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笔者以中美两部地方综合年鉴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对比语言学的研究方法,通过全文检索的定量分析,从词汇、语法层面比较两者的语言在第一人称代词、指示代词、程度副词、统计副词、时间词、动词时体标记、拟人修辞方面的异同。研究发现两者的共同点为:采用第三人称叙述很少用绝对程度副词,存在句中罕用统计副词,常用指示代词“该”或“the”指代先行词,常用具体时间词,这些特点显示年鉴的语言特征为客观、中立、以结果为导向、简练和准确。其不同点为:在语言的客观性、中立性、准确性方面,美国年鉴不及中国年鉴严谨。
关键词： 地方综合年鉴; 美国年鉴; 词汇; 语法; 比较研究;
Abstract： By taking two local comprehensive yearbooks of China and US as research target,adopting the contrastive linguistics method and making quantitative analysis through full-text retrieval,the author compare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yearbooks in terms of the usages of first person pronouns,demonstrative pronouns,degree adverbs,statistical adverbs,time words,verb tense marks and personification rhetoric. The research found that the common points of the two contains the following aspects: using the third person narration,rarely using the absolute degree adverbs, rarely using the statistical adverbs in the existential sentences, often using the demonstrative pronoun“该”or“the”to refer to the antecedent,often using the specific time words,which shows that the language features of the yearbook are objective,neutral,result oriented,concise and accurate. The main difference is that the US yearbook is less rigors than China yearbook in the language objectivity,neutrality and accuracy.
一、 研究目的与方法
地方综合年鉴是指系统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情况的年度资料性文献。1年鉴文体与其他文体在语言风格上有明显区别,比如,准确恰当,咬文嚼字;朴实晓畅,不用广告语言;简明扼要,惜字如金。当年鉴编辑培训撰稿人时,通常也会一再强调:不要写成工作总结体或新闻报道体,不夸张,不用第一人称,不带主观感情色彩,少用形容词、副词作修饰,忌多用“了”“已”“共”字等。但是,当撰稿人问为什么时,编辑往往语焉不详,说不出所以然,只是正色作答:这是年鉴编纂要求明文规定的,编辑应照章办事。
年鉴语言的这些特征,其背后到底有哪些语法依据?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这是笔者开展本文研究的目的。同时,出于对国外年鉴是否也有类似语言风格的兴趣,选取中美两部地方综合年鉴——《上海年鉴(2013)》2(以下简称《上海年鉴》)和《得克萨斯州年鉴(2014—2015)》3(以下简称《得州年鉴》),采用对比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和全文检索的定量分析,通过30个引文例句,从词汇、语法层面比较两者在第一人称代词、程度副词、时间词等方面的异同,并加以归纳总结。为简化脚注,例句末标注出处页码。
二、 中美两部年鉴的词汇语法比较
(一)第一人称代词
《上海年鉴》编纂要求规定,不用“我市”“本单位”等第一人称。4因此,第一人称代词“我/我们”、物主代词“我的/我们的”、指示代词“我/本”不得在《上海年鉴》条目中使用。《得州年鉴》与之非常相似,除了在引文或广告词中偶有出现,其他内容中没有“I/my”,不过“we/our”却有少量使用的情况,例如:
(1) The chalky rock that we now call the “Austin Chalk” was deposited when the Texas seas became deeper. [87]
(2) Primary services of the Texas Workforce Commission and our network partners are funded by federal tax revenue and are generally free to all Texans. [499]
句(1)的“we”是人称代词的类指用法,常见于正式语体。作者在正式书面语中常用“we”来表示包括作者和读者在内的一般的人,语气亲切,使读者容易接受作者的观点,产生共鸣,5而这在遵守第三人称叙述视角的《上海年鉴》中一般是不可能发生的。
汉语书面语中,作指示代词的“我”指工厂、机关、学校等对外称自己,名词限于单音节,也用于对本单位成员。6与此相似的是,作指示代词的“本”用在名词前,说话人指自己或自己所在的集体、机构、处所。7
《上海年鉴》编辑部位于上海,属于上海市机关事业单位,但其编辑不得用“我市/本市”,必须直书“上海/上海市”。两者虽在语义上无差别,但前者是第一人称视角,作者似乎置身于书中,其叙述显得主观而有牵涉;后者是第三人称视角,作者似乎置身于书外,其叙述显得客观而中立。
汉语中作为指示代词的“我/本”在英语中可以转换为物主代词“our”或指示代词“this”,比如,“我市/本市”对等于“our state/this state”。《上海年鉴》无“我市/本市”,《得州年鉴》虽无“our state”,却有“this state”,例如:
(3) HJR 133 — Authorizing a political subdivision of this state to extend the number of days that aircraft parts that are exempt from ad valorem taxation due to their location in this state for a temporary period may be located in this state for purposes of qualifying for the tax exemption. [472]
总体而言,两部年鉴都一致采用第三人称叙述,但后者不如前者严格,表现在前者无第一人称代词及指示代词,而后者仍微量使用第一人称代词“we”和物主代词“our”。
(二)指示代词“该”和“The”
汉语、英语的指示代词从表面上都采用两分法,即以说话人为坐标,一个是近指:这/this,另一个是远指:那/that。还有第三种指示代词,就是非远非近,例如,汉语方言中的苏州话用“格”8(“格个”“格搭”),上海西南方言里类似的词是“搿”9。而现代英语中,用指示代词“the”,有学者认为它是由“that”分化演变而来的10。据此,有些语言学家提出汉语、英语的指示代词也可说是三分法11,不过学界并不完全认同。
在汉语普通话里,是否存在与吴语中的指示代词“格”起到相似功能的词呢?汉语年鉴里频繁出现的“该”引起我们的注意。据《现代汉语词典》,指示代词“该”指上文说过的人或事物(多用于公文)。有学者研究发现,限定代词“该”产生于明代,初期多见于公文中,多用于官职名称前(如“该吏”),只用于上级对下级或官府对庶民,带有较浓的身份地位尊卑色彩。12清代以来逐渐脱出原来的语境,“该”后面可接地名(如“该地”)。现代汉语中“该”词义彻底泛化,可出现于不同文体,后可接各类名词,感情色彩逐渐淡化消失。其他学者补充说,“该+”表示职位、身份的名词时,通常是中性的,有时可以是贬义,但一定不是褒义的;13“该”源于明代公文,至今仍停留在书面语中用于比较正式的表达。14
有学者进而指出,汉语“该”在语篇中的指称、照应两方面的功能与英语“the”部分相似。15请看两部年鉴的例句:
(4) 3月5日, 上海电气集团在印度新德里宣告成立上海电气印度有限公司。该公司是上海电气集团投资1000万美元成立的全资分公司,是其最重要的海外总部。[136]
(5) Bastrop State Park is 3,503.7 acres one mile east of Bastrop on TX 21 or from TX 71. The park was acquired by deeds from the City of Bastrop and private owners in 1933-35; [179]
句(4)“该公司”指代上文提过的“上海电气印度有限公司”,句(5)“The park”指代上文提过的“Bastrop State Park”。《上海年鉴》中,指示代词“该”的数量要比“这”和“那”的总和还要多,为什么“该”受到青睐?原因有三:其一,年鉴具有工具书的性质,使用正式的书面语,正好与“该”的使用领域相吻合,常见于法律文本、科学论文、政府公文等。此外,“该”来源于文言,在书面语中显得较典雅。其二,用“该”的时候,叙述者与被叙述者刻意保持距离,显示纯客观的情感色彩(有时甚至带有轻微的不尊重),16而客观性正是年鉴编纂的原则。试比较“该公司”和“这/那家公司”,前者中立,既不拉近也不疏远;后者则或多或少对被叙述者带有心理上的亲疏距离。其三,“该+”结构能指代上文提过的先行词,有时这个先行词会比较长(如上例),这时用“该”能避免重复冗长的先行词,使表达简明扼要,这也符合年鉴的行文要求。
总之,即使不能断言指示代词“该”与“the”是完全一致的对等词,但不可否认两者有时起到一定的对等功能,这在年鉴里显得尤为突出。
(三)程度副词
最早将汉语的程度副词进行分类的是语言学家王力,他依据是否有语义比较,把程度副词大致分为两类17:有语义比较的是相对程度副词,比如最、更、愈、较、稍、略;没有语义比较的是绝对程度副词,比如太、极、几乎、很、非常、十分、颇、有点(些)、不大。英语中,当副词用于比较结构时,采取比较等级的语法形式:副词的比较级、最高级的表现形式分别是由原级加后缀“-er”“-est”构成,或者是在原级之前分别加“more”“most”。正因为此,英语的程度副词要比汉语的程度副词少得多。请看例句:
(6)发现人类语言的语音多样性分布有规律可循,欧亚大陆语言语音比较复杂,非洲较简单,美洲与澳洲更简单。语音最复杂的前几种语言都出现在中国。[274]
(7) His second administration was even more frugal than his first.[58]
(8) The Davis administration was the most unpopular in Texas’ history. [65]
相对程度副词和绝对程度副词的语义区别特征就是有无比较对象。有学者指出,绝对程度副词并非根本没有比较对象,只不过它不与客观的同性质事物相比较,而与思想上的属性概念本身即对概念的经验性的主观理解相比较。18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比较对象的客观性或主观性是区分相对程度副词和绝对程度副词的标准。可以说,绝对程度副词一般都是说话人在主观上的判断,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19
两部年鉴各有许多年度间的比较,故而书中使用相对程度副词可谓比比皆是。对于绝对程度副词的使用,两者有差别:《上海年鉴》条目中没有,而《得州年鉴》中有一些,例如“very”“a little”等,例句如下:
(9) Temperatures were very cool, particularly in West Texas. [141]
(10) Motor vehicle sales, however, were quite robust in fiscal 2011. [614]
(11) It is immediately west of the primary forest region, with less annual rainfall and a little higher elevation. [115]
(四)存在句中的统计副词
一般来说,存在句用来陈述某物(人)在某处,汉语中的典型句式是“N处+有+N物(人)”,英语中则是“There be+N物(人)+介词+N处”。
汉语中,“共”意为一共、总计,是统计副词之一,隶属于范围副词。20“共”在英语中的对等形式可以是“a total of”“altogether”“in all”。检索中美两部年鉴发现:《上海年鉴》的存在句中,“有”前加“共”的为数不少,但远远少于“有”前不加“共”的;而《得州年鉴》的存在句中,无一例加“a total of”等。比如:
(12) 2012年,上海共有网吧门店1,583家,终端数量208,033台。[328]
(12a) 2012年,上海有普通中学(不含中等职业学校)760所,其中民办中学107所。[306]
(13) There are 1,216 incorporated municipalities in Texas that range in size from 19 residents in Los Yban?ez to Houston’s 2,100,263, according to the 2010 U.S. Census. [518]
要从语义上区别句(12)的“共有”和句(12a)的“有”确实很难,同样在句(13)的“There are”后加“a total of”,似乎也不会引起任何语义变化。统计副词加与不加,到底有何区别?笔者尝试从认知或心理层面来寻求一种解析:句(12)的作者在写出统计结果时,在意的是统计的过程,他好像在提示读者,这个结果是付出努力、经过数据计算的过程才得出的(比如来源于年度工作总结中的数据);句(12a)的作者则直截了当地写出统计结果,不重统计过程,即便数据的得出也要经过一番计算。对于年鉴读者来说,他们往往更关注结果而胜于过程,而且年鉴的篇幅惜墨如金,也许这就是两种年鉴的存在句中不加“共”或“a total of”等的情况更为普遍的部分理由。
(五)时间词
《上海年鉴》编纂要求规定,时间一律具体书写,不用“今年”“前年”“本月”等时间代名词,不用“近几年”“最近”“目前”“几年来”等模糊时间概念;当年可用“年内”表示,上一年用“上年”表示,21而不用更符合习惯的“去年”“旧年”。例如:
(14) 2012年,上海有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67所,其中民办高校20所。[302]
(15)年内,市决咨委办公室决策咨询课题立项 29个。[289]
(16) 2012年,郊区耕地面积19.9万公顷,比上年下降 0.3%。[118]
《得州年鉴》与之不谋而合,表示当年时,直书年份或用“same year”,不用“this year”“current year”等;在表述上一年时,也有用“previous year”的。例如:
(17) In 2013, there were 13 counties wholly dry. [531]
(18) In 2003, Dolphin Bay opened to house its Atlantic bottlenose dolphins. The same year, the Environmental Discovery Center opened. [198]
(19) The change over the period April 2012 to April 2013 to the previous year was a decrease of 6.2 percent. [629]
但是,《得州年鉴》中会出现一些非具体时间词,特别是用来表示一段模糊的时间概念,如“now”“currently”“(until) recently”“in recent years”。例句有:
(20) It is now considered extinct in Texas.[127]
(21) This destructive insect is currently at very low levels in East Texas.[124]
(22) Recently, they have been introduced into the same areas with success. [129]
(23) Drought has reduced receipts in recent years.[686]
总体来说,两部年鉴都默认采用具体时间词;当涉及年份比较时,也可用指定的非具体时间词。但是,《得州年鉴》使用非具体时间词表示一段模糊的时间,而《上海年鉴》无此用法。
(六)动词时体标记
“时态”和“体”(合称“时体”)是语言中有关时间的两个基本语法范畴。“时态”指的是一个动作或状态发生的时间,“体”指的是一个动作或状态处于什么阶段或时期。汉语中,时体标记采用词汇方式,比如动词后加“着”“了”“过”;英语中,时体标记采用动词的屈折变化,比如动词加后缀“-ing”“-ed”。此处讨论的就是句子中谓语动词的时体标记,中美两部年鉴显着的差异是:前者的动词时体标记极少,后者原封不动地保留动词时体标记。例如:
(24) 2012年,印度尼西亚、埃塞俄比亚、哥伦比亚在沪设立总领事馆。[441]
(25) 2012年……20家乡镇影院完成数字化改造投入运营,完善了上海影院的布局。[336]
(26) State Pie—Pecan pie was named the state pie by the 83rd Legislature in 2013.[23]
《上海年鉴》中,句(24)省略动词时体标记“了”的情况要远远多于句(25)保留“了”的情况。不过语言学界一般认为,汉语(普通话)的完成体和进行体是语法化程度较低的语法范畴,不是强制性的,所以汉语的体标记(如“了”“着”)本来就不必强制性使用。22于是会有反驳观点:动词时体标记的数量多寡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然而有学者做了一项实验,抽选2篇对等的记叙文体裁的汉、英文本,分别统计其中出现的动词时体标记的数量及比率。结果发现:汉语文本的动词时体标记的比率约为131/10,000(即平均每1万个汉字中有131个动词时体标记),英语文本的动词时体标记的比率约为663.3/10,000(即平均每1万个英语单词中有663个动词时体标记)。23可见汉、英文本中的动词时体标记的比率约为1∶5,即后者是前者的5倍之多,这也多少验证了汉语的体是语法化程度较低的语法范畴。
尽管如此,在检索《上海年鉴》全文并作粗略统计后,发现前述学者列入统计的动词时体标记(如:着、在、正在、过、了、将)总数仅为200个字不到,相比全书约150万字的容量,其比率为1.3/10,000,大大低于前述实验中的汉语文本的动词时体标记的比率,仅为其1/100。如果将其和英语文本的动词时体标记的比率相比,差距更是达500倍。于是不免产生这样的怀疑:《上海年鉴》是否故意避免使用动词时体标记?事实上,《上海年鉴》编纂要求规定,忌用“将”“已”“了”等,24所以年鉴编辑会尽量删除动词时体标记,其中最典型的要数“了”。
究其原因,首先,年鉴是年度资料性文献,具有一定的工具书性质。工具书的基本特征就是简明凝练,尽量压缩不必要的文字。由于汉语的体标记不必强制性使用,当然就被删除了。其次,与年鉴的体裁有关,年鉴的编纂时间是“今年”“当下”,所记录的时间通常是“上一年度”,有时还包括“历年”。所以年鉴编辑总是以回溯的视角记载已发生的事,一般不下延、不涉及将来发生的事。此外,年鉴编辑和读者更关注的是事件的完成或结果状态,而不是事件的持续状况,因此年鉴中很少有将来时态和进行体,它们相对应的动词时体标记也就很少。
综上所述,相比英语,汉语的动词时体标记的比率本来就少得多,而在年鉴这一特定体裁的文本里,又特意将汉语的动词时体标记尽量删除,从而造成两者比率的巨大差距。
(七)拟人修辞
拟人实际上也是一种比喻,其形式是通过把原属于人所特有的品质、行为、情感等赋予大自然其他有生命或无生命的东西,使它们具有类似人的特征。25试举中美两部年鉴的例句作比较:
(27) 上海联和院线在全国 22个省(区、直辖市)拥有影院 214家。[336]
(28) By 1830, Texas boasted an estimated population of 15,000. [52]
句(27)的“拥有”指领有、具有(大量的土地、人口、财产等),虽暗含富有之意,词典上并不将其列入拟人修辞。《上海年鉴》条目中,“拥有”出现了几十次。句(28)的“boast”指有(引以为荣的事物),带有感情色彩,而前面的主语是州名,可见是拟人用法。《得州年鉴》中,“boast”仅此一处。另举一例:
(29) 中华印刷有限公司……100年间,经历中华书局总厂印刷所、中华书局上海印刷厂、上海中华印刷厂、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等阶段。[351]
(30) Texas saw above average temperatures in November. [141]
句(29)的“经历”指亲身见过、做过或遭受过,主语是公司名,显然含拟人意;如不用拟人,“经历”可改为“经过”,《上海年鉴》此种用法仅此一例。句(30)州名后的“saw”是感官动词“see”的过去式,意为目睹,引申为经历或进行(某事),也属拟人手法,《得州年鉴》此类用法有几十处。
三、 结 论
通过对中美两部地方综合年鉴的词汇语法进行比较,笔者发现两者的共同点为:采用第三人称叙述很少用绝对程度副词,存在句中罕用统计副词,常用指示代词“该”或“the”指代先行词,常用具体时间词,显示年鉴的语言特征为:客观、中立、以结果为导向、简练和准确。不同点为:(1)美国年鉴不及中国年鉴严格,仍微量使用第一人称代词“we”和物主代词“our”以及绝对程度副词,显示其客观性、中立性稍逊;(2)美国年鉴有更多的非具体时间词,尤其用来代表一段模糊的时间,显示其准确性略逊;(3)中国年鉴在存在句中有更多的统计副词“共”,显示其仍带有些许强调统计“过程”而非“结果”的意识;(4)中国年鉴特意尽量删除以“了”为典型的动词时体标记,使其用词更为简练;(5)美国年鉴运用更多的拟人修辞。
以上结论是从词汇语法的微观层面比较中得出的,不涉及语篇内容,倘若转换视角,又会有其他结果(参阅陈敏《中美地方综合年鉴的语类差异比较研究》26)。
注释
1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2006年5月18日。
2《上海年鉴》编纂委员会编:《上海年鉴(2013)》,《上海年鉴》编辑部,2013年。
3Alvarez,E.C.,Texas Almanac 2014-2015,College Station: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 Consortium,2014.
4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年鉴〉编纂手册》,《上海年鉴》编辑部,2015年,第28页。
5章振邦编:《新编英语语法教程》,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40页。
6吕叔湘主编:《现代汉语八百词》,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557～558页。
7吕叔湘主编:《现代汉语八百词》,第69页。
8王力:《中国语法理论》,《王力文集》第1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4年,第294页。
9褚半农:《上海西南方言词典》,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29页。
10[英]韩礼德:《功能语法导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第557页。
11王力:《中国语法理论》,《王力文集》第1卷,第295页。
12李小军:《“该”指代义的形成及泛化》,《中国语文》2008年第1期。
13王晓荟:《指示代词“本”和“该”对比及教学考察》,南京师范大学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12页。
14刘君敬:《也说指示代词“该”的形成过程》,《中国语文》2009年第6期。
15张谊生:《“一”和“该”在当代新闻语篇中的指称功用与照应方式——兼论“该”与“本”在语篇中的指称纠葛》,《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16张谊生:《“一”和“该”在当代新闻语篇中的指称功用与照应方式——兼论“该”与“本”在语篇中的指称纠葛》,《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17王力:《中国现代语法》,《王力文集》第2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189页。
18张桂宾:《相对程度副词与绝对程度副词》,《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
19雷浩泽:《英汉程度副词及其连用情况比较》,中南大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21页。
20杨荣祥:《现代汉语副词次类及其特征描写》,《湛江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
21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年鉴〉编纂手册》,第29页。
22吴福祥:《汉语体标记“了、着”为什么不能强制性使用》,《当代语言学》2005年第3期。
23李志岭:《汉英语时间标记系统语法化对比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11页。
24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年鉴〉编纂手册》,第28页。
25黄任编着:《英语修辞与写作》,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85页。
26陈敏:《中美地方综合年鉴的语类差异比较研究》,《中国年鉴研究》2017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