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对西方语言学派翻译理论的引进，中国翻译研究者们在 20 世纪的后 20 年开拓了语言学派的翻译研究，产生了本土的语言学派的翻译理论。语言学和翻译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对于这种联系进行深究后，本文提出英语翻译语言学模式。
一、奈达和威尔斯的译学构想
德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威尔斯认为，现代翻译科学研究的起源可以奈达 1947 年发表的《论圣经翻译的原则和程序》为标志，它是奈达 1964 年发表的《翻译科学探索》一书的前奏，并起着催化剂作用。在《论圣经翻译的原则和程序》一书中，奈达运用现代语言学的方法，科学地分析了翻译中的种种问题，并指出：翻译是一门科学。这一观点在此后的《翻译科学探索》(1964)和《翻译的理论和实践》(1969)中被进一步阐释为：翻译不仅仅是一门艺术，一门技巧，也是一门科学。原因有两个方面：首先，翻译中的种种问题可以“采用处理句法结构的科学途径，语义分析的途径和信息论来解决”，即采用语言学的、描写的方法来进行阐释。其次，在翻译过程中有一定的客观规律可循，所以“对不同语言中存在的相应信息间的关系进行任何描写和分析，都必须是语言学的科学描写和分析”。
无庸置疑，奈达的翻译理论是以乔姆斯基(Chomsky)的转换生成语法(transformational-generative grammar)为基础，尽管奈达声称其翻译理论产生于乔姆斯基理论之前，但我们认为，奈达的译论与乔氏理论仍有一定关联，因为奈达的代表作《翻译科学探索》(1964)从发表时间来说，晚于乔姆斯基的《句法结构》(1957)，奈达在其著作中采用的一些语言学术语如“核心”(kernels),“转换”(transform ) ,“表层结构”(surface structures)和“深层结构”(deep structures)实际上是从乔氏理论中借用的。当然，奈达的翻译理论与乔姆斯基的语言学理论也存在着四个方面的差异。第一，就语言符号而言，乔姆斯基关注的是语言符号本身，而奈达关注的是人们对语言符号的反应，这也是奈达后来会对翻译中接受语读者的反应(response of recipients)产生浓厚兴趣的原因。奈达认为，单词和符号仅仅是一种标记，是一种位居第二位的信息的呈现形式，接受语读者的反应才是衡量翻译质量的标准。第二，奈达强调语言交际行为产生的文化语境的重要性，然而，乔氏理论并没有关注到这一点。
例如，乔姆斯基认为萨贝尔-沃尔夫(Sapir-Whorf )的语言学研究太过于强调文化的重要性，但是奈达却认可萨贝尔-沃尔夫的研究成果并将其纳人自己的理论框架之中，这也是乔姆斯基将符号代表的意义同文化语境相隔离的原因，而奈达关注的不仅仅是符号代表的意义，也关注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符号所起到的一定作用，即符号的功能意义(functional meaning)。第三，奈达和乔姆斯基在深层结构的形式特征(depth of the formal proper-ties)和短语结构的形式特征是否是语言的一个普遍特征等问题上存在着分歧，乔姆斯基认为，所有语言在表层形式特征上存在着共性，但他并没有指出深层结构是否具有共性。而奈达认为，同样的深层结构可以在两种特定的语言中构成一个句子。最后，奈达和乔姆斯基的理论在方法上存在着明显差异，奈达先假设翻译是一种存在着解码和编码的过程(a decoding and recoding process)，然后将文本简化处理为简单的句法结构，而乔姆斯基的理论中涉及的句法结构却很抽象和复杂。以上这四个方面的差异可以证明奈达的翻译科学研究模式是对乔姆斯基语言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此外，奈达根据圣经翻译的经验，提出了著名的“动态对等”(dynamic equivalence)和“功能对等”(functional equivalence)理论。并指出，衡量译语文本质量的标准是接受语读者的反应。无庸置疑，奈达的翻译理论曾在西方和中国的翻译理论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其著作和译学思想成为 20 世纪翻译科学研究这一崭新领域的基础。
奈达的翻译理论在德国得到了具体的应用，德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威尔斯在其著作《翻译学--问题与方法》(1982)中进一步阐释了奈达的理论与实践。
根据根茨勒的观点，威尔斯的翻译科学可以分为三个独立却相关的研究领域：一是普通翻译学，研究翻译过程中的普通规律，提出翻译的理论模式；二是描写翻译学，涉及与翻译对等现象有关的经验主义研究;三是应用翻译学，明确翻译中的各种困难问题和克服困难的方法。我们认为，威尔斯对翻译科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前两个研究领域的成果，因为他对第三个研究领域即应用翻译学“所作出的解释最少，却引发了最多的问题”。在这里，应指出的是，威尔斯的理论是基于乔姆斯基对不同语言中的句法、语义和逻辑存在着共性这一观点，同时，威尔斯还发展了奈达对文化因素的观点，认为文化因素不仅仅只包括那些影响最终译语文本的因素，而且还包括那些影响译者对最终译语文本作出决定的因素。目前，国内译界已达成共识，认为威尔斯的著作《翻译学一问题与方法》从客观上来说比较系统，但也存在着一些不足，国内有学者曾指出，威尔斯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过早地挂上学科招牌的做法有欠严谨，并认为威尔斯对翻译学的学科性质等根本问题未能真正阐明。但笔者认为，虽然我们不敢断言威尔斯已经真正阐明了翻译学的学利一性质，但应该肯定，他实际上在书中已经对翻译学的学科性质作出了可贵的探讨和设想，他指出：“翻译科学既不是理论部分方面也不是普遍规律研究方一面封闭的科学，而是一门认知性、阐释性和联想性的科学，它以灵活的方式处理话语问题，试图回答原文可译还是不可译以及原文和译文的效果是否等同的问题”。
奈达的《翻译科学探索》和威尔斯的《翻译学一问题与方法》两部著作的问世，标志着语言学派对翻译科学所作出的有益探索，我们应对此予以肯定，但这并不意味着翻译科学已经完全建立。正如国内著名学者许钧所指出的，“翻译科学是一门正在探索中的科学，就目前而言，‘翻译学’只能看作是不同途径、角度和方法的翻译理论研究的一种总称”。当然，我们应该认识到，奈达和威尔斯在进行译学探索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不足，比如，他们并没有完全意识到翻译科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重要性。在奈达的大部分著作中，仅有较少的关于翻译利一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系统讨论，同样，威尔斯在《翻译学一问题与方法》的前言中指出，该书是他从事翻译教学和研究的产物，也就是说，书中带有翻译理论教科书的特点，因此，我们认为，威尔斯还不能够从真正意义上来清楚阐释翻译科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学科性质。
二、卡特福德和费道罗夫的译学构想
除奈达和威尔斯对翻译科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性质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以外，语言学派其他翻译理论家对翻译科学和语言学的关系也存在着一些误解，这是由于他们过度强调语言学和对比语言学对翻译研究的影响而造成的，如，卡特福德在其代表作《翻译的语言学理论》(1965)中的第一章指出，“任何翻译理论都必须采用某种关于语言的理论，即普通语言学的理论’。同时，“翻译理论是以语言之间的某种关系为研究对象的，因此，它属于比较语言学的一个分支”。此外，费道罗夫在《翻译理论概要》(1953)一书中指出，翻译理论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翻译问题只能在语言学领域内解决，因为任何体裁的作品的翻译都要借助于两种语言的对比。卡特福德和费道罗夫的观点受到了国内译界的质疑和批评，如我国著名学者许钧和谭载喜坚持认为“翻译学应享有独立学科地位”，在此，笔者赞同两位学者的观点，认为将翻译学作为语言学的一个分支或副产品的观点是片面的，翻译学可以是一门也应该成为一门从语言学中独立出来的科学和学科，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无庸置疑，就翻译研究中主要涉及的语内翻译和语际翻译而言，翻译研究具有显著的语言研究的性质，涉及的主要是语言问题，由于翻译要涉及两种语言的对比，因此，翻译研究具有语言对比研究的性质，但如果仅仅出于这个缘由，就将翻译研究隶属于对比语言学之下，是一种片面的、站不住脚的看法，因为对比语言学主要是关注两种语言结构上存在哪些异同，是一种静态对比研究，然而，翻译研究是一种动态对比研究，它不仅仅关注语言结构上存在哪些异同，也关注为何存在这些异同以及如何克服这些异同造成的语言障碍，使原文信息在译文语言中具有等同的价值和功能。因此，翻译研究者首先必须透过某种特定语言的表层结构，深人研究使这种特定语言具有特定价值的，主要包括文化在内的许多超语言因素，然后采用对比手段在两种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寻找融合点，这样一来，翻译研究者必须求助于对比社会学、对比文化学，而远非单纯的对比语言学。
第二，翻译从广义上来说，包括符际翻译，即将信息从一种符号系统转换到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符号系统，如把言语变成手语、旗语、图像等。对于这类翻译的研究，必须广泛涉及超语言的和非语言的现象，因此不可能将这类翻译研究笼统地算作语言学。
第三，翻译尤其是语际翻译是一个从一种语言转换到另一种语言的复杂过程，不论是个人翻译，还是集体翻译，从原文到译文的转换都只能在译者的大脑里进行。如果我们赞同乔姆斯基的设想，即在人的大脑中存在着一种操控说话人语言能力的“语言机制”，那么我们如何理解和解释存在于译者大脑中的“语言转换机制”呢？为解答这一问题，我们必须借助于心理学、神经生理学甚至人脑解剖学的相关研究，这样一来，心理学、神经生理学的研究便结合到了翻译研究中来。
三、话语分析、语用学、篇章语言学和语料库方法
翻译理论来自于语言学。它主要是语义学(话语分析)的一个方面，语义学的所有问题都和翻译理论有关。在实际翻译中，我们所需要翻译的是语言的深层结构，即语义结构。20 世纪 80、90 年代，人们发现话语分析的成果已经逐步运用到翻译研究中来，这些研究着眼于揭示实际翻译中发生的事情，指出意义不是指在单词和语法范畴之内，而是通过跨越单词、短语、从句、句子和文本传递信息。
首先，语言学与翻译语言学研究拓宽了分析范围，逐步从单词到句子向外转移。句子结构作为一种分析单位的文本和一种体现文化价值的文本，与某种实践和概念的文化有着联系。其次，研究者认为，所有语言的使用被看作是一种媒介，语言学的研究更加强调翻译在意识形态中的作用。90 年代的话语分析涉及语言的交际意义、社会和权力关系的方式以及翻译研究的声望。话语分析模式的最大影响是韩礼德的系统功能模式。可是，对翻译研究使用语域分析的是豪斯 (Juliane House)(1981 /1997)。她不仅采用了韩礼德的语域分析模式，而且系统地规定了原文与译文对比的基本标准。在她撰写的《翻译质量评估模式》(A Mode for TranslationQuality Assessment 1981)中，更倡导语义学和语用学方法。
语用意义的翻译是翻译中的一个难点，译者要透彻理解作者的语用意义。莫纳·贝克(Mona Baker)(Baker, 1992: 217)指出：“语用翻译不仅要注意翻译的外延意义，而且也要注意在交际中使用话语的方式以及我们在话语中解释它们的方式。”她认为，语用翻译的各种表现要把相关的语言学概念应用到语际转换中去。
德国学者阿尔布雷克·特纽伯特(AlbrechtNeubert) 和格雷戈里一施里夫 (GregoryShreve)(1992: 146-148 )指出：“只有具有翻译语篇过程的经验理解，才能提高翻译教学和翻译实践。翻译的篇章语言学方法试图解释和描述翻译，它没有规定翻译应该如何进行。也许它能帮助译者从语篇上意识翻译的策略，但没有告诉他们在翻译过程中确实应该做什么。”
语料库语言学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它是在语料库的基础上研究语言的，语料库语言学家采用语言描述的经验方法。到了 90 年代，语料库语言学开始为翻译研究提供大量的分析方法。莫纳·贝克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专门研究翻译的语料库。语料库的建立为解决翻译研究问题开辟了新的途径。通过翻译英语语料不仅能探索翻译的基本规律，分析译者的文体风格，而且还能够验证许多翻译理论家提出的假设。
四、英语翻译语言学模式的建立
（一）翻译研究的语言学基础
翻译语言学注重语言学理论基础。语言学一向与翻译研究关系密切，当代语言学，尤其是语篇语言学，更有可能为翻译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和研究模式。翻译研究所要拥抱的是集语言与文化分析于一体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模式。以言语行为理论作为语言学基础，以哈贝马斯的普遍语用学为理论指导，才能构建起翻译学的理论体系。语义的指称论、观念论、功用论、替代论、关系论都有各自的翻译观，认知语言学的基本原理可以弥补这些翻译理论之不足。
（二）翻译过程的语言学描写方法
翻译语言学运用语义取向法、话语分析取向法、语用学取向法、语篇语言学取向法和语料库取向法等语言学方法描述翻译过程。奈达认为，翻译科学研究是比较语言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这种研究应以语义为核心，要在动态对等的层次上进行比较。话语分析已发展成语言学的一支新兴学科，话语分析的成果(主位推进、衔接连贯、问题—解决模式及宏观语篇结构)也逐步深入地运用到翻译研究中来。作为语言学中的一个流派，语篇分析在对翻译研究发生影响。例如，在具体的篇章中，存在由于语境制约而导致的所指义偏离、贬损义偏离、褒奖义偏离和情感义偏离。随着语用学的发展，语用翻译理论也在不断成熟。维索尔伦的语境动态顺应论不仅可将翻译理论纳入一个连贯统一的框架，而且动态顺应也为拓宽翻译研究的发展空间带来诸多有益的启不。语料库语言学的发展对翻译研究产生了巨人的影响。只有解决好了语料的代表性问题，语料库翻译研究才能更好地健康发展。
（三）翻译的语言学标准
翻译研究只有以语言学的理论作为主干框架，才会对翻译活动有本质的认识。对翻译问题的学术探讨，可以采用不同的途径，既不能够把它们作简单的比较，更不能用甲的标准(规则)来衡量乙的做法。翻译的标准是语言学理论。当理性意义与联想意义一致时，翻译是确定的，直译可达到“信”“忠实”的标准;当理性意义与联想意义不一致时，可采用翻译的一些软标准，如：不违背知识的客观性；理解的合理性与解释的普遍有效性；译文的普遍可接受性；符合原文文本的定向性。
五、结语
综上所述，就译学研究而言，对语言之外的各种要素的关注都是应该而必需的，但是如果要建立起翻译学的知识体系，语言要素仍是最主要的要素，离开对它的研究将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任何翻译活动都是以语言作为媒介的，所以我们应该重新认识语言学派的翻译理论家们为推动译学研究的发展所作出的积极探索，在充分肯定他们的贡献的同时，也要认识到，目前对译学研究的语言学探索过程中还有很多内容未被涉及，深度也有待加强，因为翻译学不可能是一门单纯的语言学科，而是一门涉及到语言学，文化学，社会学，人类学，符号学，心理学，神经学和信息论等的具有综合性、交叉性、边缘性的独立学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