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版权政策分析对于推动出版实践发展与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选取1979—2020年388份国家层面的版权规范性文件为研究样本，运用共词分析方法，从高频主题词、政策聚焦点、政策工具等角度对政策文本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我国版权实践发展过程中政策管理工具在技术和市场的驱动下由单一走向多元，版权政策的变迁在共同演进逻辑推动之外也呈现出不同的阶段特征，市场变革、技术发展与政府规制三者的动态平衡促进了四十多年来版权管理制度的完善。
关键词 : 政策工具;版权政策;政策变迁;共词分析;版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版业在技术和宏观政策的驱动下获得了长足发展。在出版业蓬勃发展的同时，版权保护作为出版产业的核心在推动出版业提高创新能力，以及协同创新水平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版权政策也随着出版实践的发展呈现不同的政策主题与聚焦点，并经历了一个动态演进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版权政策对出版业的影响是非常复杂的，总体说来恰当的版权保护会促进出版产业的创新活力，而过度的版权管制也会打击文化创作的积极性与出版业的经济活力11。因此把握不同阶段的版权政策特点及其整体演进趋势对于出版业的良性发展以及智能媒体时代的出版业转型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目前相关研究较为缺乏，在方法上主要以定性研究为主，对具体版权政策内容进行微观评述或法学探讨，量化研究则不多。在这一背景下，本研究借助文献计量学方法，对1979—2020年的388份版权相关规范性文件进行共词分析，研究各个时期版权政策的聚焦点，并结合政策工具理论探索不同时期版权政策变迁的内在逻辑，探讨我国版权政策的演进趋势，进而为数字出版时代的版权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一、研究文献综述
(一)西方政策变迁研究影响下的国内政策变迁研究
政策变迁的研究起源于西方政治科学，早期学者们讨论的重点主要集中于政策变迁的概念、过程与范式。随着政策变迁研究的推进，西方学者的研究重心也逐渐转移到对政策变迁动因、机制等问题的讨论，并结合具体的政策文本，通过量化分析以及经验性研究等方法来进行考察。我国学者在西方政策变迁研究的理论基础上，更加重视对于不同政策变迁模型在我国政策演变中的本土化适用情况的讨论。改革开放后，我国进入一个剧烈转型的时期，为了更准确地考察我国政策转型的特点，中国学者也尝试着在阐释政策变迁动力与逻辑方面进行理论的突破。整体说来，我国政策变迁研究以质化研究为主，通过理论规范的分析来解释我国政策变迁的内在逻辑。
(二)技术与经济体制变革驱动下的版权研究
目前我国的版权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探讨新技术驱动下的版权政策变迁。随着传播介质与传播平台的更新、升级，一些学者从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角度出发，分析未来新兴技术将对版权制度产生的影响与冲击，并指出在保护版权人合法利益的前提下创造一个良好的创作与传播的环境仍然是版权保护的核心议题22。二是版权政策的历时变迁研究。学者们主要利用定性研究的方法，从我国出版形态、出版体制、版权政策等不同角度进行了历时性的梳理。整体说来，我国出版体制改革根据各个阶段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及其采取的重大举措，可以分为改革探索、阶段性转移、体制转型、业态转型四个重要阶段33。但对于各个阶段版权政策的特征与演变逻辑的讨论仍以定性分析为主流。三是版权政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近年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市场主体版权意识不断加强，权利人超出限度追求知识产权保护，导致版权滥用的现象也在不断增加。版权作为一种经济激励机制，既可以作为直接要素参与经济活动，推动经济增长，同时也可以通过对技术进步以及劳动生产率的溢出效应促进经济增长44。因此版权相关的法律法规应该重点关注对创作动机的鼓励以及作品权益的保护。
总而言之，当前学界对于版权的讨论总体上呈现阶段性成果较多、历史性研究相对较少，版权政策研究定性研究较多、定量研究较少的特点。因此，在政策变迁视角下，运用共词分析和聚类分析方法对国家层面版权政策的纵向研究，对于推动出版业的良性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研究价值。
二、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文以1979—2020年为时间段，选取“北大法宝”法律数据库，以“版权”为关键词进行搜索。该数据库为我国成立时间较早、内容比较全的法律法规检索平台。其中包括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团体规定等具有一定法律效力的规范性文件，能够较好地反映我国版权政策导向。同时由于本文选取的文本材料依靠公开网络数据库获得，不存在保密性与敏感性，可作为理论研究的文本。经初步搜索，文件数量较大，且与版权关联程度不一，为确保样本的准确性和代表性，按照以下原则对文本材料进行筛选和整理：一是只选取制定主体为中央党政机关以及相关职能部门，地方性法律和规章不予统计；二是政策文件类型主要选取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等规范性文件，不包括推优、评选、正文通知等文件；三是规范性文件要与版权政策高度关联。经过筛选，最终筛选出文献共388份。
(二)研究方法
本文采取文献计量学中共词分析的方法对版权规范性文件进行分析、处理。本文将在共词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多维尺度分析的方法，对规范性文件中提取出来的高频词组合及其关系进行进一步的处理，以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式揭示版权政策变迁脉络，探讨版权规范性文件之间的内在逻辑以及演变关系。
研究设计分为以下几个步骤：一是借鉴学者周蔚华对版权政策演变的阶段划分方式，以政策制定的主要目标以及采取的重大举措为区分标准，将处理过的388份版权规范性文件，划分为四个不同阶段，即改革探索阶段(1979—1992年)、阶段性转移阶段(1992—2002年)、体制转型阶段(2002—2012年)、业态转型阶段(2012年至今)。二是使用Python中的Jieba中文分词工具对所有规范性文本进行分词，并计算词频，从而得到基本分析语料库。三是以每篇规范性文件为共词单元，构建共现词矩阵、异相关矩阵，导入SPSS23.0对高频词进行聚类分析和多维尺度分析。四是在以上分析基础上对不同阶段的版权规范性文件进行分析并从政策工具的视角出发，借鉴霍利特和拉梅什的分类思想，按照政府干预程度依次将我国版权政策工具划分为强制型、志愿型、混合型三种，探讨我国出版业在不同阶段中市场、政府、技术三方的关系演变与力量博弈。
三、版权管理政策变迁阶段特征
(一)改革探索阶段(1979—1992年)
1979年我国出版业开始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这一阶段被检索到的国家层面版权规范性文件共52份。本文首先对这52份文件进行高频主题词提取，经合并同义词，过滤无实际意义和无法进行主题归类的词汇后，选取了前38个主题词作为核心主题词进行共词聚类，形成三个群组，即“权利保护”“版权意识”“经济体制转型”。以上三个版权政策聚焦点表明这一时期我国通过颁布法律、法规从法律层面保障出版领域中着作人以及出版方的权益，从而在出版业甚至是广大民众中重新树立并普及版权意识，推动出版业从原有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中挣脱，以市场配置出版资源，提升出版业的经济活力。
(二)阶段性转移阶段(1992—2002年)
这个阶段是版权政策积极适应市场环境并针对出版业市场化后出现的诸多问题进行规范、治理的时期，也是版权标准化建设阶段。与改革探索阶段相比，这一阶段版权规范性的数量增加至78份，按照同样的方法对高频词进行聚类后形成五个焦点，分别为“经济体制转型”“出版市场秩序治理”“虚拟出版”“创作者收益”“标准规范”，反映了这一阶段版权政策具有两条主线：一是对出版业过度市场化产生的一些市场乱象进行规范化管理，二是以出版业繁荣发展为目标进一步明确出版物的商品属性。在此十年内，改革探索阶段的试行性版权法律法规都得到了调整与确定。同时针对着作人合法收益、各类出版物的报酬规范和版权中的财产权的合法性等问题进行了厘清与巩固。在光介质与磁介质在出版业广泛应用的技术环境下，“虚拟出版”与针对文字作品、音像制品、录像制品等出版物的技术与制作“标准规范”构成了这一阶段的核心政策主题。
(三)体制转型阶段(2002—2012年)
在此阶段，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版权管理与互联网治理相融合的趋势较为明显。这一阶段政府制定实施的版权规范性文件共计192份，将高频主题词进行多维尺度分析后得到四个群组，结合聚类分析结果将该阶段版权政策分为“人才培训”“转企改革”“治理优化”“分类治理”“国际市场”“创作者权益”六个焦点。2001年底，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面对海外出版机构以及出版市场对我国出版业的冲击，政府加快了转企改制与人才培养的步伐，以提升我国出版业的综合实力。在版权相关基础立法较为完善、出版市场秩序较为规范的基础上，我国版权管理的治理方式与治理能力也在顺应“国际市场”的要求不断优化。针对不同形态、不同介质的出版物，我国采取分类治理、分项管理的方式，使得版权管理更为精准高效。
(四)业态转型阶段(2012年至今)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顺利召开后，我国出版业面对的主要问题有：版权政策如何更好地为微观出版单位服务?出版业态如何完成由传统出版到数字出版的转型?这一阶段政府制定实施的法律法规等文件共计66份，将高频主题词进行共词多维尺度分析得到四个群组，结合聚类分析结果将该阶段版权政策的焦点归纳为“创作者权益”“政策调整”“网络监管”“金融支持”“人才培训”。此阶段针对不符合此期间出版、传播环境的一些法律、法规进行了调整，部分规范性文件被废止，部分版权登记费用被取消或降低。同时，针对互联网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算法技术等新兴技术迅速发展带来信息海量生产、病毒式传播、人人都在“自出版”等新情况，版权政策也在积极作出调整，例如网盘服务秩序管理、电子图库版权管理、电子作品版权登记等政策的出台。此外，国家对于出版业的金融支持力度也在加强。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工作、贷款业务、小型微型企业备案等工作都在这一时期不断推进，从而通过版权政策驱动微观出版单位获得良性发展。
四、版权管理政策演变规律
通过对版权政策不同阶段聚焦点和特征的纵向分析，可以发现其政策变迁呈现以下演进规律。
(一)政策工具由单一走向多元
改革探索时期，我国版权管理的政策工具较为单一，主要为强制型政策工具，其中最为常见的方式是以法律手段来规范我国版权所有者的权益以及版权有关权益。这一时期使用结构相对单一的政策工具，也体现了在法律、法规尚不完善的背景下，我国版权政策在这一时期以“规范”为主要治理手段与治理理念。
而到了阶段性转移阶段，出版管理单位的版权政策体现出法律形式的宏观规定较强、行政指令的微观管理较弱的特征。尽管这一时期的强制型政策工具的比重仍然较大，但是其具体手段与具体方式则由“重立法”向“重监管”与“重打击”的方向发展。同时，针对技术的迅速发展带来的诸多问题，混合型政策工具成为确定新兴出版技术及出版物的合法性，保护高质量出版物市场以及着作人权益的重要手段。
体制转型阶段，在出版体制改革带来的出版业的多种问题已得到了阶段性解决的前提下，我国采取的政策工具发生了重要转变，即由单一的强制型政策工具向志愿型、混合型政策工具多种运用发展。针对盗版问题除仍通过强制型政策工具进行查处、打击之外，以企业自查自纠、先进单位评选、作品自愿登记为代表的志愿型与混合型政策工具在此阶段得到了充分应用。政策工具的改变也体现出我国政策目标的变化，即在坚持专项管理、重点监管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社会力量与市场力量，从而推动一个更为健康和谐、自主自治的社会主义出版市场的建成。
版权管理进入业态转型阶段，政策工具呈现多元、均衡的发展态势。相较于早期采用单一的高权威性、高执行力、高直接性的强制型政策工具，这一时期我国版权管理方式与管理手法更为灵活与多元。在互联网时代内容创作主体多元化、发布渠道多样化的背景下，志愿型和混合型政策工具比重不断上升，出版、传播主体在版权管理中的灵活性、积极性与专业性得到了充分的肯定，从而减轻了行政机构的监管压力，提高了行业的监管效率。
(二)政策主题呈现阶段性与连续性并存的特征
我国版权政策的发展是随着出版实践的需要而不断调整的。虽然不同时间段内版权政策聚焦点呈现阶段性特征，但各时期版权政策并不是相互割裂的，而是呈现一定的连续性。
我国版权政策的核心主题涉及三个方面：一是版权权利保障，二是市场化转型，三是技术环境。结合上文分析来看，版权权利保障经历了从早期强调版权意识，颁布与制定版权相关基础法案；到打击侵权盗版，确定着作人报酬收益；再到对违规行为多元治理；最后对早期政策进行调整与废止以适应不断变化与发展的出版实践。尽管国家版权管理手段与管理方式在各阶段发生着改变，但各类版权权利保障政策的背后充分体现了社会效益考量标尺55和权益保障这一主旋律。
在市场化转型方面，出版工作经济体制改革的主题从改革探索阶段到阶段性转移阶段都有所涉及，但市场化转型深度与广度呈逐步提升的趋势。随着出版物商品化、出版单位企业化、出版业产业化的不断推进，在阶段性转移阶段针对过度商业化、市场化而导致的盗版问题、出版内容低俗等问题，我国政策体系加强了对出版市场秩序的治理与对前期版权管理法规中不足的内容进行补充与完善。而在出版秩序规范化加强的基础上，体制转型阶段版权政策制定的重点放在了转企改革上。版权作为促进文化产业内容创新与经济效益提升的重要生产要素，在转企改革政策推动中得到了充分的重视。在小微型企业大量增加的市场环境下，业态转型阶段加强小微型企业备案、加强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与贷款等工作成为版权政策的核心主题。总体来看，保障出版业市场化转型的政策在各个时期有着不同的任务导向，但市场化改革的政策目标是根本性的。
从技术环境来看，在改革探索阶段出版技术与传播介质对于出版业的作用与影响并没有得到明显的体现。随着VCD、DVD等在我国的普及，光盘产业在这一阶段蓬勃发展，阶段性转移阶段我国出版业在技术的驱动下进入“虚拟出版”的萌芽期。在这一时期，对各类数字出版技术进行行业规范以及技术监督成为政策管理的重要内容。在体制转型阶段，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对不同介质与形式的出版物进行针对性管理的分类治理政策，并加大了对出版人才培养的力度，以顺应出版技术、传播技术高速发展的冲击。这一政策主题在业态转型阶段也有所体现，高端复合型出版人才的培养是出版技术提高的重要保障。同时网络监管也是业态转型阶段较为突出的政策主题。由此可见，出版技术的更新迭代给政府规制提出新的命题，网络平台成为版权政策制定的重点关注领域。
(三)政策演变受政府、市场和技术的协同作用
尽管本文将版权政策分为四个阶段讲行分析、讨论，但其发展与演变的过程始终伴随着三种力量的协同作用，即政府规制、市场规律与技术发展。
一方面，版权政策和市场规律的相互推动促进出版业良性发展。1979年中宣部21号文件作出了关于出版社、杂志社实行自负盈亏的工作指示，由此出版业开始走向市场化转型的道路。出版物不再仅仅是精神文明的重要载体，也是一种具有商品属性的产品，需要经过市场的考验。在这一背景下，政府改变主要依赖行政管理手段进行直接微观管理的方法，开始探索如何通过完善法律法规来维护出版业与着作人的合法权益，通过一系列法律法规条款规定了不同类别出版物的基本稿酬标准、支付手段，以及着作权许可使用合同的标准样式等。在法律法规的引导和保障下，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对稿酬、出版物的数量和质量，以及出版效率进行了有效调节，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国家对报酬直接管理所导致的出版效率低下、供求关系脱节等问题66，从而在政府规制和市场调节的协同作用下实现出版业的良性发展。
另一方面，出版介质和出版技术的创新迭代不断突破版权政策的管制边界，甚至引发市场失灵，从而反推政府进行版权政策的调整。光盘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传统单一的纸质出版形态，推动我国进入“虚拟出版”萌芽期。此后，互联网技术与数字技术进一步推动我国出版业向数字出版阶段转型。纸质媒介、光媒介、磁媒介不退市，以互联网为平台的虚拟出版、“无形出版”使出版业的技术环境更为多元，这在促进出版业快速发展的同时，盗版、非法出版物等市场乱象也越来越突出。市场与技术虽然可以解决效率问题，但出版物作为一种公共品无法仅靠这两个力量实现健康有序发展。面对这一问题，政府根据市场变化与技术变革不断调整版权管理办法与版权治理方式。首先是加强对于高层次出版人才的培养，从而在提升我国出版业的生产力与竞争力的同时，促进版权管理队伍更加专业化与现代化。其次是为了适应传播技术升级、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技术在出版业的渗透与普及，当下政府规制的作用更多体现在对网络出版领域的集中管理、重点管理，即通过对版权管理机构进行重组，来实现对不同形态的出版物，尤其是对虚拟出版物的版权进行专项、专业管理。最后，政府也对一些发布较早的版权法案进行了废除与调整，以此适应技术驱动下不断兴起的小微型出版企业的发展需求。
五、结语
1979年后我国版权政策的焦点既有阶段性特征也有一条较为明确的演进路径。其中权利保障、市场化转型、技术环境作为三个重要政策核心主题反映出版权业市场体制转型不断深化、出版技术作用日益显着、着作人权益保护更为多元的趋势。出版业市场转型是对我国版权经济以及出版产业的重要外部支持，市场作为影响出版产业发展的最直观因素，主要对出版单位企业形式、盈利模式、秩序管理等方面产生影响；技术环境则是以出版介质的创新发展为标志，对我国版权管理的科学化、专业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作为版权管理的主体，版权管理机关的结构调整、职能拓展、管理创新则体现了我国政府在综合考虑市场与技术对出版业的影响的基础上，以法律为基础、以监管为手段、以权利保障为政策核心，推动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与政治双重发展要求的出版环境与出版体制的改革。总体而言，版权政策的制定要综合考虑市场规律、技术发展与政策规制的共同作用。
注释
1[1]SUZUKI K.Economic growth under two form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tection：patents and trade secrets.Journal of Economics，2015 (1).
2[2]李晶晶.数字环境下中美版权法律制度比较研究.武汉：武汉大学，2014：125.
3[3]周蔚华.中国出版体制改革40年：历程、主要任务和启示.出版发行研究，2018(8).
4[4]张苏秋.版权资源的经济增长效应及其作用路径：基于版权经济解释的定量分析.广东财经大学学报，2016(31).
5[5]张志强，杨阳.新中国成立70年来出版形态变迁.编辑之友，2019(9).
6[6]周蔚华.改革开放40年来出版体制改革着力解决的四大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8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