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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根谭》中的理想观与苦乐观

来源:学术堂 作者:周老师
发布于:2016-05-24 共7218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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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 《菜根谭》的儒释道三教人生观思想 
【绪论】 《菜根谭》中的中国传统人生哲学绪论 
【第一章】 《菜根谭》的作者及背景 
【2.1  2.2】 《菜根谭》中的理想观与苦乐观 
【2.3】荣辱观在《菜根谭》中的体现 
【2.4  2.5】出处观与生死观 
【第三章】 《菜根谭》的影响、价值及局限 
【结语/参考文献】 《菜根谭》的思想内涵与价值研究结语与参考文献


  第二章 《菜根谭》人生哲学的主要内容

  人生哲学是以人生为研究对象的哲学学说。内容包括人生的目的、意义和价值,人生的理想和道路等。其根本目的是探究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解释人生的真谛。它要求人们从人生实践中进行哲学反思和理论总结,再从哲学和理论的高度指导人生的实践。①本文试图从理想观、苦乐观、荣辱观、出处观和生死观五个方面来探究《菜根谭》人生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

  第一节 理想观

    人生理想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精神现象,它确立于人们的观念之中,是一种与奋斗目标相联系的有实现可能的想象,是人们奋斗和努力的方向。“人生理想作为意识活动的重要内容,是人生命的内在构成部分,是人之为人的精神实质,它对于人的生存和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它是“人的一种‘自为’的需要”,是“人的形而上追求的最终归宿”②。

  中国古代读书人的人生理想主要体现为儒家文化所追求的“内圣外王”.在儒家传统思想中,“内圣外王”将人格理想和政治理想融为一体,是一个人最圆满和谐的状态。《论语·雍也》中记载,子贡问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在孔子心目中,圣人是既能博施济众,又能安定百姓的道德楷模和政治领袖。

  一、内圣外王

  《荀子·解蔽》记载:“圣也者,尽伦也;王也者,尽制者也;两者尽,足以为天下极矣。”又记载:“向是而务,士也;类是而几,君子也;知之,圣人也。”而考察“内圣外王”的词源,我们会发现中国古典文献中首次出现“内圣外王”一词,是在《庄子·天下》篇,并且,其意义旨趣与儒家截然不同。“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③庄子说:“及至圣人,蹩躠为仁,踶跂为义,而天下始疑矣。”④“仁义,又且伪哉。”⑤由此可知,儒家追求仁义的“圣人”是被老子和庄子批判的对象,但庄子并不止步于对“圣人”的批判,而是赋予“圣人”新的内涵--“君人者,掩其聪明,深藏而不可测,此之谓内圣”.

  那么,《菜根谭》作为一本融合了儒释道三家智慧的清言集,它是怎么看待“内圣外王”的呢?

  在《菜根谭》中,与“内圣”的概念相关的条目共有 5 条,其中 4 条出现在“圣贤”一词中,1 条出现在“超凡入圣”一词中。

  考察《菜根谭》中“圣贤”的含义,可以分成两类。

  其一:“蓬茅下诵诗读书,日日与圣贤晤语,谁云贫是病”①此条中“谁云贫是病”显然有颜回安贫乐道的意味。

  其二:“塞得物欲之路,才堪辟道义之门;驰得尘俗之肩,方可挑圣贤之担。”②此条认为,只有在世俗中磨练出来的肩膀,才能堪当大任。此处“圣贤”是指建功立业之人。

  而“超凡入圣”则出自于“以积货财之心积学问,以求功名之念求道德,以爱妻子之心爱父母,以保爵位之策保国家,出此入彼,念虑只差毫末,而超凡入圣,人品且判星渊矣。”③可见《菜根谭》认为超凡入圣之人是“积学问、求道德、爱父母、保国家”之人。

  由以上分析可知,《菜根谭》对待“内圣”的态度,是站在传统儒家的立场之上。

  但是,《菜根谭》对“外王”的态度则显得暧昧不明。依据“处林泉之下,须要怀廊庙的经纶”④来看,那么它所追求的隐居生活则是一种儒家意义上的“无道则隐”.如果依照“绝迹尘嚣,使此心不见可欲而不乱,以澄吾静体”⑤来看,则它应该倾向于《老子》所说的“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

  二、《菜根谭》人生理想的内圣层面

  晚明时期政治动荡,异端学说流行,社会秩序陷入混乱,传统的价值体系开始崩溃,士人走向物欲的泥沼,追名逐利,人心浮躁,世态炎凉,《菜根谭》对这种社会现状也有描述,在上层阶级更为明显:“炎凉之态,富贵更甚于贫贱”⑥。

  面对世人追名逐利、虚浮一生这种现状,《菜根谭》指出:“一场闲富贵,狠狠争来,随得还是失;百岁好时光忙忙过了,纵寿亦为夭”⑦,如果人生的理想只满足于功名利禄,那么就算长命百岁也一样是虚度一生。“栖守道德者,寂寞一时;依阿权势者,凄凉万古。达人观物外之物,思身后之身,宁受一时之寂寞,毋取万古之凄凉。”①通晓事理的人看重的是物质以外的精神价值,考虑到身后的名声,所以他们宁愿承受一时的寂寞,也不愿遭受永世的凄凉。“功名富贵逐世转移,而气节千载一时。”②士人君子面对功名富贵应该保持一种“彼富我仁,彼爵我义”的态度,这样才不会被“君相所牢笼”.道德和气节才是人生理想的归宿,而“夸逞功业,炫耀文章,皆是靠外物做人”③。虽然说“功名利禄”是被《菜根谭》批判的对象--“士君子济人利物,宜居其实,不宜居其名,居其名则德损”④,但是《菜根谭》并没有彻底的否定它,“君子好名,便起欺人之念;小人好名,犹怀畏人之心。故人而皆好名,则开诈善之门。使人而不好名,则绝为善之路。”

  因此,人们要巧用“功名利禄”,把它们作为一种追求道德的工具,“以积货财之心积学问,以求功名之念求道德,以爱妻子之心爱父母,以保爵位之策保国家”⑥。

  “天地有万古,此身不再得;人生只百年,此日最易过。幸生其间者,不可不知有生之乐,亦不可不怀虚生之忧。”⑦既然有幸生于世间,就应该有所作为,实现生命的价值,树立崇高的人生理想,修身养性,栖守道德,追求善道。

  《大学》指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⑧《菜根谭》对人们应该如何修身有详细而明确的指导。

  首先,要有正确的发心。“塞得物欲之路,才堪辟道义之门;驰得尘俗之肩,方可挑圣贤之担。”⑨因此,“讲道修德,念念要从虚处立基”⑩,倘若稍有功利的打算,那就会落入世俗的尘网之中而不能自拔,“进德修行,要个木石的念头,若一有欣羡便趋欲境”11.

  其次,要注重道德的重要作用。道德是成就事业的基础,“未有基不固而栋宇坚久者”12.“节义傲青云,文章高白雪,若不以德性陶镕之,终为血气之私、技能之末”13,如果不是用德性陶冶熔炼,那么节义只不过是个人意气冲动的表现,而文章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雕虫小技。《菜根谭》认为,“学问和才华是为了提升品德,如果不是以道德作为目标便会变得盲目、变得浅薄”①。

  第三,要增进气度和知识。“德随量进,量由识长,故欲厚其德,不可不弘其量;欲弘其量,不可不大其识。”②一个人的品德是随着气量的增长而增进,气量也随着人的经验、知识而增长,因此要增进自己的品德,就不可不宏达自己的气度,要使自己的气度宏达,就不可不增大自己的见识。

  第四,要经受磨砺和锻炼。孟子有言:“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菜根谭》也十分注重逆境对人的锻炼作用,“横逆困穷,是锻炼豪杰的一副炉锤”③,假如能受到横逆困穷的锻炼,则会身心交益,“磨砺当如百炼之金,急就者非邃养”④。“欲做精金美玉的人品,定从烈火中锻来”⑤,“耳中常闻逆耳之言,心中常有拂心之事,才是进德修行的砥石”⑥。

  第五,要知行合一。修身养性如果不能身体力行,那么理论、学识终将落空。朱熹有言:“学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实”⑦。《菜根谭》首先指出自我求知的重要性,“事理因人言而悟者,有悟还有迷,总不如自悟之了了”⑧,然后指出要注重躬行实践,“闲中演偈谈元,言言酷似,说来虽是用时非”⑨。在身体力行时还要注重小细节,“小处不渗漏”⑩,“谨德须谨于至微之事”11.

  由上可知,《菜根谭》通过具体而详细的指导,让人们正心诚意求知践行。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仁人志士以修身为本,达到“内圣”的境界,然后把“内圣”落实在“外王”上,这样理想的道德人格就有了它现实的政治意义。因此,君子不能停留在“修己”之上,还要推己及人,成己成物,由“内圣”转向“外王”,从而“齐家治国平天下”.

  三、《菜根谭》人生理想的外王层面

  《礼记·大学》对“内圣”与“外王”的相互关系进行了层层递进地论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①“内圣外王”在儒家自身的发展史上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发生变化。孟子着力于发展内圣之学,而荀子侧重于发展外王之学。自北宋以降,不管是程朱理学还是陆王心学,都沿着孟子的内圣之学,将着重点转移到宇宙本体的思考和个人心性的修养。从明中叶开始,理学末流将“内圣”之学推向极端--程朱学派日趋空疏,陆王心学流于禅释,导致“空疏误国”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的实学思潮不得不抛弃宋儒的“空谈心性”之风,而转向外王之学。明中叶以后的许多进步思想家,高擎经世大旗,抨击心性之学,力倡“明道救世”.在这两种力量此起彼伏的对立中,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菜根谭》会对“外王”的态度暧昧不明。有关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菜根谭》对功业、事功的复杂态度上窥见一二。他认同“掀天揭地的事功”②、也主张“立业建功”③,而且还要“以保爵位之策保国家”④,但它同时也认为“事业文章随身销毁”⑤1“夸逞功业,炫耀文章,皆是靠外物做人”⑥。这种复杂的态度与作者的人生经历有密切的关系,真实居士冯梦祯在《仙佛奇踪》的《佛引》中这样描述洪应明--“洪生自诚氏,幼慕繁华,晚栖禅寂”⑦。这种特殊的经历让洪应明对建功立业保持着一种距离感,对“治国平天下”始终抱着一种冷眼旁观的态度,如果说他对于外王有那么一点努力与进取,那也只是到“齐家”为止。北宋大儒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到了洪应明这里,成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子孙造福”⑧。而对于“外王”的事功,他并没有像谈论修身进德那么详细,这也与晚明黑暗的政治环境有关。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⑨是孟子对于个人进退的态度。“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①这种心态被后世许多读书人所采用。在政治动荡,社会黑暗的明朝末年,要依靠统治者实行仁政从而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王政”,已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洪应明对于“外王”持犹疑的态度我们可以理解。也正因为如此,他更注重每个人自身的道德修养,“立荣名不如种阴德,尚奇节不如谨庸行”②,“宠利毋居人前,德业毋落人后,受享毋逾分外,修持毋减分中”③。他认为,“德者,事业之基,未有基不固而栋宇坚久者”④。“平民肯种德施惠,便是无位的卿相”⑤。如果社会中每一个普通的人都可以通过修身养性,躬行实践,那么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圣人,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也会大幅度的提高,社会秩序井然,天下的治理就会得心应手,那么“三代之治”也并非不可能的事情。这种从下而上的路线,或许是成就“外王”的另一种途径。

  第二节 苦乐观

  一、处理苦与乐

  《菜根谭》认为,一个人在逆境中往往能够不知不觉地砥节砺行,而在顺境中则日渐消沉而不自知,“居逆境中,周身皆针砭药石,砥节砺行而不觉;处顺境中,眼前尽兵刃戈矛,销膏靡骨而不知”⑥,并且它还认为,得意时的谈资往往都流于空泛,“得意处,论地谈天,俱是水底捞月”⑦,失意时直面困境才真正考验一个人的意志,“拂意时,吞冰噬雪,才为火内栽莲”⑧。因此,在不同的人生境遇下,不管是拂意时还是快心处,《菜根谭》都有具体而明确的指导。

  (一)困境和顺境

  每个人都会碰到意想不到的困境。面对困境时,《菜根谭》告诉我们要“毋忧拂意”、“毋惮初难”⑨,首先要泰然处之,不做无谓的抱怨。“事稍拂逆,便思不如我的人,则怨尤自消”⑩。然后铭记“横逆困穷,是锻炼豪杰的一副炉锤,能受其锻炼则身心交益,不受其锻炼则身心交损”11.摆正态度后,就可以有信心与耐心去解决困难,把对困难的克服与解决融入到自身的道德修养中去,“耳中常闻逆耳之言,心中常有拂心之事,才是进德修行的砥石”.12人们都以困境为苦,而君子能从克服困难中体验到快乐,“苦心中常得悦心之趣”,13因为,“一苦一乐相磨练,练极而成福者,其福始久”14.

  人生的顺境是每个人都追求、梦想的事情,但如果沉湎于安乐,则会步入险境而不自知。在安乐时,我们往往会心生懈怠,满足于当前的境遇而不求进取,针对这种情况,《菜根谭》提醒我们,“毋喜快心”①,“处安乐之场,当体患难景况”②,人们都以顺境为快乐,而君子则在快意处时时充满忧患意识,“心稍怠荒,便思胜似我的人,则精神自奋”③。

  (二)化苦为乐

  首先,分析一下《菜根谭》对苦乐关系的看法。它认为苦与乐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相互衬托的:“有一乐境界,就有一不乐的相对待;有一好光景,就有一不好的相乘除”④。在很多时候苦与乐还是相互转化的,《菜根谭》指出,“苦心中常得悦心之趣;得意时便生失意之悲。”⑤人的感受在不断的发生变化,外界环境也在不断的变化,因此,一种具体的苦乐感受是不会永恒不变的。

  在苦乐相伴而生,二者可以相互转化的前提下,《菜根谭》告诉我们:“迷则乐境成苦海,悟则苦海成乐境”⑥。通过改变对苦乐的态度和感受,可以做到化苦为乐。在一般情况下苦乐的感受是自发的、被动的,它是对外界的环境做出自发反应,但是,《菜根谭》认为通过“修尘境为真境”⑦,苦乐的感受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转化为自觉、主动的认识,可以被理智调节、驾驭和控制。

  人们陷入痛苦的境地而不能自拔,往往是不知道痛苦产生的原因,或者追求不恰当的快乐,“我们要快乐,所以相信贪欲能带给我们快感、愤怒能帮助我们离开讨厌的事物,相信我们能安全地忽视那些既不可爱又不讨厌的事物。但是我们完全错了:贪欲带领我们不断地陷入痛苦状况;愤怒不但没有毁灭我们希望逃避的对象,反而吸引它们;而我们所忽视的事物又往往毫无预警的突然出现,在我们头上重捶一拳。”

  因此,《菜根谭》认为,只有了知痛苦产生的原因,才能用智慧化苦为乐,走出自我编织的牢笼,它说:“鸽恶铃而高飞,不知敛翼而铃自息;人恶影而疾走,不知处阴而影自灭。故愚夫徒疾走高飞,而平地反为苦海;达士知处阴敛翼,而巉岩亦是坦途。”⑨《菜根谭》注重的“苦”是对生命深刻思考后的体验,而不是一般人们所谓的失望之苦;它所追求的“乐”在于转化对世界的认识和精神感受,而不是世俗意义上的欲望之满足。因此,化苦为乐不能够通过改变个人肉体的痛苦或者陷入的困境来实现,我们想要认识、理解、驾驭它,就需要有科学的苦乐观。

  二、对于不同苦乐观的态度

  (一)对享乐主义苦乐观的批判

  享乐主义苦乐观以肉体欲望的节制为苦,以肉体欲望的放纵为乐。这一观点典型的体现在《列子·杨朱篇》,它认为,太古时期,人们都知道人生短暂,所以要放纵心意,不违背自然的本性,追求自身的快乐,“从性而游,不逆万物所好”①,名誉和年命都不是需要考虑的因素,“名誉先后,年命多少,非所量也”②。因此,“恣耳之所欲听,恣目之所欲视,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体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③面对这种享乐主义的苦乐观,《菜根谭》持批判的态度,“恣口体,极耳目,与物钁铄,人谓乐而苦莫大焉。”④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在儒释道三家的理论中,相对于精神的超脱和道德的修养,身体和感官的享受一般都不具有正面的意义。《菜根谭》站在佛家的立场,认为“情欲嗜好悉机械”、“眼耳口鼻皆桎梏”⑤。在这种立场下,我们如果纯粹的追求感官的刺激快乐,则无异于在“追求看起来像是快乐的痛苦”⑥。因为感官的快乐极容易消逝而且由于它的本性不稳定,人们往往会很快失去它。“我们认为会让自己快乐的事物,若不是在痛苦边缘摇晃,就是瞬即痛苦的因。要认识世间明显的痛苦,相对上比较容易;但是要感知某些人所谓的‘美好时光’其实就是痛苦,将会导致痛苦,却相当困难。”

  (二)对禁欲主义苦乐观的批判

  禁欲主义苦乐观以满足肉体欲望为苦,以杜绝肉体欲望为乐。在它看来肉体欲望是自私、低级的,放纵肉体欲望虽然口得美味、耳得美声、目得美色,但是却引发私心,侵蚀灵魂,所以苦。而禁绝肉体欲望虽然有难忍和不适,但是能防止罪恶、纯洁灵魂,所以乐。禁欲主义苦乐观超越人的生存需求,追求人的心灵升华,不可谓不高洁,但是,将生存需求与精神追求对立起来,以戕害肉体的方式追求精神快乐,则未免有失偏颇,就算是对情欲嗜好持批判态度的佛家,也认为“极端的苦行除非用来间接地调炼心性,否则佛教各宗派都不鼓励。除了有调炼心性的可能外,佛教不认为折磨身体或耗尽体能有任何利益。实际上,佛陀十二大行之一,就是经过六年苦行之后,摒弃了苦行--极端苦行不仅对修道没有帮助,反而妨碍证悟。”⑧《菜根谭》对禁欲主义苦乐观也持批判的态度,它认为“学者有段兢业的心思,又要有段潇洒的趣味。若一味敛束清苦,是有秋杀无春生,何以发育万物”物质生活是精神生活的基础,只追求精神满足,禁绝物质欲求,便无以维持生命,生命都难以延续,精神从何谈起。

  (三)对道义主义苦乐观的肯定

  道义主义苦乐观以丧失道义为苦,以实现道义为乐。这种苦乐观认为人与禽兽有本质的区别,禽兽只有物欲而无道义,人有物欲但更有道义。

  道义主义苦乐观在遇到贫穷困苦之时,有比较强的耐苦能力,可以从苦中求得快乐,《菜根谭》指出,“众人以顺境为乐,而君子乐自逆境中来”①,究其原因,是因为“众人忧乐以情,君子忧乐以理”②。君子忧乐的“理”在中国传统历史上有许多经典的例子。“孔颜乐处”是被传统儒家称赞的典故,“孔颜乐处”之乐并非以贫穷本身为快乐,而是不因贫穷的境遇改变自己内心之乐。孔颜以道德修养的长进,道德理性的满足,道德理想的实现为乐,注重的是内心的快乐、精神的快乐。

  孟子说:“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这就是说,人伦关系的完美无缺,自身人格的完整无憾,道德理性的满足,并能以善传人,将善推广于天下,才是人生真正的大乐,是道德高尚之士所应追求的快乐。

  宋代的张载说:“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④正因为“君子忧乐以理”,所以在面对富贵时我们会感谢天地的恩赐,而面对贫贱时,我们也能不气馁,通过艰难困苦的磨砺而有所成就,就像《菜根谭》所说的那样:“天薄我以福,吾厚吾德以迓之;天劳我以形,吾补吾心以逸之;天厄我以遇,吾亨吾道以通之。”⑤逆境具有验证信念坚定与否的功能,在逆境中坚持道义,会将一个人的高尚品格衬托出来,在追求道义中产生崇高的审美体验,从而在艰苦的环境中得到精神的享受和超越,这种苦乐观对于塑造高尚的人格具有很大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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