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长篇小说《漂泊》对城市打工少年生活的关注之后，作家刘第红的最新力作《最后一根琴弦》把创作视角从现实转向了充满梦幻色彩的童话。他在文体间的转换游刃有余，在笔下创造出了一个尽善尽美、自然与生命和谐的童话世界。在童话集中，作家刘第红延续了一贯的精神探索和人文关怀，以期为儿童或成年读者带来灵魂的启示和美的享受。
《最后一根琴弦》中共收录了 66 篇短小而意蕴深刻的童话故事。笔者认为，刘第红先生童话的独特性在于他擅于运用陌生化的笔法，撕破看似自然的、合理的表象，而采用一种反传统、反常理的方式使读者把握真实、进行审美。他的童话创作离间现实生活，打破了读者审美的自动化倾向，增强了读者对文学作品的感受力。在笔者看来，刘第红先生童话创作的“陌生化”魅力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 形象的陌生化、情节的陌生化、语言的陌生化。在三种陌生化魅力的交融中，刘第红在文本形式丰富性的基础上描写了童话世界里的爱与美、同情与包容，传达了生命平等的意识、交互审美的理念以及辩证思考的精神。
一、形象陌生化
大千世界，物类繁多，无论是在现实生活还是在人类浩淼无涯的想象世界中，形象总是一切源起的附丽和依托。庄子曾云: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人类虽然不能在有限的生命里穷尽对世间万物的认知，但是对身边常见的事物拥有深刻了解也并非难事，与对日常事物的熟悉相伴而来的却是新鲜感的丧失和感知力的下降。形象的陌生化有意增强人们对寻常事物产生认知的难度，其目的正是为了恢复人们对事物的感受。什克洛夫斯基说:
“形象并不是变化的主语的不变谓语。形象的目的并不是要使它带有的意义更接近于我们的理解，而是要创造一种对事物的特别的感觉，创造它的视觉，而不是它的识别。”［1］71因此，形象的陌生化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创造出一种非同寻常的视觉效果。
《最后一根琴弦》作为一部童话集，它不同于写实性的小说或散文，而更加强调想象力的作用，浪漫主义的色彩浓厚，其中所蕴含的形象丰富性和奇特性更是其他体例的文学作品不可比拟的。在《最后一根琴弦》中，作者或是对日常生活中人们习以为常的事物外在形象进行变形，或是对平日里大家耳熟能详、拥有固定看法的事物内在形象进行颠覆，以此产生的视觉冲击力和陌生化效果赋予了故事角色巨大的张力，延长了读者对角色的把握、理解时限，让读者对已经太熟悉而视而不见的事物“另眼相看”。
( 一) 变异式形象
马振方在《小说艺术论》中说: “如果超自然的奇幻意象不假宗教观念和民俗信仰，不带任何迷信色彩，而使自然之人或物发生不可能发生的变异，如人化异物，物具人格之类，这就造成变异式表意形态。”在童话中，这种表现形式数见不鲜。刘第红童话中出现的“物具人格”表现手法，综合看来共有两种表现形态。一类是自身具有生命特征的物的人格化: 动物中有学习过马路的鹅妈妈和鹅宝宝、开诊所的森林医生缝叶莺、为森林广告代言的小鹿、喜欢恶作剧的调皮小象努努以及不小心被带到城市而思念家乡的蟋蟀等等; 植物中则有因为留恋星光而奋力攀登悬崖的藤树、拥有甜甜的吻而期待被人欣赏的红草莓、暗恋上一位少女的枫树和其貌不扬却最终寻找到快乐源泉的黑蘑菇等。另一类则是本身不具有生命特征的物的人格化，例如唱着清澈婉转歌谣的小河、梦想自己能够开花的小泥人、沉默不语却对爱专一的大山、会让时间静止的闹钟、身处废弃河道却心存梦想的沙子等，不一而足。前者让读者认识到人类并非世界的主宰，众生平等，自然界的其他生物同样也拥有缤纷多彩的世界，后者更是让想象蔓延，使生命的痕迹无处不在，以万物的灵性为平凡的世界增添诗意。作家刘第红用一双富有洞察力的眼睛和一颗对世界充盈着爱意的心灵书写了无尽的浪漫主义精神，令读者心驰神往。
站在陌生化的视域下审视“物具人格”的特征，正是作家基于对现实进行陌生化改造以实现艺术式表达的考量。在这方面，刘第红作品中的童话形象除了拥有物具人格的特征，有意识地增强形象的生动性和趣味性，还表现了一种主体自身之中产生的形象转化和变异，以此给读者留下了更加深刻的陌生化印象。这种变异是相对于新的主体与原型之间的变化和差异而言的，它对符合规律的事物原型的外貌或属性进行了一定改写，改写之后的形象因为与现实或规律之间的差别使人产生了陌生感。
因此，变异式形象产生的基础之一是物与物之间的相似性。它依托于原物自身的某种特质而变身为同样拥有这一特质的另一种事物，实现了形象的变异转化。《神秘失踪》中大公鸡变成了花丛中的鸡冠花，大公鸡和鸡冠花之间因为“鸡冠”而具有外形相似性; 而《绿色能源》中，作者赋予了一台被遗弃的犁田机真实的生命，它在被弃置多年之后，耐不住寂寞悄悄跑出来犁田，在童话里变身为一头拥有自主生命意志的铁牛，犁田机和铁牛之间存在的则是“犁田”这一功能上的相似性。动物与植物、非生命与生命之间的自由转化造就了一种超越自然规律的陌生感，建立起生命界、万物间的普遍联系，展现出作者为儿童营造的奇特、自由、浪漫的氛围。
这种认为万物都有生命自由意志的看法与人类童年期“万物有灵”的认识论相契合，也建构起一个神秘而令人惊奇的梦幻世界。除却建立在事物相似性基础上的形象变异，《最后一根琴弦》中还有一种“突转式”变异。它抛开了一切规则，摒除思维的界限，让随想象所欲而为的变形成为可能。例如《树上的人鱼》讲述了一只追求爱情的小鲢鱼的故事，它为爱而最终幻化成了一个可爱的小人鱼，得以每天看到自己心爱的人。
故事的陌生化魅力就在于使不可能的事情成为可能，使梦想历经长途跋涉而能够成功抵达终点。刘第红在童话中对符号的抽离，使生命的概念只落脚于生命自身，这令他能够充分尊重个体的主体性，在作品中帮助他们释放生命的激情、实现梦想，完成一种与众不同的生命体验。用艺术的手法对现实进行变形，实现生活里难以达到的完美，填补生命的空缺，滋养人的心灵，这正是童话的魅力所在。从这个意义上看，刘第红的童话世界不仅仅是儿童的思想乐园，也是慰藉成年人心灵的精神家园。
( 二) 颠覆式形象
变异式形象主要是针对事物外貌、外形方面的变化，偏重于物理和外在，颠覆式形象则是对事物固有印象和观念的反拨，侧重于思想和内在。通过形象的颠覆而形成的陌生化是对人们生活中拥有固定看法的事物的重新阐释，这种手法旨在从事物惯常印象的对立面出发，于其对立统一的属性中寻觅同一性，使人们获得全新的观感和启发。在创作中，通过颠覆性的形象创造能够实现事物二元对立统一属性之间的转化，这样不仅营造出了陌生化效果，同时也使文本自身富有张力，体现出作者超乎常人的洞察力。刘第红在这部童话的创作中亦十分善于发现事物在善与恶、美与丑、生与死中的对立统一性，挖掘其中的真善美。其中最引人注目的颠覆式形象有两种: 一种是对“丑”“恶”形象的颠覆，一种是对“影子”形象的颠覆。
童话世界之所以让人流连忘返，原因之一在于其主人公的纯洁和善良、结局的团圆和完满，因为所有这些都给人以无限的遐想和期冀。但是，精彩的故事却又往往离不开一位邪恶破坏者的干预和由此而致的主人公曲折离奇的经历。假如《白雪公主》中没有心狠手辣的王后，《灰姑娘》中少了凶恶刻薄的继母，故事一定会大为失色。随着作家创作技巧的日臻精湛，或许，怎样写好故事中破坏者的形象已经不足为奇，更新奇的却是如何为这些人们心目中固定的破坏者形象正名翻案。刘第红的童话集中对“丑”“恶”形象的颠覆便不失为一种大胆的尝试。《奇异的星辰》一文里，作者颠覆了传统中“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老鼠形象，而把它写成是人类的宠物、一个帮助老人寻找童年美好回忆的辅助者。在这里，老鼠终于得以走出成见的阴影，一改寻常可憎可恶的盗食者和贪婪者形象，转而成为良善者，利用自己会打地洞的天性帮助主人寻回童年时遗失的弹球，在故事里成为情节的主要推动者。与书籍同名的童话故事《最后一根琴弦》不仅呈现了颠覆式的形象，还一反中国传统童话中和谐美好的环境描写，塑造出一种凄美、哀婉的氛围。
在篇中，传统认识里蟋蟀的好斗天性、蜘蛛的嗜血天性都遭受了挑战，作者转向了这些极端性格的对立面，浓墨重彩地描写了生命同一性中的纯真和友善，在各种角色的相互欣赏、理解和支持中，孤独的演奏家蟋蟀终于奏出了生命的交响乐。通过这些颠覆式形象的组合、连接，作家塑造了一个个让读者觉得熟悉不已却陌生新奇的形象，表现了生命的无私和奉献，从中达成了丑与美、生命与死亡、寂寥与狂欢的同一性，为自然与生命的辩证法谱写出一曲赞歌。
如果说刘第红经由颠覆“丑”“恶”形象达成陌生化效果的故事为读者提供了生命同一性和辩证法的启示，那么他对“影子”形象的颠覆则让读者把焦点从外物过渡到自身，超越感性，上升到本体论层面。影子是明与暗的交界，是现实与幻觉最暧昧不明的姿态，它依附于实物而不能脱离外物独立存在，但是在刘第红的童话诸如《影子保鲜法》《影子弄错了》《画家和他的影子》中，影子脱离了现实世界中本本分分、依托外物的姿态，转而成为了具有生命力的、拥有自由意志进行活动的形象，实现了一种颠覆。拉康在论述镜像阶段理论时阐释道:
“人在‘镜像阶段’时期就有了自我意识，并逐渐开始建立起一种‘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之间的关系。”［3］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人逐渐开始控制想象并确立起对“自我”的认知。从影子和镜像的类同性角度讲，对影子的叙写也不失为人类潜意识中对自我的一种体察和探索，一种对自我以外的“类自我”客体的捕捉和想象。影子与自己主人的结合就象征着人对自我的感知和认同。《影子保鲜法》中的小狗不肯接受小猫的影子，《影子弄错了》中“我”必须与寄宿的客人换回自己的影子等，都象征着对自我的认同和坚守、对“存在”之意义的探求。由变异和颠覆而来的陌生化形象是作者对什克洛夫斯基“修正第一次印象”呼吁的印证，这种陌生感促使读者打破成规套路的拘囿，对事物进行重新定位和思考，进而弥补我们日常思维里的盲点。
游走于刘第红先生的笔端，陶醉于优美的童话，我们也不禁感叹，万物平等，生命的光辉不会止于黯淡，因为它们都会从关爱中得到慰藉，感受生命的悸动。
二、情节陌生化
形象陌生化是刘第红童话陌生化魅力的重要构成因素，而情节陌生化使童话集里的故事更添趣味性与可读性。情节是对故事材料的结构安排，寻常故事平铺直叙的单线叙事模式往往显得单调而乏味，容易分散读者的注意力，或者使读者很容易把握故事的发展脉络，大大降低故事的趣味性和可读性。对情节加以陌生化处理的方式却能够对此种现象进行改观。对于情节的陌生化，我们可以从刘第红的童话中找到两条线索: 一条是非时序化的叙述，另一条是去理性化的情节。
( 一) 非时序化的叙述
在《情节的展开和斯特恩的 ＜ 项狄传 ＞ 》一文中，什克洛夫斯基将叙事作品层次划分为“故事”与“情节”，他解释道: “人们常常把情节的概念和对事件的描绘，和我提出的按照习惯称为本事的东西混为一谈。实际上，本事只是组成情节的材料。”［1］38在具体文本中，本事就是按照事件发展的实际顺序进行的叙述，而情节则是作家对原始素材进行艺术加工、打乱时序的叙述，以此使文本达到一种陌生化的效果，实现作家的创作意图。
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如意识流与荒诞派在艺术技巧中打破时空限制、注重人物的心理感觉，可谓是陌生化效果的表现之一。我国的先锋派小说受西方现代主义小说技巧影响，对形式和叙事技巧的追求也使众多读者感受到陌生化的独特魅力。反观刘第红的童话，作者也常常采用非线性的叙述模式，对事件发生的顺序进行打乱和重组，这种对情节的非时序化处理使读者从童话中也获得了全新的阅读体验。它在形式上削弱了故事的完整性，但转而突出了故事主人公的心理感受，在情感的表达上更为细腻深刻。例如《奇异的星辰》一文，它讲述了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追寻童年美好记忆的故事，依据童话内容，事件发生的实际顺序应该如下: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打乱秩序、使情节陌生化的安排让故事变得更加曲折、动人。故事从一开始就给读者们留下了悬念，读者不禁好奇老人为何要带老鼠去工厂? 老鼠在此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故事讲述过程中，作者又通过几次情节的转折诱发读者的情感波动，使读者获得对故事情感更真切的体会。
虽然故事的结尾都落脚于老人“回忆过去、回到天真”，但是陌生化叙述方式营造的曲折感突出了老人对童年美好回忆的执守，以及寻回丢失弹球的不易，给读者以一种情感上的升华，使人们得到珍惜童年、永守纯真的启示。《飘逝的长裙子》等童话亦是如此。该篇以主人公班尼太太执守回忆、痴恋白裙为始，以她与孙女丽奴的谈话展开，追溯过去，逐步解开班尼太太与班尼相恋、班尼见义勇为而牺牲的谜题。故事的结尾，班尼太太与白裙一起隐没在白云深处，化为纯洁、忠贞爱情的象征。
刘第红先生童话中情节的非时序化使童话产生了陌生化效果，打破了艺术形式化的规则，主人公在片段式的时间区里自由来去，令事件过程立体而富有戏剧性，这就像戏剧家布莱希特为创造陌生化效果而提倡的“日常生活历史化”观点，也即通过改变戏剧的时空结构，使它们以一种陌生的、与观众有距离的面貌呈现，从而达到与现实的“离间效果”。与此同时，文本空间也就更为开放，呈现出多义性的特点，可以给予读者更加广阔的想象空间，这对于强化童话自身的美感及教益、激发儿童阅读者的想象力具有重要意义。通常，打破线性叙事的陌生化写作注重文本的结构和形式，因而时常会割裂文本的形式与意义，堕入xuwuzhuyi深渊，但在刘第红先生的童话写作中，他并未因为追求形式而解构意义，而是实现了形式与意义的统一和并重，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 二) 去理性化的情节
刘第红童话中情节陌生化的另一种表现为去理性化。关于“理性”一词的所指，长久以来蔓生出许多学说或理论，现实中也被人们含混地使用着。李泽厚认为，理性“最广泛也最含混的用法，是指人所特有的思维、理解、认识、推论的能力、规律、法则，而大多与逻辑( logic) 相关”［4］。在本文的语境中，“去理性化”意味着对规则的反叛、对常理的冲击。作者刘第红对童话去理性化处理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对主客体的颠倒。
在规则和理性的约束下，世界上的事件多是以人为主体、以其他万物作为目标对象的能动行为。在刘第红的童话中，我们却看到了对这种定势的突破: 他对程式化的内容进行颠倒，反把自然物作为主体，而把人作为它们的行动对象。《钓人》这篇童话中上演了一出“鱼钓人”的滑稽剧，《木马骑人》则让本来是为人所造、为人所用的玩具木马反客为主，享受到“骑人”的乐趣。刘第红把看似荒诞的事情置于熟悉的场景，通过主客体颠倒所造成的陌生化给童话添加了一种新鲜感和喜剧色彩，刺激了读者感受的敏锐性，让人忍俊不禁。童话集中的“红豆派童话”更是花费了许多笔墨来描写自然界的动植物对人类的爱情，展现出大自然作为主体对人类怀有的情感和包容，从反面表达了人类应该尊重自然、爱护自然的思想。刘第红笔端的陌生化效果与现实疏离，于去理性化的情节和童话的奇特意境中造就了审美距离，再次申明了他万物平等的主张。
从更深层的意义来说，这类童话反映了杜夫海纳式的美学思想———以主体间性思维观看世界的人文关怀，从终极本源这个维度上来讲，即“人与自然世界( 在杜夫海纳的个性化视域中体现为‘造化自然’) 的维度，体现为在造化自然对人类创生与诉求的基础上，二者之间的本源和谐”［5］。这是对孩童思考人类生存境遇的启蒙，也引导儿童形成万物平等、尊重自然的意识。其中的去理性化情节无疑还造就了审美的距离，这种审美方式使童话更加贴近儿童灵活多变、奇幻百出的心理。杨春时在着作里曾谈道: “审美不是理性活动，它不受理智直接支配，不遵循形式逻辑，不使用概念，不服从规范，而是纯粹的非自觉意识活动( 直觉想象和情绪欲望活动) ……审美以超理性形式，升华了无意识，解除了自觉意识的压迫，从而使审美意识成为自由的意识。它吸收了无意识巨大心理能量和非逻辑形式，形成了审美意识的巨大情感力量和创造性。”［6］刘第红的童话创作在实现文本陌生化、去理性的情节写作时无疑在极力追求这样的境界。
三、语言陌生化
语言是约定俗成的、由符号表示的规则系统。作家在创作中常常寻求对语言规则的突破，他们的语言表达形式本身就有别于日常语言，而通过有意识地强化这种突破，塑造意象之间的奇特关联、喻体和本体之间的断裂性等等则可以实现文本的陌生化，更能突出作品的艺术性。文学史上个中代表既有多恩等 17 世纪英国玄学派诗人的巧智奇想，又有 20 世纪盛行于欧美大陆的象征派诗人的诗美建构，还有中国现代诗人对象征派诗歌写作手法的接受吸纳等等。虽然各派之间具有程度深浅以及偏重的不同，但是也具有一定的共同点，即追求语言符号组合关联的任意性和跳跃性。反映在童话这种文学体裁中，因为它面对的读者一般是儿童，所以语言的生动、活泼甚至一定程度的夸张就更加重要，在作者想象力的作用下，语言陌生化的特征也更加显着。通过阅读可以发现，《最后一根琴弦》中语言的陌生化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语言的跨语义反常组合，它侧重于语言文字的“形”，常通过文字组合创造的视觉陌生感来达成; 二是语言结构的矛盾对立，它侧重于语言传达的“意”，常通过语言所表达的矛盾对立的深层内涵来实现。
( 一) 语言的跨语义反常组合
当读者阅读文本时，“观看”是首要步骤，在这个过程中，读者获得的第一层信息是文本的外在表现———语言文字的组合形式。语言在形式上的陌生化表现为语言符号组合关联的任意性和跳跃性，武汉大学的赵小琪教授将这种表达方式称为语言的“跨语义系列的反常组合”［7］127 －132，它首先关乎文字组合所带来的视觉陌生化效果，然后是读者理解、感受文章上的困难和延迟。在这个意义上，作者的语言既可能在语法方面超出规则，也可能在事理表现方面违背常情。刘第红先生在童话中善于创造视觉陌生化语言，以此取消读者对经验的依赖，而致力于创造新的“经验”，让感官接受新鲜组合的刺激，使文本生动丰富、不落俗套。当然，跨语义反常组合的语言在一定意义上会增加阅读的困难，延缓阅读速度，但却有利于读者从文字的羁绊中回味其所蕴含的情感，进而获得别样的触动和感悟。
在陌生化理论的观照下，《最后一根琴弦》中有很多超越语法规则的用法，这些特别的用法把文字的视觉效果延伸到文本的内涵，使二者有机统一起来。表现在量词搭配方面，诸如《迷人的星星》中所使用的搭配“一幢”“悬崖”，《森林里的游戏》里“一群”“蘑菇”等，都突破了固定的使用规则。“一幢” 通常用来形容房屋，暗含高大、坚固之意，以之修饰悬崖恰好突出了悬崖这个障碍物的巍峨和险峻，反衬出了想要攀登悬崖、接近星辰的幼苗的艰难处境。而“一群”则通常用来修饰数量很多的动物，如“一群羊”“一群牛”。草地中的蘑菇作为植物本该用“一堆”来形容，但作者以“一群”来修饰蘑菇显然更符合童话的文体特征，也使游戏玩耍中的蘑菇更具动态美，突出了集体游戏热闹非凡的气氛，让蘑菇的形象变得更加活泼可爱。于量词搭配所营造的陌生化效果之外，另一类更加吸引人的是“抽象的概念与具体的事象的结合”［7］127 －132。作者在《影子保鲜法》中对影子进行了具体化操作，把无色无味、不可捕捉的影子与“新鲜”“变味”“保鲜”等词汇组合在一起。又如《芽语》中，被具体化了的鸟鸣声“满地乱溅”，“看得我眼花缭乱”，甚至还可以被“捡拾”。作者的语言跨语义反常组合使人在听觉、视觉和触觉三方面的感官交叉融会，充分调动了读者的感官体验，把他们也纳入了文本的建构之中。
诸如上述的用法在童话集中不胜枚举。例如，《飞舞的葵花》中向日葵的哀叹: “难道相逢的梦想只能永远凝固?”《暗恋少女的枫树》中枫树的自白: “这个隐痛的从未说出的秘密，成为我身上的一个节疤。”［8］65《美丽的接触》中，盲童的微笑“像一道闪电，划亮了漆黑的原野”［8］90。“梦想”与“凝固”的组合显示出向日葵梦想的艰辛和迟滞，它对太阳的向往在现实空间中似乎永远遥不可及。“秘密”与“节疤”的组合让枫树对少女的思念之苦成为它自身的一部分，更突显这份情感的真挚和深刻。
“微笑”与“闪电”的组合则让盲童照亮了他身边的世界，他用自己的美好让世界变得明媚起来。语言的跨语义组合打破了事物的寻常组合经验，达到了视觉效果和突破常规的双重陌生化，渲染出一种超脱世俗的天真和童趣，让读者获得崭新的阅读体验。刘第红先生用实际写作向读者证明，规则并非不可超越，常理并非不可突破。这种写作手法折射出了作者的辩证思维方式，更以此彰显了儿童文学的灵活和不拘一格。
( 二) 语言结构的矛盾对立
赵小琪教授在研究中论述道: “西方象征主义诗人认为，世界是矛盾统一的存在体，是与否，生与死，恐惧与欢乐，神灵与魔鬼既是相互对立的，又是相互联系和转化的，诗人的任务，就是在诗的语言结构内部表现事物的这种矛盾的同一性。”［7］127 －132表现在文本中，语言结构的矛盾对立就是把两个对立、相反的事物统一于一个语境中，在二者的对立中形成强烈的冲突，使文本显示出无比的张力。在诗歌中，诗人经常制造鲜明的语言结构矛盾对立形式，对比愈强烈，矛盾愈突出，则诗歌张力愈强。在小说、散文和童话等文体中，语言结构矛盾对立的设置则相对较少又相对模糊，但在刘第红先生的童话里，因其诗化的语言风格和力求超越范式的立意，语言结构的矛盾对立成为他颇具个人特色的书写方式，造就了一种非同一般的陌生化效果。
刘第红先生的童话语言优美、充满童真童趣，却又不肤浅稚嫩，原因之一就在于他的童话既表现了忧伤和苦痛，又描绘了欢乐和美好，在二者的对立统一中，童话的意蕴更显深刻。首先，刘第红先生着力表现了梦想和现实的对立统一。《迷人的星星》中梦想触摸星光的藤树，《梦想花开》中渴望开出鲜艳花朵的小泥人，《小树叶的歌唱》中梦想自由飞翔的小树叶，《想要飞翔的树》中梦想飞翔的大树，《两颗沙》中想变为萤火虫的沙子等等，故事的主人公都是拥有伟大梦想的平凡角色，现实给他们以无数磨砺，主人公现实中历经千辛万苦却从未放弃梦想，在痛苦的坚持中梦想终于成真。其次，童话集中，痛苦和欢乐的对立统一亦十分突出。《心灵的舞蹈》中“忧郁魔鬼”的镣铐和“欢乐少女”的舞蹈形成了强烈对比; 《黑蘑菇》里，黑蘑菇的悲伤和快乐前后有着巨大的反差; 《火花的女儿》一文中，冰冰城居民曾经的冷漠、缺乏爱心与同情心，和后来的相互温暖、关爱他人之间形成了鲜明对照。
最后，这部童话集传达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观点———人类与自然的对立统一。在《观梦》这篇极富诗意和代表性的篇章中，作家刘第红在梦幻般诗意的行文中塑造了一个纯真的世界，与复杂纷乱的世俗形成了强烈反差。他通过小鸟恬静而温馨的梦境表现了纯真对世俗的反叛、和谐对对立的修正，于这样的二元对立统一之中突出了大自然的安然、自由和纯净，向读者传达了热爱自然、保护自然的思想以及向善、向美的人生信念。语言结构的矛盾对立使刘第红的童话在陌生化中显示出包容性和辩证性的特色，他为童话注入了哲理的思考和智慧的启迪，他的作品也因此而超越了一般儿童文学作品的高度。
刘第红先生童话集中所表现的语言陌生化，其目的并不在于让文字变得晦涩难懂并以此赚人眼球，毕竟童话所面向的一般读者是儿童。相反，他通过私人化和个性化的体验造就了陌生却又优美自然的语言，使故事充满了生命力。这令他的童话在语言方面独具风格、充满创意和新奇性，又充实了文本的意义，完善了文本的内涵。
作家刘第红敢于颠覆、自成一派，他的童话集《最后一根琴弦》通过形象的陌生化、情节的陌生化、语言的陌生化为读者打造了一个遥远而靠近、陌生却熟悉的世界。作者在此用最诗意、最纯真的语言把世界拉远，然后再还原到读者面前，用距离营造美感，用故事书写情怀，让世界重返童真，充满了人文关怀。这正如他自己所言: “现实生活是不完美的，而童话世界却尽善尽美。童话离间生活，与现实世界拉开距离，形成‘陌生化’效果。可是，读者在阅读童话时，却觉得遥远而陌生的童话世界又是如此的靠近与熟悉。这正是童话的魅力。”
参考文献:
［1］［法］托多罗夫． 俄苏形式主义文论选［M］． 蔡鸿滨，译．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2］马振方． 小说艺术论［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251．
［3］黄汉平． 拉康与后现代文化批评［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32．
［4］李泽厚． 哲学纲要［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47．
［5］尹航． 重返本源和谐之途·杜夫海纳美学思想的主体间性内涵［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217．
［6］杨春时． 生存与超越［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149．
［7］赵小琪． 蓝星诗社对象征派诗美建构策略的化用［J］．外国文学研究，2003( 3) ．
［8］刘第红． 最后一根琴弦［M］． 沈阳: 万卷出版公司，2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