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自1980年Lakoff 和 Johnson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问世至今，围绕概念隐喻、概念转喻的热议经久不息。近年来，学者们已经从早期的介绍西方相关研究成果为主，过渡到运用概念隐喻和概念转喻理论论证和考察母语或外语，并进而批判反思、探索创新(沈家煊1999；束定芳2000；山梨正明2004；谷口一美2005；陆俭明2009；许慈惠、杨敬2011)。本课题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尝试从对比的角度考察汉语和日语的空间转喻、空间隐喻问题。
二、相关研究综述
隐喻(Metaphor)是指从一个认知域(即源域source domain)向另一个认知域(即目的域target domain)的系统性映射；隐喻不是语言层面的问题，是思维方式和认知手段(Lakoff &Johnson1980等)。转喻(Metonymy)也同样是一个认知过程，是一个认知“参照点”现象；是在一个认知域矩阵中的概念突显或映现，即一个概念实体为另一个概念实体提供心理通道。(Lakoff &Johnson1980；Langacker1993等)。
本课题关注的焦点是空间转喻、空间隐喻的汉日对应关系及其动因。空间隐喻指的是将空间方位投射到非空间概念上的隐喻(蓝纯1999：7)。空间转喻指用认知框架中具有突显性的空间场所转喻与其邻近的事物(包括内容物)。
(1)a.擦黑板。
b.黒板を消す。
(2)a.吃食堂。
b.*食堂を食べる。
(3)a.窓际族。
b.窗边族从以上短语、词组可以看出，有时汉语和日语在空间转喻、空间隐喻上存在对应关系，如(1)：有时汉语的空间转喻或空间隐喻成立，而日语却不成立，如(2)：有时情况则恰恰相反，如(3)：(本文用*标识病句，用?标识需要语境才能成立的语句或词组)。
本研究在借鉴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重点探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1)汉语和日语是否存在空间转喻、空间隐喻连续体；2)汉语和日语在空间转喻、空间隐喻上是否存在对应关系；3)考察两种语言中只有单方面存在空间转喻或空间隐喻的现象，分析和探讨认知激活的动因。
三、汉日空间转喻、空间隐喻连续体
转喻和隐喻的关系包括二者的区别和联系两个部分。认知语言学认为，二者的区别在于转喻基于邻近性认知而隐喻基于相似性认知；二者的联系是，首先转喻是隐喻的基础；其次转喻隐喻是一个连续体(刘正光2002；杨波、张辉2008；陆俭明2009等)。
(4)吃食堂。
(5)畳の上で死ぬ。
汉日空间表达方式中，存在着大量的如(4)(5)这样既是空间转喻，同时又是空间隐喻的语言现象。(4)中“食堂”转喻的是食堂的内容物“饭菜”，以“吃食堂的饭菜”隐喻一种依赖、依靠食堂的吃饭方式；(5)中「畳の上」转喻「自宅」，「自宅で死ぬ」隐喻“善终”，即「事故死や変死ではなく、当たり前の死に方をする」(『大辞泉』P.1643)。杨波、张辉(2008)用“Geeraerts的棱柱形模式”分析了一些汉语熟语的语义。本研究借鉴此方法对“吃食堂”进行了分析。
“Geeraerts的棱柱形模式”主要由表示组合同构性的123三角、456三角，以及联系这两个三角的三条聚合线和延伸隐喻义7组成。其中，1、2、3分别是词组整体“吃食堂”、第一个组成成分“吃”、第二个组成成分“食堂”，4、5、6分别是词组整体的转喻义“经常、反复的饮食行为”、第一个组成成分的转喻义“饮食”、第二个组成成分的转喻义“食堂的饭菜”，7是“吃食堂”的转喻隐喻义统合。“吃食堂”的语义既不等同于“在食堂吃饭”也不等同于“吃食堂的饭”，而是通过转喻和隐喻交替发生，实现了“依赖、依靠食堂的吃饭方式”的语义。
用“Geeraerts的棱柱形模式”分析，同理可证「畳の上で死ぬ」的转喻隐喻义统合是「事故死や変死ではなく、当たり前の死に方をする」。此分析可进一步得到实例验证。
(6)维新の三杰は奇しくも时を同じくして一年ほどの间に死んだが、畳の上で死んだのは木戸だけである。(『「翔ぶが如く」と西郷隆盛』)实例(6)所述“维新三杰”之一木戸孝允的「畳の上で死ぬ」，是相较于其他二人 西郷隆盛的战败而死、大久保利通的被刺身亡而言，木戸的病逝正是「畳の上で死ぬ」所表达的“善终”。
四、日汉空间转喻、空间隐喻分布对比
本研究考察了有关“空间/场所”的日语惯用语及其汉译，观察到如下三种汉日对应倾向。首先，日语用空间转喻、空间隐喻表达的惯用语，汉语也有相似、相近的表达方式，如(7)。
(7)a. 中に立つ／居中、居间b. 中に入る／居中调停c. 中を取る／折中d. 右から左／左手进右手出其次，日语用一种空间转喻、空间隐喻表现形式，而汉语则用另一种空间转喻、空间隐喻与其语义对应，如(8)。
(8)a. 余所の花はよく见える／家花不如野花香b. 内裸でも外锦／硬撑门面c. 内広がりの外すぼまり／在家充英雄，出门是狗熊d. 间が持てない／冷场；无聊的时间最后，日语用空间转喻、空间隐喻表达的惯用语，汉语却没有对应的空间转喻或空间隐喻表达形式，汉译时更多地采取语义解释、说明，如(9)。
(9)a. 西向く侍／(音同2469侍)指一年中的小月b. 後は野となれ山となれ／(只要现在好)将来如何且不管他c. 横に行く／艺妓薄情d. 间を合わせる／使合拍；妥善处理，应付上例(9)反映出汉语用解释、说明对应日语使用空间转喻或空间隐喻的情况。另一方面，汉语使用空间转喻、空间隐喻的一部分惯用语，日语也没有相应的表达方式，而是采取了解释、说明，如(10)。
(10)a. 吃大户／昔、凶作の年に农民が大挙して地主や富豪を袭い、食料を夺ったこと。
b. 稳坐江山／政権が不动で安定していること。
c. 走门路／(何かの目的で)知人に頼み込んだり贿赂を使ったりする。
d. 赶场／俳优が一方の舞台を务めた後、直ちに别の舞台に出ること。
——『中日辞典』下面需要探讨为什么汉日在空间转喻和空间隐喻上，既存在“共性”统一，又存在“个性”差异的问题。
五、汉日空间转喻、空间隐喻的“认知激活”与“规约性”
许多学者阐述过语言的“共性”问题。“人类具有共同的生理和心理基础，而语言又是一项具有生理和心理基础的知识结构和知识系统，这就证明了人类语言共性系统的存在”(隋然2001:21)。汉语和日语的共性不仅反映在词汇语义、语法规则的某些系统性对应上，还反映在转喻、隐喻在汉语和日语中投射的系统性对应上。
陆俭明(2009：44-45)指出，“无论隐喻、转喻，不宜认为‘是一个认知域映射另一个认知域’的问题，而宜假设为‘一个认知域激活另一个认知域’”，“至于A认知域能不能激活B或者C认知域？A认知域为什么只激活了B认知域，没有激活C认知域？这都取决于人的常识和一定的语境”。即一定的语境和人类的共识文化是激活隐喻和转喻的基础，是汉日出现完全对应现象的动因。
相同的认知投射为相近、相似的转喻和隐喻现象，不同的认知也必然带来不同的语言呈现。“由于各民族的语言都有其相当悠久的历史，它们负载了大量有关民族思维方式、民族习俗、民族传统文化和历史文学典籍等方面的独特内容。因此每个民族总有自己独特的认知方法，他们将自己对现实的认识和理解投射到语言上”(陈家旭2006：27)。
那么，该如何具体解释汉日不使用同样的隐喻、转喻或只有一方语言存在隐喻、转喻的现象呢？这和显性的、隐性的社会规约、文化规约和心理规约问题有关。隋然(2006：3)指出，“与行为模式相关的习俗、传统及道德等，可以被视为日常生活中的规约”，规约这一概念，“涉及的是人类学中的问题，包括心理、习惯以及‘文化定势’等因素”，“各种社会规约与语言认知行为具有直接的联系”。中国和日本在社会、历史、文化、习俗以及某些隐性的定势思维方面的差异，就以多种形式投射在了语言层面。
(11)a. 吃食堂
b. * 食堂を食べる。：(2)之所以汉语用“吃食堂”转喻、隐喻一种“依赖、依靠食堂的吃饭方式”，而日语无此表现形式，这和“食堂”这一设施自上世纪50年代起在中国社会所具有的特殊历史地位和长期的广泛存在有关。尽管农村公社时代早已结束，但是许多单位至今依然沿用职工食堂这一设施，“吃食堂”转喻、隐喻“吃饭方式”的语义也在长期的广泛使用中确立、稳定了下来。和一段时期的中国社会制度及其衍生物有关的此类惯用语还有“吃大锅饭”，以及表示特殊待遇的“开小灶”、表示公职身份的“吃商品粮”等。
(12)a. 窓际族
b. ? 窗边族：(3)
「窓际族」一词的诞生源自日本『北海道新闻』1977年6月11日的一篇题为『窓际おじさん』的报道。这篇报道中将那些无升迁机会并即将退休而被公司安排在窗边就坐、只能无聊地读报或望着窗外打发时光的员工，称为「窓际おじさん」。在次年『日本経済新闻』1月9日的一篇题为『ニッポン·生きる条件』的报道中首次使用了「窓际族」一词表示企业中“做冷板凳”的职员。此外，还有一些类似的词语如「壁际族」「ドア际族」「里窓族」「ベランダ族」等都反映的是一部分日本人特殊的生存状况或日常习惯喜好等，此类词语无法直译，只能采取说明、解释。
以上以“吃食堂”「窓际族」为例，分析了汉日空间转喻、空间隐喻差异的原因。惯用语例句(8)~(10)所反映出的汉日差异动因与此相似，都可以从中日两国不同的社会规约、文化规约、心理规约等角度得到解释。
六、结语
本研究结论可概括为以下三点。首先，利用“Geeraerts的棱柱形模式”实证了汉语和日语中都存在“空间转喻→空间隐喻连续体”；其次，通过考察有关“空间/场所”的日、汉惯用语及其译文，明确了汉日间的三种对应倾向，即相近相似的空间转喻和空间隐喻表达方式、不同的空间转喻和空间隐喻表达方式、只有一方运用空间转喻或空间隐喻表达方式；最后，指出以“共识文化”为基础的“认知激活”和“社会规约、文化规约、心理规约”是上述三种对应倾向的根本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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