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时期长篇小说创作的风景线上,《心灵史》与《穆斯林的葬礼》(以下简称《葬礼》)格外引人注目。这两部佳作都出自回族作家之笔,前者是硬汉子张承志所写,后者是奇女子霍达所作,他们在同一母体文化、同一民族情结的牵引和驱策下,建构了回回人的艺术世界。解读文本,走进文本,就会发现二者的异同。同是反映回族生活的奇书,前者把激情宣泄于大西北贫瘠的黄土高原,试图从宗教文化中寻觅心灵的净土;后者把目光凝注在京都的琢玉世家,写出了伊斯兰文化和本文文化的撞击与融合。同是理想之光的烛照,前者挥洒着殉道的悲壮和救赎的圣徒精神;后者展示了“玉的长河”与永远的追寻。同是回族文学的精品,前者采用“跨文体写作”,熔宗教、历史、文学于一炉;后者分别以“玉”和“月”为轴心相互辉映,精心构筑艺术框架。作为同一民族壮歌的两个音符,一个深沉而悲怆,一个哀婉而清丽,表现出创作主体不同的审美旨趣与艺术个性。
一
作为具有双重文化参照系的回族作家,张承志和霍达都有着鲜明的民族意识,寻找着民族历史和文化的血脉之根。同是叩问宗教,《心灵史》从正面切入,记载了哲合忍耶教派灵魂不灭的历史,《葬礼》则把伊斯兰文化作为营造氛围和冲突的策略。一个潜入民族心理的底层,一个站在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上;一个酷似褐色的岩石,一个宛若晶莹的碧玉。
民族认同感是对作家的创作产生导向效应的内在因素。由于长期浸润在以汉文化为主导的文化圈内,张承志与霍达早已获得有别于本民族文化的另一个世界的体认,集学者与作家于一身,亦史亦文,他们所形成的社会思维与艺术思维,不再是以本民族传统方式为基础的。然而,他们的血管中流淌的依然是本民族的母血,他们的心底必然烙上本民族的印痕。这种特有的民族情结影响甚至决定着创作主体的心理定势,他们不约而同地“认祖归宗”,从民族意识和宗教情感中寻找激发文思的灵感,用生命浸润母族的文化品格。
民族心理的驱动力和强烈的使命感,决定了创作主体的文化选择。张承志一直在寻找心灵的憩园,穿过草原,翻越“大坂”,走出“黄泥小屋”,从世纪末“旷野的废墟”上,义无返顾地跨进了西海固)))回民的黄土高原。这是他心中的“黄金牧地”,骑手的浪漫情怀转化为对民间宗教的皈依和认同,找到生命之根,重返回回民族的怀抱。回族,这个从海路、陆路而来,由中亚进入中国的人群,失去了故乡,失去了母语,只剩下一块心灵的净土---伊斯兰。而在儒教居于正统地位的中国,这种现实必然要发生冲撞,回回民族用抗争、用鲜血写下辉煌、壮烈、苦难的民族史。维特根斯坦指出:“早期的文化将变成一堆瓦砾,最后变成一堆灰土。
但精神将萦绕着灰土。”?在张承志的心目中,伊斯兰的黄土高原,正是一堆令人魂牵梦绕的“灰土”和精神家园,一个孤独的灵魂在这时盘旋,他在生命的感悟中,揭开厚厚的灰土尘封的历史,历尽艰辛、查访、研究回族中的哲合忍耶这一教派,并以它的代言人而言说:“我是决心以教的方式描写宗教的作家。我的愿望是让我的书成为哲合忍耶神圣信仰的吼声。”?在这片回民的黄土高原上,张承志开始了他人生的“尔麦里”(一种宗教功课),他的立场和所表达的对象都已转变为与汉文化迥然不同的伊斯兰文化与宗教。促使张承志一直处于骚动不宁、上下求索,一个劲儿“折腾”的内在动因是什么?也许正是他身上那种日益明显、自觉的伊斯兰教徒的血脉和情绪,也许以此对其文化属性的重新定位,才能撩开“苏非主义”之帷,走进《心灵史》。
鲜明的民族意识也同样源于霍达与生俱来的回回血脉。尽管她曾在另一个已不再陌生的民族中生存,在文学的竞技场上成为一个擅长写历史剧、小说与报告文学的多面手,但是民族心理定势引导着她突破以往的局限,去描写回回人的世界,真诚地“为人的心作传,为人的心谱曲”。双重文化参照赋予霍达对民族传统的辩证态度,再加上知识女性惯有的理性审视,使她关注本民族,反思本民族,透过表层而呈现出隐藏在风景深处的内在精神。《葬礼》被冰心称为“中国回族女作家写的奇书”,荣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
在《心灵史》中,张承志把自己的文学触角伸入了宗教这一神秘的领域,进行精神建构。宗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人类满足其情感心理需要的一种方式。
“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人民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宗教给处于现实苦难的人们心灵的抚慰,提供精神的平衡,而“文学是人学”,是人类高层次的精神文化活动,在对人的关怀上,宗教与文学是相通的。《心灵史》显示出文学与宗教的某些内在联系,把宗教情怀与下层人民的苦难揉合在一起,把宗教的信念与艺术的力量融合在一起,点燃精神的圣火,映照着血色黄昏。
同时寻求一种民族本体生活特点的诠释或剖析,《葬礼》中的宗教描写较之《心灵史》有着明显的区别。
霍达说:“我无意借宗教来搞一点-魔幻.或-神秘.气氛,只是因为我们这个民族和宗教有着久远的历史渊源和密切的现实联系,它时时笼罩在精神的气氛之中。”?她选择的是文化学意义上的宗教,注重在文本中营造富于宗教意味的文化氛围。宗教与文化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宗教因其文化性而根深蒂固,流传广泛;文化因其宗教性而扑朔迷离,意蕴深刻。霍达擅长的不是对伊斯兰文化的阐释,而是以此作为背景与前提,描写了一个玉器世家》”年间的兴衰变迁,揭示了华夏文化与伊斯兰文化撞击与融汇的态势。作品对中国穆斯林历史渊源、伊斯兰的教规教义,婚丧嫁娶的礼仪习俗都作了精彩的描绘,形成了一种庄重、圣洁的特殊氛围,有力地烘托了作品的主旨。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学都蕴含着该民族特有的心理,体现其民族精神。从回回民族的历史渊源和社会环境来看,心理素质的形成受着中华民族的影响并成为其中的组成部分。但是由于所处的社会历史的、经济的地域环境以及宗教习俗的独特性,又形成了富有民族性的心理素质。回族没有集中的乡土,为求民族生存,从历史的夹缝中开拓发展,这种境遇造就了回族穆斯林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品格。回回中普遍存在的“天下回回是一家”,“亲不亲穆斯林”的心理又使这个民族具有较大的凝聚力。民族血缘关系与独到的体验,使张承志与霍达对本民族的心理素质有较为深入的了解,并在创作实践中加以拓展。
《心灵史》着眼于一个群体,记录的是回民的黄土高原上哲合忍耶“这一个”,展示了一个民族苦难、坚韧、不屈的奋斗史。哲合忍耶是回族四大门宦之一,有着异乎寻常的凝聚力和群体特征,而对清朝官府的血腥镇压,他们在无畏献身的同时,隐忍图存,在刚烈不屈的同时,默默坚守;以迫害为动力,悄悄地生存发展。
张承志在哲合忍耶身上看到的是民族的骨气,借助先人的驱壳,接通热血汉子的筋脉,铸造强悍的骨骼,不断强化着“狂热”的旋律,讴歌着哲合忍耶的信仰慷慨赴死、代代刚烈的业绩,细读晦涩的文本,就会发觉作家所传递的情绪,并不完全是对传统精神的盲目固守,而是有着明显的现代性内质。张承志所表达的是“人,人的心灵自由”,是“人性和人道”,追求着一片“人的光辉”。这里蕴涵的显然是强烈的现代意识,这种极具个性的执着的精神姿态,赋予作品特殊的张力。
《葬礼》关注的是一个家族,展示的是北京穆斯林奇珍琢玉坊的“这一个”,从伊斯兰文化和华夏文化的撞击与融合中,揭示人物富有民族特征的矛盾心理。
作者扎根于本民族的生活厚土,不满足于日常生活、礼仪习俗的表象描绘,努力深入到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层面,去挖掘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在人物内心世界的积淀。小说中梁君壁是一个多重性格的人物,其矛盾心理的刻划是在原教神圣与世俗自私的结合中完成的。
作为一个穆斯林,她信奉真主,恪守教规;作为一个家庭主妇,她精明干练,长于心计;作为一个女人,她威严端庄,温柔敦厚。这个人物既有伊斯兰美德,又不乏性格负面,教规教义影响制约着她,扼杀了亲人的幸福,自己也为传统习俗的牺牲品。这一人物民族心理的刻划,体现了作者的理性思考。
在《心灵史》中,人物、故事熔化着又凝固成“一片岩石森林”,张承志也加入进去,变成那岩石的一个棱角,宗教是他的乌托邦和精神国土,殉教的激情与沉重的思虑给作品涂上一层冷峻的黑色;《葬礼》与此不同,那晶莹的翠玉,那焕发着勃勃生机的“巴西木”,都给作品注入生命的活力,显示出浓郁之绿。
二
文学是精神的记录和心灵的表达,对人类的命运,人生的价值应该有终极关怀。在如何对待生命、死亡、理想这些人生命题上,张承志和霍达都表现出执著的追寻与求索,鲜明地透露出对现实人生和终极人生双重关注的目光,他们对民族灵魂的深层灼照,有着各自的艺术纹路,一个具有阳刚之气,一个具有阴柔之美。
生命是任何一个作家都要审视、观照的对象,张承志从自己的感悟出发,崇尚作为原动力的生命本身,重视人的生命存在,用灼热的话语诠释生命。走进《心灵史》,尘砂扑面而来,“几千里一片无边的焦黄”,这里是真正的穷乡僻壤。穆斯林们“降生在活的火狱”,无水乡村窖雪度夏,却坚持宗教沐浴。他们面对苦难默默无语,坚守清贫,苏非主义使枯干的心里涌进了湿润的安慰,成了底层民众的“护心盾”。张承志敢于正视淋漓的生命,揭示生命的意义,不回避人生苦旅,沉入生命,赞颂生命,借大西北的“一抹黄色”,对人的生死归宿、生存意义等做出了思考与回答。
“人,应当怎样活着?”《葬礼》也对生命的意义及价值作出追问,却显示出另一种生存智慧。人是有限的存在物,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个体生命显得分外短促,过去与未来永远不可企及。作者极尽笔力描绘人生图画,凝炼出超越故事、超越生命的思想精华,而这些并不是形而上的理念,它附着在活生生的人物身上向我们走来。梁亦清虽是玉器匠人,却无“匠气.,在这位琢玉高手看来,每块玉石无不带有灵性,每一回制作,都是不可重复的创造;“韩子奇喜爱玉,收藏玉,欣赏玉,玉是他的命根;韩新月冰清玉洁,向往真挚的爱情和美好的理想,在厄运中逐步成熟。这三代人中的代表为了各自心中的太阳,无怨无悔地活了一场,与命运展开殊死的搏斗。作者把艺术的光圈对准人的心灵,让他们在追求生命的价值、生存的质量和人生的真谛,力求更高意义上的生命满足,其人格精神始终挺立着。
《心灵史》不仅礼赞生命,崇拜苦难,还讴歌死亡。
张承志在“中国底层不畏牺牲坚守心灵的人民”中发掘生存意志,用炽热的激情点燃圣火,映照殉难的辉煌,泣血的文字,摄人心魄。哲合忍耶又被称为“血脖子教”,提倡的是“束海达依”(殉教),“辈辈举红旗”,“手提血衣进天堂”。在这里,“血是宗教的种子”。这支黄土地上的铁军,生得坚忍,活得艰难,死得无畏,用鲜血和头颅铺满历史,染红这块“强悍的土地”。生命因牺牲变得壮烈、圣洁,在以苟存为本色“好死不如赖活着”
的中国人中,闯进一个牺牲者集团。张承志还提出了“牺牲即美”的观点,描绘了七代宗师的人格风采与殉教形式,在空旷苍凉的黄土高原上耸立起一座高大的群雕。圣徒马明心奉命回国传教,住旧窑泥屋,食粗茶淡饭,撒播思想,这是一个“手提血衣撒手进天堂”的从容殉难者的形象,屹立于“哲合忍耶刚强的岩石森林正中”。马化龙忠心卫教,舍家弃命,整个家族三百余人成为祭品。马化龙的孙子马进城遭受阉割苦刑,贬为异族家奴。淡漠痛苦与流血是西海固的特点,“哲合忍耶的先驱们都实现了艺术般的人生”。张承志赤裸着生命,以血书之,“惨烈之美”,触目惊心,令人颤栗。老子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挺立在回民的黄土高原上的人,无畏于死,也不憾于生,坦然而对死,甚至迎向死。《心灵史》把死亡化作深沉苍凉的生命底蕴,并从中获得情感的激荡和审美满足。
从生命的开端直接望去,便是人生的终点,缺少对死亡的意识的生命是苍白的,因为这种生命形态本身缺少一种沉郁的内蕴。《葬礼》也加深了对死亡的思考,把生命看作一个不断超越的过程。紧扣这个家族命运的盛衰,多次描写了隆重、简朴、肃穆的“葬礼”,死神的黑翅膀始终盘旋在这个艺术天地里。梁亦清为了宝船,玉损人亡;韩子奇为了玉而生,为了玉而死;韩新月热爱人生,却被病魔夺去年轻的生命。美好生命的死亡可能比生存更有美学价值,作者不仅写了琢玉人的生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思想也反映在作品中。霍达说:“一代又一代人的死,都不是重复的,不是毫无意义的,民族的希望,正在于不断的追求之中,子孙后代终究会明白:人应当怎样活着!”?这里的创作思想内涵是凝重的,不只是属于哪个民族的作家的追求,而是属于所有热爱生命、热爱人生的作家的追求。
《葬礼》是一曲生命的悲歌,凄婉的旋律裹挟着深厚的内蕴,轻柔舒缓。
《心灵史》与《葬礼》不仅直面生与死,还在文本中显示了一种生存指向,即使人面对数不尽的苦难与困扰,生命中也该有个九死而不悔的追寻目标,即使理想是永世不能达到的终极,也要守住自己的信仰与心灵。
因为,人总是应该有所追求的。倘若没有追求,灵魂就没有依附,生活假使毫无意义,生命便日渐枯萎。作为一个精神的守望者,张承志的小说在简单的事件躯壳中往往包容了一种固执沉重的精神追寻,一种对生命终极目的的求索,“九座宫殿”、“黄泥小屋”、“黄金牧地”等成为贫瘠状态下一种精神向往的代名词。在物欲横流、人心浮躁的世纪末,张承志勇敢地举起义旗,为焦虑疲惫的灵魂寻找栖息地,在文化稀薄的生存地带,用信仰支撑起一个哲合忍耶悲剧存在的空间,用精神的力量压倒苦难,超越苦难,把苦难分解在心海深处对彼岸的向往之中。
《葬礼》也对本民族进行一次泣血的生命追寻,同样闪烁着“理想价值的极地之光”。一部优秀的作品不仅与作家独特的审美感知方式和高超的叙事才能息息相关,还与他对本民族悠久的文化传统及其内在精神本质的体悟与发掘能力密切相连。霍达把审美视点投向了玉)))这一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载体,力图通过其特质的全面展示,来弘扬民族崇高而悠久的精神之光。“玉的长河”吸引着琢玉的苦苦追求,这种精神之光不仅在对玉雕奇观的描述中弥散开来,还从人的行为、心灵情感中迸发出来。一方面让玉文化的发展史推动着这个穆斯林家族的兴衰浮沉,另一方面又以人物的内在品格注解着玉文化的精神,琢玉人创造了玉文化,玉文化又辉映着琢玉人。
《心灵史》与《葬礼》在探索人生时都采用了肃穆、崇高的审美目光,具有震撼人心的悲剧力量。张承志把苦难写得血迹斑斑却又在一个很高的熔点上化为心灵的飞升,从而把悲剧本身从消极的、凄惨的状态上升到积极的悲壮的境地;霍达“咀嚼悲剧,冶炼人生”,新月坟前萦绕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鲁迅《起死》的问答等,都给人精神慰籍和美的享受,涂上了感伤的色彩。
三
民族生活作为一种审美客体,既折射出作家对本民族文化洞悉和思考的深度,也展示了自身丰富的艺术个性,既表现在作品内在特征上,也必然反映在外观形态上。《心灵史》与《葬礼》在文体的确立、结构的选择、意象的构建等方面各有“招数”,迥然不同。
长篇小说有着“巍峨灿烂的巨大的纪念碑”之称,衡量一个时代的文学实绩往往以此作为主要标志。世纪之交的长篇小说不乏优秀之作,《心灵史》与《葬礼》更是双星同耀。在漫长的文学史长河中这种文体已形成相对稳定的话语模式和经典格局。然而文体不是外在的装饰与点缀,而是与作品内在的气质同构在一起,从作家的心灵中派生出来。艺术不单是技术,也是一种心灵形式,当一种旧有的言说方式不能再穷尽内心图景时,作家往往就会去寻找新的方式来表现。
《心灵史》一个醒目的文本特点是采取了“跨文体写作”的方法,把多种思想内涵与各种形式要素杂揉一体,文体界限模糊。这个特殊的文本,把文学与宗教与历史结合,写实与虚拟与想象相结合,学者的理智与作家的情感与圣徒的虔诚相结合。“它背叛了小说也背叛了诗歌,它同时舍弃了容易的编造与放纵。它又背叛了汉籍史料,也背叛了阿文抄本”,?“全部细节都是真实的,全部事实都是不可思议的,全部真理都是离群的。”?这是张承志的自我评价,却又“相信这种文学的价值”。相对于《葬礼》的雅俗共赏,可读性强,如浓淡相宜的美味佳肴,品尝者多;《心灵史》则像色味重浓的什锦火锅,下箸者寡。宗教文献的深奥,个人情绪的偏执,苏非主义的神秘,筑成了屏障,阻碍了阅读视线,造成与大众的疏离。
《心灵史》采取了回族民间史书的体例,没有传统小说固有的事件或悬念,阅读期待的情节推动力在此消失。作者参照教内秘藏文本《热什哈尔》,“把此书划为七代,每一代故事都使用哲合忍耶内部秘密钞本作家的体例,称之为门,而不称之为章或部”。?主干部分以七代宗师的活动为界限分为七门,环环相扣,按时序的推移而渐述,形成一种新的长篇结构方式。总体严谨,分体散漫,挣脱了常规章法的羁绊,进入作者渴望的自由境界。这里有为历史人物塑像所作的生动描述,也有辩析史料而进行的周密论证,还有奇异的想象传递的信息。
同是长篇,《葬礼》与《心灵史》的结构截然不同。
采用双线结构,分别以“玉”与“月”为轴心而衍进,进行双向、立体的拓展。时而叙述玉器制作及其珍品掌故,时而展现大学校园的生气,时而梳理着异域的情感纠葛,时而为“新月”的陨落而叹息。在平行蒙太奇的推进中,既交叉呼应,又自成板块,表现当代人在华夏文化与伊斯兰文化撞击与融合下的心理重负以及不同的爱情悲剧,扩展了生活容量,增强了时代感。
《心灵史》与《葬礼》都注重意象的建构,增添了文本的艺术魅力。圣洁的拱北、血染的羊毛衫、“瞬息的弦月”构成大西北黄土高原的特有景观,富有宗教气息;晶莹的碧玉、郁郁葱葱的“巴西木”、弯弯的新月都以物喻人,含有隐喻旨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两部长卷,都以“新月”这一意象作为艺术符号,并非偶然,而是颇具民族色彩与文化内涵。新月与伊斯兰教育有着密切关系,当今世界上许多伊斯兰国家的国旗上都可以看到新月的图案,清真寺屋顶上也有新月的宗教标志。同是“一弯新月”,一个指的是忍受、顺众、摒弃了自由的“冷面人”马进城,另一个指的是单纯、善良、楚楚动人的少女韩新月,这两个不同时代、不同性格的回族青年,都被命运“那只看不见的手”夺去了年轻的生命,留下“悲怆的一瞬照耀”,令人回味。“一弯新月”饱浸着两位作家的审美意向,洋溢着内在的生命激情。
《心灵史》与《葬礼》同是文中有诗,诗史兼备,却又同中有异。前者对小说和诗歌两种文体进行整合,诗入文中,有时在倾诉的原野上纵横驰骋,有时借诗句的节奏,磨去痛苦的锋利棱角,使读者的心灵暂时离开沉郁悲怆的深渊;后者把诗意融汇其内,细腻抒写那份柔情那份暖意,涂抹着浪漫主义的底色,时时隐隐传来对人物命运的微微叹息,如泣如诉,如梦如烟。
《心灵史》与《葬礼》为本民族塑像,为本民族而歌,卓而不凡,气势恢宏,不仅是回族文学的两座奇峰,也为我国当代文学开辟了一个新领域。由于作家情感浸润和生命感受方式的不同,这两部作品呈现出不同的审美品格,谱写了生命旋律的二重奏,构成了人类向精神领域挺进的一组和声,在2”世纪的余辉里回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