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文字改革一直是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所谓独立，一是文学史较少涉及文字改革的内容； 另一方面是文字改革运动的发展脉络和学术判断亦不如文学史中其它文学现象明晰。其实，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文字改革二者间有着密切的勾联，后者理应纳入现代文学研究的视野。在现代文字改革运动中，鲁迅和洪深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们的现代文字改革观念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
一
中国现代文字改革从清朝末年的“切音字运动”开始。①其后，又经历了注音字母、国语罗马字拼音、汉字拉丁化、大众语、普通话、简化字运动等不同阶段。鲁迅和洪深的文字改革观主要包括“汉字拉丁化”和“基本字”等内涵，本文拟从其文字改革的指导思想和文字改革的实施方案两个方面进行比较分析。
关于“为什么要进行文字改革”,鲁迅与洪深的认知大体相同，而又同中有异。文学革命时期，鲁迅是现代白话的忠实拥趸，1934年前后，他对包括白话在内的汉字的缺陷有了清醒的认知，成为其进行文字改革的直接动因。他认为汉字的缺陷有三：
其一，汉字繁难，难以掌握。鲁迅认为，中国文字的基础是“象形”,因此“写字就是画画”,有时，“单单为了画这一个字，就很要破费些工夫”,即便这样，“不过还是走不通，因为有些事物是画不出，有些事物是画不来，……但写字究竟是写字，不能像绘画那样精工，到底还是硬挺不下去。”后来，意义和形象虽脱离了关系，然而，那基础也还是画画儿。“总之： 你如果要写字，就非永远画画不成。”②这样就造成了汉字的笔画繁复，结构复杂，难以掌握。所以，“我们中国的文字，对于大众，除了身分，经济这些限制之外，却还要加上一条高门槛： 难。单是这条门槛，倘不费他十来年工夫，就不容易跨过。”③“去叫孩子写，非练习半年六月，是很难写在半寸见方的格子里面的。”④再加上“士大夫，又竭力的要使文字更加难起来，因为这可以使他特别的尊严，超出别的一切平常的士大夫之上”.所以，汉朝的杨雄喜欢奇字，唐代的樊宗师文章不易断句，李贺的诗别人看不懂，更有甚者，还有人故意“从《康熙字典》上查出几个古字来，夹进文章里面去”.⑤这些先天弱点和后天人为因素都造成了汉字难写、难记和难掌握。
其二，汉字造成了文化霸权。鲁迅敏锐地觉察到了自古至今，由方块字所承载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垄断功能。他认为正是传统汉字造成了特权阶层与民众的对立，虽然文字从百姓大众手中“上古结绳而治”,但在民间萌芽后，“却一定为特权者所收揽”,“文字难，文章难，这都还是原来的； 这些上面，又加以士大夫故意特制的难，却还想它和大众有缘，怎么办得到。但士大夫们也正愿其如此，如果文字易识，大家都会，文字就不尊严，他也跟着不尊严了。”
在鲁迅看来，汉字已不仅仅是一种表意的符号了，它还成为划分不同阶层和阶级的标志物，甚至是“治人”的工具，成为了文化权力和文化身份的象征。正如布尔迪厄所说： “语言关系总是符号权力的关系，通过这种关系，言说者和他们分别所属的各种群体之间的力量关系转而以一种变形的形式表现出来”.
在布尔迪厄眼中，语言在交流实施的过程中，本质上到处显现着社会意识形态中的文化霸权，所以鲁迅在《阿 Q 正传》俄文本序中说，“我们的古人又造出了一种难到可怕的一块一块的文字； 但我还并不十分怨恨，因为我觉得他们倒并不是故意的。然而，许多人却不能借此说话了，加以古训所筑成的高墙，更使他们连想也不敢想。现在我们所能听到的，不过是几个圣人之徒的意见和道理，为了他们自己； 至于百姓，却就默默的生长，萎黄，枯死了，像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已经有四千年！ ”
其三，汉字的形、音、义功能分离。在《门外文谈》中，鲁迅梳理了汉字从象形、指事、会意到谐声的变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表达的复杂，早就将形象改得简单，远离了写实。“篆字圆折，还有图画的余痕，从隶书到现在的楷书，和形象就天差地远……写起来虽然比较的简单，认起来却非常困难了，要凭空一个一个的记住。”⑨这样就造成了汉字形音义的分离，学习者必须一一对应其关系，即一个字一个字的将其发音、字形和意义固定记忆才能掌握。同时，汉字中还存在着大量的同音字、多音字，多义字等，都给学习者带来了很大的障碍，所以鲁迅说： “欧洲人虽出身穷苦，也能做文章； 这因为他们的文字容易写，中国的文字却不容易写了。”⑩与欧洲的表音文字相比，鲁迅尽管欣喜地指出谐声“已经是‘记音’了”,“是中国文字的进步”,但总体来说，“古人传文字给我们，原是一份重大的遗产，应该感谢的。但在成了不象形的象形字，不十分谐声的谐声字的现在，这感谢却只好踌蹰一下了。”但同时，鲁迅也清醒地认识到，文字在承担统治者“治人”工具功能的同时，它还是一把“双刃剑”,因为，通过文字改革，也能使其成为大众摆脱“治于人”现状的有效途径。
在 1930 年代的第三次大众化讨论中，鲁迅深切体悟到精英知识分子最多不过是扮演普通大众“代言人”的角色，从“五四”文学革命提倡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再到左联热衷的“大众文学”,本质上都是“为平民大众创作”的精英理念的显现，而“大众自己创作”文学的时代远没有到来，这种症候的症结就是大众没有使用文字的话语权，加之伴随国民政府倡导的“新生活运动”掀起文言复古的潮流，?鲁迅深刻地认识到，倘使大众摆脱“治于人”的地位，就必须进行文字改革，使文字和语言真正重新回归到大众手中，使他们真正获得自由言说的话语权，成为现代社会的新型国民和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生力军。此时，鲁迅的启蒙理念已由“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式的“代言”,发展为通过文字改革帮助大众的“自言”,再通过“自言”实现“立人”、乃至“立国”的总目标。也正是在这种理念的支撑下，鲁迅才会“惟此亦不大众之祈，而属望止一二士，立之为极，俾众瞻观，则人亦庶乎免沦没。”
他汲取尼采的“超人哲学”思想，将这“一二士”看做是打破文化垄断和文化等级乃至“无声的中国”的希望，我们甚至可以认为，他心目中，自己就是为大众盗得文字火种的这“一二士”.正因如此，他才会不遗余力地致力于汉字改革。
洪深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戏剧家与教育家，与鲁迅一样，他也从启蒙的角度考量文字改革。在戏剧创作中，他意识到汉字难写、难学、难懂的弊端，认识到文字改革乃是启蒙民众的前提和关键，并身体力行地投入到汉字改革运动中去。1935 年 7 月，洪深在《东方杂志》第 32 卷第 14 号上发表了《一千一百个基本汉字使用教学法》，一方面呼应正在进行的“推行手头字运动”,另一方面则阐释和论证了自己的文字改革观。在此之前，洪深进行了一系列有关文学和戏剧受众接受状况的调研，凭着对戏剧的熟悉和对观众的了解，他认识到文字改革不得不面对的事实是，大部分的平民大众没有受过教育，他们看不懂报刊，不了解国内外大事，更不了解自己的生活权利和生存状况。针对大众的接受现状和文字改革的缺陷，他认为“两个问题非常重要，是值得我们精密的思考的”,“第一，一般人应当认识的字，最低限度的数目是多少； 第二，我们教他们这些字的目的是什么。”
他精心挑选了对大众最为实用、也必须掌握的一千一百个汉字进行教授，其目的并不仅仅为了大众扫盲，他认为掌握了这一千一百个基本汉字之后，民众就能够看报、读书，了解国家大事，进而响应启蒙的号召，改善自身的文化素质。“我们教他们这些字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还是使得一个人仅仅地会记一本日用帐或简单地写一封家常信就算满足了呢，还是要求他有能力看书看报，看得懂我们所要对他们说的关于政治，经济，社会情形，世界大势等一切的话； 就是，使得他能被我们影响着，领导着，教育着，组织着，做成一个我们期望他做成的国民”.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洪深理想中的文字改革并不像“手头字运动”和《平民千字课》那样为了简单的满足大众的生活之需，也不是像有些文学家所愿的提高大众的文学素质，其目的在于大众通过识字、写字能够了解国家大事，能够摆脱愚昧麻木的精神状态，能够理解启蒙的思想，呼应启蒙的号召，成为建设现代民族国家所需要的新型国民。正如他在书中特别提到“我们的注重点，是要他们识得了字以后，可以看懂那我们写给他们看的东西； 这样，我们就可以领导着他们向进化的路上跑。”这些理念与鲁迅的思想不无二致。
洪深和鲁迅的文字改革思想在大体一致的前提下，也有一些差异。如果说鲁迅的文字改革思想偏于精神启蒙的话，洪深的思想则更“接地气”,更加注重现实。洪深于 1916年留学美国，后在 1919 年转入哈佛大学师从贝克教授学习戏剧创作与理论，逐渐形成了“为人生”与“为观众”戏剧观念。他从戏剧《贫民惨剧》开始，关注底层人民的悲惨命运，并将其与语言文字的教育弊端结合起来。在《贫民惨剧》序言中，洪深说道： “某次偶劝驴童读书，答曰： ‘先生们读了书，将来做官发财，我们要读书，一家子都得饿死了！ ’所谓平民生计教育问题，经此一语道尽矣。”
洪深不但意识到在当时的社会制度和教育体制下，平民很难接受教育，即使受到了简单的教育，也不能熟练地掌握文字语言，并不能像教育家们所希望的那样改变命运，甚至仍然摆脱不了“饿死”的困境，他认为汉字的难写、难学是造成“贫民惨剧”的根源之一，因而在其后的戏剧创作中，他一方面描写底层大众悲惨的生活命运，另一方面又探寻因语言文字的弊端所造成大众受教育难而形成悲剧的深层原因。在农村三部曲《五奎桥》、《香稻米》、《青龙潭》中，洪深既反映了“丰收成灾”的社会现实，刻画了“林公达”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无力，更刻画了“沙小大”们因教育缺失而造成的蒙昧迂腐的生活现状。如果说，鲁迅文字改革的指导思想，关注启蒙“形而上”的精神特质的话，洪深的文字改革则更侧重于启蒙民众认识和改善悲惨的生活现状。再进一步比较，还可以看出鲁迅文字改革的指导思想系统而严密，博大而深刻，他旨在通过文字改革，使启蒙思想由早期的知识分子“代言”逐渐过渡到大众“自言”,使他们摆脱“治于人”的社会地位和文化地位，继而在此基础上成为新型国民，与其一以贯之的由“立人”到“立国”的启蒙总思路相一致。
洪深则从现实感受出发，从戏剧创作出发，从解决大众生活实际问题出发来观照文字改革，与鲁迅相比显得比较简单，这与鲁迅思想家和洪深戏剧家的“身份”有关。同样是在文学大众化的大背景下探讨文字改革，鲁迅的关注点在于如何提高国民整体的精神文化素质，以建设现代化的民族国家，洪深则将重点放在如何通过文字改革以实现文学的大众化，即怎样在现有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实现文学的大众化。
二
尽管文字改革的指导思想大体相同，但在如何实行文字改革，即文字改革实施的具体方案方面，鲁迅与洪深的观点和思路并不相同，甚至差异较大，鲁迅主张改革，洪深立足改良。
关于如何进行文字改革，鲁迅从改革的立场出发，主张实行汉字的拉丁化。他的这种观点，除了上述对汉字的缺陷有着清醒的认知外，还建立在对近现代汉字改革的历史沿革的考察基础之上。鲁迅首先考察了当时甚为流行的《平民千字课》，他认为，虽然学完《平民千字课》后，能够记账和看信，但是仍然写不出心中所想的东西，“就如坐牢一般，仅仅能行立坐卧，不能到外面去。”而民国初年劳乃宣和王照的“注音字母”,也仅仅给汉字注音，仍然没有脱离表形文字的窠臼，“写起来要混乱，看起来要眼花了”.罗马字拼法，虽然文字清晰，系统严密，但是拼法繁复，“罗马字拼音者以古来的方块字为主，翻译成罗马字，使大家都来照这规矩写”,还是没有摆脱方块字体系的缺点，同时，它又以北京音为标准而制，没有脱离汉字的四声体系，也给推行带来了很大的不便。
鲁迅通过上述考察认识到，“方块字本身就是一个死症，吃点人参，或者想一点什么方法，固然也许可以拖延一下”,若要真正的面对大众推行文字改革，“现在只还有‘书法拉丁化’的一条路了。”“中国等于并没有文字。待到拉丁化的提议出现，这才抓住了解决问题的紧要关键。”
所谓汉字拉丁化，指从 1930 年代初到1958 年汉语拼音方案公布前试行的一种具有汉语拼音性质的文字方案。它产生于1931 年苏联针对侨居远东的十万文盲工人而开展的扫盲运动中，该方案由瞿秋白、吴玉章、林伯渠、萧三以及苏联汉学家郭质生、莱赫捷、史萍青等参与制定。1929 年瞿秋白等拟订了第一个汉字拉丁化方案，并出版《中国拉丁化字母》一书，引起了语言学界的关注。1931 年，在海参崴举行了中国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会。1933 年后在全国各地推广，1955 年停止使用。汉字拉丁化的特点为，不标记声调，不区分舌间元音，仅有二十八个字母，拼法简单，拼写容易，只要认识这二十八个字母，学一点拼法和写法，就很容易为文化基础较差的普通大众经过简单的训练后迅速掌握，较费时费力的方块汉字而言，可谓成本低、效率高。正如鲁迅所说： “只要认识二十八个字母，学一点拼法和写法，除懒虫和低能外，就谁都能够写得出，看得懂了。况且它还有一个好处，是写得快。”
关于如何实施汉字的拉丁化，鲁迅并不是像今天人们认识的那样主张完全抛开汉字，另起炉灶，而是认为拉丁化的实现，并不是一蹴而就和一朝一夕的事情，“普及拉丁化，要在大众自掌教育的时候。现在我们所办得到是： （ 甲） 研究拉丁化法……（ 丙） 竭力将白话做得浅豁。”为此，鲁迅给出了“从方言土语---普通话---拉丁语”的思路。
他认为，在启蒙初期，各地方应各写自己的方言土话，用不着过分顾忌和别的地方意思不相通。因为“当未用拉丁化写法之前，我们的不识字的人们，原没有用汉字互通着声气，所以新添的坏处是一点也没有的，倒有新的益处，至少是在同一语言的区域里，可以彼此交换意见，吸收智识了。”
只有这样，才能形成“这各处的语文”,此后经过“炼话”和“专化”,形成和推广“普通话”.1930 年代的“大众语”讨论中，有人否认普通话的存在，鲁迅认为“现在在码头上，公共机关中，大学校里，确已有着一种好像普通话模样的东西，大家说话，既非‘国语',又不是京话，各各带着乡音，乡调，却又不是方言，即使说的吃力，听的也吃力，然而总归说得出，听得懂。如果加以整理，帮它发达，也是大众语中的一支，说不定将来还简直是主力。”
鲁迅敏锐地意识到普通话将会成为民族共同语的发展趋势，也会成为实现语文大众化再到汉字拉丁化的过渡和桥梁。而在普通话尚未普及的情况下，他认为“启蒙时候用方言，但一面又要渐渐的加入普通的语法和词汇去。先用固有的，是一个地方的语文的大众化，加入新的去，是全国的语文的大众化。”在鲁迅心目中，推广普通话是与汉字拉丁化相辅相成的，前者是后者的铺垫和前奏，后者只有在前者的基础上才能实现。
在具体实施步骤上，鲁迅主张借鉴日文，“开手是，象日本文那样，只留一点名词之类的汉字，而助词、感叹词、后来连形容词、动词也都要用拉丁化拼音写。”他赞成汉字的简化，“简化汉字改革就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而要倡导简化汉字，首先要打破“正字”观念，不怕写“别字”,他认为“况且我们的方块字，古人写了别字，今人也写别字，可见要写别字的病根，是在方块字本身的”.因此，我们要打破“正字”观念，不要怕大众写“别字”.
综上所述，鲁迅的文字改革方案是一个系统工程，包括方言融合、普通话推广、日文式的汉字拉丁化、汉字简化等诸多方面，是一个全面、完备的理论体系。
可惜的是，鲁迅的汉字拉丁化主张一直被人们所误解，将其与吴稚晖、钱玄同等“彻底废除汉字”的说法视为同类，今天，仍然有人把它作为鲁迅偏执、偏激的有力证据之一。
其实，通过分析可以认识到，鲁迅的汉字拉丁化观点，有循序渐进的过程，有层层递进的方案，有符合当时大众实际文化水平的考量，更有启蒙大众、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诉求，并不像有的人认为的那样“十恶不赦”,相反，经过八十多年的风云变幻，在当下全球化和网络化的语境中，如何恰如其分的理解、评价和认知鲁迅的观点，仍是现代文学界和鲁迅研究界的一道重要课题。
与鲁迅全面深远的文字改革方案相比，洪深的方案显得更现实与专业，且更具有推行的可行性。其主要思想表现在《一千一百个基本汉字实用教学法》中。与鲁迅拉丁化的改革主张相比，洪深更具改良色彩，他把文字改革的着力点放在现有的基本汉字上，其核心理念是如何使大众在最短的时间内掌握最有用的字并取得最大的实效。因此，他“煞费苦心”地精选了一千一百个常用的、基本的汉字，推行文字改革，普及大众教育。其实，这种做法也不新鲜，但与之前流行的《平民千字课》相比，《一千一百个基本汉字》有以下特点：
一是实用性强，易于学习。虽然洪深只列举了一千一百个汉字，但它们经过精心设计和挑选，分为“实物词”、“形容词”、“动作词”、“助话词”四等八大类，基本上能够满足普通大众日常生活的需求，且易于学习和掌握。正如他自己所言： “《一千一百字》数目越少越好，使得他们学起来，快而容易； 同时这些字又须是一种完备的工具，现代生活中的一切情形，和一个人的心里所要说的任何话，应当就靠着这几个字都可以十足地明白地表达出来。”
二是重视方言，因地制宜。例如“蟹”这个字在上海人的生活中是常见的，而在山东的青州这些内陆地区是不必要识得的，山东人大半要识得“炕”这个字，而上海人就不必知道是什么意思了。此外，对于那些开汽车的人必须要识得“橡皮胎”的“胎”字，在矿山工作的工人应该识得“炭”字和“矿”字，一般的乡村人又要识得“桃”、“苋”、“杏”等这些常见的瓜果蔬菜。
三是创造了因事分类的识字方法，其中有“衣食住行”、“鸟畜草木”、“人”、“助话词”、“口手体足腿”等部类，大众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遇到或用到这些词语，用“因事分类”的方法能帮助大众更好的记忆和掌握基本汉字。
四是重视词汇的活用。主要为形容词和动词的活用，例如“精兵”是指那些有战斗力的士兵，“软话”是因有求于人而说的好话； 与形容词相对，又有动词的活用，例如一般的实物词可以借用作动词，如“剪一件衣服”、“锯一根木头”,这里的“剪”“锯”原先都是名词“剪子”和“锯条”的简称，这里可以活用作动词。
鲁迅站在启蒙的立场，从思想革命的视域出发，主张汉字的拉丁化，“将文字交给一切人”,彻底打破文字难学造成的社会差异和文化隔阂，为此，他进行了缜密的思考，层层递进、逐步实施，形成了一整套具有较强系统性和逻辑性的汉字拉丁化理论。他的主张与他一贯所持的决绝和彻底的姿态相一致，略显激进，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汉字的文化传统； 而洪深则更显稳健，尽管缺少鲁迅的深度和严密，却从当时的文化生态和教育实际出发，立足在现有的基础上进行改良，精选出最基本、也是生活中最实用的汉字，以此为基点，通过“替代”、“活用”、“分类”等方法，迅速扩大词汇量和使用范围，以期通过改良式的文字改革，快速提高大众的文化水平。
虽然鲁迅的文字观最终的落脚点是汉字的拉丁化，与洪深的基本汉字的文字观看似没有关联，但是仔细研究会发现两人在文字改革的方案上还有一些相似的理念，可谓“异中有同”.
首先，鲁迅和洪深对近现代汉字改革的弱点认知相同。例如鲁迅认为《平民千字课》虽然能写，但是字数太少，就像做监牢一样，只能在特定的字数所规定的范围内读写，而不能自由、自主地表达个体的思想； 洪深同样认识到《平民千字课》范围太窄，只能表达简单的意思，而不能传达繁复曲折的心情。
其次，鲁迅和洪深都重视“方言”和“别字”.鲁迅主张“现在的中国，本来还不是一种语言所能统一，所以必须另照各地方的言语来拼，待将来再图沟通”; 而洪深则主张“在一千一百个字之外，照那学字人所处的地方，和他所做的职业，加出一百到一百五十个特别字”,如青岛的人要识得“韓主席”的“韓”,“膠州”的“膠”字； 同样上海人也要识得“蘇州”的“蘇”字。对于别字，鲁迅认为古人本身就不存在“正字”与“别字”之分，现代人写个“别字”,也不值得大惊小怪； 洪深则赞同汉字中的“通假”,如“钩”字可以通“勾”,用在“勾结”中，“台”可以转作“抬”,“几”可以代得“幾”等等。
第三，鲁迅关于汉字改革方案的发展方向与洪深大体一致。鲁迅在《门外文谈》中形象地介绍了汉字由象形到会意到形声的发展过程，他认为“文字发展到今天已经变成了象形不是象形，谐声不谐声的文字”,但大的趋势是由“表意”朝“表音”的方向走去； 洪深在《一千一百个基本汉字》中说道： “图画字慢慢发展到了象形字，象形字的一部分又经过’转曲‘而成为了表意字，表意字更进一层就会成为’既不代表事物，也不代表意义，只代表声音而已‘的表意字了。”就汉字改革方案的最终发展方向而言，两人均指向了“表音化”.目前，学术界部分学者也以全球化的视野观之，提出当今世界文字改革的主要潮流为由表意文字向表音文字发展，汉字表音化改革当为今后汉字发展的主要趋势。他们从汉字的起源和发展、汉字表音化改革的原因、当今汉字表音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障碍、以及汉字表音化过程中应当采取的策略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和论证。
最后，洪深指出基本汉字的改革方案只是现实环境中的“权宜之计”,他亦与鲁迅一样，希望通过汉字的拉丁化实现汉语的表音化目标。洪深特别强调，教字先生在教大众识字的同时，“应当尽量地学习中国人的说话和文字中的现成短词”,在他看来，我们尤其要注意那些形意不同、但读音相同的词语，应将它们看成是一种“表音的符号”,同时又要用这现成短词作“表音单位”,这样，每个代表实物的短词，就至少有两个连在一起的读音，也就是说，“一个短词就是一个复音字，我们的学习汉字的过程渐渐由学习一个汉字转向学习一个复音字，这样我们学习汉字就只需记住每个复音字母的形，和它所代表着的关联以及记住字母连成的音和它所代表的关联，就能实现中国汉字的表音化了。”但同时，洪深又指出中国现在的汉字系统比拉丁化的音和形又多了每个汉字所代表的固定意，所以“基本汉字是目前救济的办法，而汉字中的短词就是通向汉字拉丁化的桥梁。”由此可见，洪深的文字改革方案，虽看起来稳健和现实，但其最终的落脚点还是鲁迅提倡的汉字拉丁化，二人可谓是殊途而同归。
鲁迅和洪深均对中国现代的文字改革和发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据倪海曙统计，汉字拉丁化在中国推行的 21 年间，成立相关团体 300 余个，创办期刊 80 余种，出版专著和普及读物 80 余部，全国有 20 余万人学习汉字拉丁化并从中受益。洪深的基本汉字教学法则在第三次文艺大众化的讨论，抗战时期的国统区和解放区的普及教育、扫除文盲活动中大显身手，多次被翻印和改编，成为民众学习文化知识，提高文化水平的经典教材，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直到 1955 年《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公布和1949 年新中国的文字简化运动的开展，他们二人所提倡的文字改革也基本上告一段落。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他们的文字改革观，扩大了现代文字改革运动的影响，为新中国的现代语言的发展和提高提供了经验与教训，并产生了持续的影响。今天，当我们重温和回眸鲁迅和洪深的文字改革观时会发现，其中蕴含着他们对语言现代化和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诉求，更渗透着对民众的深深的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