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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作家对农民进城生活的书写

来源:学术堂 作者:周老师
发布于:2014-08-22 共6220字
论文摘要

  对于中国农民而言,城市是一个巨大的参照.城市生活的强大吸引力, 历史地形成了中国农民进城的大潮.在现代文学中,不少作家不仅关注农村农民的可悲生活, 也关注着为了生计奔波在城里的农民. 夏衍的《包身工》、老舍的《骆驼祥子》、欧阳予倩的《车夫之家》等作品,无不体现出农民在城市从物质到精神所遭受的折磨和摧残.因此,回溯历史,当下的农民工书写之"热",并非仅仅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产物, 而且是城市文化作为乡土世界的异质参照出现后一直存在的历史的文学现象. 作家通过作品展示出农民生命深处最沉重的部分,呈现出一幅中国进入现代以来的城乡图景.

  一

  从中国古代向现代转型, 最明显的一个文化表征就是因为外来现代化的强行牵引, 出现了上海、北京、广州、武汉等国际大都市,并辐射形成其他中小城市.外资的进入,官僚资本与民营资本的逐步发展, 城市与农村都相差无几的薄弱劳动技术,不仅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也使农民进入城市务工成为可能,而且,城市的吸引力也不断提高了农民的进城意愿.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现代农民工在文学中开始出现了.

  由于农民没有知识、 没有技术、 没有人际关系,他们来到城市只能从事最低下、最辛苦、最屈辱的工作. 尽管他们每天拖着疲惫的身躯勤劳地奔走,却常常过着吃不饱、穿不暖、居无定所的日子. 物质生活的赤贫成了书写农民进城打工的一个共同特征.吴奚如的《送走》中的殷家三,在电车上卖票,一个月辛辛苦苦拿回来的十五块钱,儿生病用了三块半, 骡子白天黑夜哭又得称两斤乳糕回来,还要吃饭,房钱已经无法付出. 他只好将他们母子几人送回同样一无所有的乡下, 尽管妻子说他狠心,但他毫无办法. 在送妻子回去的时候,还将自己第二天买烧饼吃的钱也买了包烘糕给了她. 进城打工农民的生存艰难由此可见一斑.饱受屈辱的生活在进城农民身上屡见不鲜.

  彭家煌《劫》中的何先生利用张妈不识字,请他写信给丈夫的机会,先用写信的文字引诱她,后用张妈说要谢他的言语"引导"她,最后还奸污了她.一个弱女子,在面对何先生"强盗般"的侮辱时,她的反抗是微弱的,她的挣扎是徒劳的. 老舍的《月牙儿》中,"我"有时"恨不能"把做"暗门子"的妈妈骂一顿,即使在"我还不如一条狗"的情况下,"我"还是想自己挣饭吃. 然而, 最终在不断 "抱着希望出去,带着尘土与眼泪回来"的残酷现实面前, 原谅了妈妈, 自己也走上了和妈妈同样的道路. 这样的悲剧在现代的中国到处都在上演. 作家们以沉重的底层叙事将一个个血淋淋的事实呈现给了读者.

  更为严重的, 是农民工的生命也难以得到保证. 在《包身工》中,"'芦柴棒'的身体实在太可怕了,放工的时候,厂门口的'抄身婆'(抄查女工身体的女人) 也不愿意用手去接触她的身体:'让她揩点油吧? 骷髅一样,摸着她的骨头会做恶梦! '""像'芦柴棒'一般的包身工,每一分钟都有死的可能". 一个连生命都无法保障,想失去还不让你失去,"直到被榨完残留在皮骨里的最后的一滴血汗为止". 这正是千千万万现代农民工的宿命. 在孙席珍的《凤仙姑娘》中,农村姑娘凤仙是拣茶女工,来到上海打工并被"工统会"的徐三看中,引荐为工厂工会的委员. 凤仙因为厂方无礼开除工友而发动罢工,最终惨死在汽车轮下,两位工友还被徐三敲诈了四十块大洋.生活总被车轮所碾压,生命脆弱得象一张白纸.

  物质生活的贫穷影响到进城打工农民的精神和心理. 为了生活,他们不得不放下自己的尊严,在耻辱与阵痛中抚慰自己的灵魂. 鲁迅《祝福》中的祥林嫂是在精神生活陷入绝望后离开这个世界的. 她竭力改变自己,去土地庙捐了门槛,但文化禁忌隐藏着深刻的精神危机,她还是被判有罪,最终沦为乞丐,在一个"阴沉的雪天里"死去了.

  奔波与漂泊是世代习惯了家的温暖的农民工的心头之痛.生活极为艰苦,如果有一个温馨的港湾可以停泊,总能给人一丝慰藉. 然而,这样的要求是一个奢望. 欧阳予倩的《车夫之家》描写了车夫一家的悲惨生活.丈夫拉车难以维持生计,孩子生病昏迷说着胡话,没钱买药,妻子为了照顾儿子四天四夜没有合眼, 原来替人洗衣服的活也不能干了, 女儿因为反抗厨子的调戏被喜欢厨子的太太叫老爷赶了回来, 而巡捕却紧逼他们要搬出住房,因为外国人要做新房.王统照《山雨》中的奚大有带着家人在外面闯荡,但当杜烈说不想回家时,奚大有说:"谁还想常在外少在家,祖宗坟墓,---人终是有老家的!"杜英认为"奚大哥,总是有些乡下气. "奚大有反驳说:"咦! 怎么家都不要? 不管是乡下与大地方的人谁没有家? "这些话说明,在奚大有的心目中, 家乡才是真正的家, 才是一个人情感的寄托, 漂泊的心灵在故乡才能宁静, 被污染的灵魂在故乡才能得到净化, 故乡总是充满浓浓的诗意.千百年来,乡愁一直是游子心中永远的痛.

  现代作家对农民进城生活的书写, 反映了作家直面生活的态度. 夏衍说 "我写的时候力求真实,一点也没有虚构和夸张. 她们的劳动强度,她们的劳动和生活条件,当时的工资制度,我都尽可能地做了实事求是的调查,因此,在今天的工人同志们看来似乎是不能相信的一切, 在当时都是铁一般的事实. "[1]

  进城农民的生活是赤裸的,没有色彩,没有陪衬,一切只为活着. 他们丧失了乡村世界的基本伦理法则,从人转变为"非人",农村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已经成为了过去,诚实、勤劳、利己的生活态度也难以让他们过上安逸的生活.

  城市工作与农村劳作有太多的不一样, 他们有很多幻想, 但大都破灭了. 正如今天的进城务工人员一样, 丰满的理想总被骨感的现实所夭折.

  二

  在现代, 农民进城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由于乡村社会到处充满战争、饥荒、贫困,驱使很多农民入城谋求生存;文明、发达、富有诱惑力的城市成为不少农村人追逐的目标. 那些希望改变生活、 改变命运的农民们逐渐地走上了这条充满艰辛的路.他们以为,只要努力,只要勤恳,只要能吃苦,就能获得应得的收获.他们没有意识到文化深处的裂痕,没有看到城乡观念的差异,更无法体会城市的诡异与凶险、罪恶与残忍.在一个黑暗重重的社会,他们的悲剧命运难以轻易被改变.

  因此,我们不难看到,社会的黑暗被当作是造成进城农民物质与精神痛苦的最重要的原因.《骆驼祥子》 就是最典型的一个范例. 祥子生长在乡间,失去了父母和几亩薄田,十八岁的时候便跑到城里来. "他没有什么模样,使他可爱的是脸上的精神. 头不很大,圆眼,肉鼻子,两条眉很短很粗,头上永远剃得发亮.腮上没有多余的肉,脖子可是几乎与头一边儿粗,脸上永远红扑扑的,特别亮的是颧骨与右耳之间一块不小的疤---小时候在树下睡觉,被驴啃了一口."他只是一个本分的农民,他把城市当作了他的家,当作他早年耕作的田地,车子只是一块幻化的田地而已. 他想象着:"干上二年,至多二年,他就又可以买辆车,一辆,两辆……他也可以开车厂了."然而,一次次的打击,让他的买车梦无法实现, 最终变成了个人主义的末路鬼.赵园先生在北京考察时,认为《骆驼祥子》反映了一个破产农民如何逐步市民化的过程:"小说令人惊心动魄地写出了, 恶魔般的社会环境怎样残酷地、一点一点地剥掉祥子的农民美德,将他的性格扭曲变形, 直到把个树一样执拗的祥子连根拔起,抛到城市流氓无产者的行列中. "[2](P31)在祥子的生命轨迹中, 作家重点描述了一个城市无产者是如何在社会中挣扎生存的. 钱理群则站在人性探讨的立场,认为小说是"写城市贫民悲剧命运的代表作. "重要的是"对城市文明病与人性关系的思考. "[3](P249)夏衍在《包身工》中说到,"在这千万被压榨的包身工中间,没有光,没有热,没有温情,没有希望……没有人道. "本来,农民是质朴的、勤劳的.然而,在通往城市的路上,不少农民产生了价值观念的变异.萧红《生死场》中的金枝"勇敢地走进都市",但"羞恨又把她赶回了乡村",因为城市的冷漠、无耻、龌龊与奸诈使她无法适从, 特别是当她被奸污的时候,"她要回乡,马上躺到娘身去哭."她走在哈尔滨的街上,感受到的是"生疏,隔膜,无情感."缝衣补袜赚钱辛苦,工资微薄;女工店向她收费,晚给几天都不行;缝裤子的男人对她不坏好意,……她亟需家里的精神安慰. 而当身体酸痛的金枝回到家里时,"母亲不注意女儿为什么不欢喜, 她只跟了一张票子想到另一张".在这里,情感已不再存在,只有被金钱腐蚀的灵魂.乡村的伦理道德荡然无存,金枝的命运再一次被抛向城市, 她不得不再一次接受命运的不幸安排.

  小农意识的局限和对城市的毫无所知, 决定了进城农民对城市追求的虚幻性.《山雨》中,奚大有继承了父亲作为一个中国农民的全部 "美德":健壮、本分、勤劳. "庄稼人攒点钱弄几亩地. 说个媳妇安分本等地过日子", 是他最高的理想与希望,但是生不逢时的他不但不能"弄几亩地",反而被迫将父亲留下来的地一点一点地卖了出去,最后不得不与大批农民一起离开土地进入城市. 在去城市的路上, 一位进城农民对大有说道:"你们好的多了.能够过海去发财,比着到各县里去当叫化强得多! "对此,他有了对城市以及以后命运的初步思考:"'发财'这两个神秘的字音,刚刚听萧迭子说过, 现在路遇的这个不认识的男子又向自己祝福,或者海那边有洋楼的地方里,有片银子地等待自己与老婆、孩子齐去挖掘?也许有说书词里的好命?一个人穷的没有饭吃,黑夜里在破桩上看见墙角里发白光, 掘起来青石板底下是一坛白花花的银块,事情说不定,这总不是坏兆?"这句话表现出奚大有对进城后的信心与希望, 更多的是对金钱的崇拜与渴望.但他不知道,他的这种信心与希望、崇拜与渴望是一个神话与梦境,也是他最终在城市成为一无所有的游民的关键.

  城乡文化的差异, 使得进城农民在生活的夹缝中艰难生存着.在蒋牧良的《夜工》中,出身农村的三姑娘在一个印刷厂里做工人, 她在装订车间被工头阿富摸了奶子,愤而回敬一记耳光,便冲出厂门.可是她每月只能领六块钱的饷,无法还清亡兄二十余元的棺材账, 还拖欠着米店的赊账和房东太太的房租.她看到父亲为了与房东太太讲和,典当了皮背心来付茶账, 冻得鼻涕挂下来有如屋檐上的冰柱,于是她托辞说要到工厂去上"夜工",强忍痛苦与工头幽会.父亲查明工厂没有"夜工",便举起菜刀把睡眼朦胧的三姑娘砍得头破血流,却又抚着躺在担架上的三姑娘的脑袋,老泪纵横.生存的艰难,乡土观念和城市观念的冲突,让三姑娘处在两种文化心理的钳制和诱惑中, 无可奈何地进行屈辱的选择.

  如果说农民在城市的生活、 工作与认识中存在很多自身的不足,然而,城市给予他们的不是帮助,而是贪婪、毫无人性地吞噬着农民工的血汗.

  夏衍《包身工》中的工人不仅"两粥一饭,十二小时工作,劳动强化,工房和老板家庭的义务劳动,猪猡一般的生活, 泥土一般的作践……衰弱到不能走路还是工作,手脚象芦柴棒一般的瘦,身体象弓一般的弯,面色象死人一般的惨!咳着,喘着,淌着冷汗,还是被逼着在做工",他们还被殴打、"饿饭、吊起、关黑房间","直到榨完了残留在她皮骨里的最后的一滴血汗为止. "这种惨境,任何人都难以承受.在吴组缃的《官官的补品》中,佃户陈小秃子被"我"家退了佃之后,一无所有,背井离乡来到上海,希望出卖劳力来养活自己,可不到五个月工厂就倒闭了,他只能流落街头.此时恰逢"我"出了车祸,亟需输血以恢复健康.陈小秃子巴望着自己的鲜血卖个好价钱,却被"我"大叔视为"贪婪"、"狡猾"、"敲竹杠"、"不识抬举",结果三夸特鲜血只卖了十五元.当最后陈小秃子的鲜血溅满河滩,"我"大叔非但没有产生丝毫怜悯之心, 反而打趣说:

  "这龟子的血现在可不值半文钱了,去年要卖五元一个夸特啦! "可见,满怀希望进城的农民工最终成为被摧残的对象和赚钱的机器.

  三

  在 20 世纪的现代文学中,部分乡土作家与很多左翼作家在"启蒙"、"革命"、"救亡"等历史主题的笼罩下,他们笔下的"底层"形象被充分意识形态化.在启蒙主义的叙述视界里,它被当作社会不公与人文情怀的喻体在书写; 在革命话语叙述的路径上,它替代的是"阶级"、"剥削"、"压迫"等历史措辞,多被作为阶级意识觉醒、革命、解放和翻身的现代神话在讲述. 民族屈辱的巨大阴影支配了现代作家的革命意义的批判伦理, 底层的苦难往往作为革命的符号而产生. 面对进城打工农民物质与精神生活的贫乏, 很多左翼作家们表现出强烈的悲悯情怀和深刻的道德批判精神.

  乡土作家与左翼作家们关注着底层农民的生存命运, 他们对进城农民的悲惨遭遇充满悲悯的情愫和深厚的人文关怀.丁玲《奔》中的张大憨、乔老三、 李祥林等六人在家无法生存, 家里的粮食"一粒也不剩",就相约到上海去谋生,以为从此可以"找口饭吃". 但是当他们到达张大憨在上海打工的姐姐和姐夫的房间时, 看到的是一对快要饿死的男女.姐夫说:"一天十四个钟头吃不消,机器把一身都榨干了,没有让机器轧死总算好. "姐姐说:"我们还是想回去, 你帮忙替我们打听点生意好不好? 上海找不到工做,活不下去". 于是,他们又只好继续"奔",可一路上他们听到的是"你妈还没有找到姘头吗?要你爸爸看穿一点,不当王八没有饭吃",看到的是"在车上""又有一批一批的乡下人,在乡下过不了而跑到上海去的. "即使在如此艰难的生存状态中, 张大憨在四处奔波途中竟然还想着"什么地方有猪油烧饼买呢"? 因为小产的姐姐想买一块烧饼里夹有猪油的烧饼吃,"姐夫却不能让她满足. "农民生存的艰难,唤起了作家的深刻同情.同时,作家们也看到了农民坚忍背后的弱点,因而在充满道德同情中表现出强烈的批判意识.

  丁玲《庆云里中的一间小房里》中的阿英离别家乡来到上海已经三年, 其实她与陈老三在乡下过平静生活的梦想并不难实现.但第二天早晨,她想到梦时"不觉的笑出声来",因为她无法走进"那是什么生活,一个种田的人,能养得起一个老婆么"的清贫生活,更无法坚守"他愿意拚了夜晚当白天,而那寂莫的耿耿的长天,和黑夜,她一人将如何去度过"的孤独日子,她已习惯于"笑脸相迎","用两颗活泼的眸子钉打过路的行人"的生活了.这种惰性也使阿英失去了自己的幸福生活.

  当然,现代乡土作家们知道,进城打工的农民是一个弱势群体,他们生存艰辛,他们有这样那样的性格缺陷也是正常的, 何况是处于极端境地的打工农民?对于打工农民的遭遇,作家们都表现出深刻的同情,对其弱点不忍心指责.正如老舍所说的:"我自幼很穷, 做事又很早, 我的理想永远不和目前的事实相距很远, 假如使我设想一个地上乐园, 大概也和那初民的满地流蜜, 河里都是鲜鱼的梦差不多. 贫人的空想大概离不开肉馅馒头, 我就是如此. 明乎此, 才能明白我为什么有说有笑, 好讽刺而并没有绝高的见解. "[4](P78)显然, 老舍对于祥子的个人进城生活的想像及其失败的批判描写, 正是基于这种没有"绝高见解"的个人生活体验.

  显然,在现代文学中,作家的悲悯情怀来自一种广博的知识分子情怀. 作家们往往以知识分子的精神高位来观照进城谋生的农民, 以深沉的人类意义的悲悯情怀来书写进城农民的人生遭遇,将进城农民当作"人"来处理. 作家们的批判意识则与左翼的革命话语紧密相连, 往往在文本中呈现阶级斗争的话语意识.因此,悲悯情怀与批判意识直接影响了当下农民工书写的基本状貌.

  乡土文学作品以朴素的笔墨, 充满同情的心态, 悲悯的情怀, 对进城农民的生存状况与精神状态予以深切关注. 左翼的革命伦理又驱使乡土作家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 批判城市社会对农民的压迫与不公. 张中良说:"鲁迅、王统照、王鲁彦、丁玲、萧红等经典作家已经为我们做出了表率, 今天的优秀作家理当在打工文学园地做出新的贡献. "[5]的确,他们的作品为我们展示了 20 世纪早期农民进城谋生的真实图景,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作品为我们当代的"打工文学"作家在追求文学的悲悯情怀与审美形态方面提供了很好的参照.但是,时隔大半个世纪,我们不难发现,当下的打工文学与其在精神上、艺术上有多么的相似.要实现当代"打工文学"在美学层面上对现代文学的超越, 关键在于当下的作家真正闯入进城农民的心灵世界, 捕捉城乡文化的错位所引发的农民工心灵的震颤与裂变.

  参 考 文 献

  [1] 夏衍.从"包身工"引起的回忆[J].中国工人,1959(6).

  [2] 赵园.论小说十家[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

  [3] 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4] 老舍.我怎样写《赵子曰》[A].老舍全集:第 17 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5] 张中良.现代文学史上的"打工文学"[N].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7-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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