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前言
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主要呈/C0字型分布在从东北、内蒙到新疆、西藏至云、贵、川、湘、桂、海南、台湾等地区,民族地区的城市主要密集分布在西北和西南地区[1]。这些城市山川阻隔、交通不便、远离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由于其独特的自然生境和悠久的历史文脉积淀,孕育了丰富的民族文化生态资源,具备完整独特的民族文化生态架构。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日益加速,少数民族人口向大城市持续转移,本地居民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心与认同感不断降低,西方文化和现代文化的交互冲击、地方政府保护不力和不当政策的消极影响等,民族地区城市文化生态在与强势的城市现代文化竞争中逐渐被边缘化,许多民族地区城市文化生态资源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部分城市的自然生境和文化生境遭到严重破坏甚至陷入濒危和消亡的边缘,即使有幸保留下来的文化生态资源也大多演化成城市现代文化的附庸和点缀。在此形势下,我国目前虽然已成立了14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大部分位于民族地区),但具体如何进行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至今未形成清晰的结论和共识,加之民族地区城市文化生态在历史文脉和地理位置上的特殊性,总体上呈现出一种错综复杂的系统性问题面向,致使如何对其进行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已成为当前影响民族地区地域文化传承、文化生态多元共生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议题。
2 文献回顾
19世纪末20世纪初,城市文化问题不断暴露,美国城市社会学开始形成,其中以人类生态学派Park R、Burgess E和Mckenzie R为代表,他们注意到社会价值观、文化因素对城市空间组织的作用。20世纪30)40年代,人类生态学派受到了严厉冲击,城市社会学领域兴起了新正统生态学派和社会文化生态学理论;60年代末,城市生态学派走向衰落[2]。而在文化人类学领域,文化生态与民族研究却一直受到密切关注。美国人类学家Steward在对北美印第安人的研究中,首次明确提出文化生态学是用于/解释那些具有不同地方特色的独特的文化形貌和模式的起源0的概念[3],被学术界公认为是该学科诞生的标志[4]。受其影响,20世纪60年代末国外有三部重要的文化生态研究(均与民族相关)著作诞生,Netting[5]、Roy[6]、Bennett[7]对文化生态学的范围做了较清晰的理论界定。之后,文化人类学家Amos在城市文化生态理论体系中对人类与环境的相互关系进行了全面阐释[8]。国外城市社会学派和文化生态学派都将文化与情感融入到随后的研究中。国内学者对该领域的研究近几年才兴起,司马云杰提出当城市文化生态中一种变量突出或畸形发展时,城市将处于不稳定状态[9];方李莉提出文化生态失衡问题[10],这成为之后学者研究的普遍范式[11-14]。同时,王凤云、李育霞指出,城市文化生态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系统建设[15];段超[16,17]提出了价值认识、利用与保护结合、立法保护、重点保护、针对性保护等原则,探索了构建民族文化的传承机制、应对外来文化冲击的适应机制、与外来文化接触的交流机制等保护利用机制;万昆、侯鑫、乔峰等进一步提出了人本主义、多元共生、整体性等文化生态保护原则[18-22]。笔者通过大量的文献阅读,选取有代表性的观点进行了整理,见表1。
从目前国内外研究成果看,国内外学者对文化生态保护和利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价值认识、政府行为、多元共生等方面,但对城市文化生态的保护利用模式探索较少,尤其是对民族地区城市文化生态的相关研究较为罕见。
3 资源特点
民族地区城市文化生态是指该城市的文化要素之间及城市文化与其所处的生境之间的制衡关系。多样性是城市的天性[27],民族地区文化生态具有地域性、民族性、互补性和时代性等特点[28],而民族地区城市文化生态兼具民族地区及城市的特点交集。
3.1 发展动态性
演化性(遗传与变异)是文化生态系统的基本属性[29],文化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文化要素如生命个体一样,每一生命个体在延续种群的历史过程中总是保持其特有的稳定性;同时不断适应环境调整自身演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30]。
随着民族地区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信息革命的转变,不同民族文化在相互碰撞中走向融合,使原本相对稳定的文化生态发生裂变,呈现出一种动态的发展态势[31]。
3.2 社会整体性
民族地区城市文化生态资源是民族地区城市居民社会实践的结果,受到城市自然地理、政治制度、居民生产生活方式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推动着本城市社会及民族心理的变迁。在城市文化生态形成过程中,民族地区的城市居民既要与自然生境要素发生相互作用,又要与社会要素和民族自身整体心理环境发生相互作用。从这个意义看,民族地区城市文化生态是城市整体社会生态的一种映射,是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在特定地理区域长期互动所形成的特有文化现象,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较复杂的社会生态系统[32]。
3.3 区域差异性
城市文化是一座城市的灵魂[33],文化生态系统是具有一定区域特征的文化体系[34]。由于每个城市都具有相对独立的城市文脉,其地域差异、历史差异、民族差异、风俗差异均可构成差异化的城市文化生态特征[33]。对民族地区城市而言,民族特色是其城市文化生态最为显著的区域特征,而部分民族地区城市在建设过程中为了区别于其他城市,塑造出差异化的城市特色,通常借助本土民族文化作为区别于其他城市的元素,并通过民族建筑、宗教雕塑、城市景观、风景园林等来强化区域特征,并使其成为增强城市识别度、提升城市魅力的重要手段,进一步强化了其区域差异性的特征。
3.4 生态脆弱性
城市所处的自然生境是影响其文化生态完整性和稳定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民族地区城市通常地处偏远,大多存在自然生境脆弱问题,这对城市文化生态的稳定产生着重要影响。以世界上最大的黄土高原区(包括内蒙古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陇东及河西部分地区为例,该区域居住着众多少数民族,其黄土发育系统完整,山、原、坪、峁、台、梁、沟、谷齐全[35],但由于地形破碎、沟壑纵横、土质疏松、气候干旱以及夏季雨水集中、暴雨强度大等原因,导致黄土高原区沟壑.水土流失严重[36],加上近年来农牧业迅速发展造成的植被破坏,进一步加剧了该区域的生态环境恶化[37]。
同时,随着移民、外出打工等群体性迁居行为多年持续,城市文化传承断裂、城市文化生态失衡、恶化及衰亡速度加快等情况日趋严重。
4 四种保护利用模式的分析
政府公共管理模式常见的分类:格斯行政模式三分法、韦伯)威尔逊模式、新公共管理模式、集权)分权模式等。目前,国内学术界在政府公共管理模式上提出了社会干预模式、市场模式和政府引导模式等。
基于现代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的相关研究和大量案例证明,零向量模式即完全无政府模式如果是不可能的,也是无效率或低效率的[38]。从保护利用的主体出发,民族地区城市文化生态的保护利用主要有政府和城市社区两个主体。根据两者的参与程度、自觉意识、行为效果的不同,可划分成政府宰制型、政府主导)社区参与型、社区自主型和放任型四种行为模式(表2)。
结合当前城市文化生态保护利用的现状及效果,我们以保护度和利用率为两个划分维度,对以上四种保护利用模式进行了特征界定和性质区分,构建出四象限式民族地区城市文化生态保护利用模型,见图1。
4.1 政府主导社区参与保护利用模式.
该模式主要是政府通过法律、法规、政策、规划等方式致力于对濒危文化的保护,阻止城市社区和其他群体对文化生态的损害,同时积极引导、规范、协调和鼓励城市社区进行合理开发。社区在政府的监管下,按照市场原则对各种文化生态进行合理利用与开发。
该模式的特点在于保护度和利用率均高,适用于城市文化生态赋存值高、文化资源结构层次丰富、非濒危文化资源广且市场开发潜力大、具有广阔市场前景等条件。
4.2 政府宰制型保护利用模式.
该模式完全由政府宰制城市文化生态的保护利用范围与力度,政府制定城市文化生态的保护利用政策,并作为绝对主体对不同文化生态加以保护、整合、利用和开发,而城市社区等其他相关群体则完全配合政府实现资源保护和合理利用。该模式的保护利用力度、范围、效果完全取决于政府作为。该模式的特点是保护度高、利用率低,城市社区完全处于被动状态,虽然承担的风险小,但是参与开发的权限小,易出现政府/剃头挑子一头热的状况。该模式适用于城市内以濒危文化资源为主、盲目开发已造成城市文化生态严重破坏、社区居民的民族文化认同感不断降低、现有开发利用效率不高且开发路径需要进行彻底的流程再造等状况。
4.3 社区自主型保护利用模式.
该模式是指政府仅对濒危珍稀文化生态划定保护范围并进行严格保护,其余部分则主要交给市场,由城市社区及各类开发者遵照市场原则进行自主利用和开发。该模式的特点是保护度低、利用率高。由于是社区完全自主,完全根据市场前景决定是否进行开发、如何进行开发,因此社区积极性容易被调动。但这种模式可能会对资源形成掠夺性、破坏性开发,潜在风险大且容易导致类似/公地悲剧的现象。该模式适用于城市文化生态资源品类少,但数量多、可再生性强、文化资源可开发价值大、社区居民素质水平较高且对城市文化生态具有自觉保护意识等条件的祺我。
4.4 放任型保护利用模式该模式是将政府对城市文化生态的保护与利用的干预降低到最低限度,放任城市文化生态自由发展,城市社区完全根据市场前景进行自主开发。该模式的特点是保护度和利用率均低,这显然是不理想的状态。
但长期以来,这种状况在城市文化生态资源赋存值低、开发利用意识处于蒙昧状态的民族地区普遍存在。近年来,随着地方政府日益意识到对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进行保护和科学利用,这种现状将逐渐被其他模式替代。
5 保护利用模式的实施流程及措施.
在以上四种模式中,政府一方面应该根据本地具体的特点及发展阶段,重新审视和选择与自身相匹配的保护利用模式,并在发展进程中不断地进行动态调整;另一方面,不论是选择何种保护利用模式,在具体实施层面都应从机制、法制、政策和开发促进四个层面进行仔细考虑和布局,本文提出总体实施的流程机理见图2所示。
5.1 资源细分与区域规划.
具体包括:各种资源的细分。政府需对民族地区城市文化生态资源应根据不同类别、不同结构、不同等级、不同濒危程度进行全面盘点和细分,在对濒危资源纳入保护名录并进行严格保护的基础上,再部署下一步如何积极引导对其他城市文化生态资源的利用。
不同区域的划分。根据文化生态的分布状况,对城市文化生态尤其是以物质形态呈现的濒危文化赋存历史遗址、宗教场所、文化建筑等)制定详细的5城市文化生态区域保护规划6进行分区块的专项保护,用刚性制度和规范化保护措施来切实保障对相应城市文化生态的有力保护。?配套相应的保护措施。对不同的城市文化生态资源,确定配套的保护经费和具体的责任单位与责任人,并制定相应的责任单位与责任人的考核晋升管理办法。
5.2 保护利用的机制建设
政府应建立民族地区城市文化保护利用的系统性机制,主要包括:培养本区域文化持有者的自觉意识。进一步加强本区域人们对民族文化生态价值的了解,开展民族文化知识普及的宣传工作,激发其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自信心[39]。解决文化传承人的生活保障。加大对濒危文化传承人的生活关照与保障力度,为文化传承人提供社会和医疗保障,消除其后顾之忧,使濒危文化得以传承和延续。提高文化传承人的社会地位。地方政府可通过成立民族文化传承人的相关协会等,为其提供社会交往和文化交流的平台,使其身份得到社会认可和尊重,增强其代代相传的社会动力。构建文化资源的市场化对接平台。在合理利用与活态保护理念下,对可进行开发利用的文化资源,通过帮助文化传承人与东部发达地区文化产业开发主体和投融资平台进行对接,开发出脍炙人口的文化产品,在满足市场需求的同时,完成对文化的/活态0保护。?建立社会/高校相结合的传承保护机制。通过高校的教学科研及与社会普及相结合的传承教育机制,对濒危文字、声音、影像进行永续保存;对非濒危文化生态资源,通过产学研方式推动其得到有效的开发利用。
5.3 自然生境的法制完善
随着民族地区城市经济发展的加速和长期以来在/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恢复等不当理念政策的推动下,民族地区自然生境破坏严重[40]。对此,应重点加强法制建设让文化生态的保护和利用能得到切实的保障。主要包括:加强民族地区文化与生态法律法规的制定、执行与监管。加强对自然资源采掘与交易的监管。提高民族地区的生态保护与补偿标准,可考虑在原有资源等级划分与保护措施基础上对资源购买者征收生态环境补偿税,并将其投入到生态补偿机制中,扩大民族地区/碳汇储备。加强对自然环境破坏者的处罚力度。建立自然资源开发担保机制和环境破坏赔偿制度,开发商若是对自然资源造成损害,必须主动采取补救措施,否则将面临更大力度的经济处罚。?建立环境保护监管机制。提高人们保护环境的自觉性和参与监督的意识,通过接收上网投诉,职能部门必须逐条答复,强化监管力度,定期检查执法监管情况,并与责任人晋升考核等制度挂钩。
5.4 开发利用的政策扶持
对非濒危、可再生性强、市场前景广阔的城市文化生态资源,通过系列扶持性政策,促进社区及外部开发商对其进行开发,推动本市文化创意产业的迅速发展。
具体包括:扩大地方文化产业引导资金覆盖范围和资助力度,加强对引导资金的监管,防止挪作他用。鼓励社区及开发商进行保护性开发,使之转化为文化产品,并遵循市场原则,借助市场手段,以文化养文化,使文化赋存以活的产品形态存活于世,得到长期、持续的保存。?打造基于民族文化生态特质的个性化魅力城市。对文化生态的保护和开发利用,不仅能推动民族地区城市的经济发展,还有利于个性化魅力城市的形成与彰显,克服/千城一面弊端,政府在对城市文化生态进行保护的同时,可考虑借助本城市的文化生态,打造个性化、特色化的魅力文化城市,使城市文化生态保护和个性化魅力城市的塑造有机结合起来,形成相辅相成、互补共生的良性共生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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