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网络小说崛起之后，当代文学场被一分为二，即体制文学场与网络文学场。尽管网络小说至今未受到理论界的应有重视，但它的存在却使体制文学场日益显示出发展的非生态性。也就是说，相对于体制文学场而言，网络小说发展有着自身的文学生态性。就小说主题类型而言，网络小说的文学生态性突出体现在网络小说对传统体制文学创作主题单一倾向的突破上。
一 小说主题的单一性与体制文学场的非生态性
在一个时代的文学场中，通常存在着一个或几个突出的小说主题类型。所谓主题类型，即在小说中由人物行为、情节结构、故事等因素在小说内容层面所体现出来的意义的趋同性，它体现了作家对特定时代的生命形式、生存方式以及个体与生存环境之间关系的深入思考。因而，小说主题类型就是文学想象中的人与生存环境的一种关系式。
当前，体制文学场中的小说主题类型体现出强烈的趋同性，甚至一元性，突出体现为“遭遇”主题的盛行。所谓“遭遇”主题，就是写主人公在当代生存环境中的悲剧性遭际。当代体制文学场的绝大多数作品可视为“遭遇”主题在不同语境中的演变： 知青、右派在“文革”历史中的遭遇（ “文革”后文学） ; 人文知识分子在世俗化语境中的精神遭遇（ 张炜的《能不忆蜀葵》、阎真的《沧浪之水》、贾平凹的《废都》等） ; 当代女性在性别意识觉醒后的情感与精神遭遇（ 女性主义小说） ; 乡土世界及其生命形式在城市化进程中的遭遇（ 寻根文学、农民工题材小说、留守家庭题材小说等） ; 都市边缘人在当代都市中的爱情遭遇（ 新生代小说） ;传统家族在历史大变革与社会动荡中的遭遇（ 张炜的《古船》、陈忠实的《白鹿原》等） ; 社会底层群体在当代生存环境中的遭遇（ 底层写作） 等等。不管是个体生命、社会群体，还是文化主体，它们在当代生存环境中都纷纷遭遇到了悲剧性的生存境况。其实，这是当代体制文学从各个角度、不同层面对当代生存环境悲剧性特质的印证。
从“遭遇”主题的普遍性看，当代体制文学所具有的现实批判性是非常强烈的，且是内在性的。文学的现实批判性往往存在于文学与现实之间关系的对抗性之中，文学常常不甘成为现实的歌颂者与拥护者，而是扮演一种诋毁者与摧毁者形象。正如尼采所言： “文化意义上的伟大是非政治的，甚至是反政治的。”
这使文学获得了一种独立性，表现出一种风骨和硬度。体制文学场的“遭遇”主题使小说的现实批判性并不简单地建立在文学与现实的对抗性上，而是将人物形象在当代环境中的悲剧性遭遇作为叙事焦点来写。这种将叙事焦点从人与环境的对抗转换到人的悲剧性遭遇的书写，使得当代体制文学与以往的文学（ 如“五四文学”） 的现实批判性有很大不同。例如，“五四文学”的现实批判性在文学技巧层面的做法是叙述者以评论的方式直接介入叙事，这使得小说的现实批判性所指明确，强烈而鲜明； 而当代体制文学场小说将这种批判性指向人物的生存方式，批判所指往往从现实层面滑向人类学的生存哲理层面。于是，体制文学场的“遭遇”主题将一个非常具体性、语境化的社会问题转变为一个普遍性、人类化的生存问题，从而削弱了文本的现实批判性。具有反讽意味的是，“遭遇”主题亦有强化作用，即“遭遇”主题的盛行从人类学角度揭示了当代人生存悲剧的普遍性，这种悲剧不是偶发的、语境性的，而是普遍性的、跨语境性的，正如舍勒所言： “确切地说，悲剧性系宇宙本身的一种基本要素。”
但是，体制文学对于这种悲剧的揭示就不再是揭开伤疤进行疗治，而更多是一种呈现和展示。当文学沦为一种展示悲剧的语言行为时，于是为了增强展示的效果，身体、性、暴力等因素在文本中的突显就不足为奇了。
当代体制文学“遭遇”主题的盛行甚至一元性现象深刻地折射出了作家对当代文化语境的悲观主义认识态度。
当代作家对“遭遇”主题的趋之若鹜，其实是作家本人的生存体验和对世界认识的文学性表现。就业难、就医难、买房难等实实在在的生存难题困扰着当代中国人，使他们在现代化迅猛发展的过程中依然品味着生存的辛酸。在这种情况下，虚无缥缈的理想蓝图和宏大的政治许诺都比不上物质来得实在又亲切。于是，人们对社会的认知不再盲目乐观，而是充满冷静和质疑。这种对社会本质的悲观主义认识也深层次地体现着当代哲学对于主体性的思考。正如汉娜·阿伦特悲观地认为人并无本质可言，“没有什么东西能让我们有资格确信，人像其他事物一样，有一种本性或本质”.因而，体制文学场中“遭遇”主题的突显也深层次地呼应着当代哲学对于主体性的悲观认识。对于这种文学表达，重要的不是责怪认识主体，而是完善社会体制，改善生存环境，让人们重振信心，获得生存的幸福感受。
“遭遇”主题小说本身并没有错，错就错在它在当代体制文学场中几乎成了一种排他性的文学选择。其实，小说主题类型有多种，如“成长”、“寻找”、“救赎”、“征服”等主题类型。而小说主题类型在当代的单一化现象体现着小说创作的非生态性。就主题类型而言，当代文学陷入了一种群体性的复制与重复之中，尽管不乏在技巧层面有精湛细腻的文学出现，但缺乏一种大智慧与大胸襟的文学。
二 网络小说主题类型对体制文学场的突破
尽管网络小说并没有受到学界的充分认可，但它的存在使我们获得了站在体制文学场之外审视当代体制文学发展得失的一个绝佳位置。在小说创作主题类型方面，网络小说相对于体制文学而言做出了生态性的突破，并使整个当代文学场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崭新风貌。
首先，网络小说依然延续了传统小说的主题类型，并进行了突破。在很多网络都市小说中，写出了当代人在都市中的遭遇。例如，慕容雪村的小说（ 《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天堂向左，深圳往右》） 往往写三个昔日情同手足的大学同学毕业后在同一座城市中的悲剧性遭遇。三个具有同等叙述功能的人物分别有着不同的典型意义： 理想主义的追求者、世俗主义的追求者和身体欲望的追求者，但他们最终都以悲剧结局。三个人物形象的“遭遇”从不同的角度、多层面地写出了当代都市生存环境的非生态性，而且起到了博证作用。这类作品对“遭遇”主题的表现与体制文学难分伯仲。
而对传统“遭遇”主题类型有所突破的网络小说类型是网络穿越小说。网络穿越小说往往写主人公穿越后在虚拟的历史环境中的一系列遭遇。穿越主人公在穿越后不再是悲剧性的，而往往成就了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甚至推动了历史进程，如黄易的《寻秦记》、禹岩的《极品家丁》和金子的《梦回大清》等作品。与体制文学场的“遭遇”主题小说不同，网络穿越小说中的主人公没有走向悲剧性的沉沦，而是走向强大，走向一个具有能动性的、改造历史的创世者形象。网络穿越小说对传统“遭遇”主题的突破使实存世界与虚拟历史、现实人生与理想人生构成了绝妙的反讽关系与互文性，意义深远。
其次，在“遭遇”主题之外，“成长”主题是网络小说突破体制文学场主题类型单一趋向的突出表现。所谓“成长”主题，就是写主人公在具体的生存环境中所经历的身体、情感、精神等方面的转变，有的作品体现为价值肯定性的正面成长，有的体现为价值否定性的反面成长。在传统的体制文学场中，这两种类型的“成长”小说各有表现，并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有所侧重。在新、旧社会发生变化的环境中，极易催生正面的成长小说，如杨沫的《青春之歌》在一种历史乐观主义的文学想象中将个人的成长与社会的历史性选择结合在一起。而在从爱情到婚姻、从学校到社会的转变中，可能催生“反成长”主题的小说，写主人公从单纯的人生状态到复杂的世俗人生的转变，如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但在当代，“成长”主题小说备受冷落。
“成长”主题小说在当代备受冷落的原因在于作家对当代生存环境认知的改变上。首先，人们对当代社会的“社会进化论”产生怀疑。其次，高度发达的媒介技术使当代任何体制的社会在世人面前几乎都是透明的。现代高度发达的传媒使任何社会在世人面前都呈现出不完美状态。再次，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高度同质化的历史时期，经济飞速发展，文化日趋多元。当前高度同质化的社会体现出一种超稳定性，而这种超稳定性就阻断了作家试图进行任何改变生存现状的文学想象。
由于以上原因，作家在文学创作中失去了重建社会理想的信心和兴趣。鲍曼将这种信心的丧失归结为流动的现代性，“流动的现代性使人们不再相信未来，不再相信进化论。伴随着时间的流逝，事物并没有从低级状态进入高级状态。相反，它们丧失了进步的机会。伴随着先前的‘延迟满足’不再流行并与‘理性选择’发生了冲突，伴随着信用卡取代了存折成为专断的武器，诱惑力从虚幻的一个又一个的‘明天’转向了完全现实的、可感受到的‘今天'.如今，人们像先前的乌托邦盛行时代那样渴望幸福和更多的幸福； 但幸福仅仅意味着一个不同的今天，而不是更美好的明天”.其实，文化悲观主义背后包含着双重的文化意向： 解构与建构。但人们往往不能客观而全面地认识这种文化。
但在网络文学场中，“成长”主题小说备受青睐，主要体现在网络玄幻小说类型上。网络玄幻小说往往写主人公由凡界一少年成长为仙界（ 或神界） 一至尊的故事，其主题类型可视为“成长”模式。在网络玄幻小说中，由于存在着不同于凡界的仙界与神界，使主人公能在不同层次的生存空间得以成长，并不断得到质的提升。由于仙界与神界被文学想象赋予不同的社会性质，因而也就破除了现实存在对“成长”主题小说创作想象的局限，从而为“成长”主题小说的创作提供了广阔的文学想象空间。例如，在网络写手“我吃西红柿”的《星辰变》中，写主人公秦羽先后经历了几重生存世界： 凡界的潜龙大陆、海底妖兽世界、魔界的暴乱星海、修仙者的腾龙大陆、神界等生存空间。可见，玄幻因素的存在，使原本不能促使主人公得以再度成长的现实环境被彻底动摇，并被超越，进而为主人公再度成长提供了别样的生存环境。
由于玄幻因素的存在，网络玄幻小说中的“正面成长”主题小说有着不同于传统小说中的独特性。在传统小说中，主人公往往由幼稚走向成熟，或由个体的自由主义走向具有社会属性的人，经历了一个启蒙式的成长历程，如林道静（ 《青春之歌》） 、江玫（ 《红豆》） 、章永璘（ 《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等。对于启蒙的功能，康德如此论断：“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
因此，传统“成长”主题小说中的主人公都是启蒙话语的不同阐释者，而在中国的当代文化语境中启蒙话语又往往溯源为一种宏大的政治意识形态。于是，主人公的成长历程可视为一个自然人如何转化为一个意识形态属民的过程。当然，这种转换是非常痛苦的，林道静要割舍爱情，章永璘不但要割舍爱情，还要承担道义谴责。在传统的成长小说中，这种无法逃避的割舍往往体现着主人公成长过程中的艰难和痛苦。而在网络玄幻小说中，主人公的成长是“天启”式的，即玄幻主人公在经过一段修为之后，往往需要借助神界的力量（ 如“渡劫”方式） 使自身发生质的飞越，进而到达仙界或神界。这种蜕变式的成长方式以质的飞升与嬗变的方式进行，没有了传统成长中的痛苦挣扎，而是充满了神秘性和不可思议性。
再次，除了“成长”主题之外，网络小说对体制文学主题的局限性问题进行突破的另一表现是“寻找”主题。在体制文学场中，“寻找”主题往往体现为一种精神的寻找。这种寻找主题的产生也往往伴随着一个启蒙主义的文化语境，使寻找最终的结局导向一种自我的求证或精神归宿。
但随着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怀疑与解构思潮的影响，使原本能够成为寻找目标的各种精神性的东西被悬置和瓦解。“就进步思想的最一般意义而言，启蒙的根本目标就是要使人们摆脱恐惧，树立自主。但是，被彻底启蒙的世界却笼罩在一片因胜利而招致的灾难之中。”
于是，在精神和意义旁落的情况下，“寻找”便失去了目标，甚至沦落为单纯行为主义式的游走，如新生代作家笔下的部分作品便是明证。
然而，网络盗墓类小说却在传统小说之外使“寻找”主题类型小说走向深远。网络盗墓小说看上去纯属虚构，满是无稽怪诞、惊悚虚妄之谈，实则深意存焉。它的意义并非由直面现实而来，而是在与现实之间的反讽、隐喻等关系中表现出来。首先，网络盗墓类小说对财宝的寻找可视为在意义陨落、物质主义盛行的时代的语境化选择。也就是说，在物质主义盛行的时代，物质性的东西注定成为寻找的对象，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 “现代’去魅‘的工业主义和官僚主义只是一个’牢笼‘,受陷于其中的人们无望地失去它们的个体价值，在这种文化里，除了对金钱的追求外，没有共同的理想和目标。”
可以说，盗墓主人公对财宝的非常规式寻找就是当代人对财富追求的隐喻式的变相表达。网络写手对这类“寻找”处理得极具讽刺性： 尽管盗墓主人公历尽千辛万苦，甚至有时甘冒生命危险，但最终所获无几。这种安排深刻地揭示了财富的异己性特点。从根本意义上说，财富是社会性的而非个人性的，是外在于个人的社会运作机制。梭罗就曾经认为财产是一种“社会权力”,“卢梭并未受到任何有关财产在社会中的地位的浪漫观念所羁绊。他视财产权为一种社会权利而非自然权利，因此断言没有人拥有无限制累积财产的权利”.所以，在当今时代，财富不再是个体性劳动方式的道德化馈赠，而是与社会等级关系密切相关的社会权力运作的结果。可见，在社会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在社会权力等级依然存在的情况下，财富在本质上是作为社会机制的调节手段而存在的。其次，在历史文化意义上，网络盗墓小说有着后现代历史哲学的味道。一次次的盗墓经历，在现实层面可将其看作是对财富的获取，然而在历史文化层面可看作是对历史本真（ 尽管是边缘性的或根本就是“空无”的存在） 的探寻。因而，寻而不得的盗墓经历便隐喻着对历史本真探寻的失落。历史对于当代人而言意味着本真状态无法还原的永久性匮乏。
人们已很难认识到历史的本真性存在。可见，对财富和历史的寻而不得使两者在文化的功能意义上达成了一致，就像历史永远不能被当代人真正认知一样，财富也很难被当代大多数人真正占有，它只是作为非个体性的社会运作机制，构成了这个社会看似繁华而美丽的物质表象。因而，网络盗墓小说对墓穴的探寻有着深度的话语意义。
总之，对于作为最典型的网络小说类型的穿越小说、玄幻小说和盗墓小说而言，它们对传统小说主题类型的探索极具代表性，体现着网络文学场对体制文学场的超越以及革新意义。
三 网络文学场对小说主题类型探索的文学生态性
网络小说对小说主题类型的探索具有文学的生态性。它不仅使传统的小说主题类型得以延续，获得发展和生机，而且使整个当代文学场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风貌。
首先，网络小说主题类型的人物行为方式反讽性地折射出了当代生存环境的非生态性。文学作为人的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人类的行为方式和生存状态的反映，而小说的主题类型所反映的无疑更为直接和显露。体制文学场中“遭遇”主题的盛行，实则体现了当代生存环境对于主体的非生态性，而这种非生态性导致了作家在现实层面对于人类能动性想象的局限性。人在现实层面只能是生存环境的悲剧性受动者和承受者，面对人在现实层面的无能为力，网络小说主题对此做出了文学性的探索。人可以穿越到古代发挥历史的能动性，人可以通过“修真”达到仙界或神界得以永远摆脱人类的局限性。其实，在网络小说中，作者塑造了一个不同于现实的“虚拟”的存在世界，网络穿越小说中的虚拟历史、网络玄幻小说中的修真世界和网络盗墓小说中的“墓穴”空间等可视为“无”的世界。网络作者放弃实存层面“有”的世界而津津乐道于“无”的世界，本身就体现着深刻的意识形态意义。罗姆巴赫认为，相对于现存的“有”的意义世界而言，存在着一种“无”的意义世界，“如果说，意义总是只存在于意义结构以及最终的意义世界的总的关联之内，那么在这里还不能忽略的是： 也存在着一种无意义之物的意义”.而且“无”的意义世界更为重要，“如果在任何一个意义世界中无意义事物不再有位置，那么意义世界就会日渐失去价值”.“无”的世界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作为一种具有差异性、甚至不同的存在方式矗立在现有的实存世界旁，意图改善甚至替代并不完善的实存世界。总之，网络小说中对“无”的生存世界的描写有着极强的文化隐喻功能： 它试图发掘当代既存意义世界的空无与局限，并试图为另一种意义世界求证和命名。
其次，网络小说主题类型非现实层面的文学描写开启了一个文学自由想象的时代。传统的文学想象活动往往被统摄于“反映论”、“再现论”的文学观念之下，使想象行为成为对现实的镜像化模仿或现实生活碎片的嫁接。而网络小说（ 特别是穿越小说、玄幻小说和盗墓类小说） 的文学想象并不是建立在“反映论”、“再现论”的文学观念之上，而是一种自我参照基础上的文学想象行为。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提出了两种类型的话语，一种是模仿现实的话语，一种是虚构性的话语。前者是以现实为参照并指涉现实的话语，后者则是没有了现实而以自身为参照的话语。
亚里士多德认为后一种类型的话语产生了虚构性的文学。
西方互文性理论认为这是文学的“自我临摹”,“文学的主要的参照范畴是文学，文本在这一范畴内部互动，就像更广泛的艺术之间的互动一样。在文学话语独立于现实的这一事实之外，在它的自我参照之外，文学把文学看成是自己临摹的对象”.而让·贝西埃认为这种文本具有一种“因袭主义”的自我指涉性，“在因袭主义的裁决下，它拥有自己的’内部参照‘场，后者程度不同地与外界参照场相连接，并主导着表现的变化。这种变化既决定着作品和语言及习惯的距离，也决定作品回归语言及习俗的程度。在因袭主义的裁决下，作品受信仰和舆论的制约，不可能言所欲言。
真实效应和自然效应来自习惯性规则与信仰不可分割的联系”.这种自我参照的文学创作真正实现了自律性。传统文学的自律性往往指文学摆脱政治因素的束缚而回到文学自身，而自我参照的小说创作使网络小说不仅摆脱了政治因素的影响，还挣脱了现实对文学的羁绊，使文学想象在虚拟的网络文学场自由驰骋，从而开启了当代文学的想象时代。
总之，网络小说对传统小说主题类型的拓展，折射出了当代网络文学发展的生态性，并给整个当代文学场注入生机和活力。由于网络文学场的存在，从而使当代文学走出了体制文学主题类型发展的局限性，使整个当代文学场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文学风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