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城之恋》是 20 世纪中国现代女作家张爱玲的代表作，而《傲慢与偏见》是 19 世纪初期英国女作家简·奥斯汀的成名之作。虽然两部作品出自于代表不同文化的东、西方女作家之手，具有各自迥异的时代与社会背景，但是由于张爱玲与简·奥斯汀都以描写女性的婚姻及爱情为擅长，且两部作品均以女性为主导，描写她们对于婚姻和爱情的追求与向往。所以两部作品在诸多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可比之处，本文从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中的一个分支———类型学的视角对两部作品从内容题材、人物形象、表现手法、思潮流派四个方面进行比较、分析，以期研究女性写作传统的相似性和承继性，并加深对两部作品及其两位作者的理解。
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及变异学研究。所谓“平行研究”，指的是将一些并没有事实联系的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进行比较研究，论述其异同，总结出文学作品的美学价值及文学发展带有规律性的东西。而类型学作为平行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其研究的目标是对某种相似的文学现象加以联类比照，在寻觅整体文学演进通则的同时发掘出相似类型表象下深层次的文化差异。
［1］它主要包括对内容题材、人物形象、表现手法、思潮流派这几个方面的比较，自然也包括对作家、作品的全面比较和分析。
不同的时代与社会背景中的不同民族的作家及作品，其关注的主题往往十分相似，笔者认为从这些方面着手，通过不同民族作家作品的比较，探究文学的共同本质和共同文学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本文将从内容题材、人物形象、表现手法、思潮流派四个方面对《倾城之恋》与《傲慢与偏见》这两部作品进行分析与比较，以探索两位不同时空语境中的女性作家在创作作品中的相似性及其对女性社会地位的思考与关注。
一、内容题材
从内容题材两方面来看，虽然两部作品都是以婚姻和爱情为主线，但在主要内容和题材方面还是有所不同，首先《傲慢与偏见》表现的是乡镇中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少女对婚姻和爱情的勇于坚持和争取的态度，作品强调的是理想婚姻的重要性，并把男女双方感情作为缔结理想婚姻的基石。书中的女主人公伊丽莎白出身于小地主家庭，为富豪子弟达西所热爱。达西不顾门第和财富的差距，向她求婚，却遭到拒绝。
伊丽莎白对他的误会和偏见是一个原因，但主要的是她讨厌他的傲慢。因为达西的这种傲慢实际上是地位差异的反映，只要存在这种傲慢，他与伊丽莎白之间就不可能有共同的思想感情，也不可能有理想的婚姻。之后伊丽莎白又亲眼观察了达西的为人处世和一系列所作所为，特别是看到他改变了过去那种骄傲自负的神态，消除了对他的误会和偏见，从而与他缔结了美满姻缘。伊丽莎白对达西先后几次求婚的不同态度，实际上反映了女性为追求理想婚姻和社会尊重所付出的努力。而《倾城之恋》则表达的是一种既现实又悲凉的爱情、婚姻观: 揭示了爱情只是一种女性对男性经济的依附关系，看到了没有经济地位的平等，爱情也将是虚空的神话。
白流苏是就是大户人家的女子，初嫁本是门当户对，以经济为基础的婚姻，但是婚后受尽夫家的毒打和欺凌，愤而离婚，可见旧式婚姻是无爱情可言的，它只是女性对男性经济的依附。在离婚七、八年之后，面对娘家人的欺骗和凌辱，流苏决定以青春和美色去赌一把，重走婚姻的老路，目的只是为了钓住范柳原，寻得经济上的安全和依靠。不论结果如何，出发点已经决定了爱情的实质。最后陷落的香港成全了流苏，婚姻也算是一个圆满的收场。但即便是这被冠以“倾城之恋”美名的婚姻，也是毫无爱情可言的，作品中所表达的爱情观就是女性求得经济保障的一种手段，一种女性对男性经济依附的关系，在世俗的婚恋中是没有爱情可言的。
二、人物形象
从人物形象来看，两部作品的女主人公白流苏和伊丽莎白都是勇于反抗传统婚姻价值观并勇敢追求理想婚姻和幸福的代表。在《傲慢与偏见》里，当时的英国世袭贵族和中产阶级并立，男性占据社会主流，女性没有工作，找个“有钱的单身汉”［3］结婚几乎成为当时女性的普遍选择，然而伊丽莎白并没有屈从于当时传统的婚姻价值观，她先是断然拒绝了柯林斯的求婚，也就是拒绝为了财富而结婚，又拒绝了贵族达西的第一次求婚，也就是拒绝为了婚姻而失去尊严与尊重，她认为男女之间在婚姻中的地位应该是平等的，女性不应该屈服于男性的地位和财富，幸福的婚姻必须要有爱情和尊重。无独有偶，在《倾城之恋》中，白流苏作为一个衰落的大户人家的小姐，面对包办婚姻给她带来的不幸没有委曲求全、忍辱负重，在封建的旧社会，她能够想到用法律来扞卫自己的权利，通过离婚摆脱命运的束缚，实属难得。白流苏先是跳出了“女子三从四德”［4］，为夫马首是瞻的牢笼，在家人的冷嘲热讽、冷眼旁观之下，又走出了封建腐旧的家庭，在面对笵柳原这样一个钻石王老五、金龟婿时，她没有唯唯诺诺，千依百顺，面对笵柳原的花心和若即若离，白流苏选择了毅然离去，没有委曲求全，最终争得了自己想要的婚姻，她是勇敢的。
三、表现手法
两部作品在表现手法与写作风格上是迥异的，简·奥斯汀在《傲慢与偏见》中沿袭了她一贯的写作风格，整部作品充满了喜剧色彩，情节曲折，语言清丽流畅，体现了奥斯汀式的幽默。而张爱玲的《倾城之恋》语言苍凉有力，整部作品以战争做背景，社会的动荡和人物的无助无不体现了一种苍凉的基调。在《傲慢与偏见》中，简·奥斯汀主要用了对比和反讽两种表现手法，首先，奥斯汀用对比的手法为我们描绘了四种婚姻，这几乎涵盖了人类婚姻类型的实质，其中，伊丽莎白的妹妹和魏克翰的从私奔到结婚是完全屈从于肉体的享乐主义，是最不理智，不道德的，因此也是最不幸的。柯斯林向夏绿蒂求婚，根本不是出于爱，是被伊丽莎白拒绝之后的冲动举动，而夏绿蒂接受求婚，也是为了“防止贫困的保险箱”，这是一桩以金钱为基础的婚姻。第三种婚姻是彬格莱与吉英，虽然也是有爱情作为基础的婚姻，但多半是以情欲为前提，彬格莱注重吉英的美貌。与前三种婚姻相比之下，伊丽莎白与达西的婚姻，并不是以财富为前提，更是超出了肉体上的情欲，彼此在相处过程中消除了互相的傲慢与偏见，进行了一场深刻的自我否定，这是一场弥足珍贵的婚姻，这种对比的表现手法更加凸显出了作品的主题。而简·奥斯汀的反讽艺术，除了表现在人物的喜剧性格设定上( 例如班纳特太太) 以及各种情节的喜剧性处理上，还融会贯通在整部作品的反讽构思中，让冷峻残酷的现实对人们的主观臆想进行深刻嘲讽。例如，达西起初认为，班纳特家的几个女儿很难找到有地位的丈夫，但最终却娶了伊丽莎白; 伊丽莎白最初认为绝对不会找达西这样的丈夫，最终却嫁给达西为妻。
在《倾城之恋》中，张爱玲主要将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某些表现手法和特点熔于一炉，把小说写得既富丽华美又苍凉悲哀，整部作品充满着朦胧的暗示，着重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把人物内心的臆想和思绪描写得异常深刻，嘲讽多过怜悯。
文中，张爱玲还用了象征的表现手法，在文章的开头，她就已经把整个故事的实质预先暗示出来，“上海为了‘节省天光'将所有的时钟都拨快了一个小时，然而白公馆里说: ’我们用的是老钟‘。他们的十点钟是人家的十一点钟，他们唱歌唱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4］这实际上象征的是上海城内代表着传统封建势力与现实的脱轨。直接融入了作品通篇的基调。
四、思潮流派
《倾城之恋》是一部民国题材的小说，这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是张爱玲的具有现代主义的“荒原”意识，这是“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学中较少表现的，也正是她作品的独特之处。小说中展现的是在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现代都市( 香港与上海) 的背景中，人性的脆弱与悲哀。在这一点上，她笔下的女性形象表现得最为鲜明，与同时代甚至“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都有着较大的区别，充分体现了女性意识的觉醒。而《傲慢与偏见》恰好是体现女性意识的代表作，女性意识的觉醒是女性解放运动的萌芽期的标志，也是女性文学产生的重要标志，简·奥斯汀所代表的女性文学出现在 18 世纪末，其背景就是源于女性意识的觉醒，简·奥斯汀在《傲慢与偏见》中以女性特有的写作视角和表达方式分析了父权下女性的社会地位和对女性的歧视，同时也表达了反传统的新型爱情婚姻价值观，体现了觉醒的女性意识。
综上所述，虽然《倾城之恋》与《傲慢与偏见》在内容题材、人物形象、表现手法、思潮流派四个方面有着诸多的不同，但两部作品都是作者从自身特有的女性视角出发，表现了丰富多彩的女性形象，歌颂了女性为追求幸福和尊严，不屈服于传统婚姻价值观并反抗封建旧势力的勇敢和坚强，笔者认为这两部作品寄予了张爱玲与简·奥斯汀对以男性为中心的世俗观念的不妥协、对命运的抗争和对理想爱情的执着追求。因此，这两部作品也能够成为女性为争得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语境中的话语权的漫长历程中的重要的步伐。
【参 考 文 献 】
［1］曹顺庆． 比较文学概论［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2］陈惇，刘象愚． 比较文学概论［M］．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3］简·奥斯汀． 傲慢与偏见 ［M］． 外文出版社，2008．
［4］张爱玲． 倾城之恋［M］． 作家出版社，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