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中美语文的异同谈诠释和文本、语言和理解

　　一、可译性问题研究的历史溯源

　　可译性问题是翻译研究的焦点之一， 与之相关的学术纷争由来已久且经久不息。 追本溯源，早在 14 世纪，意大利诗人但丁曾从诗歌翻译的角度表达了相对消极的“不可译”观点。 他认为诗歌的独特之处，即韵律与美感不可避免地在翻译过程中消失殆尽。 由此但丁提出了文学作品的不可译性观点。 有关可译与不可译问题的论辩自此拉开了帷幕。

　　纵观翻译学史，众多哲学家、语言学家、翻译理论家以及译者都曾将翻译的可能性问题作为一个基本课题加以研究， 各种纷争此起彼伏。 大部分语言学派翻译理论家，如雅各布逊、奈达、纽马克、费道罗夫等，都站在“可译”的阵营中。 他们以语言共性论为基础，认为语言是相通，翻译既是可能的又是有限度的。 在纽马克看来，“任何事物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可译的， 只是往往伴随许多困难。 ”费道罗夫认为，任何一种高度发达的语言都是一种强有力的手段， 足以传达用另一种语言的手段表达的与形式相统一的内容。 奈达在与塔伯合着的《翻译理论与实践》 一书中表明用一种语言所表述的内容可以用另一种语言来进行表述。

　　“不可译”的阵营也大有人在。 着名文艺批评家、哲学家克罗齐也认为文学着作尤其是诗歌是不可译的，“文学作品不能完全移植，文学作品只能是艺术的再创造，翻译不可能完美地再现原作风貌”。 英国着名翻译理论家卡特·福德从文化和语言的角度深入系统地分析了不可译性。 在 1965 年出版的《语言学翻译理论》一书中，他提出不可译性可以分为“语言上的不可译性”和“文化上的不可译性”两个方面。 解构主义思潮创始人德里达从哲学的角度解读这一问题， 从巴别塔的故事引出了语言混乱的起源，各种语言无以化解的多元性以及翻译的不可能性，但同时也阐述了翻译的必要性。 “翻译成了法则、职责和债务，但却是不再能卸掉的债务。 ”

　　由此可见， 在可译性问题上可谓百家齐鸣， 众说纷纭。 可译性这一最基本却是最深奥的问题成为翻译研究的焦点之一。

　　二、语言的共性论与个性论着名翻译理论家斯坦纳

　　总结了翻译史上关于语言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两种对立观点： 语言可译性及其可能性的存在是以对语言深层结构及语言所表述的逻辑与心理结构的共同性为前提的； 而语言不可译的前提则是逻辑与心理结构的不可测度以及语言表层结构的差异性。 一般来看可译性问题主要是从语言的共性论和个性论两个角度入手进行研究的。

　　支持前一个观点的学者认为语言共性的存在是可译性的保障。 语言是人类在其居住的区域内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认识自身和改造自身的产物。 人类所处的生存环境及生理、心理等方面的相同点大于不同点，因此在思想认识上存在许多共性， 为不同语言间的交流和翻译奠定了基础。 个性论支持者则认为任何一个语言群体都以独特的方式表达事物。 不同社会群体生活在有别于彼此的世界中，每一种语言习惯都贴有不同的文化标签。

　　在翻译研究中， 共性论和个性论所代表的对立思维并非总是如此两极化。 一些理论家们徘徊于语言的共性与个性之间。 洪堡特曾经对语言的人类普遍性和民族独特性做过论述。 他认为语言是人类精神的体现，具有普遍性；同时，它又是特定民族精神的体现，承载着某一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因此，每个民族都会将自己特有的主观意识带入语言，使语言有自己的“世界观”。 洪堡特的论述提供了有关翻译可译性的支持，他认为“每种语言都具有接受一切事物并且把这一切再付之于表达的灵活性。 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一种语言对人来说都不可能形成绝对的桎梏。 ”同时，洪堡特也认为“人从自身中造出语言，而通过同一种行为，他也把自己束缚在语言之中；每一种语言都在它所隶属的民族周围设下一道樊篱， 一个人只有跨过另一种语言的樊篱进入其内， 才有可能摆脱母语樊篱的约束。 ”

　　有关可译性的研究可谓纷繁复杂， 本文旨在对比以雅各布逊为代表的语言学派翻译理论及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在可译性问题上主要观点， 分析二者的相同点与不同点，以期更为系统地探究可译性问题。

　　三、语言学派与解构主义翻译理论中可译性问题的提出。。

　　语言学派翻译理论与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均对西方翻译理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作为当代西方翻译学界语言学派的主要人物， 雅各布逊主要从语言学和符号学的角度对翻译理论进行探讨， 奠定了翻译的语言学理论和符号学理论基础。 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西方解构主义对翻译问题给予了特别重视， 甚至认为哲学的中心问题是翻译的概念问题，哲学的起源是翻译。 可译性作为德里达“巴别塔之旅”的核心问题，为西方翻译理论开拓了新视角。

　　1.语言学派翻译理论中的可译性

　　20 世纪见证了语言学派翻译理论的飞速发展 。 自20 世 纪中期 ，西方学者开始从现代科学语言学角度研究翻译问题，结构语言学、转换生成语法、系统功能语言学等均被应用到翻译理论研究中。 雅各布逊将翻译完全置于符号学的框架内， 从符号学的视角探讨了翻译分类、语言的意义、对等的概念以及可译性问题，形成了翻译的符号学理论基础。 在代表作“论翻译的语言学问题”一文中，雅各布逊谈到了诗歌的不可译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创造性移植”这一创新观点。 在他看来，所有认知经验和经验类型在任何现存的语言中都是可以传递的，无论遇到何种困难，翻译都是可以进行的，关键在于如何转换。

　　2.解构主义翻译理论中的可译性

　　解构主义作为一种反对在场的形而上学的哲学理论， 它的主要策略就是通过挖掘不在场的成分来颠覆在场。 德里达运用“延异”、“踪迹”、“播撒”等概念说明了文本意义的多元性和不可终极性， 在此基础上发展了解构主义翻译理论。 该理论认为译文是原文的后世生命，是对原文的再创作。 目的语文本不再是位处原文之下的附属，转而成为原文赖以生存的基础。 在解构主义者看来，翻译的过程是对原文的不断修正， 换句话说译文本身有着自己全新的身份，而并不只是用来表达原文含义的一种形式。

　　德里达从解构主义思想入手讨论了翻译的性质、作用及原文与译文的关系，并在“巴别塔之旅”以及“什么是‘确当的’翻译”中集中探讨了不可译性这一问题，同时也强调翻译的必要性及可能性。 巴别塔之后，统一的语言被拆解成许多不同的语言；不同的语言使翻译成为可能，也使得翻译成为必须。 他的解构主义翻译观给翻译研究注入新的活力并开拓了视野。

　　两种翻译理论均就可译性问题进行了探讨， 下文通过对比分析来探究二者的相似之处以及相异之处。

　　四、语言学派与解构主义在翻译理论中的相似之处

　　从整体上看， 语言学派翻译理论与解构主义翻译理论都承认可译性与不可译性是同时存在的， 即翻译既是可能的又是有限度的。

　　1.语言学派———同等的表达力与形式的限制

　　雅各布逊坚持翻译的可译性，他认为“所有的认知经验及其分类在任何现存的语言中都能得到表达”。 作为语言共性论的支持者， 雅各布逊认为语言具有相当的创造力和表现力，在他看来“任何语言符号的意义都是向一个深层的不同符号的翻译，尤其是向‘一个更全面发展的符号’的翻译”。 然而，雅各布逊又从符号学的角度出发，认为无论是在语际翻译还是语内翻译中诗歌都无法翻译，译者所能做的只是创造性的换置。 简言之，雅各布逊认为一方面各种语言有同等的表达能力， 即翻译是可能的；另一方面，如果语言形式也表达意义，如诗歌和双关语，可译性就受到了限制。

　　2.解构主义学派———质与量的矛盾

　　德里达在《给日本友人的信》中说道，“翻译的确屈服于那种‘双重束缚’，在某种层面上，翻译既是可能的又是不可能的，它既要恪守原文又要有所发挥，它追求忠实又难免背叛，它既是意义的生成又是意义的复制。 ”

　　在“什么是‘确当的’翻译”一文中，德里达通过质与量的经济原则提出翻译的两种极端，根据质的原则，翻译应当是“用最适宜的和最确当的方法，将原文最合适的意义带入译入语，从而为其所用”；依据量的原则，译文“在量上应当同原文对等，而不能有任何释义、解释、明晰化、分析等等诸如此类的做法”。 在翻译实践中，译者却始终面临着质和量的矛盾。 若想解决这些矛盾，译者可以遵循一些语言规范、采用某些翻译策略和修辞手法，达到相对“确当的”翻译还是可能的。 然而由于意义的多元性、不确定性及真理的相对性和不可终极性，绝对“确当的”翻译是不可能达到的。

　　综上所述， 无论是语言学派翻译理论还是解构主义翻译理论都承认可译性与不可译性作为一组对立的概念，相互矛盾却同时存在。

　　五、语言学派与解构主义在翻译理论中的相异之处

　　两种理论在有关可译性问题上的看法上也存在一定的分歧。 作为一个结构主义语言学家，雅各布逊注重语言形式，因此主要从结构的、物质的层面探究翻译问题；而解构主义却是着眼于意蕴的表达， 因此德里达更多的是从哲学的、精神的层面来解读可译性问题。

　　1.解读的层面不同

　　作为语言学派翻译理论的代表， 雅各布逊从结构语言学的角度将翻译至于符号学体系之中， 将各种媒体符号的转换纳入翻译研究体系之中。 在论及翻译的可能性时， 他提出如果语言中出现词汇空缺， 人们可以通过借词、借译、造新词、语义转移和迂回表达等方法对词语进行修饰和扩展。 语法范畴也一样，即使译入语中没有某种语法手段， 译者依旧可以把原语中所包含的概念信息在译入语中表达出来。 在出现语法范畴空缺时，意义也可通过词汇手段来表达。 可见，雅各布逊主要专注于从技术层面来解读可译性问题。

　　相比之下，德里达则是从哲学层面来看待这一问题。 在他看来，决不能简单地把有关可译性问题理解为语言学和翻译学的概念， 因为可译性问题根本就是哲学概念，甚至可以说隐藏着解构的全部秘密。 “从一般意义上来说，哲学的命题就是可译性，即意义和真理可以从一种语言转换到另一种语言而不带来任何本质上的缺损……哲学源于翻译或可译性命题。 ”

　　2.导致不可译的原因不同

　　雅各布逊指出：“语言的差异本质体现它们所必须传达的内容，而不是它们所能传达的内容。 ”

　　在他看来正是语言间结构的差异使得翻译变得非常复杂，甚至不可译。

　　雅各布逊主要从语言学和符号学的角度分析翻译过程中引起信息丧失的原因，从语言、词汇、语义等层面来分析不可译性。 他认为语言层面的词法和句法是导致各种语言具有强制性的主要原因； 词汇层面由于词义空缺导致了词汇的不对等；语法范畴中的性层面、体层面、语义层面也影响着语际翻译。 诗歌之所以不可译，是因为诗律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诗歌意义的表达， 而诗律本身是不可移植的。 此外，诗歌中暗喻及对仗形式的转换也是困扰译者的另一大问题。 从符号学的角度来说，不同的符号之间不可能完全对等。

　　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引入了“异延”、“散播”等概念，认为意义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是导致不可译的原因。 在德里达看来， 语言是一种充满差异与延宕的永无止境的游戏，而文本是游戏活动的场所。 就文本性质来说，无所谓本源和衍生，一切文本都与其他文本盘根错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文本印迹及差异交织或叠生在语境网络中的一个特定的点，很难单独提出来定义。 它必须还原到其网络中去，通过围绕的经线、纬线来确定。 ”

　　原语文本和译语文本之间也存在差异和间隔， 对信息的传递是间接和延缓的，文本的意义总是不在场的，处于特定时空的延异之中， 正是这种文字文本的不确定性导致了文本的不可译性。

　　3.针对可译性问题的倾向不同

　　另外， 虽然语言学派翻译理论与解构主义翻译理论都提到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对立统一及共同存在， 但是二者对于可译性的倾向有所不同。 雅各布逊认可人的共性及语言能力的同一性，即人的本质是同一的，在语言能力上也没有差别，有差异的只是表达语言的结构。 也就是说，翻译总体上是可能的，只是在操作层面上存在一定的困难。

　　德里达用《威尼斯商人》的故事讲述翻译的尴尬。夏洛克发誓要忠实于契约，从安东尼奥身上取一磅肉，好似译者要忠实于原作，创造出完全对等的译文。 然而，纯粹的不带血的一磅肉是无法获得的， 严格意义上的等值译文也是无法实现的。 忠实的承诺无法兑现。 “这出剧的主题似乎是译者的任务，他那不可能的任务，他的职责，他的债务，既是不可动摇的，又是无法偿还的”德里达又用“巴别塔”的隐喻说明了由于符号的延异导致意义的不确定性，而这一不确定性也导致了不可译性，翻译根本就是不能完成的，是一种不可实现的理想状态。 简而言之，德里达从哲学的视角采用隐喻的手法解构翻译活动， 得出“一切既可译又不可译”的结论。

　　六、结束语

　　探讨翻译理论之根本就是研究翻译之为翻译的可能性问题。 可译与不可译，不能简单孤立地看待。 若不可译就是不能翻译， 那千年以来的辉煌翻译史岂不都成为泡影。 因此“不可译性指的是译文不可能准确完整地再现原文。 相对的可译性是指语言之间可以相互理解相互交流的特性。 ”

　　可译性问题揭示了语言根深蒂固的复杂性和由此导致的翻译的复杂性。 本文通过对比分析语言学派与解构主义翻译理论有关可译性问题的观点， 发现两种理论均探讨了可译性与不可译性并存的状态， 但却在不同层面上解读可译性问题，从不同角度挖掘导致不可译的原因，并表达出了不同的倾向。 对可译性问题的研究加深了对翻译本质的认识， 为翻译质量评估和译者工作的评价提供了借鉴， 在翻译理论研究与翻译实践操作方面都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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