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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60年代我党对林业政策的调整研究
【第一章】六十年代我国林业政策发展探究绪论
【第二章】林业政策调整的背景
【3.1】确定林权，依法保护和发展林业生产
【3.2】调整林业生产政策
【3.3】大力加强林业工作战线
【第四章】林业政策调整的作用
【第五章】20世纪60年代林业政策调整的经验
【结语/参考文献】大跃进后我国林业政策优化研究结语与参考文献
第 2 章 林业政策调整的背景
历史上的中国，山川秀丽、森林广布，一直为广大文人墨客所颂扬。但是随着历史的变迁，特别是近代长期战乱的破坏，我国森林资源日趋减少。据统计，在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我国森林面积仅剩下 8280 万公顷，森林覆盖率仅有 8.6%,许多地区黄沙漫天、土壤退化、生态环境严重恶化。
林业在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关心我国林业战线的发展，专门成立了林垦部，并委任著名林学家梁希教授为第一任林垦部长。
林垦部下设林政、森林经理、造林、森林利用等四司，各级地方政府也相应建立林业主管机构，开始了党中央对全国林业的宏观管理。
1950 年 5 月 16 日，政务院发布《关于全国林业工作的指示》，指示中说："我们当前林业工作的方针，应以普遍护林为主，严格禁止一切破坏森林的行为",指示还规划了全国林业工作计划，计划中提到了加强护林工作、封山育林、为荒山播种、造林、增修森林铁道、培训林业干部等许多有利于我国林业发展的措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为了集中力量进行重点林区的建设，党中央采取了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国内主要林场全部掌控在中央手中，木材和重要林产品的生产和分配指标也基本由中央直接控制、下达指令性计划指标。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国有林业企业、国营林场和集体所有制的社队林场相继建立和发展起来。
党中央对林业的重视，对于发展被长期战乱破坏严重的森林资源、恢复林业发展有着重要意义。比如，据吉林省林业厅的统计资料，吉林地区 1959 年森林面积为 1,701,172 公顷，比 1948 年提高了 22.4%;森林蓄积 103,550,410 立方米，比 1948 年提高了 9.6%;经过这几年的恢复发展，到 1959 年时，吉林地区的森林覆盖率提高到了 62.7%;福建省在"一五"计划期间，全省植树造林达 47.12 万公顷;"一五"期间，湖南省的林业用地达到了 1396.67 万公顷，占全省国土面积的 65.93%;1953 年，安徽全省造林达 49.3 万亩.除了植树造林外，1954 年11 月，林业部向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在小兴安岭、长白山和大兴安岭南坡林区兴建汤林、长林、牙林和嫩林四条线路，总长达 1300 公里，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内，总共完成了 700 公里的林区铁路修建。林业铁路的修建，有力地促进了林区经济的发展。同时，通过改进森林采伐企业的经营管理、提高林业生产的技术水平和开发新林区等措施，1957年我国的国家计划木材产量已达到了2787万立方米，比 1950 年的 764 万立方米增加了 2023 万立方米，其中国有林区的木材产量就有1500 万立方米，占全国木材总产量的 54%.
就在我国的林业生产建设事业一步一步发展完善、木材产量逐步稳定增长的时候，"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国兴起，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思潮迅速席卷了全国的各行各业，林业战线也无法幸免。
1958 年开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对林业生产造成巨大的破坏，经过几年的恢复发展而呈现勃勃生机的林业战线几乎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大量的森林被毫无计划的砍伐，对环境和水土所造成的破坏是不可估量的，为此还损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人民群众造林育林的积极性也受到了很大的挫伤，乱砍滥伐现象频繁出现。
2.1"大跃进"运动对森林资源的破坏。
发生于 1958-1960 年间的"大跃进"运动，是毛泽东和党中央在探索中国特设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由于经验不足而导致的急于求成的"左"的错误。
所谓"大跃进",就是指经济建设以超出常规的高速发展。"大跃进"运动开始于农业战线，并且迅速扩展到了工业、教育、文艺等各个领域，林业也深受其害。
2.1.1 大炼钢铁运动导致林木被大量砍伐。
1957 年 11 月，毛泽东在莫斯科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提出了要用 15年左右的时间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美的口号；1958年 8 月 17 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 1070 万吨钢而奋斗》的决议，随后国内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全国各地的机关、学校、工厂、企业、公社等都兴建了小高炉。为了炼钢，不产煤的地方就大量采伐林木烧炭来代替焦煤。在这种形势下，国内大片的森林被砍伐，其中包括许多原始森林，还有大量的"四旁"林、风景林和古树等竟然被砍掉充当了柴火和薪碳等，好不容易有了一定恢复和发展的森林资源在短时间了遭受了几乎是毁灭性的灾难。
大炼钢铁运动给我国的林业发展带来的灾难是极其巨大的，许多原本满布树木的山林变成了"秃头",例如：1958 年下半年，广西武宣县为了炼钢砍伐了数十万亩约 50 万立方米的木材，使全县 86%的山林遭到毁灭性破坏.陕西省安县铁厂社 1958 年 11 月开始炼钢铁，两个月之内破坏森林 1000 多立方，使原先不少满是橡木的山岭变成了"光头秃".河南省为了解决炼钢铁的燃料问题，在太行、伏牛、桐柏等山区农村组织大量劳动力上山伐木烧炭，使成片成片的森林被砍伐一空，天然植被被严重毁坏，生态环境严重退化。贵州省毕节地区，1953 年全区有林地43.27 万公顷，森林覆盖率为 15%,到 1963 年，全区林地面积减少为 31.03 万公顷，森林覆盖率也下降到了 10.80%.这些森林全是被砍去烧炭炼钢或者做公社食堂的薪柴，还有一部分是为开荒种粮而被毁掉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在 1958 年就因烧炭、炼钢砍伐木材 1750 万立方米，相当于当年国家计划在该区收购木材的 10 倍以上.
陕西省洛南县在 958 年共建起 787 个炼铁炉，35 个炼钢炉，抽调了大量劳动力组成民兵连，进驻林区砍伐木材烧木炭炼钢。据统计，仅石门公社当时就成立了三个连（260 人），进驻黄龙林区，剃头式砍伐了 2000 多亩山林.北方祁连山森林总蓄积量经过大炼钢铁减少了 53 万立方米，1/4 的蓄木被砍尽.
为了调查森林被毁坏的情况，1962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派了几个调查组前往福建、广东、广西、湖南和江西 5 省（自治区）。据他们调查，当时森林破坏最严重的是丘陵地区和低矮山区，有些地方的林木甚至被砍光了。比如湖南省洞口县从进入山口开始到雪峰山主峰处这长达一百里的路程，在 1957 年以前公路两旁的林木是非常多的，到调查时路旁的树木已经被砍伐得所剩无几了。根据估算，洞口县的木材资源减少了 60%,楠竹资源更是只剩下 20%左右。广东省乐昌县由县城到坪石路段沿京广铁路两侧一百多里的山地，1957 年以前森林广布，放眼望去是大片大片生长良好的林木，在调查时已经变成了大片的荒坡和灌木丛，基本找不到成型的大树了。
大炼钢铁运动中使得全国各地的森林资源都遭到了几乎是毁灭性的打击，大量的山林被砍光，生态环境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导致接下来几年里全国各地水土流失等各种自然灾害频发，给人民群众的生活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2.2.2 各种"大办"、毁林开荒导致林木大量被毁。
除了大炼钢铁外，"大跃进"运动期间各种"大办",比如大修水利等，对森林资源也造成了一定的破坏。
1957 年 9 月 24 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在今冬明春大规模开展兴修农田水利运动的决定》，全国各地开始兴起一场大修水利的高潮。
比如江苏省在 1957 年年底的中共江苏省第三次代表大会二次会议上提出了要"以蓄为主、小型为主、社办为主"和"大中小型密切结合"的一套治水方针，大修水利运动随即在全省各地兴起。1958 年，江苏省召开了地、市、县委书记会议，将冬春水利工程计划指标从原来的 5 亿土方提高到了 35 亿土方。从黄海边到洪泽湖，从镇杨山区到徐淮平原，包括原木在内的大量物资器材和上百万民工投入到了水利工程建设中去。据当时的统计，在 1957 年冬和 1958 年春，江苏一共挖了 34亿个土石方。
安徽省最初提出全省搞 8 亿土石方的目标，后来增加到 16 亿土石方，再后来增加到 32 亿土石方，最后定位 64 亿土石方。河南省前五个月完成土石方 32 亿，1958 年 3 月到 5 月又完成 50 亿土石方。到 1958 年 4 月中旬，全国共投入 130 多亿工日，完成土石方总量 250 多亿立方。
1959 年冬到 1960 年春的全民大修水利运动，全国预计共有三百个大型工程同时上马。这样大量的兴修水利工程，不但要砍伐大量的树木，而且对林区资源的破坏也很大。在湖区、黄淮流域修建的水利工程，毫无疑问会毁掉大量的湖区森林。
豫东的太康县，从 1958 年以后到 1960 年，因兴修水利和非生产性建设搞"一平二调",刮"共产风",砍伐各生产队和社员个人树木近 40 万棵.
除了大炼钢和大修水利外，在"大跃进"的狂潮下，各种全民"大办"相继调动成千上万的群众参与。全国各地都在大办煤矿、大办交通、大办工业、甚至是大办学校，无数人风餐露宿，日夜苦战。有些地方甚至将社员按班、排、连、营、团编组，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到处砍树烧炭、搬石拱炉、采矿炼铁。比如河北省定县短短一个多月时间就建起中小工厂 1530 个，平均每天有 35个工厂投产；甘肃省到 1958 年 5、6 月间，全省厂矿数已经达到了 22 万个；湖南省提出要依靠群众办工业，做到"县县办工业，乡乡办工业，社社办工业，各级办工业，各部门办工业",3 月下旬到 6 月底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全省就新建中小厂矿 23 万个。
各种各样的"大办",需要消耗大量的木材。煤矿等厂矿需要大量木材做坑木，铁路需要大量木材做枕木，学校需要大量木材制作课桌椅……这样一来，对林业资源的需求大增，导致各种乱砍滥伐现象层出不穷。
此外，在三年困难时期，由于全国粮食歉收，各地纷纷开始大规模的毁林开荒，开展生产救灾运动。山区农民在林区开荒时通常会就地烧毁砍伐的树木或灌木以充当肥料，这种行为危害是极大的，它导致山火频频发生，大量的森林毁于大火。
当时因为毁林开荒而引起的森林火灾几乎每天都有。仅在 1960 年 1 月到 3 月间，全国范围内由于烧荒、烧肥、烧木炭等引起的森林火灾就有 2000 多起，受害林地面积达 5000 多万亩，烧毁树木 1.8 亿株。比如广西省隆林县的金钟山、那劳和劳左三个林区，在这年 3 月 8 日同时发生火灾，大火连烧了五个日夜，不但烧毁广西省内的森林 9 万多亩，还把临近的云南省广南县境内的 10 多万亩山林烧毁殆尽；广东省连阳县在 2 月 1 日到 9 日短短 9 天时间内连续发生火灾 34 起，受害林地面积 12 万多亩；贵州省罗甸县有个羊里林场在 3 月 7 日这天就发生了 4 起火灾，导致该林场 39 万多亩森林被毁，凝聚了无数人心血的羊里林场几乎被毁于一旦。
1960 年，安徽省大规模采伐林木活动有所减少，但是由于当年农业歉收，当地在山区丘陵地区却又普遍出现了毁林种粮（山区叫开"火子山"）的现象，导致省内无数山林毁于大火。根据安徽省 1963 年的调查统计，在 1958 年-1962 年间，安徽全省有林地面积由 50 年代初期（1950-1957 年）的 2520 万亩减少到了 1920万亩，减少了 23.8%;森林蓄积量也由 8693 万立方米减少到 4028 万立方米，减少了 53.7%;森林覆盖率由 12.51%减少到 10.19%,减少了 2.32%.
这些减少的山林，一部分是因为毁于森林大火，还有一部分是毁于开荒。
广东的乐昌县的大源公社仅在1961年冬天和1962年春天开荒就毁掉幼苗林达4000 亩，瑶山大队为开荒砍掉棕树达 15 万株。而本为广东省四个重点林区县之一的广宁县，在 1961 和 1962 两年时间里，仅开荒一项就毁掉林木达 20 多万亩，丛生竹木更是由原来的 58 万亩减少到了 32 万亩。
根据调查，湖南省"一五"期间林业用地为 1396.67 万公顷，占全省面积的 65.93%,到"四五"时期进行森林资源清查时，林业用地减少到了 1246.49 万公顷，减少了 10.76%,湖南省安化县在"大跃进"期间开始开荒，到 1962 年 5 月就开荒 120 多万亩，弃耕面积也有 30多万亩，森林资源减少了 50%以上。
湖南郴州地区仅 1958 年 1 年内就发生山火 13起，烧毁山林 1.25 万亩，烧毁林木 129 万株，损失惨重.自"农业六十条"允许社员垦荒后，江西省在一年内就开垦了荒地 270 万亩，占当时全省耕地面积的6.8%.
毁林开荒不仅仅会导致森林资源减少，同时对生态环境也是巨大破坏，由毁林开荒引起的森林大火，更是给森林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原来山区优良的森林环境，在这一番大肆的破坏下，后果是极其严重的：林相破碎，采伐迹地和残次林随处可见，森林分布退缩到了深山区；许多地方生态环境恶化严重，山洪频发，水土流失加重，沙石和洪水一起顺坡而下，损毁农田，淤塞河、湖、水库；旱涝灾害频繁发生等等，这些由于生态环境恶化而导致的自然灾害已经严重威胁到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和农业生产安全。
2.2.3 林业工作中盛行高指标、瞎指挥等。
"大跃进"运动中的高指标、瞎指挥风等也影响到了林业工作，林业生产工作在"五风"的影响下开始出现混乱，各地开始放松对林业工作的监管，乱砍滥伐现象变得十分严重。
湖南资兴市黄草乡为采伐木材，在 1958 年共建了土滑道、竹片滑到、条木滑道、木板滑道等 110 条，全长 43,825 米，组织专业队伍采取"任务三到，粮食三包"的办法刺激采伐木材。"三到"即任务到队、到人、到山场；"三包"即包任务（定额）、包时间、国家包补助粮食。在"三到"和"三包"的激励下，1959年黄草乡提前了 61 天超额 1,112 立方米完成全年木材生产任务，比 1958 年增长30%,为伐木补助粮食达 6.7 万斤。他们还组织了 17 个专业队，抽派强壮劳动力800 多名，大搞砍树挖窑烧木炭，全社挖窑 85 个，年产木炭 2 万吨，消耗木材 1.06万立方米。
1958 年安徽全省实行人民公社化运动后，受当时"左"倾思潮的影响，提出了"向大地园林化进军"的错误口号，开展了一场造林、采伐"大跃进"的运动，层层加大造林、采伐计划指标，在林业战线刮起了共产风，把一些社队的山场平调给了国营林场，无偿把部分社员所有的房屋、农具、林木平调给了社队林场；而且他们还盲目推行"杉木下山"、"毛竹北移"的措施，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造林场面轰轰烈烈，实际效果却极差，普遍出现造林少报数多的现象。据《安徽省志》
记载：1958 年至 1959 年，安徽省木材生产指挥部两次从淮北、江淮地区抽调农民和知青 5 万多人成立了国营森林采伐团，在全省范围内划定了 139 个伐区，各个山区县还组织一些临时采伐队和烧炭专业队，这些木材采伐团队大规模地无偿采伐国有林和社队集体所有林，用于工程建设或冶炼钢铁；公社食堂也大量砍伐"四旁"树木充当薪柴烧火做饭。这些举动给当地的森林资源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河北省在"大跃进"时期受"左"的思想影响，林业工作的指导思想出现严重偏差，全省上下盲目追求木材生产，下放木材审批权，造成森林资源被过度采伐，毁果种粮和乱砍滥伐果树木的现象到处都是。到 1962 年底，河北全省的果树面积就由 1957 年的 13.77 万公顷，减少到 10.17 万公顷.
福建省农村人民公社化后，曾动员数十万农民到山上安营扎寨，大肆造林种树，兴办起社队林场或专业队多达 3000 余个，涉及专业劳力近 10 万余人。全省国营林场一下子猛增到了 170 个，职工 2 万多人。在"二五"计划期间，福建省全省共造林 209 万公顷，然而实际成活率、保存率仅在 20%左右，加上造林后经营管理不当，最终能发展为林地的更少。
四川省在 50 年代初，森林覆盖率有 20%,经过"大炼钢铁"的破坏后，森林覆盖率下降到了 9%左右。四川省平武县在"共产风"的影响下，在 1958--1961年的四年间，沿着平通河而上，大量砍伐家杉，不论是国家的、集体的还是社员个人的全部都砍掉，导致该县在 70 年代杉木资源枯竭，连种源都几近枯竭，育林造林还要靠外调种苗。而且由于只采伐却不重视种树，当地森工企业迹地更新欠账达5 万余亩；加上毁林开荒，森林火灾频繁发生，采伐迹地、火烧迹地和乱砍滥伐造成的残林迹地逐年增多，森林有林地面积由解放初的 52.42%下降到了 70 年代的34.6%.
1959年湖南郴州地区在该乡贵溪大队大浦队毛坪山场举办了一个有17人参加的油锯训练班，砍伐松杂林木几十亩，因为当时无公路，加上无人看管，预计有1000 多立方米的木材没有运出，全部腐朽在山上。据统计，1958 至 1960 三年中，全乡共砍伐森林面积 5.6 万亩，砍伐林木蓄积量达 38.5 万多立方米，而实际造林5068 亩，只占采伐森林面积的 9.07%,同时由于造林后缺乏管理，林木成活率仅有60%左右.
瞎指挥、高指标和共产风等不但对森林资源的破坏十分严重，也损害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人民群众的植树造林热情下降，只管砍伐不管种植，十分不利于林业的发展。
同时许多地方为了增加木材产量，甚至开始大量砍伐防护林。辽宁省的彰武、康平、新民等县的农田防护林被砍掉 70%以上；豫东地区的防护林被破坏了 80%,开封县的 40 万亩耕地因此撂荒；冀西防护林被破坏掉 4 万亩，占防护林面积 1/3以上；河北省固安县境内的永定河下游的防护林有一半都被毁了；山西省的榆林、横山等县毁林、刨沙篙达 200 万亩；甘肃省的河西防护林和固沙林被砍掉 22.4 万亩。
防护林被破坏使得各地经常遭受泥石流、沙尘暴等灾害的侵袭，许多地方因为失去防护林的保护而使得耕地撂荒。1960 年 12 月，新华社记者张广友下放到鲁西北惠民县时，放眼所见，几乎已是寸草不生，他后来在《抹不掉的记忆：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一书中回忆到："这里的土地已经一片荒芜，到处是白茫茫的盐碱滩，有点寸草不长。所有的树木已经全部砍光，有的树根已经被挖走，有点还残留着伐根。
"除了防护林外，各地经济林也遭到了很大的破坏。全国油茶林减少了l0%,油桐林减少了 20%.
2.2 人民公社化运动对森林资源的破坏。
1958 年中共中央正式通过《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后，根据中央的要求，全国 99%的农户都转入人民公社，原合作社的山林、耕地等全部收归人民公社所有。
2.2.1 体制变化导致林木等被砍伐。
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始后，"共产风"盛行，各地纷纷按照"一大二公"的要求，将原合作社的山林、耕地等全部归人民公社所有。所谓"共产风"就是"一平二调三收款",实行绝对平均主义，无偿调拨生产队的土地、物资和劳动力，甚至无偿调用社员的房屋、家具，这实际上是对农民的剥夺，使农民惊恐和不满，纷纷杀猪宰羊，砍树伐木，造成生产力的很大破坏。而且由于林木充公时折价不合理甚至是无偿充公，收归集体所有，不少地方出现了乱砍滥伐现象。许多山民觉得，自己的林木被无偿收归中央太吃亏了，于是纷纷上山砍树。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了一个乱砍滥伐、破坏森林资源的高潮。
福建省南平市王台乡，1958 年提出了"发挥人民公社'一大二公'优越性"的口号，规定：各大队的山林所有权一律归公社所有；把山价款收入国家得 40%、公社得 20%、大队得 40%的办法，改成大队只赚采伐工资，取消山价款分益；高级社时期私有林折价入社部分，除 1958 年的酌情给予适当补贴外，今后不再分期偿还。该乡的高阜大队公社化前经营 2.7 万亩山林，有 2.3 万亩被平调归高阜国有林经营所，大队只剩下 383 亩，而经营所的山林面积却由原来的 8068 亩，扩大到 2.6万亩。由于林权归公，不少人认为，公家的林子人人有份，大家都可以砍，出现了乱砍滥伐现象；甚至沙县的农民都跑到王台林区来砍伐木材、毛竹，导致当地林木资源被大量破坏。
2.2.2 大办公共食堂导致林木被砍伐。
当时全国各地大办社队食堂，对森林资源也产生了一定的危害。
中央号召成立社队农场的初衷是为了解放女性。然而这种公共食堂制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将女性社员从"锅台"边解放了出来，但却带来了新的问题。比如说当社员饭后需要用热水、开水时，就需要耗费木材自己烧水；到了冬天时，社员将从食堂领到的饭菜带回家后，往往饭菜已经凉了，这就需要他们自己在家里再热一遍。
这样算下来，公共食堂不但没有如预期那样节约燃料，反而造成烧料的浪费。而且当年不少食堂为了图方便，就直接砍伐树木当做柴火，这也导致了大量的林木被砍伐。
江西上饶地区在 1959 年做过一个关于公共食堂烧柴问题的调查：上饶乐平县临港公社古田片一共 5 个大队，其中 4 个大队的食堂需要烧木柴做饭，所烧的木柴大多数 10 年生左右的小松树，甚至还有砍伐樟树、乌柏树等珍贵树木当柴烧的现象。大队的全部林木资源不到 300 天就全部砍光了。
胡乔木在《关于韶山公社食堂问题给毛主席的报告》中也提到，韶山地区自从搞公共食堂，烧柴量也大增，"食堂烧柴浪费大，每人每天平均二十斤，家里还要烧一道。过去自己煮饭，每人每天平均五六斤，多数是烧柴屑子。"王锋在《关于农村食堂问题向毛主席的报告》中也提到，他们的调查组所在的临夏自治州新集公社新一号生产大队食堂每天要烧麦草 202 斤，社员们打饭回家重新热一下和烧开水需要麦草 220 斤，这样算下来的话，公社每天要烧 422 斤麦草，而食堂停办以后，全大队每天只需要烧草 282 斤，比食堂未停办前节省了 33.1%.
彭坤耀在他的《平民外史（上卷）》中还提到，他们公社"过去各家各户烧的都是茅草、枯柴枯棍，现在煮大锅大锅的蒸笼饭、煮大锅大锅的猪食，需要旺火，用的都是树木。生产队派了两个人专门砍树、劈柴晒干。一片一片的森林就被砍伐，当柴火烧了。"刘少奇在强调要解散公共食堂时也提到，公共食堂"烧硬柴砍树，不砍茅草，砍了山林".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在 1959 年 9 月的一次讲话中也指出，社员在公共食堂吃饭，"粮食比在家里吃得多，燃烧也比在家里浪费，在家煮饭软柴杂草就行，到食堂煮饭就得用煤炭或者劈柴，食堂用煤与工业用煤也有矛盾，烧劈柴就得砍树。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对森林的乱砍滥伐导致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并且其不良后果很快就开始对我国的工农业建设产生影响。
2.3 林产品产量下降，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影响工农业生产1961 年，全国木材产量开始减少，供需矛盾变得十分突出。
根据林业部在 1961 年 10 月的报告，1961 年北戴河会议确定的木材生产计划是 2167 万立方米，但是预计到九月底完成的还只有 1494 万立方米，离计划还差673 万立方米，林业部预计全国只能完成 593 万立方米的产量，加上全国森工企业贮木场库存的313.5万立方木和可能进口的8.7万立方米，也只有915.2万立方米，折合等内才为 824.5 万立方米。这一数字，除去森工企业要保留周转的 141.6 万立方米和受运输条件限制（如铁路未通车、河道结冰等）而运不出来的 137.2 万立方米以外，全国可供分配的木材资源只有 545.7 万立方米，供需缺口高达 122 万多立方米。
1961 年的木材生产与 1962 年木材生产计划指标，都已经比前三年的平均实际产量低。木材产量的降低，严重影响到了坑木、枕木、造纸用材的需要，间接导致了全国煤炭和纸的产量都有所下降；此外，因为腐烂的枕木不能及时抽换，已经影响到了火车的行车速度和安全。
1962 年木材的缺口比 1961 年更大了，仅国家基本建设和工业生产维修两项需要的木材就差 100 多万立方米，民间维修运输工具也需要大量的木材、竹子、桐油等，这些也都还差得远。当时中央预计 1962 年的原木产量将比 1957 年减少 481万立方米，而采煤需要用的坑木却比 1957 年要增加 200 多万立方米。如果完全满足采煤要用的坑木的话，那用于其他建设方面的木材就要比 1957 年减少将近 700万立方米。
煤炭作为工业建设和居民日常生活所必须的燃料，关系到工业生产的进程和人民的正常生活，所以保证煤炭的产量是及其重要的，而为了满足采煤所用坑木而产生的这样大的原木缺口，又必将影响到国民经济其他行业的生产计划。木材产量的下降，已经大大影响到了中央的国民经济调整计划。
另外，木材产量的降低，还大大影响到了铁路运输力的提高。1962 年我国铁路的运输量为 3.55 亿吨，比 1960 年下降了 20%,铁路机车、货车大量失修，钢轨和枕木的损坏也十分严重，而维修铁路干线、支线和车辆、设备需要大量的钢材和木材。工农业生产逐步恢复后，势必要求铁路的运输量有所增加，要使铁路的运输量与基本建设规模持平，每年需要大约 40 万吨钢材和 120 万立方米的木材来保证铁路干线、支线和车辆、设备的正常运行.而当时我国的钢材和木材生产却无法满足铁路系统这样大的需求量。
木材产量限制了铁路运输能力的提升，而铁路运输能力的不足，势必会导致工农业生产和建设所需的各种原材料无法及时得到调配，各种工业产品和农产品也无法及时运出生产地，这会对国家的工农业生产的正常发展产生巨大的限制作用，最终将影响到全国各经济部门的调整工作，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由于各行各业大跃进，基本建设面铺得过宽，国家对木材的需求量大增，在这种情况下森工企业不得不增加对森林的采伐；全国兴起的"小土群"大炼钢运动导致大量的树木被胡乱砍伐；各地的公共食堂也需要大量木材充当柴薪为社员准备一日三餐；"共产风"盛行，导致各林区产权模糊不清，社员的林木大量充公导致部分社员乱砍滥伐，也影响了社员的造林积极性；"高指标"、"浮夸风"大行其道，国家和集体用材无计划，为追求产量盲目伐木……这一系列的行为都导致我国森林覆盖率急剧下降，生态环境遭到了极大破坏。此外，盲目推行毁林毁草开荒、围湖围海造田和打虎灭雀等征服大自然的运动，在"人定胜天"、"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等唯意志论的支配下，各地奉行"开荒开到山顶，种田种到湖底"的方针，结果造成了生态环境恶化、水土流失严重、生物多样性锐减、环境污染加剧、自然灾害频繁等一系列严重后果，给人民群众的生活和工农业生产都带来了严重的危害。
生态环境被破坏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比如：宁夏自治区贺兰山周围的草场被改成农田后，牧民失去了放牧场所，大量羊群只好在幼林中活动，对幼林的生长十分不利；林区面积不断减少，加上当地大量挖甘草的行为使得草场质量不断下降，沙蒿减少。因为草场和森林不断被流沙侵蚀，当地县委不得不计划逐年减少羊群数量，导致牧民的收入下降。青海省的柴达木地区，在这几年中破坏灌木林 33 万亩，还有 120 万亩沙漠植被被破坏，导致流沙危害越来越严重，许多农场不得不搬离原来的地方。
河南省开封县的防护林毁光后，40 万亩耕地变成了荒地；翼西防护林区的正定县东里双生产大队，1961 年所种的 270 亩小麦，有 70 亩被风沙掩埋，其余 200亩仅收回种子；还有 1100 亩花生和棉花第因为风沙的危害而不能及时下种，只能改种了大豆。
福建九龙江流域的漳州平原以前是有名的产粮区，然而由于生态被破坏导致洪灾频发，近三年内被冲毁的农田达 6 万多亩，九龙江北岸一个年产柑橘7 万多担的国营林场也被大水冲走了；建阳县的水吉镇郊区原来容易受旱的稻田只有 700 多亩，1958 年附近的山头的林木被砍光后，受旱面积扩大到了 2000 多亩.
此外，据调查，1962 年全国的盐碱地与 1957 年相比增加了 1700 万亩.
适耕土地面积下降，导致粮食等农产品产量也下降严重，而适逢当时国家提出了"人多力量大"的口号，全国人口大量增加，导致人均口粮严重不足，人民群众的生活遭遇了巨大的困难。
森林资源被破坏严重，导致生态平衡被打破，各种自然灾害的危害的影响就会变得格外严重。从 1959 年开始，各种自然灾害接踵而来，迅速席卷了整个神州大地。1959 年全国受灾总面积达 4371.4 万公顷，成灾 1347.6 万公顷，旱灾波及豫、鲁、川、皖、鄂、湘、黑、陕、晋等 20 个省区，受灾面积 3380.6 万公顷，占全国受灾总面积的 77.3%;成灾 1117.3 万公顷，占全国成灾总面积的 82.9%,受灾范围之大在 1950 年代是前所未有的，河南省受灾面积更是达到了 666.6 万公顷。
1960 年上半年，北方地区大早，鲁、豫、冀、晋、内蒙、甘、陕七省区大多自 1959 年秋起就没怎么下过雨雪，有些地区旱期甚至长达 300--400 天，受灾面积达 2319.1 万公顷，成灾 1420 万公顷；其中山东、河北、河南三省受灾面积均在530 万公顷左右，合计 1598.6 万公顷，成灾 808.5 万公顷。山东省与河南省伏牛山--沙河以北地区大部分的河道都断流了，济南至范县一段的黄河也有 40 多天断流或接近断流，有 800 万人缺乏饮用水。夏秋季节，南方的皖、苏、鄂、湘、粤、滇、川七省区因旱受灾面积都在66.6万公顷以上，四川、湖北两省成灾面积达198.1万公顷。除西藏外，大陆各省区灾害面积高达 3812.46 万公顷，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高纪录。
1961 年 1 月--9 月，全国范围内持续旱灾。黄河、淮河流域有 1300 多万公顷的农田自去年冬天就持续受旱，到 3 月下旬，华北地区有少量降雨，受旱面积减少到 860 多万公顷；但是 4 月份辽宁省干旱变得严重，旱区面积增加至 1369.3 万公顷，山东省就占了 593.3 万公顷；6 月，旱情扩大到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秦岭、大巴山、大别山地区的旱情一直到 9 月才缓解。这一年内，全国的旱区受灾面积达3784.6 万公顷，成灾 1865.4 万公顷。
1959--1961 年持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在我国历史上是极其少见的，所造成的影响也是最为恶劣的。在三年自然灾害之时，我国刚经历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耕地面积下降，粮食产量与粮食储量都下降严重。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导致全国农业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人民群众的自救能力下降。虽然我们不能把这三次自然灾害的原因完全归咎于是森林资源减少导致的生态破坏带来的恶果，但是我们无法否认，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是这三年自然灾害危险特别大、救灾十分困难的重要原因之一。生态环境被严重破坏扩大了这次自然灾害的范围，加大了自然灾害的影响力，增加了人民群众抗灾救灾的难度，使得灾害的破坏力变得更加严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