教的产生根源与发展方向。生物进化论和社会进化思想共同导致了“宗教进化论”的产生。人们逐渐倾向认为宗教并非天启，而是有一个历史上发生、发展的过程。
可以说，宗教学是启蒙思想的产物，比较宗教学主要是一种宗教研究的方法。
“比较宗教学要求对世界上各种宗教持一种理智性的态度，用历史的、批判的、比较的方法对宗教进行研究和考察，但这并不意味着持这种态度和方法的学者在世界观和宗教观上持同一立场。”
①所以，人们不再仅仅用单一的、绝对的、带有预设价值判断的立场看待马克思恩格斯宗教观和西方宗教理解的历史与当代，当政治意识形态不再是宗教研究的唯一标尺，而只是理解宗教和社会之间关系的一个维度时，马克思恩格斯宗教观和西方宗教理解之间的比较是可行的。
二、需要比较的原因
马克思主义是 1949 年以后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这导致了中国人对于宗教的理解有很长的时间具有政治属性，使得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宗教学研究中，亟待引进西方重要学术成果，扩充宗教理解的视野。
考察马克思恩格斯宗教观和西方现代宗教理解之间的关系，必须了解西方宗教学的发展脉络。美籍德国学者乔其姆·瓦哈将宗教学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宗教学脱离神学和哲学的独立阶段，代表人物麦克斯·缪勒用语言学的方法研究宗教。第二，实证研究阶段，学者们用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方法考察宗教的本质和价值，建立了各种不同的宗教演化体系。第三，第二次世界大战至今，学者对终极实在和非理性因素的强调，使宗教神学在宗教学发展中重新获得地位，这一阶段也是对上一阶段宗教研究过度分工和过度强调实证的反弹。
上述对宗教学发展脉络的总结可以看出人类的宗教观念和宗教认知是不断波动的，有的学者企图建立宗教学的元理论，也有的学者专注于对宗教的某一具体问题的解释。在理性主义的框架下，没有一种理论永远正确，每一种新的理论都是在批判继承前人的研究基础上推进人类对于宗教的理解。所以说，为了加深对宗教的认识，将西方现代宗教理解和马克思恩格斯宗教观进行比较是有必要的。
三、比较的基本方式
比较的关键是汲取与马克思主义不同的关于宗教的解释，特别是从文化上，从人的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信仰的需要上，从人性上，从人的非理性的心灵需要的角度上去领悟和理解宗教。
马克思恩格斯宗教观形成于 19 世纪中期，在当时，宗教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尚未建立，马克思恩格斯宗教观没有办法和宗教学理论体系做到一一对应。从宏观上说，二者的论述角度有一定程度的重合，比如二者都致力于对宗教的本质、根源、演化过程和功能做出解释；从中观上说，马克思恩格斯宗教观对于宗教的解释不可能面面俱到，它主要集中于宗教和人与人的关系这个问题，即宗教与社会的关系层面；从微观上说，西方宗教学学者们可能在某一问题，某一方面吸收了马克思恩格斯宗教观的基本理念，并做出进一步的解释。
在西方现代宗教理解的不断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与马克思恩格斯宗教观不一致的部分，其或者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宗教观的批判，或者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宗教观的超越，这些部分构成了西方现代宗教理解的特征，是加深对于当今时代的宗教认识的重要源泉。
第二节 马克思恩格斯宗教观与西方现代宗教理解的关系
一、何为西方现代宗教理解
要定义“西方现代宗教理解”,需要首先对现代和现代性有所了解。现代是一个时间概念，在思维方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等方面与古代传统相区别。而现代性是指社会发展到新阶段所显现出来的诸多新的特质。现代性问题本身具有广阔的涵盖性，它全方位地审理和思考现代化以来所出现的各种社会现象及其意义，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生活方式和审美情趣等。
西方现代宗教理解则是在西方从古代到现代的转变过程中，形成的对宗教本质的认识和对宗教的理解。随着理性主义确立其在现代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统治地位，西方现代宗教理解越来越不以神为中心来解释宗教，而以人为中心，从人与人的关系，即社会关系的角度来解释宗教的起源、功能与意义。
学术界一般认为，1870 年麦克斯·缪勒《宗教学导论》的出版和演讲是宗教学正式确立的标志。马克思恩格斯宗教观作为宗教学建立之前出现的宗教解释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前现代时期的宗教学说，它还不是以宗教为研究对象，不具备完整的研究体系，但是它对西方现代宗教理解产生了实在的影响。
在这样的条件下，比较马克思恩格斯宗教观与西方现代的宗教理解，二者的联系，恰好能够体现出人类对于宗教的解释脱离神学的束缚后，形成了怎样的发展脉络。二者的差异，则可能反映出人对于宗教理解不断发生变化的动因。
本文比较马克思恩格斯宗教观与西方现代宗教理解，主要从以下三个维度：
从宏观到微观、本质论和功能论、理性主义与感性生命体验。
二、宏观到微观
（1）宏观视角比较
马克思恩格斯宗教观继承了启蒙运动以来的宗教传统，也就是法国启蒙学派的无神论思想。一般认为，用无神论思想研究基督教是一切现代宗教学研究的基本前提，只有当启蒙运动彻底破除了对宗教天启、神的绝对权威，用理性主义的立场和实证的方法研究宗教才成为可能。
然而，无神论尤其是战斗无神论为 19 世纪宗教学研究打开局面之后，以无神论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的马克思恩格斯宗教观，更倾向于挖掘人类受到物质剥削和精神压迫的社会病理学分析。以宗教为核心研究对象的宗教学注重解释宗教产生的根源和演进轨迹，西方现代宗教理解同时强调宗教在历史上和现实社会存在积极意义。
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宗教观继承了启蒙运动以来的无神论和唯物主义思想，以物质角度解释宗教起源，成为宗教人类学等学科的思想渊源。西方现代宗教理解则吸收了马克思恩格斯宗教观，将宗教的根源归于物质的基本理念。
（2）中观视角比较
宗教社会学是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在研究宗教上的应用，研究宗教实质性因素--宗教活动、超越者、仪式等的意义，随着宗教世俗化的争论，宗教社会学研究的视野则转向宗教在社会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种宗教研究已经不局限于信仰主义和意识形态的主张，而是从实证科学和人文学科的角度去分析宗教及其与社会的联系。
现代宗教学建立以来，学者们从各种各样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中汲取养分，形成了多种宗教研究的交叉学科。在各式各样的宗教现代理解中，学者对于宗教形成、发展和对人类产生影响的核心因素的认识是不同的。宗教人类学通过对巫术、图腾、宗教仪式等对象的实证研究，力求发现宗教产生的物质根源和现实需求。宗教社会学则将宗教的制度视为影响宗教形成于发展的核心因素。而宗教心理学则将宗教经验的意义视为宗教的核心因素，试图分析人的主观感受对宗教产生与发展的影响。
以中观视角分析马克思恩格斯宗教观和西方现代宗教理解的关系，可以将视线定位在马克思对于人与人的关系，即社会关系的论述上。某些西方学者认为马克思的思想理论对社会学的建立有奠基意义。宗教社会学认为宗教与社会存在某种联系，宗教是一种社会现象，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发挥巨大作用。
（3）微观视角比较
微观视角的比较则主要针对社会的具体方面和具体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宗教观和西方现代宗教理解给出了怎样的不同解释。
通过对异化劳动的分析，马克思认为：社会的统一性就在于其物质性。杜尔凯姆和韦伯作为社会学的两位代表人物，通过不同的方式发现了一个共同的思想：
只有共同的信念才能维持社会彼此一致。①而神学对于超验的信仰在科学理性的思潮下发生了动摇，杜尔凯姆和韦伯分别将社会统一的关键归于道德和经济。在社会统一的基础这个关键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和杜尔凯姆、韦伯走向了不同道路。
杜尔凯姆认为，现代社会的劳动和分工给了个人自主权，而个人主义的社会的首要问题是保持最低限度的集体意识，否则社会将走向解体。宗教的信仰和仪式能把所有信仰者团结在一个单一的道德共同体中。宗教为现代社会提供了一个共同的道德，确保社会不走向解体。
相对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宗教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他律，也就是确认了宗教对于社会的共同体作用。所不同的是，马克思则更强调自由是全部精神存在的类的本质，宗教与世俗权力的结合形成的共同体是对人的自由的束缚，阻碍人类解放，而从批判了宗教的道德共同体的政治意识形态属性。
韦伯主要研究宗教的经济伦理对于社会阶层的作用，他认为“直接支配人类行为的是物质上与精神上的利益，而不是宗教的理念”.②《圣经》新约福音书的耶稣的拯救与赎罪，韦伯认为受到不同利益的影响，社会各阶层的基督徒对人类追求宗教救赎的目标是不同的，受到阶级利益的影响。韦伯认为，基督教新教伦理与世界其他宗教传统相比，更能够确认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合理性。宗教改革以后，加尔文教派将基督徒取得社会成就，通过职业劳动增加个人财富视为增添上帝的荣耀。个人在此岸的成功被解释为被选作上帝的选民的条件，所以加尔文教派为新教教徒提供了资本主义经营、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行为动机。
马克思恩格斯宗教观站在反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立场上，对于宗教和阶级的关系有完全不同于韦伯的论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了商品社会里，人的劳动被抽象化，人与人之间通过劳动产品转换成商品这个中介发生联系。“崇拜抽象人的基督教，特别是资产阶级发展阶段的基督教，如新教、自然神教等等，是最适当的宗教形式。”
①马克思和韦伯同样论述宗教对阶级的影响，对经济的影响，但是站在肯定和否定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潜在不同立场上，二者对于宗教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
三、本质论与功能论
（一）本质论
宗教学创立初期，西方宗教学者将研究重点放在了对于原始宗教的实证研究，力图发现宗教产生的本质。例如，泰勒的万物有灵论认为，各种宗教的神都是根据人自己的灵魂的观念的一种创造和发展，而创造神的现实目的是保佑部族的生存和农业生产。
马克思主义宗教同样试图解释宗教的本质，它通过对生产关系的描述，把宗教的本质界定在物质层面。因此当异化劳动的状态被改变，人能够自己占有自己的本质时，宗教就会走向消亡。西方现代宗教理解和马克思恩格斯宗教观在描述宗教产生根源时，都承认宗教有其物质根源，而区别在于宗教人类学认为人类的精神需求和物质基础在宗教产生过程中扮演着同等重要的角色。
宗教进化论认为宗教的历史有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孔德认为，社会的存在需要全体成员团结一致，只有社会成员有了共同的信仰时，社会的统一性才能实现。同时，孔德的社会动力学将社会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实证阶段，可以看出三个阶段发展的动力是人类的智慧和理性的进步。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也提出了对于社会发展阶段的划分，按照生产关系形成的不同阶级，六个社会阶段形成由低级到高级发展的路径。社会发展的动力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
二者的区别在于，孔德认为宗教在不同阶段无论是被肯定还是被批判，一直占据着社会结构的核心地位。而马克思恩格斯宗教观认为宗教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表现，只是一种现象，而马克思恩格斯宗教观的根本指向依然是现实的尘世的批判。
（二）功能论
研究者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站在不同的立场，对于宗教的社会功能的评价是不同的。孔德站在用教权约束世俗政权的立场上，则认为宗教对于超越者的敬畏有利于防止世俗政权过度侵占人们的社会生活，力图用一种实证的，科学的宗教实现社会的统一。马克思、恩格斯则在欧洲阶级矛盾尖锐，工人运动风起的时代，站在受压迫者的角度看，宗教是政治权力的工具，对无产阶级进行精神压迫，因而极力批判宗教的这种功能。
因此，二者都认为宗教承担着某种社会功能，这种功能在不同的阶段有着不同的表现，社会学主要是对社会的解释，而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通过对宗教社会功能的批判最终的目的是提出一种行动逻辑。
在 20 世纪的宗教学研究中，从功能主义的角度解释宗教，与宗教的世俗化有着密切的关联。现代宗教的特点是信仰的个人化、多元化和世俗化，个体拥有更多的自由和能力去发现和创造自己的意义系统。
①20 世纪早期，有宗教学观点认为，随着理性化、科学技术进步、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市场经济和消费方式的普及，传统的宗教制度和宗教观念对于现代社会的支配力在不断减弱。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马克思“宗教在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会走向消亡”的结论。
持“功能主义”观点的宗教学者认为，虽然宗教走向世俗化，但宗教不会走向终结，传统的宗教形式不断萎缩，而新的宗教形式替代了传统的宗教组织。宗教以个体化的信仰的形式存在，承担着建构终极意义系统的功能。 “宗教”由政治层面的实体，转向社会层面的“关系”,进而内化为个体层面的“意义”,其中的“宗教性”反而更为牢固。
与马克思恩格斯宗教观的社会层面不同，西方现代宗教理解则更为广泛的涉及到了个体层面的意义建构问题。按照马克思的表述，宗教是政治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受制于经济基础，那么经济基础的革命性变化必然得出“宗教会走向消亡的结论”.
由此可见，西方现代宗教理解对于宗教的定义的外延比马克思恩格斯宗教观更为广泛，宗教是政治意识形态，是社会关系，也是一种个体生命存在意义的表述方式。
四、科学理性与感性生命体验
马克思恩格斯宗教观和西方早期的宗教人类学、宗教社会学，都以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主义为基础，坚持历史的、批判的、实证的研究方法。试图将宗教研究限定在社会科学研究的框架下。这种研究方向体现出西方走出中世纪的宗教神学走向科学、理性的现代宗教学研究的趋势。从现实层面说，其研究的方向与资本主义经济、个体自由的扩大是相吻合的。但是，理性发展到理性主义，已经将科学实证的宗教学研究推向极端，重视感性生命体验的宗教学研究则应运而生，宗教的情感维度在社会学的框架下，丰富了人对于宗教的认识。
（一）祛魅
原始的魔魅思维方式，对自然力量无法理解，于是产生恐惧、迷信和宗教的敬畏、崇拜。因此原始宗教是非理性、非科学思维方式的必然结果。与之相对的是现代精神的“祛魅”.马克思·韦伯的“祛魅”实际上就是一直以来理性主义所强调的，破除对神的崇拜，破除对宗教信仰和仪式的迷信。用理性的眼光，以人为主体，以此岸世界为舞台，去批判传统的宗教神学。这与“魔魅”状态下人信仰宗教，充满精神奴性的状态截然不同。
无论是启蒙运动以来的宗教研究，还是西方现代宗教理解，都和马克思恩格斯宗教观一样，遵循着理性主义的原则，其负面的影响是对宗教的解释越来越机械化，对宗教对人的意义具有工具化的倾向。
（二）人的内在生命力
以理性实证研究为核心的西方宗教学发展到一定阶段，渐渐意识到感性意识对理解宗教的重要意义，威廉·詹姆士提出的“宗教经验”,为西方宗教理解增添感性生命体验维度提供了前提条件。
詹姆士根据实用主义的原则，提出“只要关于上帝的假设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能令人满意地起作用，那这假设就是真的。”
①这里，詹姆士的论断确立了宗教主观感受的重要性，他将宗教定义为：“宗教本质上就是个人在其孤独时刻对神圣对象的经验”.
②以感性生命体验的维度理解宗教，实际上是对西方在哲学上和实践上高扬理性主义的批判，理性虽然是破除中世纪宗教神学束缚的有力武器，但理性的作用是有限度的，仅仅靠理性不足以建构一个充满爱和奉献的社会，感性情感因素应该重视。
亨利·柏格森提出宗教即社会情感，它强烈反对严重限制了在宗教理解的理性主义方法。柏格森认为，在封闭的宗教中，宗教的制度可以产生机械的凝聚力，而在开放的道德与动态的宗教内，只有爱才能提升新的生命形式和存在的方式。
（三）宗教性
西美尔的核心思想包括“宗教性”和“社交倾向”两个元素。他认为宗教性先于宗教而产生，是人身上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内在气质，个体可以在其中发现自身的特殊状态。个体的社交倾向驱使其在长期相互交流中，使得个体的体验进入存在，形成了有组织的宗教形式。因此，宗教成为了个体通过宗教性和社交倾向合力构成的文化现象。
至此，通过“祛魅”破除宗教迷信，通过对生命冲动和宗教性的解释，由个体到整体，由感性体验到理性存在，一个文化视角的宗教理解模式基本形成。这样的宗教理解模式已经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宗教观的历史唯物主义思路。西美尔认为，宗教的本质是生命冲动和宗教性，因而以他为代表的西方宗教社会学家认为宗教未来的发展趋势不是消亡而是持续的存在和发展。
五、宗教对于现代人精神生活的积极作用
上文从社会学的视角，比较了马克思恩格斯宗教观与西方现代宗教理解，而宗教对于现代人精神生活的积极作用体现在：
第一，宗教为人们理解信仰的价值、人生的意义提供了某种可借鉴的解释。
帕斯卡尔“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是对人的存在意义的追问。韦伯说，人是悬挂在意义之网上的动物。宗教是人类自我理解的文化建构，其中正面的价值包括把自我与宇宙天地万物有机地联系起来，扩展了自己生命意义的认识，具有个体的内在超越性。
信仰是一种比理性更接近人的生存和生存状态的精神活动方式。海德格尔认为：宗教不应从外在去理解，而要从信仰者内在的生存状态和真实感受去理解。
帕斯卡尔指出，人类除了理性逻辑之外，还有一种心灵的逻辑。宗教建立的基础是人的感性生命存在形式，这种感性生命存在形式比起理性来更接近人的心灵的深层结构和生存中无处不在的感性生活体验。它所培育的爱和敬畏，谦卑以及感恩等情感，是人的心灵内在逻辑、秩序和意义的重要基础。
第二、宗教的发展趋势是不断的世俗化，宗教信仰逐渐脱离教会的管辖，回归个人信仰的自由选择。宗教信仰逐渐成为各种不同的信仰构成的“信仰市场”上的不同选择。从一元化的信靠上帝，不得不信仰而求救，到个体自由选择信仰，宗教信仰是人价值体系的一部分，而不是对人的统治。人的自由程度不断的加深，宗教的政治-社会作用就在不断的减弱，宗教不是专制统治的工具，宗教也不再是手段而是目的。
宗教是现代社会个体和群体，乃至政治理想和信念的信仰基础。它是人类自我理解，自我建构，以及憧憬未来的一种思考的平台，一种理想的发祥地。宗教确立人的个体和社会的一般的善恶价值，宗教的根源上，还有一种普遍性的东西，就是天人合一，天地万物有机地统一起来，从小我走向大我，所有的宗教，都是把人与宇宙万物之宗联系起来，站在宇宙万物的角度来审视人，赋予宗教文化上的合理性与合法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