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樋口一叶是日本明治时期最着名的女性作家, 她的小说创作是区别于男性话语的女性写作。一叶在小说中以独特的女性视塑造了一批形象丰满、性格各异的人物形象, 其中男性形象是作为女性人物的衬托与补充出现的, 一叶通过她笔下的男性人物传达出她对两性关系的思考以及对男性期待的幻灭, 而男性人物的言行也显露出日本传统社会中父权与夫权对于女性的迫害, 一叶借此寄寓自己的社会批判意识以及她对明治社会底层妇女悲剧根源的另一重思考。
关键词： 樋口一叶; 女性视角; 男性人物形象;
樋口一叶 (1872-1896) 是日本明治时期最为着名的女性作家, 她的文学成就主要集中在中、短篇小说与和歌领域, 而她留下的七十余册私人日记也颇具文学色彩与文学价值, 更成为后世学者研究其生平与文学活动的重要材料。尽管一叶创作的小说数量不多, 其小说题材也相对单一, 但其中不乏珠玉之作, 如《青梅竹马》《大年夜》《浊江》等篇目, 不仅在当时赢得了日本评论界的击节称赞, 更成为流传后世的不朽名篇, 而一叶本人也被众多评论家推崇为当时日本在小说领域中唯一能与男性作家相匹敌的女性作家。自周作人始, 我国学术界对樋口一叶的小说创作多有研究, 但目前国内所见对一叶小说的研究主要以其作品的现实主义文学特征以及她女性意识觉醒下的写作为主, 而对一叶更具个人特色的女性视角下的人物形象塑造有所忽略。本文旨在对樋口一叶在其女性视角观照下人物形象的塑造进行分析, 以期将对樋口一叶小说的研究近一步引向深化。
樋口一叶的小说中大多以女性为主要描摹对象, 但也不乏对男性形象的塑造。而在某种程度上, 女性作家在其女性视角的观照下塑造出的男性角色其实更能从侧面体现她对女性命运的思考。作为一名女性作家, 一叶在小说中塑造出的男性形象迥异于男性文学, 别具特色。不同于男性作家在小说中大多数以男性角色为主要人物的情形, 一叶笔下的男性形象大多是作为女性人物的衬托与补充出现的, 并通过男性形象的言行来进一步突出小说中女性人物的生活状况和表达一叶对女性命运的思考, “一叶在书写女性抗争之艰辛的同时, 也用辛辣的嘲讽揭露了男性世界的卑微与不净”[1]。
在明治社会那样一个刚刚启蒙的时代, 女性作家对于近代男性的认知还是很匮乏的, 在倡导女性主体地位的同时不免会把男性简单地推到女性的对立面, 或者仅仅把男性作为女性爱情理想的寄托, 因而在一叶所处的时代, 其他女性作家小说中的男性人物大多呈现出脸谱化、符号化的特征。而樋口一叶笔下的男性形象却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这样的缺点, 尽管相较于她所塑造的女性形象仍显得单薄, 却已经显示出与众不同的特征。
首先, 一叶在塑造男性形象时常故意驱笔令小说中男性之间呈现出一种“二元对立”的关系, 也就是说她小说中的男性形象大多是成对出现, 并且无论是在社会地位还是为人品性上都体现出“二元对立”的对比关系。如《暗夜》中的波琦漂和高木直次郎, 《十三夜》中的原田勇和高坂录之助, 还有《埋没》中的辰雄和赖三, 这些男性人物中的前者往往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丰富的学识, 可为人却卑鄙无耻, 他们对女性的个体价值总是不够尊重甚至不屑一顾, 是属于迫害女性的一方;而这些男性人物中的后者一般社会地位低下, 也没有接受过正统的教育, 如直次郎是一个失意的青年、录之助是一名车夫, 而赖三也仅是一名不得志的手工艺人, 但他们却都表现出对自己身边女性的关爱, 并愿意为她们做一些事情。这样以“二元对立”关系出现的男性人物无疑充实了小说的内容, 也使男性形象在互相对比中表现出愈加鲜明的个性特征, 更从最广泛的层次表达出作家在女性视角的观照下对男性的直接观感。在一叶的小说中, 男性形象从来不以主角的身份出场, 而是以女性人物命运的参与者和见证者的身份现身, 他们出现在女性命运的各个角落, 并在更深远的层次上象征着男性世界对女性世界的控制与影响, 这样的话, 一叶便不再孤立地从女性身上挖掘她们悲剧命运的根源, 而对于女性悲剧命运的叙述也多出了一个侧面着力点, 使小说的叙述不再只是女性作家的独语, 更反映出丰富但却冰冷的现实。值得注意的是, 在一叶的小说中, 无情无义并最终导致女性走向毁灭的往往是家世比较优越、道貌岸然的男性, 而出身低贱或貌似玩世不恭的男性却常能给予处于悲剧命运中的女性以稍许的安慰, 不难看出, 这样的设计正是体现出了一叶对于上层男性幻想的破灭以及她的平民女性意识。
其次, 不同于男性作家笔下出现的主动关爱女性、尊重女性并谋求与女性平等自由爱情的近代男性形象, 樋口一叶在女性视角的观照下, 其小说中的男性人物大多呈现出一种现实中的无能与理想上的幻灭感。
在一叶的小说中, 无论是社会底层还是上流精英, 这些男性角色总是无法带给女性以幸福, 甚而常常充当迫害女性的一方, 他们的存在只是不断加重着女性命运的悲剧性, 如《十三夜》中的原田勇, 自认为是新时代男性的他不愿意接受家庭的指婚, 而向平民家的姑娘阿关求婚, 但当他成功娶到阿关时, 又觉得这样一个普通女性配不上他, 给他丢人, 明明是以自己意愿娶到的妻子, 他却不会也不愿意去理解她。而阿关在十三夜的月光下偶遇的初恋情人录之助, 也并没有寄予阿关温情, 他没勇气带阿关走出苦海, 只是唠叨着自己与阿关当年的心意以及自己现在落魄的生活, 甚至在对话中对阿关的称呼也换成了尊称, 阿关从这个男人身上获取的安慰并不是男人本身给予的, 而是出于女性对于过往温情的回忆才得以取得的一点心理上的安慰。除此之外, 一叶小说中的男性人物也作为女性错误选择之后饱受不幸折磨的象征存在, 不断加深着作品中女性对自身命运的悲叹与悔恨, 也预示着樋口一叶对男性美好幻想的消亡。如一叶根据自身经历写出的《下雪天》, 在这篇小说中, 一叶描写了薄井家的珠儿与学校的老师桂木一郎两情相悦, 遂不顾家中姨母阻碍而勇敢私奔, 最后却因男子薄幸而暗自后悔神伤的故事。《下雪天》中的男性人物并没有直接出场, 他只存在于阿珠的追思与回忆中, 在阿珠不断深入记忆的过程中, 一个负心薄幸的男子形象便呼之欲出, 跃然于纸上, 由于在间接塑造人物中产生的朦胧感, 小说中的男性也由此脱离了简单的个体意义而更普遍的象征性。一叶在《下雪天》中掺杂着自己的情感经历, 这样融入生活与自我情感之后的叙述已经摆脱了内容的匮乏和意义的苍白, 不仅使得其中的人物塑造更显真实, 更令小说传达出直击人心的力量。
第三, 在樋口一叶的小说中, 男性形象从来不独立出现, 而是以男性群像的形式呈现在读者面前, 而正是通过这种群像式的广泛描摹, 才愈见当时社会形态中男性的真正面貌, 并以此映射出明治时期平民女性的真实生活。在这种群像式写作的模式下, 樋口一叶在选择描摹对象时并不拘束于成人男性, 对于少年人物形象她也多有塑造, 而因少年与成人相比更显天真纯粹, 因而所揭露的现实也更具实感。
《青梅竹马》以一群孩子为主角叙述了日本明治维新时期, 在东京下町最知名的红灯区吉原花街发生的故事。在讲述这个故事时, 一叶并没有着意由孩童的世界向外围不断扩展, 而是始终关注着少年们的生活本身, 并以女性特有的敏感视角关注、叙述着几乎每一个孩子的内心波动, 正像田中优子评价的那样:“要总结《青梅竹马》的故事还挺难, 这部小说的闪光之处不在其情节, 而在其深入描写的每个人物及背景、日常的生活、还有生活在花街柳巷中的每个人物的那份活力与哀愁。”[2]而正是在这种深入的描写中, 樋口一叶完成了对少年形象的群像式描摹。
小说中的女主角美登利因为自己姐姐是妓馆的红人, 自身又长得美丽可人, 不仅生活用度不愁, 也常常受到别人的追捧与恭维, 故而一向出手大方, 自视甚高。但在她参与男孩子们的打架时, 本想仗着自己平日的威势帮帮挨打的孩子, 但结局却是被男孩长吉辱骂为“婊子”、“继承你姐姐那行的叫化子”, 并被一只破草鞋砸到额头。这是少女第一次真正直接接触男性世界的冷漠与残忍, 而在小说的结尾处, 一个被称作“傻子”的男孩又一语道破长大之后美登利的命运, 他说:“这不更好吗?要是她成了窑姐儿, 我呀, 明年就要搞季节生意, 赚来许多钱, 用这些钱去嫖她!”, 这又从侧面展现了男性世界对美登利的鄙视与不堪的欲望, 美登利本来在小说中是个高高在上的形象, 但一旦与男性世界发生冲突, 其真实的遭遇便显现了, 这样强烈的对比生动地展现出当时男性对女性的真正看法, 也进一步勾勒出女性命运的不幸。
除美登利与男性的冲突外, 《青梅竹马》中男性间也颇多争端, 其中矛盾激化到顶点的事件便是男孩中两方阵营之间的打架, 三五郎是个家庭贫困的孩子, 因为各种原因与男孩子两方阵营的领头都颇有交集, 因而一直不知道该帮谁, 但在一次打架中, 这种尴尬的身份却成了他挨打的重要原因, 挨打之后的他原本满是愤怒, 但由于打他的男孩的父亲是他们家的房东, 因而最后也只能咽下这口气, 甚至不敢和家里人说。男孩之间的冲突极大地反映了当时社会贫富差距之重和等级差距之悬殊, 这像是一种宿命, 穷人的孩子依旧受着欺压、富人的孩子什么都不用做就能赢得未来, 而身为妓女妹妹的美登利也只能是在成年后成为妓女。而更可悲的是, 陷于这种宿命的孩子们并不自知, 但却下意识地接受着这种不平等的现实, 并逐渐成为新一代的压迫者和被压迫者。
总而言之, 樋口一叶在《青梅竹马》中并没有刻意塑造某个男性形象, 但对男孩子眼中的世界和他们生活的描摹却成功地揭露了当时的现实情况, 并以此寄予自己的社会批判意识。
综上所述, 作为一名女性作家, 樋口一叶以自己独到的女性视角塑造出很多形象丰满、性格各异的男性人物, 而日本文学中的男性人物也由此开始逐渐摆脱简单化、符号化的制约。一叶通过她笔下的男性人物表达了她对于两性关系的思考以及她对男性期待的破灭, 小说中男性人物的言行也进一步显露出日本传统社会中父权与夫权对于女性的戕害, 并由此传达出一叶对日本明治社会底层女性悲剧命运内在根源的另一重思考。樋口一叶的生命很短, 其文学生命更为短暂, 但作为一名女性作家, 一叶的文学与生命的意义却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变得单薄, 而是经久不衰地存活在读者的记忆中, 并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日益变得厚重而沧桑。
参考文献：
[1]肖霞﹒全球化语境中的日本女性文学[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9
[2]田中优子﹒樋口一叶·我不愿意[M]﹒东京:集英社, 2004
[3]张雅君﹒从樋口一叶的文学表现看近代日本女性的犹疑与摇摆[J]﹒学术论坛, 2011, 3
[4]樋口一叶着, 萧萧译﹒樋口一叶选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
[5]王健宜, 吴艳, 刘伟﹒日本近现代文学史[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0
[6]叶渭渠﹒日本小说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7]徐琼﹒樋口一叶及其作品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2
[8]刘春英﹒日本女性文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2
[9]于韶华﹒从《大年夜》看樋口一叶的写实主义风格[J]﹒安徽文学, 2010, 1
[10]松下孝子着, 叶绮译﹒东瀛奇葩:日本历史上的杰出女性[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注释：
1肖霞﹒全球化语境中的日本女性文学[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9:171
2田中优子.樋口一叶·我不愿意[M]﹒东京:集英社, 2004: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