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印度经典义疏的翻译
中华文明兼容并蓄的传统自孔子时代便已开始。远的如佛典暂且不说，近代以降的西方哲学与文明思想的全面介绍与传译从严复先生始，便大量摄入，然因诸多原因，至今似乎仍有价值层面的冲撞，可见此途尚有较远的路要走。故我们以为现在若能编辑一些“印度哲学经典义疏”,以精确的汉语形式出现也许较为合宜，相信此乃深契这一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可以成为中华文明与文化复兴的一个接纳、取法与参照的重要价值体系。
我们也曾翻译过一些印度的文明原典，但遗憾的是，它们几乎没有注释，没有诠解。这非常不利于印度哲学的深度弘扬和传播，从而参与到我们当下文明的时代建设中。我们恰恰需要关注这些典籍的解释学传统在印度文明史上的深远影响与意义。印度原典的注疏传统就像中国的“十三经注疏”一样，源远流长，因不同的注疏而形成了不同的典籍，进而演化为各家门派，构成印度哲学和文化的精神主流。这些重要的传统文本，我们却很少将它们译成汉语。
其实这些印度典籍跟中国的文化多有内在的相通，无论是就其精神本旨还是遗绪言，皆是如此。虽然它们也许不是直接在典籍中彼此提及，但在相互的义理与经旨上，确有深度的遥契。然而我们对印度文明的涉入却实为不够。早年有几位老先生筚路蓝缕，做了一些翻译。但可惜的是，或语言过于晦涩 ;或风格过于私化 ;或最根本的，则是没有详细的解释，这就不免丧失了其应有的魅力。
印度文明最核心的圣典无非是三种 :“奥义书”一系、“薄伽梵歌”一系与“梵经”一系。 印度有一百多部奥义书，我们已经译成汉语，规模堪称巨大的，就是徐梵澄先生的《五十奥义书》。实则每一部奥义书皆有遗响，皆有后世的详细诠解，即构成后来的注疏传统与宗传学问，而且影响巨大，可以认定这是印度精神的核心地带，亦是人类历史上气拔云天的哲学高峰。《奥义书》与《薄伽梵歌》一样，我们现在确实已有多个本子，有些是通俗的，有些是学术化的。
但是这里面的翻译空间其实还是相当大，有很多是被我们所忽略的。譬如说，它们在各个时代的解释，像商羯罗的疏本，像罗摩奴遮的疏本，摩陀婆的疏本，还有全球化时代的罗摩克利希那一系在面对西方文明时的近代化阐释。这些都构成了印度文明的核心经典，直至今日。
他们有点像中国的朱熹、王阳明等所做的工作，俱是走“返本开新”-通过重新解释本文明的原典，而开出了崭新的时代哲学。对于印度的这些大家，我们却所知寥寥。
还有一部核心圣典便是《梵经》，又叫《吠檀多经》，此经在印度历史上，虽属后出，但其神圣性，无可动摇。可惜我们没有上好的汉语译本。目前差可告慰的唯有北大姚卫群一个较凝练的原文与简注，语言相对隐晦。实则《梵经》非常需要详明而精确的疏本。
总之，我们紧缺这类典籍的翻译，如果这样的要典皆能够译成汉语，又有这方面的权威之祖述，相信其影响势必会较大。
因为自近代史一直过来，种种时世的重大变局造成了我们“言必称希腊”（即“言必称西方”），这现象已经延续了将近一百六七十年。而与之同时，我们却忽略了另一个重要的文明源头，那就是看似沉默却近在身旁的印度。有意思的是，印度文明在历史上，与中国文明颇为默契，这种文明与文化的融会相参在我国已经绵延近两千年。但需要注意的是，我们所接纳的主要印度资源乃是佛教思想，尤其是龙树之后的大乘佛学传统。而印度这一庞大民族，其学术原不止一端，况且佛教思想本身在印度原不是主流，虽然曾经有过高峰与辉煌期，但很快就被“奥义书”、“梵经”等吠檀多哲学传统所取代，而佛教高僧亦被商羯罗等印度教的大师击败，法息至此东移，主阵地变成了中国。可惜我们与印度那些最本源的文明久久隔膜，近代以来尤为加剧。而印度文明的深度跟中国的相比，或有过之而无不及。一旦置身其中，颇有瓮天蠡海之慨。
此中智慧的魅力，确实不容小觑。 但是，眼下做这方面研究的人实在是太少，这一点我们深有感触。真正懂印度文明根本义理的，在中国当下的学者队伍中颇为罕见，包括佛教的僧侣在内。 这与我们对西方文化的研究与兴趣严重不对称，也确实不符我们作为文化大国的身份。放眼世界，我们会发现，对印度文明与哲学传统的研究在西方一直是“东方学”领域之显学，西方人把它叫作印度学或者梵学，与中国学或汉学，波斯-阿拉伯一系的传统学问一道，构成了东方文明的三大块，其最令人感兴趣的核心研究通常会是印度学，超过对波斯-阿拉伯文化与汉学的研究兴趣。然而因为我们身处汉文化圈，故总觉得汉学才是显学，有最多的外人对我们充满期待、深感兴趣。
若不算妄言的话，根据我们自己的观察，汉学的研究实为冷僻，尤其在欧洲。而印度学则不然，这从当年英国牛津大学的大学者马克斯·缪勒（Max Müller）第一次编《东方圣典》（Sacred Books of The East）开始，印度学便稳坐头把交椅，缪勒本人就是印度学名宿，他因深受叔本华的影响进而始研“吠陀文明”,并亲自翻译“奥义书”,也是因为借助了印度的梵语，马克斯·缪勒才开创了“比较宗教学”这门现代性学科 ;其实美国对印度学的研究也不亚于欧洲，单单追溯其文明的独立期，实得益于爱默生、梭罗与惠特曼等接触到当年印度的思想家罗易所翻译的英语吠陀典籍所致，才有了后来爱默生的“超验主义哲学”之运动，史称“美国文艺复兴”;而哈佛大学的梵学家查理朗曼于一八九一年在哈佛发起了“哈佛东方丛书”（Harvard Oriental Series），更以五十五卷的规模陆续问世 ;更不用说，印度杰出的思想家维韦卡南达亲涉重洋，抵达新大陆传播印度吠檀多哲学与瑜伽思想，造成了二十世纪波澜壮阔的神秘思想的再度卷起，点燃了西方社会持续升温的“东方热”,诱发一批又一批的西方人到印度朝圣。
现在也有很多人说自己对印度文化产生了兴趣，但一旦拿起原典，却总是隔膜，虽然似有一些感触，实则并不了然其中的真实义理。正如我们在直接读《论语》或者《中庸》等古代典籍时，虽若有所悟，但很难触及其深处，不知道这里面的某一句话，某一只言片语，却可以在后来的历史与思想中产生巨大的影响。譬如说《大学》里头的“格物致知”四字，到了朱熹和王阳明那里可以开出两种相异而又同样伟大的崭新之哲学思想。类似情况在印度也时有发生。
故我们应当有系统地展开翻译。条件允许，可以直接用梵文，或者借道英语来转达亦是无妨，而且，目前这也许还是较为切实且能迅速见效的实用智慧。在西方的各种语言当中（尤其是作为世界语的英语），已经为我们准备了各种经典译本与研究文献。若无视它们的存在，非愚即妄。前辈学人徐梵澄曾建言 :“印度学是关于印度本土的学术，在我国于今正待确立，但第一步我们不得不取法西洋。-说取法，还是饰词，事实上是径直自西洋采取。”如果理解了这个文明的基本精神，并用精准的汉语传达出来，便是我们翻译的目的。
总之，一个文明心脏之形成并且搏动，必是因为他们的哲学与宗教义理之可延续性力量在弥漫，荡漾到历史、文学、政治、民俗等等。若与之隔膜，便是不明就里。故而把目光企向该领域，当大有可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