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6 警民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平台
警察的职业特征、工作环境决定了警民之间缺乏有效的交流平台，主要体现在：一是警民之间缺乏有效的对话平台。由于警察身份特殊，他们和群众只是片面、短暂的交流，部分群众也存在认识水平不高、辨识能力不强的问题，不能正确看待社会上复杂的治安局面，无法正确评价公安机关开展工作的方法和方式，极易认为警察平时只会关注一些重大刑事案件，对老百姓日常的需求并不关心。在网络沟通中，由于网络的不安全性与公安具体工作的涉密性，双方很难就具体问题在网上进行深入了解，有些亟待处理的问题需要民警在现实中进行调查、分析、取证等，这些都要花费一定的时间，不能及时在网上答复群众，群众就误认为公安机关不作为，从而导致对民警的信任感下降。二是警民之间矛盾缺乏疏通平台。随着群众对公共安全需求的不断扩大，社会治安问题日益严峻，警察公信力不断下降，警民之间存在严重的信任危机，双方由于缺少有效的疏通平台，导致警民之间的矛盾激化。有些群众不愿意跟警察直接对话，认为警察依仗法律赋予的警察权侵犯个人私权，采取“非暴力不合作”的措施；警察面对不理解自己的群众，一方面感到沉重的职业压力，另一方面感到万分无奈与无助。他们都期待有第三方在他们中间进行调解，缓解双方的矛盾。但从现实来看，一般解决警民之间的纠纷都是由相关公安机关的上级政府进行调解，在官民信任度下降的环境下，这种调解不仅不会产生积极作用，甚至可能引起群众的更大不满，严重破坏警民关系。
4.2 公安机关主体方面的原因
4.2.1 民警角色定位混乱，警务界限不明确
从警察权力的来源来讲，警民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契约关系，两者之间通过立法机关制定法律，赋予警察相应的权力与义务，并通过警察行为来保障人民群众的权益，警民之间的警察权和公民权在理论上是均衡的。但随着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革，公安机关面临各种新的问题，民警在社会转型期的角色定位也变得十分混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公安民警自我职业定位缺失。有些民警考入公安队伍只是为了解决个人就业问题，认为警察待遇较好，受人敬重。但是面对高强度的工作与群众不理解带来的心理失衡，很多民警开始迷失自己的职业方向。二是警民之间关系定位不清晰。有些公安民警认为警察就是人民的公仆，警察权来源于民而服务于民，在社会管理创新中，只要群众有困难，就应该帮助群众解决问题。有些警察认为警察的主要任务是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只有涉及社会治安的事件公安民警才有权利和义务去处理。在这种权责不清晰的情况下，公安民警很难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一旦发生干群矛盾，公安民警就会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三是公安机关为了改善公众形象，迎合群众需求，职能定位过高，对群众承诺过多，如提出“有警必接、有难必帮、有险必救、有求必应”口号，而实际上又很难实现，群众的诉求得不到满足就会埋怨警察失信于民。警察职能的泛化不仅不会提升警察的公众形象，处理不好反而会影响警民关系的发展。
4.2.2 部分民警能力素质不强
群众关注公安工作的核心是破案率，公安机关只有破案，将违法犯罪分子绳之以法，才能获得群众的认可。因此，构建和谐警民关系的核心就是强化公安机关的能力建设。而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各种信息迅速传播，人们知识水平不断提高，各种敌对势力与违法犯罪行为层出不穷，人民内部矛盾凸显，高智商、高技术刑事犯罪进入高发期，给公安机关打击和预防犯罪，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一方面，因为破案方法、方式不够先进，受到技术手段的局限，不能快速侦破重大案件，让群众心目中的人民警察形象受损，特别是一些多发性案件，涉及面广、危害性大，很容易造成群众对社会治安的恐慌，对公安工作产生“大案破不了，小案不重视”的错觉。另一方面，有些民警业务水平不高，不会做群众工作，导致群众对公安机关产生意见。甚至有个别公安民警个人素质较低，没有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处理案件，执法不严、滥用职权，把群众亟待解决的事情办砸、办乱，引起更大的危机，严重破坏警察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
4.2.3 部分民警公共服务意识不强
一是缺乏为人民服务的意识。一些公安民警缺乏主动构建和谐警民关系的意识，甚至连为人民服务的意识也比较淡薄，在办理案件过程中不够尽心，办事效率低，未能及时结案，没有做到“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引发了群众的不满。二是缺乏警察公共关系理念。很多民警认为，只要自己按照法律规定办事就可以了，经常忽视日常礼仪，在办案过程中个别民警接待群众态度生硬、语言粗暴，极易触发警察公共关系危机。另一方面，一些群众往往只看到警察握有执法权力的一面，却很少了解民警执法困难的一面。再加上公安机关缺乏强烈的公共关系意识，对工作绩效和模范的宣传报道不到位，没有过多地了解和关注警察的生活，造成社会群众对警察的压力和生活不够了解，难以唤起他们理解和同情警察工作的情感，对警民关系产生影响。三是个别警察特权思想严重。个别民警认为法律赋予他们权力确保一方平安，在自己的管辖区内，警察可以有特权。部分公安机关的警车在没有警务活动的时候乱停乱放、争道抢行、超速行驶、闯红灯、乱用警灯警报器等问题时有发生，严重败坏了警风，导致群众极度反感，增加了对警察的不信任。
4.2.4 民警执法规范化不足
一是民警在办案过程中滥用职权、违反法律程序，通过刑讯逼供获取办案证据，甚至有些民警为了完成工作绩效指标进行“钓鱼执法”,造成冤假错案，给受害人的身心带来伤害，并严重影响人民警察的公众形象，加剧了警民之间的矛盾。二是个别民警为了迎合领导个人要求，不按法定程序办事，协助领导以权谋私，严重破坏了警察公平、正义、忠诚的形象。例如之前在网上曝光的陕西“房姐”事件，一个人持有四个身份证，虽然最终涉事警察受到处理，但已经在群众心中造成不良影响，破坏了警察形象。三是一些民警借助职务的便利谋取个人私利。某些民警在执法时不公平、不严格，办理案件时更多地考虑人情、金钱、关系，更有甚者，一些民警涉黑、护黑，充当地方黑恶势力的保护伞，严重危害地方社会治安和经济发展，当地人民群众不再把这些警察当做他们生命财产安全的卫士，产生了严重的信任危机，极大的破坏了警民之间的关系。
4.3 群众客体方面的原因
4.3.1 群众法律意识薄弱
一是群众法律意识淡薄。部分群众对公安机关办案的程序和法律依据并不清楚，只是依据自己的推测对民警的公正与否进行判断，如果不符合自己的想法或者实现不了预期目的，就觉得没有公正处理，从而不顾法律规定，随意对公安机关进行攻击、谩骂、投诉甚至使用暴力手段对付办案民警。特别是在处理一些矛盾纠纷的时候，部分群众对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不能解决或解决得不如愿时，便将积怨转向公安机关，制造群体性事件向公安机关施加压力，进一步激化警民之间的矛盾。二是部分群众不敬畏和尊重法律。在对公安机关提出严格执法的要求时，自己却不遵守法律，消极对待公安机关的合法、合理要求。
如在城市里闯红灯、超速行驶被交警处罚时，部分缺少法律观念的群众就认为警察多管闲事，有时会采用武力进行对抗，甚至袭击执法警察，激化警民之间的矛盾。公安机关在打击违法犯罪取证时，很多群众都不愿意出来作证，更谈不上向公安机关提供线索。警察破案后，为当事人找回遗失物品，部分群众非但不向警察道谢，反而埋怨警察平时工作不到位，办事效率低，导致社会治安混乱。这些不仅影响了警察的工作积极性，也破坏了警民之间的和谐关系。
4.3.2 群众对警察的期望值过高
在新的社会环境中，民警不再是纯粹的社会公共秩序的管理者，而是社会公共安全服务的提供者，民警接受群众监督的宽度、广度和深度都在不断的增加。由于一再宣传出现困难要找警察处理，以至于老百姓在认识公安工作方面出现误区，觉得警察什么事情都可以解决，在期望值方面，已经超出了公安民警的权力和能力范围。特别是在公安机关警务规范化的情况下，公安机关工作程序更加严格，手续更加严密，权力逐渐受到限制，很多合情、合理但不合法的事情，公安机关都无从处理。正因如此，部分群众就对民警有各种各样的看法，甚至认为民警推诿、不负责任，还会将自己的不满迁怒于民警，对民警的信任度不断下降。这种怨恨情绪在环境的刺激下，可能会通过“微博”、QQ、论坛等网络渠道发泄出去，让更多人去关注，逐渐形成一种“警察不作为”的集体意识，更加破坏警民关系的和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