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20 世纪 70 年代应用语言学家 Hymes 提出“交际能力”（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这一术语以来，语言学界的专家和学者们一直在孜孜不倦地探索“交际能力”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这一概念提出三十年后，21 世纪以来影响最为广泛的纲领性文件《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 以下简称《欧框》） ,对交际语言能力理论重新进行了阐释。《欧框》采用的交际语言能力框架以及能做（ can - do） 理念，反映了语言学界对于交际语言能力内涵的认识正随着语言学、神经科学、认知科学和心理学等学科的发展逐渐变得深刻，而这种认识上的深化最终通过语言教学和测试领域的改革集中得以体现。
当前，一些国家和地区（ 如加拿大、荷兰、日本、中国台湾等）正致力于把《欧框》引入本国（地区）的外语教育体系中。在中国，一些专家提出，外语教学和测试已进入了“瓶颈期”,他们呼吁根据我国的国情建立适用于中国外语学习者的语言能力量表，以促进我国外语教学和测试的透明化以及不同层次外语教学和测试的可比性。在此背景下，重新审视交际语言能力这一概念的内涵演变及其对语言测试的影响就显得尤为必要。对这一概念的发展演变进行梳理，有助于从理论上厘清与界定交际语言测试的构念、解决当前交际语言测试面临的挑战，从而为中国外语学习者语言能力量表的构建奠定一定的理论基础。
一、交际语言能力概念的提出及其发展演变
1972 年，美国应用语言学家 Hymes 在对 Chom-sky（ 1965） 的语言能力假说进行批判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交际能力”（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这一术语。他认为，交际能力主要包含语言能力（ lin-guistic competence） 和社会语言能力 （ sociolinguisticcompetence） 两个方面[1].简而言之，交际能力就是一个人的听、说能力，既包含语言的内在知识，也涉及语言的运用能力。Hymes 指出，Chomsky 的能力假说只关注内在知识或内化语法，忽略了实际情境中的语言运用能力，如果没有语言运用的规则，语法的规则也就失去了意义[2].Hymes 的这一论述，在应用语言学领域勾勒出了“交际语言能力”概念的雏形，为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交际语言能力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自此之后，交际语言能力理论在应用语言学领域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 一） 20 世纪 80 年代
尽管有些学者认为“Hymes 的交际能力概念存在先天性不足，因为他并没有清楚地阐明语言能力到底是什么，更没有提出一套可用于研究和描述语言能力结构的模型或理论框架，因此无法用于指导外语教学和测试”（ 例如，陈宏，1996）[2],但是这一概念的提出引发了语言学领域对于“交际语言能力到底是什么”的研究兴趣。尤其是在语言教学和测试领域，一些学者锲而不舍地补充和完善 Hymes 提出的交际语言能力概念，试图将其发展成为一个可操作的理论模型，其中最为知名的便是 Canale 和Swain（ 1980） .他们认为交际语言能力还应包括策略能力，即对交际中出现的问题和缺憾进行弥补、并且开展各种计划的能力[3],并用语法能力（ grammat-ical competence） 代替了 Hymes（ 1972） 中的语言能力（ linguistic competence） ,从而更为直接地从术语表达上阐释了这一概念的内涵。在此基础上，Canale（ 1983）[4]对交际语言能力做了进一步的扩充，把语篇能力（ discourse competence） 这一新的元素引入交际语言能力的范畴中，语篇能力指的是在超越句子的层面上产出和解释语言的能力。Canale & Swain（ 1980） 以及 Canale（ 1983） 提出的交际语言能力理论成为 20 世纪 80 年代影响和主导交际语言教学和测试的主要理论基础。Taylor（ 2014） 在回顾20 世纪80 年代语言测试领域关于构念界定的理论基础时，高度肯定了 Canale 和 Swain的交际语言能力理论在当时的语言测试中发挥的作用。他指出，当时无论是内部的考试机构，还是外部的考试风险承担者都希望考试透明化、经得住问责（ accountability） .在这种形势下，唯一的办法就是更加清楚明确地阐述考试细则，Canale 和 Swain 的交际语言能力理论无疑在这方面发挥了弥足珍贵、具有启发意义的指导作用，确保语言测试朝着这一目标稳步发展[5].然而，韩宝成（ 2000） 认为，Canale和 Swain 的交际语言能力理论尽管纳入了语境和语篇等因素，却忽略了至关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这四种能力之间的交互关系，因此他们的理论在语言测试中的可操作性并不太强[6].
（ 二） 20 世纪 90 年代
为了弥补 Canale 和 Swain 提出的交际语言能力理论的缺憾，1990 年美国的应用语言学家 Lyle F.Bachman 在其语言测试理论专着 Fundamental Con-siderations in Language Testing 一书中对他们的理论进行了重组、概括和补充，然后提出了一个全新的交际语言能力 （ communicative language ability） 模型（ 如附图所示） .
Bachman 认为，交际语言能力就是把语言知识和语言使用的场景特征结合起来，创造并解释意义的能力（ capacity） ,它由语言能力（ language compe-tence） 、策略能力（ strategic competence） 和心理生理机制（ psychophysiological mechanisms） 三部分组成。
其中，语言能力由组织篇章结构的知识和语用知识组成； 策略能力指在具体的语言交际时，运用各种语言知识的心理能力（ mental capacity） ,它是语言能力通向现实世界的桥梁，是运用语言知识实现交际目的的手段； 心理生理机制则指运用语言进行交际时牵涉到的神经和心理过程。
Bachman 提出的这个交际语言能力模型囊括了当时语法学、修辞学、功能语言学、语用学及社会语言学等主要语言学分支领域的基本理论和成果，并且将其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所涉及的范围超越了以往所有的模式（ 陈宏，1996）[2],被 Skehan（ 1992） 称为“语言测试史上的里程碑”[8].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这一模型对外语教学和测试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尤其有助于厘清学界对于测试构念和交际语言测试等术语的认识，在外语教学和测试中更具可操作性。韩宝成（ 2000） 指出，与以往的交际语言能力理论相比，这一新的理论模式具有以下优点： 第一，把语言看作表达思想和办事情的手段，语言的使用不仅受制于语音、词汇、语法规则，还受到使用环境、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 第二，语言能力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不仅包括对知识的掌握，还包括在交际时对所掌握的知识的运用，这意味着进行测试时要把涉及交际能力的各种因素融合成一个整体加以测试[6].
为了使 Bachman（ 1990） 提出的交际语言能力模型可操作性更强，Bachman & Palmer（ 1996） 又对该模型进行了补充和完善。他们把语言能力看作交互的语言使用，既包括语言使用者或被试层面的特征，如个性化特点、背景知识、情感图式和语言能力等，也包括这些特征和语言使用的语境或测试任务之间的交互作用[9].换言之，构成语言能力的各种成分尽管相对独立，但在语言使用的具体语境中，总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不可分割，而且知识和策略因素以一种综合的方式蕴含于语言使用的整个过程中。
Bachman（ 1990） 和 Bachman & Palmer（ 1996） 中对于语言测试的构念效度（ construct validity） 、真实性（ authenticity） 以及交互性（ interactiveness） 等概念的阐释成为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交际语言测试开发和设计的重要依据。
（ 三） 21 世纪初至今
2001 年正式出版的《欧框》自问世以来，对欧洲乃至世界其它国家和地区的语言政策制定、语言教学和评估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Little,2007; 岑海兵、邹为诚，2011）[10 -11].《欧框》借鉴了应用语言学领域关于交际语言能力的相关理论以及功能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领域关于语言功能的研究成果，确立了涵盖语言能力、社会语言能力和语用能力三个维度的交际语言能力框架，每种能力又由知识（ knowl-edge） 、技能（ skills） 、应变（ know - how） 构成（ Coun-cil of Europe,2001）[12]13.另外，《欧框》还根据语言活动中涉及的神经和生理的接受和产出过程，把语言活动分为表达、接受、交互和中介，并且对学习者的语言能力采用“能做”（ can - do） 描述，这反映了当今国际语言学领域对交际语言能力这一概念的最新认识，即交际语言能力是动态的。也就是说，在现实生活中，语言交际活动和交际策略都是动态的，处于一个个具体的语言任务中； 交际语言能力体现在动态的语言环境中，即完成语言任务中（ 刘壮等，2012）[13].
然而，《欧框》的理论基础和描述方式也遭到了一些学者的批判，例如 Fulcher（ 2004&2010）[14 -15]和 Hulstijin（ 2007）[16]质疑其等级划分和描述方式缺乏语言绩效理论以及二语习得相关理论的支持，而 Weir（ 2005a） 则认为《欧框》在对语言能力的描述中忽略了对语言能力产生影响的语境参数（ contex-tual parameters）[17].
二、交际语言能力构念的嬗变对外语测试的影响
交际语言能力在不同时期的发展及其内涵演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语言测试的内容和形式。自20 世纪 70 年代交际语言能力这一概念提出以来，语言测试也逐渐从心理测量---结构主义时期盛行的分离式测试（ discrete - point test） 向交际语言测试（ communicative language test,以下简称 CLT） 过渡。
以 Widdowson（ 1978） 为代表的英国应用语言学家在Hymes（ 1972） 的影响下，提出了交际法教学思想。他认为，语言教学要注重意念内容和功能作用，语言学习不仅要学习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更重要的是学习语言的交际能力。同时他也指出，语言测试不仅应测量语言知识和技能，更应该测量交际时运用语言知识的能力，要把涉及交际能力的各种因素融合成一个整体来加以测试[18].此时的语言测试已从单纯地测试语言知识或语言技能悄然转向测试语言的交际能力。在 1980 年的语言测试论坛（ Lan-guage Testing Forum） 上，Morrow 1979 年的一篇论文“Communicative Language Testing: Evolution or Revo-lution”成为讨论的焦点。在该论文中，Morrow 描述了一种特别的交际型测试的特点： 一是与真实的任务相关，是标准参照考试（ criterion - referenced） ; 二是测试的效度可以根据其声称测量的能力进行验证； 三是不再过分强调量化的分数； 四是有时会以牺牲信度（ reliability） 的代价换取测试的表面效度（ face validity） （ Harding,2014）[19].Carroll & Hall（ 1985） 把交际语言测试描述为一种行为测试，是在真实或接近真实的情景中通过完成实际的交际任务来测 量 考 生 运 用 语 言 知 识 的 能 力[20].Fulcher（ 2000） 用以下几个关键词总结了早期交际语言测试的特点： “真实生活中的任务”（ real - life tasks） 、“表面效度”（ face validity） 、“真实性”（ authentici-ty） 、“语言表现”（ performance）[21]484.从这些关键词可以看出，早期交际语言测试的核心特征便是真实性。语言测试领域的顶级期刊 Language Testing曾于 1985 年发行了一期专刊，着力阐述测试中的“真实性”问题。Lewkowicz（ 2000） 在回顾 20 世纪语言测试领域关于“真实性”的争论时指出，这一时期所有论辩的焦点都是关于测试中输入文本的真实性，几乎没有关注受试者在处理这些输入文本时所扮演的角色[22].
直至 20 世纪 90 年代，Bachman（ 1990） 对“真实性”的概念进行了重新阐释，他对两种关于真实性的观点进行了区分： 真实生活观 （ real - life ap-proach） 和 交 互 语 言 使 用 观 （ interactive languageuse） ,并且对真实生活观提出了质疑，认为其最大的问题在于把受试者的考试表现等同于语言能力本身。Bachman 认为，“真实性就是受试者和测试任务之间的一种交互关系”[7]317.换言之，被测的交际语言能力和真实的任务需求之间总会有一定的距离[19].20 世纪90 年代的交际语言测试观基本上受到 Bachman （ 1990） 的交互语言使用观的影响。例如，Davies 等人（ 1999） 认为，交际语言测试对语言的测量是在语境中进行，而且经常包含真实的任务和交互作用[23].
进入 21 世纪以来，语言测试领域对于交际语言测试的“真实性”这一问题的认识也在不断加深。Buck（ 2001） 在定义听力测试的构念时指出，过于强调基于能力的听力构念和过于强调基于目标语言使用任务的构念都有局限性，他建议根据测试任务和假设的语言能力之间的交互关系来定义听力测试的构念。他认为应该“把语言表现看作潜在的语言能力，只不过这种表现受到语境因素的影响”[24]109.
Weir（ 2005b） 在总结先前研究的基础上，扩大了语言能力的内涵，提出了一个语言测试效度研究的社会认知框架（ a social - cognitive framework）[25].该框架包含六类效度证据： 受试者特征、语境效度、理论效度、评分效度、后果效度以及效标关联效度。与之前的交际语言能力理论相比，Weir 的社会认知框架的一大特点就是用语境效度代替了传统意义上的内容效度，这表明对测试内容的检验不能仅根据相关的理论基础，而应受到语境因素的制约。目前，Weir （ 2005b） 提出的社会认知框架已经广泛应用于剑桥系列考试的开发和效度研究中。Taylor（ 2014） 认为，与 Bachman（ 1990） 的交际语言能力框架相比，Weir 的社会认知框架可操作性更强[5].
三、交际语言测试当前面临的挑战及其可能的解决途径
随着语言学界对交际语言能力认识的不断加深，人们逐渐意识到交际语言能力是一个由多种因素构成的复杂的综合体，如何对它进行准确、有效的测量不论在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都是语言测试领域面临的最重要的议题之一。Harding （ 2014） 指出，目前交际语言测试面临两大挑战： 一是如何在测试实践中操作交际语言能力模型； 二是如何建立内涵丰富的语言能力构念理论。简言之，便是如何建立内涵丰富而又方便操作的语言能力模型[19].
Bachman （ 2010） 认为，假如要根据测试表现来推断受试者的语言能力，那么需要使用足够精准的术语，以区分语言能力与其它的个体特质，而且还要使定义的语言能力符合具体的测试语境，即符合某种具体的目的、具体的受试群体以及目标语使用域。换而言之，定义所测的语言能力，不能仅仅根据某一理论或理想化的假设，而应该综合考虑语境因素。
这种语境因素既包括宏观的语境变量，也包括微观的语境参数[26].以 Weir（ 2005a） 构建的听力能力的社会认知框架为例，语境效度包含任务设置、监考设置、语言方面的任务需求和会话者这四种宏观的语境变量，其中语言方面的任务需求涵盖会话模式、渠道、长度、信息本质、内容知识、词汇、结构、功能这八种微观的语境参数。如此一来，测试的设计者在考前的试题设计和考后的效度验证中都可以根据这一框架中的语境参数，或根据这一框架自行定义测试的语境效度。
语言哲学领域近年来兴起的语境论或可为根据语境定义语言能力的这一构想提供理论指导。刘龙根（ 2005） 提出，“意义规定于语境”[27]110,脱离语境去探寻所谓的交际语言能力是不切实际的。交际语言能力的意义内涵在不同的测试语境中应该有所不同，唯有如此，所测的语言能力才能既符合理论模型，又符合测试使用的目的。（图略）
参考文献：
[1]Hymes,D. On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C]/ /J. Pride & J. Holmes（ eds. ） . Sociolinguistics. Harmonsworth: Penguin,1972.
[2]陈宏。 第二语言能力结构研究回顾[J]. 世界汉语教学，1996（ 2） :46 - 52.
[3] Canale,M. & Swain,M. Theoretical bases of communicativeapproaches to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and testing[J]. AppliedLinguistics,1980 （ 1） : 1 - 47.
[4]Canale,M. From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to communicativelanguage pedagogy [C]/ / J. Richards &R. Schmidt （ eds. ）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London: Longman,1983.
[5]Taylor,L. General Language Proficiency: Reflections on the“IssuesRevisited”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UK Examination Board[J].Language Assessment Quarterly,2014（ 11） : 136 - 1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