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农民工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转型中催生出的产业工人群体。这一群体在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助推力。一方面，他们为谋求生计从农村流动到城镇，通过获取各种资源和技能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他们为中国的城镇发展输入了大量的劳动力，为我国的城镇化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成为了中国城镇建设和服务的主要群体。据国家统计局检测结果显小:截止2010年，全国农民工总数达到2.24亿人。其中外出就业1.53亿人，本地非农就业人口0.89亿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人数不断的激增。
然而，农民工问题口益成为现代社会的焦点问题，他们并没有得到与之付出成正比的收益，且受城市社区的排斥和隔离。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他们反而生活越来越贫困，生存处境越来越受到威胁，农民工直接与三农、城市化以及经济发展等问题相关，对于他们的关切就成为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必须解决的重要议题。本文试图对都市农民工的生存贫困问题做实证分析，并形成解决农民工贫困问题的多元机制。
二、概念界定及研究回顾
(一)乖既念的界定
“农民工”属于中国大陆特有词汇，它产生的大背景是我国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社会结构的变迁过程。在急剧的社会变迁过程中，城乡经济体制的改革使大量的农民从土地束缚中解放出来，由乡村流动到城镇谋求新的发展。这种大范围、跨区域的人口流动，也被称之为“民工潮”。
从其背景来看，“农民工”被定义为离开农村聚居地到城镇的外来务工人员，这一概念隐含着两层意思。从农民工流动的范围来看，一些农民工离土不离乡，也就是就近在乡镇务工，具有种地和做工的双重身份;而大量的农民工则背井离乡，涌入到城市中常年务工，成为完全的产业工人。从本研究的对象来看，主要针对后一种农民工群体，因为相比前者，后者则更具有贫困的特征。
本文不再对贫困概念作具体的解释，从宏观的概念视角来说，这里的贫困概念内涵丰富，主要有经济贫困、权利贫困、能力贫困等等，这里不准备从个人能力的因素考察其贫困问题，主要从社会结构方面来进行说明，加入了农民工精神贫困的考察。对农民工群体的贫困地位作整体的判断。
(二)国内研究回顾
国内对于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文献非常可观，主要集中在农民工的劳动力就业与城市化、社会保障、子女教育问题以及住房、市民化问题的研究。在劳动力与城市化方面，学者主要是以农民工的劳务输入为特征展开研究的，在这些方面的努力主要是经济学家做出的，他们主要关注的是农民工对于城市化建设的“正功能”。而社会学家对此研究则主要关注在劳动力的输入过程中，农民工所受的社会歧视、社会排斥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对于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研究是社会学家义不容辞的责任，主要关注点在于农民工在城市融入时遭遇到的社会保障问题，与普通市民享有不同的社会分层地位，由此形成的“劳务吸收、身份排斥”局面，使得农民工无法享有与城市居民相同的社会保障权益。
另外，对于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研究也逐渐增多，学者项继权的研究具有典型性，他通过对湖北及其它省的实证调查认为，农民工子女上学问题从根本上说是现行户籍制度及城乡二元化政策的产物。解决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必须立足城乡平等和城乡统筹的原则，消除对进城务工农民工子女歧视，建立城乡一体和公平的义务教育体制。另有学者对于农民工住房及市民化问题的研究，基于社会身份认同视角，认为在农民工与城市的融合中，缺乏对自身身份的认同，被边缘化、疏离化，对城市社区没有归属感。比如蔡禾经过实证调查发现，农民工的城市认同不仅受个体自身市场能力和相关制度设置的影响，同时还关系到农民工城市生活的具体实践，即他们能否弱化对原有乡土网络的依赖，更多地利用新生社会网络来开拓城市生活。
以上诸方面对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比较全面，但是对于农民工贫困问题的研究尚少。虽然对城市贫困问题的研究文献很多，但大都是以城市低收入群体的本地市民为研究对象，而农民工群体贫困问题的研究则比较少，而且缺乏多视角分析。已有的文献大多从经济学的角度去分析农民工的贫困问题，比如学者李实的部分研究都是从经济体制、工资以及福利性收入和个人的人力资本方面来说明城市农民工的贫困问题的。但是，农民工贫困问题仅仅从经济学上是难以解决的，需要多元分析视角，尤其需要从社会学视角进行电有成效的分析，这也是本文所要做出的努力。
(三)研究对象及调查方法
本次的研究对象是农民工，主要是在学校所在地的洪山区范围内进行个案访谈，这也是基于笔者的实际状况和洪山区的独特地位。为了克服大范围数据收集的困难，研究主要借助于笔者对农民工的访谈所获得的资料来分析。之所以选择洪山区作为调查的区域，主要在于洪山区城乡结合特征比较明显，农民工较为集中，且流动频繁。另外笔者经过观察发现，这一地区的农民工大多生活在廉租房、棚户区，适合调查对象的大体特征。这次调查由于条件限制，访谈数量较少，对于农民工贫困问题只能做前期的探索性研究，有待以后条件具备，做更深入、范围更大的区域研究。
三、都市农民工贫困原因的社会学分析
(一)社会排斤视角下的农民工贫困问题分析
“社会排斥”概念由法国学者勒内·勒努瓦首次提出，这一理论强调个人或者群体被部分的或全部的排斥在社会系统之外，形成某种断裂的趋势。由于社会群体差异的存在，或者说帕克意义上“种族关系圈”，这种差异会不断的被强化与认同，最终形成群体间明显的界限，处于优势地位的竞争群体就会占据有利地位或主流地位，对其他群体进行歧视、排斥以巩固本群体的优越感和利益。
社会排斥理论主要被用于对弱势群体的研究。就目前中国农民工地位而言，他们属于流动性进城务工人员，在城市中不具有与城市市民的竞争优势，在整个社会结构中处于弱势地位，他们是受到明显排斥的。这些排斥的最终结果加剧了农民工在城市的贫困趋势。据笔者调查，城市对于农民工的社会排斥主要表现在:市场排斥，在农民工就业的过程中，由于他们缺乏各种“合法”条件，包括市民身份、高等教育程度等，因而他们缺少正规就业的资格，被排除在高收入的行业范围之外，他们的就业权利与劳动报酬的获取也被剥夺或受到威胁;社会权利排斥，这包括他们的社会保障、权利诉求以及技能培训等，他们享受不到与市民一样的社会保障权利，他们在权益受到侵害时，更多的只是忍耐以求平息。
身份认同排斥，这主要表现在农民工由于缺少城市户口而受到的种种责难，更多的是对他们心理上的压力，使他们只能与相同的群体交往，而无法融入到城市这个现代化工厂中去。
“我们在找工作的过程中都基本上在固定的几个行业，也不敢想会有什么好工作，我们在农村的时候的就听说在城市打工只限于建筑工人、餐饮业等，所以我们来到城市以后就想着这几个方面，而且在找工作的时候感觉比较自卑，都是大批大批的招。
(二)社会分层视角下的农民工贫困问题分析
社会分层理论在社会学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个理论在某种程度上预小着一种社会的不平等，但是它对分析社会问题却具有很强的解释力。西方社会分层理论主要以马克思的阶级分层理论和韦伯的多元分层理论为主，前者主要以财富的多寡来划分社会阶层，后者强调的多元分层模式，主要从声望、权利、财富三方面进行分层，韦伯的社会分层对于分析中国社会现实显然更为合适。
社会分层理论主要强调阶层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是形成不同阶层的划分依据。陆学艺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中将中国社会人口分为十个阶层，其中作为农民的流动人口属于第九阶层，几近于社会最底层。这就决定了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工无法享有同等的社会权利和资源。这种基于财富、声望以及权力的社会分层结构导致农民工在社会阶层中处于绝对的弱势地位。在访谈的过程中，被访谈对象也普遍这样认为。他们在城市的结构分层乃至中国社会的整体结构中都处于社会底层，就其境况来说甚至比留守在家乡的人更为困难。他们处在城市的底层，乡土关系断裂以后随之而来的无助感与孤独感使他们在城市融入过程中举步维艰。处在社会底层的农民工没有什么分层优势资源来为其创造收益，受访者普遍认为他们来到这个所追寻的城市梦，由于他们在城市社区的边缘地位以及他们所固有的农民身份而破碎，对这种社会分层地位持悲观的态度，以及对无法改变既有的社会结构的被动适应，这样他们只能靠出卖自己廉价的劳动力去获得微薄的收入以维持生存，无法应对突如其来的变故，更无法通过自己的努力在社会分层中实现向上流动，同时随着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他们的生活会更加的贫困。
来到这里打工只是养家糊口，我们在城市中没想着能在这里长期待着，也不敢多想，这么微薄的工资，又没有什么技能，只能靠自己的一点劳力，与城里人差距太大，我们最后还是要回到家乡。
(三)社会空间视角下的农民工贫困问题分析
很长时间，社会学理论只是关注空间中社会关系与社会过程中的横向维度，而忽视了“地理学的想象力”，马克思、齐美尔和芝加哥学派某种程度上为空间的阐述起了思路引导作用，而列斐伏尔则更全面的阐述了空间的生产。社会空间理论加入了地理学的维度而具有)、一泛的解释力，特别是对于城市空间结构的洞悉。在列斐伏尔的观念里，空间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它不是静态的，它产生于有目的的社会实践，这种社会实践反而会进一步强化这种社会关系。列斐伏尔提出的空间的类型学以及对社会空间的功能阐述都具有革命性的意义。他的社会空间理论是以资本主义的社会为背景阐发的，比如他认为空间的再生产挽救了资本主义制度，空间是一种生产资料、消费对象以及政治工具等。那么他的社会空间理论对于中国城市空间的解释，特别是对于所要讨论的农民工问题又具有什么样的解释力呢?
中国城市空间架构的形成受到社会分层的影响，整个城市的布局是按照这样的意识导向所形成的:即主体社会关系以及社会资源对城市结构的形成具有重要主导力。我们经常能看到这样的城市结构现象，‘富裕者住的是高级公寓，或者说富裕者形成了聚集区，而普通市民则其次，形成次级条件的居住区，处在社会底层的农民工群体则大量的聚集在廉租房、棚户区以及某些楼盘的地下室。笔者在本科学习的实习中亲身感受过这种情况。这样的空间结构布局只会形成某种“马太效应”，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由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源所构建的这种空间结构反过来强化了农民工对于自身的身份认同，“他们就是暂时性的租客，这个城市对他们来说没有归属感”。空间的隔离使他们的社会资本只能限制在同一群体之间而无法扩展，限制了不同资源的交换。“不同的社会群体几乎是处于完全不同的发展水平，他们之间无法形成一个整体的有机社会，整个社会是断裂的”。这些都加剧了农民工在都市里的贫困趋势。
“我们当初来到这里的时候都是结伴，有时也是老乡介绍的，一般也是住在一块的，就现在我们住得地方基本上都是我们这种人租的，环境比较差，也比较乱，通常我们下班以后在一起出去玩玩，范围也比较狭窄，更不敢和城里人打交道，感觉人家瞧不起我们。”
四、都市农民工贫困的影响
都市农民工是城市产业工人的中坚力量，在我国的工业化、城市化以及现代经济建设中起着重要的助推力。但是他们的贫困处境对于工业化、城市化以及现代经济建设却起着负面效应，必须对这种负面效应有所认识与考察。
(一)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
农村经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外出务工人员资金、技能及各种资源的输入，这个庞大的群体每年为农村带来的经济效益非常客观，是我国新农村建设的主要支撑力量。这一部分人的贫困问题不仅影响到其自身家庭的贫困，也直接影响到我国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他们本来就是离开自己土地外出漂泊的群体，抽调农村的超过剩余劳动力的大部分劳动力，给农村社区的建设自身带来了许多问题。比如劳动力缺失问题、留守几童问题、孤寡老人问题等等。如果他们在城市社区处于贫困的地位，这个农村建设的支撑体将会给农村的经济发展带来难以想象的损失。当下，其贫困处境也给我国“三农问题”问题的解决雪上加霜，不利于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总之，农民工群体的生存状况直接关系到农村的经济发展状况。
(二)对城市化的影响
工业化、城市化的实践表明:产业工人的劳动力对于城市化的发展是极其重要的。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吸引了大批的农村进城务工人员，他们是城市建设中产业工人的主体，成为我国工人群体最重要的一支力量。现在的情况是，一方面农民工群体为城市化的进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的付出撑起了城市林立的高楼;而另一方面，他们却越来越陷入到贫困的境地，包括他们的权利贫困、物质贫困、精神贫困等。这种贫困地位对城市建设造成了更多的不利，当初建设城市的动力被这种窘迫地位所消磨。当这种贫困的地位逐渐的演化成各种社会失范行为，就会造成更多的社会问题，比如犯罪、偷窃、吸毒等等。另外，当农民工群体意识到自己的贫困以至于不能维持自己的生计时，就会产生持续的流动性，或者返回家务农。这样就造成了城市劳动力的缺失，这几年新出现的“民工荒”就是典型的例证。
(三)对农民工心理的影响
“现在的农民工与改革开放之初相比，越来越多的人具有追求城市生活的动机，市场竞争能力更强”。但是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特征使他们对于市民化望而止步。长期的户籍制，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社会歧视把他们压制在城市生活的边缘与底层，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被“疏离化”及“边缘化”，使他们的自身生存处境更加贫困。这种贫困对他们的心理上的冲击非常大。学者王雨林把这种压制的心理总结为三种心理类型:仇恨心理，这是源于他们低下的社会地位和微薄的工资产生的相对剥夺感以及情感上的缺失;过客心理，这是因为他们长期游离于城市体制之外，是由其生活、职业、社会网络的边缘化引起的，他们长期处于非城非乡、进退失据的“双重边缘人”地位;自卑与封闭心理，这种心理来自于两方面的刺激强化:其一，对自身身份的认同与强化;其二，城市人对于他们的歧视与偏见。
五、对都市农民工贫困问题的对策建议
都市农民工的贫困处境不仅关系到他们自身的生存问题，也关系到我国的城市化、工业化及现代化进程。
对农民工群体贫困境况的关注，切实解决他们的生存贫困问题对于以上诸方面都意义深远。通过前文对农民工群体贫困的原因及其对各方面影响分析，笔者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一)消除社会排斤机制，提高社会认同度
社会排斥对于农民工群体的贫困地位是显而易见的，包括市场排斥、身份排斥、社会权利排斥等。就具体的实践操作而言，要在城市劳动力市场系统中降低他们的市场进出门槛，使他们的职业定位更加的多样化。满足于不同层次的农民工的工作需求，提高农民工的待遇，特别是对于社会保障的诉求要切实落实;国家要逐步改变对农民工的体制性排斥。比如开放户籍制、住房体制、农民工子女受教育体制等等，认识到户籍制是一切体制性排斥的根源，改善农民工的住房质量，兴建针对农民工的廉价保障房、低价商品房以及出租房。在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问题上，不仅增加其学校数量，更要从根本上解决社会歧视问题。政府要向人们灌输社会公平的观念，对受教育的城乡子女一视同仁;政府及社会组织还要在农民工权益保障方面提高其维权诉求，在其工作的权利保护方面要加大支持力度，疏通权益诉求渠道，各级政府也要健全这种权益保护的相关政策法规制度，使之落到实处。
(二)化解社会分层机制，促进社会平等观念
社会分层机制对于农民工群体而言预小的是更多的不平等。如果按照资源的多寡来分，这一群体就会长期被压制城市社区的底层，并固化他们的贫困地位。化解社会分层体制的重点在于这种分层体制是按照什么样的指标进行的。具体来说，就中国的实践而言，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社会对经济收入的重视。这种社会分层主要以经济指标和体制结构指标及文化指标为主。对于经济指标，政府要做的就是弱化以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地位，增加农民工群体的经济收入，平衡不同群体间的经济收入差距，努力促进社会平等观念;对于体制指标，这是社会分层的刚性指标。对此，国家要制定缩小城乡差距的切实可行的长期发展战略，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的体制性隔离，疏通流动渠道。虽然在物质形态上国家投入了大量的资源，但是在关键措施上却迟迟未动，各种体制性隔离还是农民工市民化的层层障碍;对于教育指标，不仅要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力度，更要加强对农民工群体的各项技能培训，使他们在就业选择上更加多元化，增加他们的择业竞争力。
(三)打破社会空间布局，促进各群体交流与融合
社会空间布局对于农民工群体的贫困地位也是刚性的区隔，是他们在城市中群体身份的标识，限制了其社会网络的延展，这也是政府长期忽视的领域。这种空空间区隔对于农民工群体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仅限于同一群体的交流会弱化自我的社会认同感、归属感，也常常是社会问题最容易爆发的空间，这也就使他们更加贫困。对此，政府要合理的规划城市布局，打破传统的、固化的城市空间结构，使城市社区改变原有的富裕者与贫穷者、城市人与农民工区别明显的地理布局，促进他们的融合与交融。这样以来，通过他们与其他群体的信息、技能、劳力资源的交换，群体文化的交流与认同以及社会网络的扩展，对他们的市民化进程和改变自身的贫困地位起到非常大的作用，甚至对于整个社会结构都形成了革命性的冲击，使整个社会更加的和谐。
六、小结
本文通过以上对都市农民工贫困处境的考察，并通过对武汉市洪山区农民工的个案访谈的求证，认为农民工群体自身的处于贫困境地，并不断呈现贫困化趋势。
从社会学视角分析认为社会排斥机制、社会分层机制以及社会空间机制对于造成农民工自身贫困地位，对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城市化、工业化以及农民工的心理造成很大的影响。要想改变这种贫困地位就要从这三方面的入手。本文并提出多种解决措施与途径，虽然比较宏观，缺乏具体的操作性，但希望对于政府以及社会的整体心态的调整有所裨益。
当农民工群体倾尽他们所有的血汗与力量撑起城市的一片天空时，当他们在这个受尽社会歧视的城市社区辛勤的劳作时，我们却发现他们自身的生存状况不断的贫困、恶化。那么这个社会的公平正义观念存在的意义如何，这个社会怎样才能达到理想中的社会和谐呢?
我们真切的希望农民工群体的处境能够得到改善，逐渐实现市民化，实现他们的城市梦，并最终有利于城市化、工业化以及现代化建设进程的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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