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无论是中国的翻译思想还是西方的翻译理论, 二者都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和丰富的理论成果。本文就是以中国译界的集大成者马建忠提出的“善译”理论和西方翻译界最具代表性的对等论为例, 对二者进行比较研究, 分析它们的异同点, 阐明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 并对它们进行评价, 以便加深对二者的理解, 也希望能够通过该研究来进一步促进中国翻译理论的发展。
关键词：善译; 对等论; 比较;
A Comparative Study on "Good Translation" and Western Equivalence Theory
Li Yixuan
Abstract：
It is well known that both Chinese translation thoughts and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ies have a long history of development and numerous theoretical achievements.Take Ma Jianzhong's “good translation”and western equivalence theory as examples, this paper is to analyze their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study the cause of these differences and make an evaluation for them.All these aim to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se two theories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translation theories.
Keyword：
good translation; western equivalence theory; comparison;
一、马建忠的“善译”翻译观和西方对等论
(一) 马建忠提出的“善译”
明末清初, 马建忠在《拟设翻译书院议》一文中提出了“善译”的翻译理论, 具体内容如下:
夫译之为事难矣, 译之将奈何?其平日冥心钩考, 必先将所译者与所以译者两国文字深嗜笃好, 字栉句比, 以考彼此文字孽生之源, 同异之故, 所有相当之实义, 委屈推究, 务审其音声之高下, 析其字句之繁简, 尽其文体之变态, 及其义理精深奥折之所由然。夫如是, 则一书到手, 经营反复, 确知其意旨之所在, 而又摹写其神情, 仿佛其语气, 然后心悟神解, 振笔而书, 译成之文, 适如其所译而止, 而曾无毫发出入于其间, 夫而后能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 是则为善译也已。
从以上这段文字可以看出, 马建忠首先强调译者必须精通源语语言和目的语语言, 要具有很高的修养和扎实的文字功底。他接着提出, 译者还要学会对这两种语言进行比较研究, 对每一字词进行推敲, 考察两种语言文字产生的渊源, 领悟其异同, 弄清文体的变异, 体会要义。最后, 他又指出要反复阅读原文, 之后才能有效地传达出原文的“意旨”“神情”和“语气”, 从而使得译文忠实于原文, 达到“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这一良好效果。
(二) 西方对等论
西方的对等论可以说是最具影响力的翻译标准理论。早在十八世纪, 英国翻译理论家泰特勒首次提出了“同等效果”理论。此后, 理论学家们开始尝试较为系统的分析翻译问题。比如, 前苏联翻译学家费道罗夫提出了“等值翻译”理论;英国的卡特福德提出了“语篇对等”;美国的尤金·奈达提出了“功能对等”;德国的维纳·科勒提出了“对应与对等”等等。其中, 当属奈达提出的“功能对等”理论影响最为深远。所谓“功能对等”就是强调译文的读者和原文的读者在感受上基本相同。翻译文本时, 除了要有词汇这种表层意义的对等, 还应该具有深层次意义的对等。当目的语接受者对译文的反应和源语接受者对原文的反应表现一致时, 便达到了最佳的翻译效果。功能对等包含两个层次的对等, 分别是最高层次的对等和最低层次的对等。最高层次的对等是指目的语读者能够按照源语读者理解原文的方式来理解译文, 这是译者追求的最理想的状态;最低层次的对等是指目的语读者能够通过对译文的理解, 而想象到原文读者是如何理解原文的, 这是功能对等的最低要求。还有词汇对等、句法对等、篇章对等和问题对等构成了功能对等的四个方面, 并且奈达还强调“意义是最重要的, 形式其次”。[1]P67)
二、“善译”和西方对等论的比较
(一) 相似性
对等论是指译文与原文获得最大程度的对等, 使译文读者和原文读者能够尽可能有同样的感受。奈达而后在1964年《翻译科学探索》一书中提出了形式对等和动态对等。前者强调要注意信息本身的形式和内容, 要求译文尽可能地贴近原文结构。而后者是基于奈达的“对等效应原则”提出的, 要求“接受者和讯息之间的关系应与原来的接受者和讯息间所存在的关系保持相当程度的一致”。[2]P159) 而马建忠提到的“译成之文, 适如其所译而止, 而曾无毫发出入于其间”实际上揭示了“善译”的实质其实就是要求译文应与原文实现“等值”, 其中的“无毫发出入”应该是译者的终极追求。
奈达提出的形式对等和动态对等概念把接受者放在程序的中心位置, 对翻译界的影响也是极大。奈达提到翻译所服务的对象就是读者, 评判一篇译文的好坏必须参考读者对译文的反应, 必要时还要做对比分析。而马建忠提到的“能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 是则为善译也已”中的“阅者”指的就是读者, 这句话实质上就是要求译文应与原文达到所谓“等效”的翻译结果。“等效翻译”强调的就是要重视信息的“接受者”。也就是说, 要求译文在读者中产生的效果应与原文是一致的, 这同样也是翻译的一种最高境界。
科勒也曾在《翻译科学》中讨论了“对等”和“对应”的概念, 并就“究竟什么应该保持对等”这一问题提出了五种不同类型的对等:外延对等、内涵对等、语篇规约对等、语用对等和形式对等。其中, “外延对等”要求译文与原文在语言外部内容上要保持一致, 这与马建忠提出的“对所要翻译语言进行比较研究, 从而使得译文尽可能的忠实于原文”这一观点是基本相同的;“内涵对等”则是要求译文在词汇选择上要与原文实现对等, 而马建忠所主张的“字栉句比, 以考彼此文字孽生之源, 同异之故, 所有相当之实义, 委屈推究”, 正是强调了要对源语语言和目的语语言的意义加以反复推敲, 尽可能达到“等值”的理想翻译效果;“语篇规约对等”指的是不同的语篇要采用不同的翻译风格, 从而对等方式也不尽相同。同样, 马建忠也提到除了要分析原文字句的繁简以及语调的高低之外, 还要弄清原文文体的变异, 了解其中差异的由来;“语用对等”强调信息接受者的重要性, 相当于奈达的“动态对等”, 这与“夫而后能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也是不谋而合;“形式对等”强调译文在文体特色等方面要尽可能与原文实现“等值”, 当然这与奈达所提出的“形式对等”其实是截然不同的。马建忠也恰好曾指出, 拿到一本书, 必须反复阅读, 把握其实质, 揣摩其风格, 体会其语气, 做到“文随其体, 语随其人”, 这样才能译出与原文最贴切的作品。
其实, 陈福康教授在《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中介绍马建忠的翻译观时, 就已经认为“善译”与现代等值翻译理论非常接近。
(二) 相异性
对等论作为西方翻译理论中语言学派的核心概念之一, 不仅是西方翻译界两千多年来的一个根本问题, 同样也是现代翻译学中的一个根本问题。而西方翻译理论则分别从三个方面来寻求所谓“对等”的途径, 即翻译学方面、语言学方面和交际学方面。
从翻译学角度来寻求“对等”效果的当属诺伊贝特。他认为, 衡量“对等”的标准在于原文的可译性程度。之后他还提出了关于符组对等、语义对等和语用对等的三种符号范畴的学说, 指明了原文和译文内部及其周围的符号与结构之间的辩证关系;纽马克则从内容的角度, 把翻译分成“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两种方法。其中, 前者试图在合乎第二语言的语义和句法结构下, 将原文的准确语境意义尽可能贴切地译出。后者则要求使读者阅读译文所产生的效果尽可能接近原语读者阅读原文所产生的效果[3]P39) 。从语言学方面对翻译的“对等”问题进行研究的是雅各布森和卡特福德。雅各布森在《论翻译的语言学问题》一文中, 最先对“对等”概念进行科学的分析。他认为, 在语际翻译中, “代码单位之间通常不存在完全的对等”。在雅各布森看来, 语际翻译乃涉及“以一种语言的讯息来替代另一种语言的整体讯息, 而非个别的代码单位”:译者将从别处得来的讯息重新编码和传递, 因此翻译牵涉两种不同代码间的两个对等讯息[4]P114) ;而卡特福德在《翻译的语言学理论》一书中, 提出了“行文对等”的概念。在该书中, 他阐明了“行文对等”和“对等条件”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指原文和译文的比较, 后者是指受情景制约的条件。卡特福德还指出, 翻译中不存在“意义对等”, 而只有“所指对等”。从交际学方面对翻译中的“对等”问题进行探索的代表人物是奈达。他认为, 语言是一种多功能的交际工具。翻译就是交际, 即传递信息的一种方式。但交际不是单方面进行的, 没有对方的反应, 就没有交际可言。为了达到交际的效果, 话语必须以信息接受者为对象。因而, 奈达提出了“动态对等”的概念, 其理论基础是“对等效果”的原则。
从以上总结可以看出, 西方翻译理论研究从多角度多层次进行论证, 以语言学和其他多种学科作为理论支撑, 从而使翻译学这门学科更加独立、科学和系统。而且在翻译大家们的不断研究下, 各种翻译理论模式日趋完善。
马建忠提出的“善译”则带有明显的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的色彩, 更倾向于谈论翻译过程中的体会, 对个人的主观经验进行归纳总结, 更具有实用性。又加之在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的这个背景之下, 马建忠目睹国难时艰, 提出变法自强就必须大力发展翻译事业, 因而在1894年他向清廷呈上一道奏折《拟设翻译书院议》。虽然这只是一篇近四千言的上疏, 与学术专著无法相提并论, 但却是我国翻译史上一笔宝贵的财富。实际上“善译”的目的非常明确, 马建忠就是要设翻译书院来培养传播西方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的“国家栋梁之才”。他还强调“知己知彼”, 要翻译那些能够反映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科学著作, 吸取西方文化的精华来促进我国的进步和发展。由此得出, 马建忠提出的“善译”实际上是把翻译事业与国家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从而对我国近代翻译史的影响十分深远。
造成这两种翻译理论之间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中西文化的差异, 具体表现为思维方式之间的差异。因为中西方分别属于完全不同的社会文化和思想哲学体系, 所以它们翻译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必然也会有各自的特点。比如, 西方译论整体来说重逻辑分析和抽象思维, 而中国翻译思想因受中国传统哲学的影响, 讲求“悟性”思维, 大多属于个人对主观经验的总结, 具有“见智见仁”的特点。虽然这种差异几乎难以逾越, 但其实并不妨碍中西译论之间的相互融合。我国翻译理论研究要想取得长足的发展和进步, 必然需要汲取西方译论中的精华, 取长补短, 也只有这样才能为我国现代翻译思想的学科建设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
三、对“善译”和西方对等论的评价
对等论在西方翻译理论的研究中发展极为迅速。理论家们从各个学派和多个角度剖析了“对等”的性质和条件。比如, 雅各布森率先对“对等”概念予以分析, 从而奠定了进一步探讨这一问题的基础。此后, 卡特福德从语言学的角度提出了“行文对等”的概念, 再次阐明了雅各布森的观点;奈达则从交际学方面论述了翻译的目的和性质, 并以译文读者反应为基础, 提出了“动态对等”的概念;诺伊贝特提出了符号学理论;纽马克摆脱了奈达以信息接受者为导向的原则, 创新性地提出了“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不难看出, 西方对等论的发展很具有历时性, 研究者层出不穷, 因而也就产生了很多不同学派的译论, 这样就使得西方翻译理论的研究更具有科学性和系统性, 从而为西方翻译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而马建忠的“善译”理论是在甲午战争失败且国家面临民族危机这一背景下提出的, 目的就是要用翻译强国, 主张大多以翻译西方科技书籍为主, 这样“善译”作为翻译标准或许就显得过于片面了。虽然“善译”比不上闻名于世的“信达雅”, 但也可视为近代翻译标准的一个良好开端。由此看出, “善译”这一翻译理论具有共时性的特点, 因而研究角度和视野都比较狭隘, 同时也缺乏西方理论研究的严谨性和科学性, 当然这很符合中国传统翻译理论偏重实用性这一特点。即便当时因受历史环境的制约, 马建忠的“善译”理论没能得到当时官僚和上层知识分子的肯定和支持, 就此沉寂, 但他的那些论述对中国现代语言学和翻译学的影响仍旧深远。
四、总结
通过对“善译”和西方对等论进行比较分析, 可以发现二者其实有很多相同之处。但它们在翻译研究中的命运却截然不同。西方的翻译研究凭借着严谨的方法论和精准的理性分析发展极为迅速, 而“善译”理论似乎陷入僵局, 停滞不前。其实马建忠的“善译”要比西方翻译界提出的对等论早半个世纪, 只是当时因受到保守的传统思想的束缚以及在国家面临民族危机的不利条件下, 其理论价值在当时无法被真正挖掘和进行深入研究。但是“善译”理论对我国近代翻译研究的发展仍然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参考文献
[1]郭建中.文化与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0.
[2]Nida, E. 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M]. Leiden:E. J.Brill, 1964a.
[3]Newmark, P.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M]. Oxford and New York:Pergamon, 1981.
[4]Jakobson, R.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In L, V enuti (Ed.) ,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pp113-118) .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19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