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语言竞争的权力隐喻
20世纪哲学的“语言转向”让人们认识到“更为根本的东西不再是主客体问题,而是语言问题,理解思想和世界的关键在于理解语言。”[1]
罗兰·巴特在1977年1月就任法兰西学院院士时指出:“语言既非反革命的,也不是进步的,因为它原本就是法西斯的。”[2]
巴特的言外之意就是语言即权力,是一种符号权力。这种符号权力既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基因和文化密码,承载着一个民族的情感与记忆。作为一系列纯粹符号的语言一旦产生出来和运作之后就改变了性质,成为了其使用者所拥有的社会资源和手段,就不只是一种意义的表达,而是权力意志的体现,具有人们无法抗拒的强制性力量。不管面对着语言的人是谁,不管这个人有没有权力和地位,都必须接受语言存在的事实,同时必须承受由语言存在所造成的一切客观力量,并接受其控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语言本身等同于“法西斯”,既不管人的意见如何,也不管人们是否接受它,语言具有征服一切和支配一切的力量。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受到揭示权力/话语关系的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的影响,进一步揭示了语言与权力的关系。他认为任何语言都是国家体制所担保的某种符号权力的结果,比如法语在法国大革命后上升为官方语言就是通过对其他地方性方言的排斥来实现的,是社会政治权力运作的结果[3]。布迪厄进一步指出,语言的运用充分体现了权力的运作,人类的每一次语言交流都体现了权力关系,每一次语言的表达都应该视为一次权力行为。布迪厄还借用了一些经济学术语来建构他的语言理论。他认为,在语言市场中,话语的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语言交换既是一种经济交换关系,也是一种权力关系,合法语言吞并或支配非主流、非合法的边缘语言,与商品市场中的价格波动一样,语言的价格也随着权力关系的变动而变动。福柯与布迪厄的话语理论都遵循着权力机制。他们都认为,没有权力的介入,就没有话语;反过来,每一种话语的产生和传播既体现权力,也加强权力。另一方面,体现权力的语言是根植于民族的文化符号,它既是一种表达工具,也与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思维方式密切相关,真实记录了一个民族的文化踪迹,成为延续历史与未来的血脉。因而,如果一种语言在人们生活中占据优势,处于强势地位,那么该语言中所蕴含的文化就必然伴随着语言的传播而自然地根植到使用者的意识中。目前,英语语言正处于这种强势地位,而英语的强势对承载中华文明的汉语言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冲击。
可以确定地说,汉、英语言的这种竞争态势在短时期内是不会缓和的,因为汉、英语言之争,实质是国家软实力之争,两种语言博弈的背后隐喻的是中、西方对国际话语权的争夺。“软权力是通过吸引而非强迫或收买的手段来达到己所愿的能力。它源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观念和政策的吸引力。”[4]
语言之所以能成为软权力,成为一种国家综合实力资源,实际上反映的正是语言对思维与文化重要的反作用力。美国经济实力下的英语强势更突出地表现为一种软权力语言霸权,即由于人们对美国英语所代表的美国先进的科技与文化的崇尚而主动接纳、学习和运用英语,从而极大地促进了美国文化在世界各地的传播与渗透;而在后冷战时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新型经济中英语与文化的影响力不断增强,甚至起到提升国家综合实力的作用,进而成为一种软权力语言霸权[5]。
二、汉、英语言的博弈与影响
通常而言,人类对某种语言的接纳程度依赖于对该语言所属国家文明的认同程度,体现了这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以及综合国力。目前,世界各国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自觉或不自觉地选择英语作为交流工具,从而使得美国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以英语语言为载体向全球不断扩张,在社会生活的各领域不断渗透。“几乎所有你能想象得出的观点,几乎所有人类情感都在英语中得到了表达,再没有另外一种语言那么充分地反映了人类经验的多样性”[6]。事实上,一种语言是否通行于世界,其决定性因素并不是语言本身,而是该语言使用者的重要性如何,而这种重要性是相对的和不断变化的,只有国家强盛,语言才能得以广泛传播和使用。拉丁语由于罗马帝国的强盛而称霸千年,法语由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而流行欧洲长达两个多世纪,英国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殖民历史奠定了英语全球化的基础,而美国的经济实力和科技影响力则把英语推向全球,成为无可替代的强势语言。然而,英语的全球化趋势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共同的语言有利于世界人民的交流和沟通,而另一方面,强势英语对其他语言文化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其他民族为了获得即时信息而放弃使用本民族语言,这对各国母语的生存构成了威胁,使得弱势语言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国家民族身份面临挑战。
作为世界大家庭中的一员,尤其是作为一个经济正在蓬勃发展的国家,面对英语的强势冲击,中国不可能置身事外,也无法避免与英语的正面接触与碰撞。从近代以来,中国人学习和接受英语的轨迹,几乎与社会发展同步。鸦片战争后,英语随着西学东渐进入中国;至国民政府时期,入列教育科目;新中国成立后,曾一度开考英语,后受到文革的冲击,英语陷入沉寂;改革开放后,中国重新面向世界,英语成为考试科目;当前,在国家教育制度和人才政策中,英语的重要性被夸大,并在体制中被固化。随着社会舆论的不断引导和加温,英语成为中国当代教育中的“座上宾”,对汉语形成了较大冲击。面对英语对汉语的影响与冲击,不少人士发出了“拯救和保卫汉语”的呼吁,比如南开大学马庆株高调提出“保卫汉语就是保卫祖国”,作家余光中、莫言、苏童等警告“优雅的汉语正濒临失落与亟待拯救的边缘”,教育部前发言人、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在微博上呼吁“取消小学英语课,救救汉语”。如果说这些呼吁还仅仅是个体对汉语语言发展前景所表达的强烈忧虑,那么2013年末,各地新一轮高考改革以英语改革作为“突破口”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决定将已实施五年的必修课《大学汉语》改为选修课更是把汉、英语言的竞争推到了大众舆论的前台。舆论的焦点集中在中国英语教育制度的弊端:中国多年来的应试教育重阅读、轻交流事实上已经扭曲了语言学习的实质,失去了语言交流的本来意义,造就了一大批终生基本不使用英语的群体,而且英语教育的显着地位使我国有限教育资源分布失调,英语教育挤占了专业学习、汉语学习以及文化学习的宝贵时间。由教育部、国家语委发布的《2010年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特别指出了学生汉语能力下降、汉字书写能力退化、母语教育弱化、国民语言文字应用能力下降等问题。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司长杨光在接受专访时明确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世界各国的语言文化面临着竞争的态势,英语和英语所承载的文化是强势的,随着英语的传播和使用,英语文化的价值观念向全世界扩展。汉语言的空间及其地位和作用在全球化条件下目前仍处于弱势。”[7]
三、汉、英语言竞争的启示与对策
语言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重要内容,更是大国博弈的重要工具,从政治和国家博弈的视角看待语言问题是世界强国在崛起过程中形成的重要经验[8]。在世界经济主导力量短期内不会发生变化以及我国的“改革开放”不可逆转的背景下,在英语依然是国际通用的交流工具的前提下,汉、英语言的竞争带给我们的不仅是有益的启示,更需要我们提出理性的应对策略。
首先,应当有正确的语言观,充分认识到语言本身所具有的开放性和兼容性。世间万事万物都在变化,语言也不例外,与思想、文化一样,也是“有容乃大”。语言有变化是正常的,变化中的语言才是有生命力的、鲜活的语言,语言的开放性和兼容性是语言生存和竞争所需要具备的基本元素。语言的进化在于它丰富的表达形式,广泛的内涵和与时代契合的语言创新能力。如今处于强势地位的英语在其发展史上也不止一次受到其他语言的“侵蚀”。
2006年2月5日的《泰晤士报》曾评价“中式英语”对英语的影响。
据总部设在美国得克萨斯州的“全球语言监测机构”发布报告称,自1994年以来加入国际英语行列的词汇中,中式英语贡献了5%到20%,超过任何其他来源。该机构负责人帕亚克认为现在英语已经取胜,因为它兼收并蓄。或许,这正是《泰晤士报》对“污染”标准英语的“中式英语”持肯定态度并认为其对丰富英语表达能力有积极影响的原因。汉语同样具有包容性和溶解性。中国历史上几次大的民族融合,佛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乃至五四以降的西学东渐的过程,都对汉语产生过极大影响,结果却是汉语非但没有消亡,反而愈融愈强。语言和文化的发展离不开“杂交”,对语言和文化的发展来说,语言保护主义的“纯洁”观是一种文化封闭心态的产物,是弱势文化的一种不自觉的忧虑和自我保护手段。说到底,人们选择哪种语言去学习是一个语言经济学问题,无论是何种语言,概莫能外。所以,与其硬性抵制某种语言的入侵,倒不如像我国的经济领域一样,在坚持母语优先的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采取开放的态度,让社会大众对语言的使用做出选择并让时间来检验使用效果。
其次,面对汉、英语言的竞争,要坚决抵制和摈弃两种极端思想。检视国内文献可以看出,目前国内在如何看待汉语方面存在两种极端对立的态度:一种是“汉语落后论”,极力主张“拼音文字论”;另一种“汉语优越论”或“汉语统一天下论”[9]。这两种极端对立思想对汉语能否健康发展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必须给予鲜明的批判并彻底摒弃。一方面,汉语绝不是所谓的“落后”的语言,这不仅是因为人类的任何语言并没有所谓优劣之分,更重要的是,对于所有的中国人来说,汉语彰显着中华民族深沉厚重的文化底蕴,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载体与表现形式,延续着五千年的文化命脉,是永远不可丢弃的家园。我们没有必要对汉语妄自菲薄。事实上,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上升,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积累丰富的经验和教训,中国人今天能够更加从容地面对自己的历史,更加客观理性科学地研究世界各国的文字文化,从而更深刻地认识汉字并与时俱进。在这种认知的基础上,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意识到,汉字已经同中华民族大一统的国家意识和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了一起。随着中国和汉字文化圈的经济繁荣与社会进步,中国正在从百年来西方列强强加给我们的“落后文明”和失败主义阴影中走出来。这个过程中汉字并没有成为我们发展的绊脚石,汉字非但没有落伍,而且随着科技的进步,在应对知识爆炸、语言效率、人工智能、二维识别等许多方面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汉语汉字特有的文化承载力正在伴随和帮助华夏文明的全面复兴。另一方面,近年来,随着中国的繁荣和崛起,以及由此带来的巨大机遇,全球“汉语热”频频升温,在很多国家,学汉语的人数高速增长。全球“汉语热”传达了世界人民渴望了解中国文化的讯息,古老而不再神秘的东方语言焕发出了新的生机。这的确是一件振奋人心的现象,但要据此说“汉语将在世界通用”或者“21世纪将是汉语的世界”,则是一种狂热的民族中心主义的表现。语言作为交流工具,它的地位是由其所代表的文化以及这种文化对整个人类社会生活已经或将要产生的影响所决定的,只有当一种民族语言成为科学技术、生活和工作方式、经济手段、文化交流的有效载体被作为外语来普遍学习的时候,才会获得其他民族的认同。
第三,要避免语言政策的随意性和武断性,在语言舆情调查的基础上制定科学的外语语言1题,其根源不在于某种语言的“入侵”或“强势”,而在于国家在制定和出台语言政策时的随意性和武断性以及外语语言政策的缺失。随意或武断地强行干预语言只会使语言乃至文化更加干枯,更无活力,更无法与其他语言、文化竞争。如前所述,汉语言本身便是一种具有极强生命力的、不断成长的语言。在近代中国与外界的文化交流中,中国从“新词”的“输出国”逐渐成为“输入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整个社会在近代开始的时候对西方的语言及其带来的知识采取一种抵制、排斥的态度。这说明,若想以保守、封闭来维护民族文化传统,用心可谓良苦,但结果不仅于事无补,反而更加被动。
2011年,国家广电总局对各广播影视机构下发了通知,要求规范使用广播语言,在非外语频道,播音员主持人在口播新闻、采访、影视记录字幕等方面,不要使用外语以及外语缩写词。这个规定的初衷无疑是要纯洁汉语,然而几年之后,人们发现,对这个带有法规性的政令,社会执行得并不怎么好,一些洋泾浜文字,无论在电视台的播音中,还是在报刊上,照样我行我素。有学者曾尖锐指出,我国“在处理语言问题时仍主要依靠感性思维,理性思维严重缺失。外语发展尤其缺乏科学合理的规划,我国的外语分布、外语的地位、外语生活的建设等问题一直都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10]。因此,处理好汉、英语言竞争需要从国家语言战略的高度出发去思考并解决问题。
我国向来有重视汉语语言规划和研究的传统,并且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作为语言规划的一个重要因素,外国语言规划长期处于一种被忽视的状态。这种忽视体现在政府管理机构的不重视、汉语语言研究人员的轻视和外语语言研究人员的忽视[11]。对外国语言规划的轻忽态度必然导致我国语言生活中的系列问题。事实上,一个国家怎样处理民族通用语和世界通用语之间的矛盾和竞争,怎样既维护和保持自己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化,又不使国家的经济发展受到阻碍,是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是语言规划的一个重要内容。成功的语言政策有助于民族间的相互理解和合作,让人们学会从更宽广的角度来审视问题,并在相互交往中培养开放包容的性格,从而促进社会的稳定与和平发展。所以,从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出发,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立足国情,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了解我国外语教育的整体布局和发展情况,综合考虑国家战略需要,制定符合我国实际国情的科学的外语语言规划,是应对强势英语必须采取的重要举措。
最后,要学习英语在全球推广的策略和手段,采取行之有效的汉语推广策略。当今时代,语言和文化传播已经被西方普遍纳入国家战略之中,将语言推广和文化推广相结合,是发达国家向外扩张所采取的基本政策。很多西方国家都企图通过语言传播,使本民族的价值观深入到其他国家,进行文化渗透和扩展,进一步推动全球文化趋同倾向。美国很早就将英语的推广作为国家战略,将语言作为“语言战略武器”,制定了各种积极策略,并且赋予诸多使命,其中之一便是利用语言工具,传播美国意识形态,对“关键语言”区域进行文化渗透,推销美国的意识形态。
英国把英语的推广和普及视为政治、军事和经济以外的第四个层面的外交活动,英国文化委员会的最初使命就是推广英语,传播英国文化。根据发展规划,英国文化委员会到2015年让全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讲英语。由此可见,语言推广和文化传播历来是与国家的政治目标相呼应的。“语言是文化传承和文化发展的重要载体,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自己的语言,一个国家的语言发展对民族的发展、文化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不可或缺的基础作用。中国也不例外。传播广泛的语言也是强国的标志。中国语言的发展,需要和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相称。”[12]
要提高中国的“软实力”,提高中国国际影响力,抵制“西方中心”的话语霸权,就必须不断扩大文化交流以及汉语语言传播的领域和范围。从国家战略角度看,孔子学院与英国文化委员会一样,作为语言推广机构,都为国家整体外交政策和利益服务。孔子学院作为中国政府的对外语言文化传播机构,也要服从中国的整体大国战略。但是,对汉语的海外推广,必须基于现实,有可为亦有不可为。应该认识到,英、法、西、俄等西方语言的推广史,是一部血淋淋的殖民史。
21世纪的中国,不可能走这样的道路,把自己的语言强加于人,因为汉语是成功者的语言,但不是征服者的语言。汉语走向世界的关键在于让世界真正了解中国,在于中国在国际竞争中的综合国力和民族地位的提升,在于汉语是否能走出自行取用的传统传播模式,通过规则制订、先进科技、经济扩张等主动方法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
四、结语
尼采说:“存在的一切是合理的,不存在的一切也是合理的,而且它们两者具有同等的权力。”
语言的背后隐藏着民族、历史、文化、心理、习俗等问题,同时也事关国家主权、民族尊严、人文关怀与保护文化多样性等问题。目前,尽管全球化背景下,英语作为强势的语言对世界其他弱势及少数民族语言的影响越来越大,但全球化不等于一元化,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是动态的、平衡的发展,世界语言多元化是人类语言生态平衡发展的基础,进而也是人类文明多样化得以传承发展的有利保障。倘若弱势和少数民族语言由于英语的强势而走向濒危和消亡,这不是英语的胜利,而是英语的失败,因为如果没有了语言的多样性,人类文化就会随之消失,人类文明史就会停滞不前。因此,正确对待英语以及妥善保护本民族语言是人类共同的责任和义务。另一方面,与通用于世界的霸权语言并行的总有许许多多的其他的语言;当一种语言代表的文化侵入到其他文化中时,除非在极端的情况下,其他文化并不会消亡。在世界性的文化与民族文化之间,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之外,也有互补的和相互启示的一面。欧洲文化在19世纪末侵入拉丁美洲,拉丁美洲的文化并未因此而消亡,反而兼收并蓄地发展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完整体系,最终以魔幻现实主义震动了整个世界。因此全球化语境的前景不是由英语一统天下,而是在英语不断扩大影响的同时,各种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也会得到发展,进而造成两者互相影响和交融的局面。目前,语言保守主义和语言纯洁主义都有一定的市场,但都是不可取的。前者片面地强调师承古代文化思想;后者则使汉语文化处于无历史的洁净状态,其结果只能是使现、当代汉语文化因缺乏传统的支撑而丧失活力。总之,语言不是常数,而是变数,语言的地位是随着经济、政治地位的变化而变化,只要我们客观地认识语言的本质,主观能动地继承和发扬本民族语言,并通过对他国语言的认知和“拿来”,借以丰富和完善汉语,就可以在语言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参 考 文 献]
[1]雷大川.政治:一种语言的存在———兼论政治语言学的建构[J].文史哲,2009(2):164-170.
[2]高宣扬.后现 代 论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79.
[3]皮埃尔·布尔迪厄.言语意味着什么[M].楮思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20-23.
[4]约索夫·奈.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M].吴晓辉,钱程,译.上海:东方出版社,200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