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藏英语言中的时间词汇分析
藏英语言中的时间词汇类型指向藏英时间内容涵盖的不同构成形式，之所以选择时间词汇是因为表示时间的词语在少数民族语言中具有鲜明的隐喻特征，往往是其民族性的表征，且与英语时间词汇的构成形式南辕北辙，现就藏语与英语中的时间词汇语义、时态关系以及时空演变进行横向比较。
首先，是时间词汇的语义表达。世界上任何一种语言体系的时间词汇都涵括了表示时间横轴竖轴的“空间”语义 （如：前后、上下）；表示时间流动的“动体”语义 （如：过后、来日、去岁）；表示时间位置的“容器”语义 （如：年内、期间、三月里）；表示时间段落的“距离”语义（如：月尾、中旬、年头） 等语义类型，它们是认知语言学所承认的“时间”词汇类型的基础用法，即客观时间现象作用于人类大脑所获得的普遍性意义，也就是说在时间语义的普遍性意义中没有任何民族性区分，能够将“时间”区别开来的不是语义本身，而是时间语义的构词形式。以时间方位为例，藏族语言中的时间方位和英语语言的时间方位是一致的，都是前、后、左、右的空间概念，但藏族语言往往在词汇构成形式上渲染时间的隐喻特征，例如，“nam lang” （天起立）表示天亮；“dus la bab” （降落） 表示时机到了；“衣领”所在的地方就是“上方”、“前方”,反之就是“下方”、“后面”,于是，在时间方位的构词上面“衣领+年”表示“数年前”.英语词汇的“时间”则会直接的显示“前”与“后”的方位关系，例如，“the day before yesterday” （前天）、“yesterday” （昨天）、“today” （今天），假设没有“today”这个当下时间中轴，其前面的时间与后面的时间就无法表现，因此，英语中时间词汇的语义表达是建立在与其相对的另一个时间词汇之上的。
其次，是时间词汇的时态关系。时间词汇的时态关系即是叙述过去、现在以及将来行为的词汇手段，对此，藏族时间词汇的时态关系受到方言区的影响，可以通过“动词时态+虚词”的方式加以区分。以“写”这一行为动词为例，“bri”、“fibri”、“bris”在藏语中分别表示“写”的未来时、现在进行时以及过去时的构成形式，如果放在具体的句子里，“bri”在“pa”、“ba”等藏语后缀中加入任意方言区的虚词表示未来动作，“fibri”后面直接跟任意方言区的虚词表示现在进行动作，“bris”不需要加任何虚词表示过去式。
英语时间词汇的时态关系则是“被语法化了的时间定位关系”[1],在行为动词的原始意义上进行意义叠加，因此，需要助词的配合，表现为助词的变体形式，例如，“am/is/are+动词现在时”、“was/were/did+动词过去式”、“will do/be going todo+ 动词将来时”的固定语法格式。我国语言学家赵元任先生曾说，“虚词参与时态划分跟方言区的复杂性有关”[2],世界语言学史显示，超过三分之二的国家或地区使用助词来配合动词表现时态关系，包括时间语法关系并不突出的汉族语言也有“着”、“了”、“过”、“来着”等四个固定的时态助词，剩下的三分之一为小语种国家或少数民族地区，因此，国外许多文献认为“影响时态关系语法化的主要原因是语言谱系的复杂”[3].语言谱系问题不仅影响时间词汇的语法特征，还决定着时间词汇的时空演变，表现为对时间词汇的借用，大致可分为固定词借用、音节借用与结构借用三种。[4]
例如，早期藏语词汇中的“nyima”是太阳的意思，引申用来表示白天，该词汇属于藏族词汇系统中的固定词，藏语方言地区则直接借用“nyi ma”来指代“日子”、“天数”.
如果说这种固定词借用对词意的更改还不太明显，那么，音节借用、结构借用则已经完全改变了时间词汇的原义，例如，“skar ma” （星辰） 因为音节和“单位时间”相近，一些方言地区直接借用来表示“分”、“秒”.英语语言中没有这种跨地域的词汇借用，英语对时间词汇的借用表现为借用“时间”来反映某种思想观念，例如，英语中的时间谚语等等，因此，英语时间词汇的时空演变是以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为基础。
二、藏英语言中时间词汇的文化语境比较
藏英语言中时间词汇的文化语境比较少不了对两者词源的探究，藏族时间词汇的隐喻借代不是后来出现的，而是“属于藏学传统说法的‘随立名' （rjes grub kyi ming） 范畴”[5],无论是“天起立” （nam lang） 表示天亮，还是“降落”（dus la bab） 表示时机到了，都是人们对时间概念的原始联系和引申。“随立名”即是随机的，无形的时间在藏族生活中通过具象的事物或视觉行为来体现。最早的藏族时间隐喻可追溯到中古时期，“古代藏族人使用’山岗‘、’山丘‘描述时间方位的’上面‘、’上方‘位置”[6] ,引申表示“上半夜”、“上半年”;使用“漩涡”等词汇描述时间方位的“中心”位置，引申表示“日间”、“中宵”等等。为什么藏族时间词汇具有如此鲜明的隐喻内涵呢？原因在于藏族语言起源于宗教字符，藏族梵文即是字符样式的图案过渡而来。古代藏族坐落于“圣山”、“圣湖”之间，人们采石、打猎都会用石头随处刻下吉祥图案，这些图案通过临摹自然实物来获得祈福的力量，藏族人认为“时间”也是从自然实物中来，一切不蕴含着自然实在的词汇是没有力量的。而在英语世界中“时间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抽象概念”[7] ,英语时间词汇通过确立一个时间中轴 （例如：“today”） 来界定其他时间，这种以某个时间来界定其他时间的构词方式源自西方语言科学的理性主义。纵观西方语言学流派，其研究发端无疑都是古希腊哲学的“形式理论”,“西方最早研究语言问题的都是哲学家”[8],可以说，先有哲学家再有语言学家。由于哲学思维引申开来的语言学探索讲究的是思辨性的语法，重视对字母规则的逻辑构建，因此，国内一些文献通过西方语言的哲学发端来证明英语与藏语同样存在着对经验世界的感性描述是非常片面的，西方世界举世瞩目的文艺复兴，也是建立在追求知识反对宗教的科学理性之上，两者的语言文化体系截然相反。
藏族语言的方言谱系复杂，影响了时间词汇的时态语法化，通过“动词时态+任意方言区虚词”来区别时态关系“不仅有语言环境的因素，还在于语言发生的文化分歧”[9].例如，拉萨与夏河地区的藏语虚词相近，两地的词汇时态形式就相对固定吗？是虚词相近导致的词汇时态形式相同还是虚词同源的文化背景带来的词汇时态形式相同？当代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应对此加以区分，从中我们发现，时态语法化还可从时间词汇的同源性意义上去考虑，地域文化的作用是赋予词汇意义。西藏拉萨与夏河时间词汇同源，因为语法意义接近，时态关系也就表现为相同或接近，虚词成为处理藏族时态关系的重要手段也就不奇怪了，因为虚词无论从语义、语境还是语气上来说能够表现的语法意义非常丰富。相反，英语语言的助词变体形式是一种表现语感情绪的构词手段，两者的不同反映出文化对人心理施加的影响，也就是说时间词汇还潜藏着另一种建构秩序叫做“心理时间”,语言并不单是符号的意义化，还是一种认知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