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日本汉文学有狭义与广义之分, 狭义上的日本汉文学主要指日本人用汉字创作的文学作品。作为日本文学的重要构成部分, 日本汉文学理应进入东方文学教学, 但从国内目前通行的多种东方文学教材来看, 汉文学显然不甚被重视。国内外的汉文学研究已日益成显学, 如何将这笔数量庞大的文学遗产与研究成果内化为教学内容, 将成为检验东方文学教学能否与时代接轨、与学术前沿同行的试金石。
关键词：日本文学; 汉文学; 东方文学; 教学研究;
在讨论日本汉文学之前, 先来辨析“日本汉文”“日本汉学”及“日本汉文学”这几个较为混淆的概念。“日本汉文”是指日本人在接受汉字汉语的过程中, 发展创造出的一种独特的训读及表记方法, 以这种方法为基础, 日本人开始了对中国思想、文化的研究与吸收, 继而将其内化为日本特有的文化构成。“日本汉学”是专指日本人研究中国传统经学、史学、哲学、思想的一门学问。其研究范畴不专门局限于用汉语书写的着作, 既包含纯日语文献, 也包含日汉混合文文献, 但这些文献的内容一定与中国相关。“日本汉文学”则有广义与狭义之分, 广义的“日本汉文学”是指以训读为基础、研究一切汉文的学问, 涉及文学、哲学、史学、宗教学、医学、艺术等诸多领域, 其研究范畴主要指用汉文书写的着作, 这些着作的内容也不一定必须与中国相关, 这是“日本汉文学”与“日本汉学”的不同。“日本汉文学”与“日本汉学”既有相重合之处, 又有相异之处, 狭义上的“日本汉文学”专指日本人用汉字书写的文学作品, 包括诗歌、小说、日记、随笔、评论等。本稿所谓的“日本汉文学”, 主要指狭义上的, 作品的内容不必与中国有关。
日本汉文学是一笔数量十分可观的文学遗产。1979年, 由日本汲古书院出版的长泽规矩也 (1902—1980) 监修、其嗣子长泽孝三编写的《汉文学者总览》 (汲古书院, 1979) , 收录了4930名现存有生平史料的汉文学作者, 据这一资料不难推知日本汉文学作品的庞大存量。本稿拟分三个部分来讨论日本汉文学应引入中国语言文学专业教学体系的问题, 切盼学界同仁商榷指摘。
1、日本汉文学作品数量可观
日本最初没有文字, 据《古事记》记载, 百济博士王仁携《论语》和《千字文》东渡, 这成为汉籍传入日本的开端。但根据《日本书纪》记载, 应神天皇十六年百济昭古王派贤臣王仁献上两匹骏马, 因王仁熟悉经典, 故命其为皇太子菟道稚郎子之师。根据这些零星的文献可知, 至少在五世纪前半期, 汉籍已经传入日本。另外, 关于汉字传入日本的最早的出土文献, 是东京国立博物馆所藏熊本县船山古坟出土的太刀铭文 (其上刻有75个汉字) , 铭文显示了五世纪后半期雄略天皇时期汉字在日本的应用情况。
然而, 日本人真正使用汉字进行文学创作, 却已是奈良时期的事情了。日本现存最早的汉诗文总集《怀风藻》, 成书于孝谦天皇执政的天平胜宝三年 (751) , 编者不明。诗集中原本收录有120首汉诗 (现存106首) , 诗人64位, 其中有18位同时也是《万叶集》歌人。《怀风藻》中的诗歌按时代顺序收录, 而不是依诗人爵位高低或诗体不同来划分。诗集所收诗歌多数为五言诗, 七言诗仅有七首。诗歌内容受中国六朝诗歌影响明显, 多引经据典、歌功颂德之作。
进入平安时期之后, 日本的汉文学终于迎来了第一个繁荣期。延历十三年 (794) , 以迁都平安京为契机, 日本朝廷扩充大学寮、奖励学问, 好学之风一时兴起, 诸多私学也纷纷设立。如藤原氏的劝学院、橘氏的学馆院、和气氏的弘文院、在原氏的奖学院、恒良亲王的淳和院、空海的综芸种智院等。这些具有代表性的私学, 除空海的综艺种智院是培养学问僧和一般子弟的之外, 其余私学几乎都是培养贵族子弟的学校。桓武、嵯峨两朝奖励汉文, 汉诗创作一时蔚然成风。敕撰三集正是成书于这一时期。所谓敕撰三集, 是《凌云集》《文华秀丽集》《经国集》这三种作品的总称。《凌云集》是小野岑守、菅原清公、勇山文继等奉敕编撰, 成书于嵯峨天皇弘仁五年 (814) , 也是日本最早的敕撰汉诗集。诗集名“凌云”, 取自《史记》司马相如传的“飘飘有凌云之气”, 共收集了23人的90首作品, 并以作者爵位排序。《文华秀丽集》三卷, 藤原冬嗣、菅原清公、勇山文继等奉敕编撰, 嵯峨天皇弘仁八年 (817) 成书, 收录26人148首诗歌, 分为游览、宴集、饯别、赠答等类。《经国集》二十卷 (现存六卷) , 菅原清公、南渊弘贞、安倍吉人等奉敕编撰, 淳和天皇天长四年 (827) 成书, 是日本最初的汉诗文集。诗集名“经国”取自曹丕《典论论文》“盖文章, 经国之大业, 不朽之盛事”, 该诗集以《文选》为范本, 同时收录诗歌和散文, 成为敕撰三集中最具特色的一部。
9世纪时, 随着《白氏文集》的输入, 出现了一批颇负盛名的诗人, 如小野篁、都良香、岛田忠臣、橘广相等, 其中小野篁与橘广相的诗文集没有流传下来, 都良香诗文收录于《都氏文集》三卷中, 岛田忠臣有《田氏家集》三卷传世。但真正吸收白居易诗歌精髓、堪称平安朝诗歌之首的是菅原道真, 现存世《菅家文草》十二卷, 其中一至六卷收录诗歌486首, 其余六卷收录文章170篇。另外, 菅原道真左迁大宰府时期, 着有《菅家后集》一卷。这些汉诗文作品代表了平安朝前期的汉文学的最高成就。平安朝后期, 日本的汉文学创作尽管有衰退的倾向, 但依然有众多私撰汉诗文集传世。随着宇多天皇宽平六年 (894) 遣唐使制度的废止, 中日之间官方的文化往来一度陷入空白, 汉诗文的创作也失去了生气, 敕撰汉诗文集的编纂事业也被停止, 这时出现了私撰汉诗文集的风潮,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纪齐名编纂的《扶桑集》十六卷 (现存二卷) , 成书于一条天皇长德年间 (995—998) 。高阶积善撰《本朝丽藻》二卷, 于一条天皇宽弘年间 (1004—1011) 成书, 分为春、夏、闲居、赠答等十九类。藤原明衡《本朝文粹》十四卷, 于后冷泉天皇治历二年 (1066) 成书, 该集也是平安朝汉诗文的一大总集。《本朝无题诗》十三卷 (现存十卷) , 成书于二条天皇长宽年间 (1163—1164) , 编者不明。收录近30余人诗作, 共700多首, 且全部为七言诗, 五言诗一首也没有收录。
日本镰仓、室町时代的汉文学, 又被称为“五山文学”, 因为这一时期的汉诗文作者大半是以镰仓五山、京都五山为中心的禅僧。所谓“五山”, 是日本模仿南宋官寺制度而建立的禅宗寺院体制。镰仓时代, 中国宋元名僧———如兰溪道隆、无学祖元、一山一宁等东渡日本, 同时日僧雪村友梅、天岸惠广等也至宋元, 从而直接开启了宋元诗文及宋学东渡日本的新时代。五山文学正是诞生于宋元文化与日本密切交流的这一时期。实际上五山文学的兴隆与室町幕府封建制的确立是并行的, 实现了当时古典的、贵族的和地方、庶民的两中对立文化的融合。信奉禅宗的僧人们得到当政的极力支持, 享受着优厚的待遇。他们为显示其高雅尊贵的社会地位, 常常以文会友, 以诗喻禅, 热衷于通过禅宗接触中国文学, 成为当时日本文坛的主流。代表诗人有南北朝时期的虎关师炼、雪村有梅、中严圆月, 室町时期的义堂周信、绝海中津等。其中虎关师炼、中严圆月、义堂周信以文章着称, 雪村友梅、绝海中津等汉诗更胜一筹, 他们整体代表了五山文学的高峰。五山诗僧的诗文收录于上村观光编《五山文学全集》、玉村竹二编《五山文学新集》, 另外《续群书类从》也有收录。
镰仓时期的汉文日记也值得注目, 尽管这些日记的汉文在不同程度上都染上了“和臭”的色彩, 但在考察当时的政情方面无疑具有极重要的史料价值。这一时期重要的汉文日记有《玉叶》三卷, 作者九条兼实, 该日记记载了二条天皇长宽二年 (1164) 至土御门天皇正治二年 (1200) 37年间的历史。九条兼实在晚年时在政治上虽然遭受冷遇, 但在此之前一直身居右大臣、摄政关白等要职, 《玉叶》即为其摄政时期实际见闻的记录。再如《明月记》三卷, 作者藤原定家, 该日记记录了高仓天皇治承四年 (1180) 至后堀河天皇嘉祯祯元年 (1235) 56年的政治与社会生活, 内容也多涉及歌学问题、公家武家之争的问题等, 是考察当时文学与政治情况的重要史料。
至江户时代, 日本汉文学的创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其主要原因既与儒学脱离禅宗成为独立的学问有关, 也与德川幕府对儒学的大力提倡和扶持密不可分。江户幕府的开创者徳川家康, 为鼓励学问, 将儒者藤原惺窝和林罗山招至幕府为自己讲读汉籍, 同时下令刊行《群书治要》《贞观政要》《孔子家语》《六韬》《三略》等汉籍。以江户幕府主倡的这种文教政策为背景, 诸多儒学者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一方面讲读诸子经学, 一方面大量创作汉诗文。这些儒学者尽管也有治学方向与趣味上的差异, 或精通汉诗文, 或熟悉中国经学, 他们的学问志向与汉诗修养很难截然分开。
江户时代汉诗文集的编纂与出版业也非常繁荣, 着名的别集如《天保三十六家绝句》《安政三十二家绝句》《文久二十六家绝句》等等, 代表性总集有江村北海的《日本诗选》十八卷, 收录了元和年间至安永年间近160年间的汉诗, 共收录520位诗人作品, 整部诗集由正编十卷、续编八卷构成。再如市河宽斋的《日本诗记》五十三卷, 按年代顺序收录了近江朝至平安朝的汉诗, 可以说是日本王朝时代的汉诗总集。该诗集由本集五十卷、外集一卷、别集一卷、首集一卷构成, 有写本传世, 明治44年印刷成单册出版。友野霞舟的《煕朝诗荟》一百十卷, 收录了江戸初期至天保年间1484位诗人的诗作, 共录诗14145首, 并附有作者小传、评论及编者的评语。
至明治时期, 随着社会形势与国际关系的风云突变, 洋学以压倒之势成为时代显学, 汉学则逐渐走向衰微, 这种倾向在经学与史学方面表现的尤其突出。但明治七八年以后, 随着对过度西化的反思, 汉文学重新得到认可于复兴, 并于明治二、三十年代迎来了“日本汉文学史上的最后繁荣期”, 夏目漱石、森欧外、中岛敦等文学家, 以其深厚的汉学修养成就了日本汉文学史上最后的辉煌。
以上通过对日本汉文学史略的概述, 可知日本汉文学起源既早, 其间又与中国各朝代密切接触;既有受中国文学影响的一面, 又有在日本风土上萌芽发展的一面。它是中日文学的混血儿, 这笔文学遗产既是比较文学最天然的研究对象, 也为东方文学教学提供了丰富的学习文本。
2、日本汉文学研究成果丰富
承上, 日本自奈良时代迄至明治时代, 汉文学数量十分可观。概而观之, 可大致分为三个高峰期:一为奈良平安时期, 汉文学的创作主体是贵族文人, 因此可称为贵族汉文学、王朝汉文学或翰林文学;二为镰仓室町时期, 创作主体是五山僧侣, 故可称为僧侣汉文学、五山文学或禅林文学;三为江户时期, 创作主体是儒学者, 可称为江户汉文学、儒者文学或儒林文学。最初日本学界的汉文学研究虽然以整体性的介绍研究居多, 但近几十年来则主要以这三个时期为中心, 研究成果也呈现出断代的特点来。相较之下, 中国学界的研究则明显呈现出以文类为中心的特征来。
首先来看日本学界的研究情况。关于平安时期汉文学的早期研究, 内藤湖南在1920年8月史学地理学同攻会上做过题为《平安时代的汉文学》的报告, 先后论述了平安朝汉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关系、日本汉文学的成就、汉文学对假名文学的影响等[1], 是研究这一时期汉文学的较早成果。战后, 研究平安朝汉文学的代表学者有川口久雄、后藤昭雄、大曾根章介、藤原克己等, 其中川口久雄的代表性着作有《平安朝日本汉文学史的研究》 (明治书院, 1959) 、《平安朝汉文学的繁荣》 (吉川弘文馆, 1991) 、《平安朝的汉文学》 (吉川弘文馆, 1996) 等。后藤昭雄的研究着作有《平安朝文人志》 (吉川弘文馆, 1993) 、《平安朝汉文文献的研究》 (吉川弘文馆, 1993) 、《平安朝汉文学论考》 (勉诚出版, 2005) 、《本朝汉诗文资料论》 (勉诚出版, 2012) 等。另外, 必须提及的是平安朝汉文学研究会编《平安朝汉文学综合索引》 (吉川弘文馆, 1987年) , 通过八种分类———日本人名、外国神佛名、官职名、地名、建筑名、书篇名、诗题、年纪, 将平安初期以降至镰仓初期成书的汉文学作品制作成索引, 是研究王朝汉文学的一部重要工具书。
关于五山时期汉文学的研究, 20世纪初日本已有上村观光专着《五山文学小史》 (裳华房, 1906) 问世, 该着分章论述了五山文学的价值、地位、起源并流变、禅僧文学、作者传记等。另有北村沢吉着《五山文学史稿》 (富山房, 1941) , 分期讨论了五山文学在镰仓期、吉野朝期、室町前后两个时期、室町末造期至战国、地方分布时期的成就, 与上村着作形成互补。战后日本学界首先开始对五山文集进行整理、校注, 较具代表性的校注本有山岸徳平校注《五山文学集》 (岩波书店, 1966) 。近几年来研究五山文学的日本学者主要有堀川贵司、岩山泰三等, 其中堀川贵司着《五山文学研究:资料与论考》 (笠间书院, 2011) 、《五山文学研究:资料与论考·续》 (笠间书院, 2015) , 是关于五山文学的重要文献汇编及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另外, 堀川贵司着《诗型·诗心:中世日本汉文学研究》 (若草书房, 2006) 是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成书的, 也是考察五山文学的重要着作。
关于江户至明治时期汉文学的研究, 重要的专着有杉下元明《江戸汉诗:影响与变容的系谱》 (ぺりかん社, 2004) 、入谷仙介《作为近代文学的明治汉诗》 (研文出版, 1989) 、三浦叶《明治汉文学史》 (汲古书院, 1998) 、合山林太郎《幕末·明治期的日本汉诗文研究》 (和泉书院, 2014) 等。相较于前面两个时期, 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多以单篇论文为主, 专着成果数量明显较少。但在中国学界, 关于这一时期日本汉文学的研究成果令人瞩目, 专着有高文汉《日本近代汉文学》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5) , 该着对明治时代及大正时代的汉文学做出了较为全面的评述和研究, 这也是中国首部研究明治时代日本汉文学的专着。另外还有刘芳亮《日本江户汉诗对明代诗歌的接受研究》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13) , 从比较文学的角度研究中国诗歌对江户汉诗的影响问题。
以上简要概述了日本学界的汉文学研究成果, 目前随着日本国内诸多大学纷纷成立汉文学研究机关, 每年举行学术研究会, 以及专业学术杂志的出版等, 迅速推动了日本的汉文学研究。中国学界的日本汉文学研究虽然起于晚近, 但发展势头也很惊人, 目前主要的研究成果集中在如下三个方面[2]。
第一, 关于日本汉诗的研究。重要着作有肖瑞峰着《日本汉诗发展史》 (第一卷) (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2) , 该书借鉴了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 开了中国的日本汉诗史系统研究的先河。之后有马歌东着《日本汉诗溯源比较研究》 (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 其中收录的论文在选题、材料或结论上均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另外有蔡毅的《日本汉诗论稿》 (中华书局, 2007) 出版, 该书收录了作者的18篇论文, 其中主要是考据、考证性的文章, 这些研究为中国的日本汉诗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试图从“文体学”角度对日本汉诗做出研究的是吴雨平着《橘与枳:日本汉诗的文体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 该书从一个崭新的角度出发, 研究日本汉诗的“文体学”, 即语言、结构、体裁、体制等问题。卢盛江《文镜秘府论研究》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3) 的出版, 标志着中国研究日本汉诗理论的成熟。
第二, 关于日本汉文小说的研究。自1920年代以后, 就有日本学者陆续整理和研究日本的汉文小说, 台湾学者在20世纪末也陆续展开了这方面的研究。但中国大陆关于日本汉文小说的研究却是新世纪的事情了。孙逊论文《日本汉文小说〈谭海〉论略》开中国大陆日本汉文研究风气之先, 之后又发表《东亚汉文小说:一个有待开掘的学术领域》一文, 呼吁对日本等东亚各国的汉文小说展开研究。孙虎堂《日本汉文小说研究》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是我国第一部关于日本汉文小说的专着。该书也是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 “绪论”部分对日本汉文小说的研究理路做了清晰的阐释。
第三, 关于日本汉文学史的整体研究。日本学界起步较早, 重要的通论性着作如冈田正之《日本汉文学》 (吉川弘文馆, 1954) 、神田喜一郎《日本的汉文学》 (岩波书店, 1959) 都是该领域内的经典着作。中国方面, 在综合研究方面, 王晓平的《亚洲汉文学》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1年初版, 2009年修订版) 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评述“亚洲汉文学”的专着, 作者提出了“亚洲汉文学”的概念, 强调将“亚洲汉文学”作为一个整体加以总体研究的必要性。另外, 陈福康《日本汉文学史》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1) , 从“史”的角度系统描述日本汉文学的发展, 该着分上中下三卷、篇幅多达一百多万字, 填补了我国日本汉文学通史写作的空白。
总之, 通过中日两国学者对日本汉文学领域的共同探索, 目前形成了从作品整理、注释编目, 到对相关作品进行精细的个案研究;从断代的、专题性的研究, 到日本汉文学史的通史性的研究;从文学文本的翻译研究, 到文体学、语言学等不同层面的研究。这些研究既解决了文献学、诗学、比较文学层面上的许多问题, 也为我们教学工作的深入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3、东方文学教学应深度引入日本汉文学
笔者拟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 谈谈东方文学教学中为什么应引入日本汉文学的问题。首先, 日本汉文学是日本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这一点, 神田喜一郎在《日本填词史话》序言中的观点最为恳切:“日本汉文学是我国第二的国文学, 我认为本质上应该是这样的。但是在这方面我们不能否定日本汉文学是以汉本土的文学为基础而派生出来的。因为它的作品是用汉本土的文字, 根据汉本土的语言规则而作, 而且在历史上是一边不断追随汉本土文学的发展, 一边实现自己发展的。长期以来, 日本的汉文学就是这样发展着, 今天已像一棵大树一样呈现出一派郁郁葱葱的景象。真可以说是莫测高深的谜一样的文学。”[3]既然日本文学是东方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那就不能否认, 日本汉文学理应也是东方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教学的一部分。
其次, 尽管日本汉文学是日本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东方文学作为一种整体性的区域文学, 理论上看是要囊括东方不同民族、国家、语言、文化中的全部文学遗产, 但囿于现实因素, 在东方文学的实际教学体系中就必须有所取舍。然而, 笔者以为, 在中国语言文学系讲授东方文学时, 域外的汉文学要尽可能的“取”而不能完全“舍弃”。理由有三:
其一, 学情基础的限制。中文系的学生大多不具备东方语言背景, 但具有良好的汉语言文学功底, 在以“认知”为教学目的的阶段, 指导学生通过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了解国外文化时, 尚且游刃有余, 但一旦到达以“研究”为目的的高级阶段, 学生会明显流露出心有余而力不足之感, 这一问题最明显地暴露在毕业论文选题中, 大多数学生因为外语条件限制, 很难进入真正的“研究”阶段。
其二, 汉文学是“能被直接阅读”的外国文学。以日本汉文学为例, 它是中日文学的混血儿, 其文本对中国人而言, 至少是似曾相识的。比如本稿第一部分所举的汉诗集等, 笔者在课堂上曾讲授过《怀风藻》《本朝文粹》《本朝无题诗》等, 中文系学生不仅读来亲切, 而且很快能发现其中的典故与中国文学的关系, 进而自己查资料追索者不在少数。近几年, 在笔者指导的本科生、硕士生毕业论文中, 选题逐渐跳脱一般的作家作品分析, 如《论〈怀风藻〉之“风”与〈诗经〉之“风”关系辨考》《论日本“赋”学之起源》等选题, 已开始走向对中日文学关系的深度思考。另外在东方文学中发现新问题的学生也在逐年增加, 尽管有些思考仍不免稚嫩, 但学生在研究过程中不断探索, 都是值得肯定的。
其三, 拓展、丰富学生关于中国文学的知识结构。比如在学习唐代诗歌时, 白居易是学习重点, 但如果在东方文学教学中引入菅原道真诗歌, 学生通过中日诗歌的互相印证比较, 一方面可以了解唐代诗歌的传播情况, 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日本文人对白居易诗歌的接受情况, 了解日本的民族文化心理, 可谓一举两得。
目前, 国内学界对域外汉文学日益重视, 从文献资料的整理重印、文献目录的作成, 到一些研究实体的成立及学术期刊的创办, 可谓欣欣向荣, 东方文学理应将日本汉文学的优秀作品及研究成果引入教学过程, 使其成为检验东方文学教学能否与时代接轨、与学术前沿同行的试金石。
参考文献
[1]内藤湖南.内藤湖南全集 (第九卷) [M].东京:筑摩书房, 1969:320
[2]王向远.我国的日本汉文学研究的成绩与问题[J].东北亚外语研究, 2013 (01) :43-51
[3]神田喜一郎.日本填词史话[M].程郁缀, 高野雪, 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