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翻译界就翻译标准的“信”“顺”发生了激烈论战。其中,林纾、严复为代表的近代译论体系在论战双方的翻译观念中都有所体现,成为了论战的依据;双方站在不同的阶级立场、存在文化、政治等利益上的矛盾,使得论战成为必然;而论战的两位主将在不同的文化教育环境中形成的迥异的个人翻译理念,成为论战的直接原因。
关键词： 信顺之争; 鲁迅; 梁实秋; 翻译观;
Abstract： In the 1930 s,fierce debates took place in the translation field regarding the “faithfulness” and “smoothness” of translation standards.The system of translation theory mainly constructed by Lin Shu and Yan Fu was embodied in the translation views of both sides,which became the basis of the debate,different social class stances of the two sides and contradictions in cultural and political interests made the debate inevitable,different personal translation views of the two leaders formed in their respective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environments was the direct cause of the debate.
Keyword： debate between faithfulness and smoothness; Lu Xun; Liang Shiqiu; views on translation;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潮流中,中国近代新文学发展繁盛,这一时期的作家学者不仅进行文学创作,亦译介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伴随蓬勃的翻译活动而来的,是译界关于翻译标准的讨论,包括鲁迅、梁实秋在内,多位着名作家学者加入了论战,形成了观点鲜明的两派。
以鲁迅为代表的一派强调“直译”(也称“硬译”)[1]208;梁实秋一派则主张“顺译”。双方观点相左,甚至存在“宁信而不顺”与“宁顺而不信”的极端趋势[2]574。二人多次通过书信报刊进行翻译观点交锋,唇枪舌剑寸步不让,引发了翻译界乃至文学界关于翻译等一系列问题的大讨论。
1、 信顺之争的译论依据
清末民初,林纾与严复的翻译作品畅销全国,二者的翻译行为成为影响该领域翻译观的主导力量,为鲁、梁双方的论战提供了土壤。
其中,林纾凭借巨大的翻译量及古雅优美的文风在当时译界占据了不可替代的位置,在其影响下,大胆改译、以中化西的翻译策略盛行。
与此同时,严复《天演论》出版后风靡一时,其中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标准,被翻译界奉为圭臬。如梁启超曾评论:“近人严复,标信、达、雅三义,可谓知言”,郁达夫甚至认为:“信、达、雅的三字,是翻译界的金科玉律,尽人皆知。”[3]124另外,周作人也曾提到,“信达雅三则为译书不刊的典则,至今悬之国门无人能损益一字,其权威是已经确定的了。”[4]
由此可见,林、严为代表的翻译规范在近代翻译领域据中心位置,发挥着构建性作用,鲁迅与梁实秋各自的翻译观都与此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1、 林严译论在鲁迅翻译观中的体现
林严译论的影响在鲁迅翻译观的诞生与成长中的参与性较为直接。
鲁迅的直译观成型之前,便深受林纾为代表的翻译风格影响。据周作人回忆,鲁迅对林纾十分重视,收藏其多部译作,包括最负盛名的《巴黎茶花女遗事》[5]。在早期阅读过程中,鲁迅虽意识到林纾不“信”之处,但并未对此过于在意[6],可见鲁迅对林氏翻译观的顺应。而随后的翻译实践中,鲁迅对这一法则进行了叛逆。在最初体现“直译”观的《域外小说集·略例》中,他曾提到“任情删易,即为不诚,故宁佛戾时人,迻徙具足耳”[7],表明其对直译的信奉以及对不忠于原文的顺译、改译之摒弃。后在1932年1月16日致增田涉的信中谈到《域外小说集》时,鲁迅则明确提到,“当时中国流行林琴南用古文翻译的外国小说,文章确实很好,但误译很多。我们对此感到不满,想加以纠正。”[8]可见,无论早期对林纾翻译原则的遵循,抑或是后期的批判,林氏为代表的译论都在鲁迅直译观诞生成长中留下了明显痕迹。
关于翻译界另一重要主导原则,即严复之信达雅,鲁迅在直译观指导下的观点与梁实秋存在着明显的分歧。
鲁迅在发表于一九三二年《文学月报》第一卷第一号的《论翻译》中提到,严复虽在《天演论》的译例中提出了信达雅的标准,并践行了“达”而“雅”,却深知自己实际上的不“信”,其真正意图在于表达对自身局限性的反思:
严又陵自己却知道这太“达”的译法是不对的,所以他不称为“翻译”……序例上发了一通“信达雅”之类的议论之后,结末却声明道:“什法师云,‘学我者病’。来者方多,慎勿以是书为口实也!”[2]587
鲁迅认为,严复认识到在翻译中为顺达而舍弃“信”的做法欠妥,甚至为此在序言中告诫读者不可尽信译文信息,可见严复对“顺而不信”的否定。他还结合严复之后的译作,对信达的关系进行了进一步阐释。他认为,严复在《天演论》之后的译作《名学》《法意》《原富》中都将“信”作为首要原则,其重要性高于“达”和“雅”[2]588。
鲁迅针对严复观点的解读显然与梁实秋顺达观念相反,可见二人在严复为代表的翻译观背景下产生了重大分歧。
1.2、 林严译论在梁实秋翻译观中的体现
梁实秋针对林纾与严复代表的翻译原则进行的直接评价较少,但仍可在部分论述中窥见二者的影子。
例如梁实秋在一九三三年《益世报·文学月刊》第五十六期的《欧化文》中提出:“文达而已矣……不能为了翻译的便利而改变中国文法,无论那一国文字,不是为了翻译而存在的。”[2]620他认为翻译作为文学形式的一种,应当同普遍的文学一样,以顺畅的文字做到传情达意,这是最基本的要求也是最终的目的。可见其更加注重译文的可读性和流畅性,反对过多直译的欧化风格。梁实秋对“顺”的强调,一定程度上与林纾传统文法包装下的归化翻译风格相吻合。
对于信达雅,梁实秋在同一篇文章中亦有提及,他认为:翻译家的职务即在于尽力使译文不失原意而又成为通顺之中文而已。简言之,亦不过“信”“达”二字而已。所谓“硬译”是翻译中失败的例证,是不足为法的[2]619。
在用词顺序上,梁实秋虽将“信”置于“达”前,并强调原文意旨与文体通顺同样重要,但在随后便否认了最大程度上保留原文意义的直译,可见其翻译观上仍倾向于严复之“达”,这一点在其批驳鲁迅“硬译”的《论鲁迅先生的“硬译”》中亦鲜明可见:
……部分曲译即使是错误,究竟也还给你一个错误,这个错误也许真是害人无穷的,而你读的时候究竟还落个爽快。死译就不同了:死译一定是从头至尾的死译,读了等于不读,枉费时间精力[2]190。
梁实秋认为鲁迅所谓“硬译”实际为“死译”,指责其译本佶屈聱牙,给读者造成巨大阅读障碍。即便曲译不忠于原文,但因译文以读者为导向,在语言处理中更注重顺达,更有益于读者理解,表达了“宁顺而不信”的倾向。以此可见,梁实秋的翻译观未走出探讨信达之间孰轻孰重的范畴;同时,其求“顺”的追求,与严复“为达,即所以为信也”[3]120的观点不谋而合,同样强调可读性对表达原文意旨的重要作用。
另外,梁氏提出在万不得已之时,为追求语言表达宁可舍弃原文,达到流畅的行文效果,以迎合读者,也可见林纾极具创造性的翻译策略的影子。可见,梁实秋与鲁迅的翻译观分歧,实为林、严二者译论主导下不同取舍的表现。
总之,鲁迅与梁实秋一系列翻译思考均受到林严译论的影响,其作用于论战的双方代表,为二人领导的信顺之争提供了依据,使得论战的形成与发展成为可能。
2 、信顺之争的阶级立场之别
信顺论战双方代表鲁迅与梁实秋,服务于不同的阶级,建立或参与了不同的文化或政治团体,当二人处于同一翻译场域时,必然需要为各自的利益阶层争夺思想文化资本。
2.1、 鲁迅的无产阶级文化立场
鲁迅作为服务于无产阶级的作家,其“直译”翻译观本质上是为无产阶级积累文化、政治影响力的必然选择。
鲁迅坚信文学的阶级性和斗争性及其对于社会变革的重要作用,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中提出,要与旧势力作斗争,必须坚持文学上彻底而持久的变革,摒弃一切旧文学旧思想,代之以无产阶级的新文学新思想。要做到这一点,“既要翻译,又要做小说,还要做批评,并且也要做诗。”[1]240可见鲁迅将翻译作为无产阶级革命中的利剑,充分重视翻译的革命性特质。
因此,翻译不仅要在内容上展示外国思想的先进性,更是要在形式上、文字上体现其精悍,以新鲜的、革命的元素打破旧文字的包围,摧毁其势力,由此方能有新的中国文字和思想。鲁迅“直译”观中的彻底性、革命性在其回应梁氏对其“硬译”的批评中体现得尤为突出。他认为翻译策略“本不在博读者的‘痛快’,却往往给以不舒服,甚至于使人气闷,憎恶,愤恨”[1]206。他所陈述的敌视态度,恰是旧事物面对新事物采取的最初反应,也是习惯于旧式文学同时又怀抱旧式思维的读者之反应,其“硬译”目的之一便是以异质化、革命化的元素警醒读者,并以文字为武器,对抗旧文学背后思想上的封建余毒。因此使读者“不舒服”恰是译文要达到的效果。
另外,鲁迅在文章中设问,“硬译”的作品看来晦涩难懂,“不利于无产文学的宣传”,不利于多数读者的理解,其译介如何为无产阶级服务?答案是,其极端“硬译”的策略有其适用范围,为向无产阶级文学批评家介绍先进的理论,而不是作为大众阅读的文学作品。
由此可见,鲁迅的直译翻译观始终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其本身革命的、彻底的、先进的阶级属性,使鲁迅在翻译中敢于使用直译的方法,将外国文学与文字的异质化元素诚实地展现于读者面前,为中国文学界带来摧枯拉朽之力量。
2.2 、梁实秋的资产阶级文化立场
梁实秋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他的翻译观本质上是其维护资产阶级文化的选择。梁实秋为代表的顺译一派在文学领域组建《新月》周刊,并以此为支点进行文化影响力的积累。梁氏以此为载体,进行文学创作与译介,同时发表文学批评与翻译批评,其中就包括前文所述对鲁迅“硬译”做出批评的《论鲁迅先生的“硬译”》。梁实秋试图凭借其社会影响力在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的形势下,形成维护本阶层利益的政治力量,这一点在梁氏成为《新月》主编之后所作《敬告读者》内容中不难看出:
现在我们的编辑方针略微有一点改变了……不错,我们是谈政治了。我们以后还要继续的谈……我们都信仰“思想自由”,我们都主张“言论出版自由”,我们都保持“容忍”的态度……我们都喜欢稳健的合乎理性的学说[2]260。
从其论述中可看出,梁实秋以《新月》作为大本营,赢得了学术界与文学界的认可以及相当数量的读者,积累起无形的文化力量,进而开始宣传资产阶级“人权”“自由”的政治思想。他在对待政治的态度中使用了“容忍”与“稳健”等字眼,恰好体现其中立妥协、循序渐进的阶级主张。
这一主张投射到翻译领域,外化为顺译的策略。他认为:“中国文字文法因接触欧语之故将起新的变化,也许是不可免的事。但此乃语言学家所应研讨之问题,其改革当是渐进的”,而译者的任务在于“尽力使译文不失原意而又成为通顺的中文而已”[2]619。
可见,梁实秋认识到,译介外国文学可以使之注入到本国文学中,成为新鲜元素,但相对于当时的本国文学而言,外国文学的“新”是激进的、革命的。若译文直接展现其与中文的巨大差异,必然为中文读者带来阅读障碍,甚至对外国文学产生抵触心理;同时外国语法构词的习惯与中文大相径庭,一旦引入并流行,极有可能对本国语言带来冲击。因此梁实秋采用顺译的方法,容忍消化外国文学和文字中的异质化元素,用本国文字进行包装,掩盖其对中国文字来说过于激进、会造成颠覆性危险的成分,在和平稳健的过程中改造汉语文学,在潜移默化中改造读者思想。
由此可见,梁实秋的资产阶级立场,使得他的主张方方面面都透露出稳健的风格——改造,而不是彻底的革命。
总之,梁实秋与鲁迅分别代表不同社会阶级的利益,一旦二人处于同一翻译场域中,必然要因为各自的文化、政治立场矛盾而出现针锋相对的争论。
3 、信顺之争的个人文化理念差异
在信顺之争中,鲁迅与梁实秋二人由于个人家庭教育、文化背景等因素的长期塑造作用,在个人翻译理念上有着明显的分歧,直接导致了直译、顺译论战的发生。
3.1 、鲁迅的个人文化特点
鲁迅虽在成长过程中并未亲身经历太多的劳动人民的苦难,但他自小与底层群众的接触较为密切,且经历过家道中落,深刻体会到旧社会制度与人性的丑陋愚昧。
在早年的教育经历中,鲁迅虽与梁实秋相似,都接受过旧式教育,但他意识到旧儒学体系已然迂腐僵化,不仅无力挽回战争的失败、变法的破产,甚至成为使国家社会陷入动荡的帮凶。尽管彼时的鲁迅将改变这一现状寄希望于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但已经产生了反叛旧文化思想的萌芽。而在此后的国外求学生涯中,鲁迅更是意识到改变国人必须从思想入手,而开启民智、变革思想的方式之一便是翻译。
由于对旧文化的深恶痛绝,鲁迅的个人文化倾向体现在翻译领域成为了反叛的、革命的直译。他摒弃传统文学的躯壳,直接为读者呈现与中文截然不同的外国语文的词汇句法等新元素,使读者大受震动,梁实秋则认为这一做法近乎“霸道”[2]602。然而鲁迅在《革命时代的文学》中提到:
因为叫苦没用,他便觉悟起来,由哀音而变为怒吼。怒吼的文学一出现,反抗就快到了;他们已经很愤怒,所以革命爆发时代接近的文学每每带有愤怒之音;他要反抗,他要复仇。[9]
他的直译也是某种程度上借外国文学表达对旧文学的“怒吼”。鲁迅对革命文学形成经过的阐释,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霸道”翻译取向的诞生经过。从最早《海底两万里》翻译中极具旧文学特色的章回体形式与文言用词[10],到事无巨细展现外国语言的精悍表达,鲁迅对旧文学进行了“霸道”的“反抗”与“复仇”。他不仅仅要表达自己对于旧文化的反叛与摒弃,更是要开拓读者视野,使人大受震动,甚至出离“愤怒”,意识到中国旧思想的弊病,进而学习西方先进思想,达到改造国民的目的。
3.2、 梁实秋的个人文化印记
梁实秋的成长环境造就了其特定文化印记——既有传统中国文化的烙印,又吸收外国文学的营养;推崇古雅稳健的经典文学,反对通俗大众的平民文学。在教育上,梁实秋自小接受传统文化教育,对中国传统文学具有情感上的亲切感和认同感。辛亥革命后,他进入新式学堂并开始学习英语,在五四运动后受到新文化新思想的洗礼,在清华大学求学期间组织“新月社”,发表新体文学作品。清华大学毕业后,梁实秋赴美国,先后在科罗拉多和哈佛大学学习,得到了系统的英美文学文化教育。
梁实秋的文化教育使其形成了双语文化的个人特点——一方面具有良好的中文功底和厚重的传统文化底蕴,对传统文学具有深切的感情和认同;另一方面又对英语及其社会、风俗、思维方式具有全面的体验认知。这就使得梁实秋在进行文学翻译之时潜意识地产生兼而有之的愿望,体现在翻译观念上,便是借助“顺译”的手段,既展现外国文学的内涵,又冠以中国文学的外表。梁实秋成长于旧式官僚家庭,自小衣食无忧,呈现出旧贵族的优越感,对下层劳动人民疾苦缺乏感同身受的了解,存在情感隔阂。这就使得梁实秋在思想上缺乏变革现实的动力,很难产生改变传统语言文学的欲望。
在研究生期间,梁实秋师从白壁德(Irving Bobbitt),在文艺理念上受到了其新人文主义的巨大影响,而新人文主义的核心观念在于“克制”[11]。这一克制的态度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梁实秋的翻译倾向——“克制”。他主张翻译中必须进行理性的思考,替读者控制、过滤外国语言中异质化的因素,防止呈现出看似随性直接的译作,减弱文学作品的审美效果。
梁实秋古典主义理念的另一特点体现在其推崇稳重高雅的经典作品,即鲁迅所指“才子佳人”[2]33,反对“人力车夫派”对普罗大众“普遍的同情心”,认为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既没有什么可体恤的,更没有什么可赞美的”[2]17。在此文化理念的主导下,梁实秋主张翻译应该以一流的书为对象,并将毕生精力投入到莎士比亚作品的翻译中。他对阳春白雪的推崇,而对丰富白话语言库藏进而推广大众文学、平民文学的做法并不认可,也就对引入外国语文、革新中文的做法不以为然,对鲁迅的直译带来的冲击诟病颇多也成为情理之中。
总之,由于鲁迅与梁实秋成长环境塑造了截然不同的个人文化理念,处在同一翻译时空中,直译与顺译的矛盾便不可避免地爆发出来。
4 、结论
埃文-佐哈尔指出[12],一国文学史出现重要转折点,现有模型有缺失,新文学呈现“真空状态”,外国文学模型易通过翻译文学进入该国文学领域,占据主导。20世纪30年代的翻译标准大论战,与中国近代新文学诞生初期文言系统无法满足近现代文学书写的历史背景不谋而合,此时译介大量外国文学、并针对翻译标准进行讨论亦符合历史的潮流。在这一论战论中,双方主将鲁迅、梁实秋同处于林纾严复为主导法则的翻译系统中,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二者分别代表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文化诉求,文化利益的冲突使得论战成为必然;由于鲁迅与梁实秋二人文化教育环境的差异,双方呈现出的文化理念大相径庭,而由此诞生的习惯性翻译倾向亦迥乎不同且互不妥协,直接引发了历时近十年的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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