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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歌苓塑造的男性群像研究绪论

来源:学术堂 作者:陈老师
发布于:2017-03-11 共4566字
  绪 论
  

  一、作家概况
  
  严歌苓是一位在当代大陆文学史和美国华裔文学史都留下足迹的女作家,她的作品在一定范围内引起了读者的关注。
  
  从 1978 年小试牛刀在《安徽文学》上刊登第一篇诗歌《量角器与扑克牌的对话》开始,严歌苓的创作一发不可收拾,先后出版了 40 多部作品。根据这些作品的特色,我们可以把她的创作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主要用冷静克制的笔触述说军旅生活和文革记忆,代表作有《绿血》《雌性的草地》及短篇小说《天浴》等;第二个阶段,从 1989 年赴美读书开始,新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使严歌苓看待问题有了新的视野和角度。由于学习繁忙,这一时期她的创作主要以短篇小说为主,内容主要关于移民经历,代表作有《少女小渔》《海那边》《花儿与少年》等;第三个阶段,2004 年严歌苓的外交官丈夫被派往非洲工作,她也一同前往,期间写出了《一个女人的史诗》《小姨多鹤》《陆犯焉识》等。这些文学作品给严歌苓带来了很大的知名度,其中《绿血》获得“优秀军事长篇小说奖”,《一个女兵的悄悄话》获得“最佳军版图书奖”,《海那边》获得“短篇小说一等奖”,《The Banquet Bug(赴宴者)》获得“小说金奖”等。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严歌苓的文学作品不仅吸引了一大批忠实的文学爱好者,还引起了研究界越来越多的关注。一些文学批评家对其作品不乏褒奖之言,陈晓明、陈思和、雷达和李敬泽都有相关评论。不仅如此,从数据库的检索结果来看,关于严歌苓的博硕论文有 300 多篇,其他研究评论文章更是数不胜数,国内顶级刊物发表的论文就有 40 多篇。除此之外,学者庄园还编写了《女作家严歌苓研究》一书,该专着的主要内容包括批评家点评、具体作品研究、作家自叙、侧记和访谈等。通过对这些文章的归纳分析,我们大致可以看出,目前对严歌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类运用比较文学的相关理论,选取和严歌苓有相似生活经历和情感表达的作家进行比较研究。以严歌苓和张爱玲为例,这两位作家同是女性,又都善于刻画女性形象,因此对这两位作家的比较研究有很多。如杨美芬在《评张爱玲与严歌苓笔下的寡妇形象》一文中,比较了她们笔下寡妇形象的异同,显示了两者之间不同的艺术魅力。闫石在《聆听生命诉求 关注生存状态--试比较严歌苓、张爱玲的小说创作》一文中认为,她们都是着名的女性作家,都用自己的细腻情感在关注女性命运。但是与张爱玲执着于描写女性的家族悲剧、爱情故事不同,严歌苓更喜欢从小视角出发,用自己的人生经历反映出真实的历史状态。特别是在中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中,寻求文化冲突的平衡点,冷静地审视中国大陆的政治生活。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将比较的重点放到了与其他移民作家进行比较上,如刘继莲的《谭恩美与严歌苓小说比较研究》。通过这些比较研究,我们能更清楚地认识到严歌苓的独特性,更能发现严歌苓的文学价值。
  
  第二类从后殖民理论和族裔理论出发,在跨文化语境下,用本土文化和异域文化的双重视角,探讨移民者的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问题。由于外国文化对移民者产生的影响,加上其所处的尴尬地位,让移民者这类形象具有很大的研究价值,移民者的生存困境,文化的断根和移植,以及寄居者对异域文化的接受程度和身份认同都成了研究的热点。如李小媛的《从〈扶桑〉看严歌苓笔下移民的文化身份认同问题》、吕燕的《离散族裔的创伤与后记忆--评严歌苓的小说〈扶桑〉》、吴淑波的《在他者的时代构建自我--严歌苓作品中的文化身份书写》等。
  
  第三类从小说和影视这两种不同艺术形式的特点出发,阐释严歌苓小说影视改编热出现的原因,并对此现象进行理性的分析。随着张艺谋《金陵十三钗》和《陆犯焉识》的热映,对严歌苓文学作品影视改编的研究开始进入大家的视线,成为一个新的研究课题。张英在《严歌苓“影视热”原因探寻》一文中认为,严歌苓的作品能够满足不同层次读者的阅读需求,作品内容不仅具有画面感,而且主题积极向上,在很多地方运用了影视叙事,因此受到了导演的喜爱。除此之外,相关研究文章还有宋琦的《从想象到影像--〈金陵十三钗〉的文本变异与价值取向》、赵英的《严歌苓小说与影视改编互动关系研宄》等。
  
  第四类从叙事学理论、修辞学理论出发,对严歌苓作品本身的艺术风格进行研究。主要通过分析其作品的语言特色、叙事视角、修辞手法、叙事结构,凸显严歌苓作品的艺术价值。陈振华在《扑朔迷离的现代性叙事--严歌苓小说叙事艺术初探》中认为,严歌苓扑朔迷离的现代性叙事是她独特的艺术魅力,交错叙事、元叙事、拼贴式叙事等现代性叙事特征,彰显了其独特的艺术生命力。黄万华在《语言的舞者--严歌苓小说语言论》一文中认为,严歌苓一直都在寻找不会因为翻译而流失自己神韵的语言。她将自己的感觉通过语言表达出来,丰富了自己的母语资源,找到了更具有全球意义的叙事方式,让全世界都能理解我们的语言和情感。
  
  第五类运用新历史主义理论,结合严歌苓小说中的文革书写,展示其与众不同的文革记忆和对历史的个人表达,深入挖掘严歌苓的历史观和人性观。严歌苓亲身经历过文革,并且在创作初期尝试过这类题材。特别是到美国以后,接触到另一个世界,用不同的视角来审视曾经发生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自有一番与他人不同的理解。严歌苓写文革和其他作家不一样,她以客观、理性的态度去书写文革,笔调平静,更重要的是作品中有对人性的考量和对历史的反思。学者对严歌苓文革书写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这些方面,例如李玉杰《“独一份的表达”--论严歌苓小说“文革”书写的独特性》、龚自强的《“后伤痕”书写的复杂性论历史与人性深度交织的〈陆犯焉识〉》、沈杏培的《历史观与“文革”小说叙事形态的生成》、张浩的《历史视阈与文化叙事论严歌苓小说“文革”叙事的嬗变》等。
  
  第六类从女性主义角度出发,对严歌苓小说中丰富多彩的女性群像进行分析和解读,进而揭示作家独特的性别意识,彰显新时代女作家的女性观念。严歌苓作为一个移民作家,其女性言说区别于大陆的其他作家,在风格上独树一帜。她以其独特的真切体悟和内心感受,向我们展示了一种不同的女性书写规范,所以关于严歌苓的研究文章,有很大一部分都是这个命题。如王晓红在《小说评论》上发表的《严歌苓〈第九个寡妇〉女性书写策略探析》,通过分析小说中边缘人物的书写,探究原生态女性特质,为我们展示多元维度女性人物的塑造。刘艳的《异域生活的女性言说--严歌苓创作品格论》中,通过分析严歌苓的创作环境,剖析其复杂的创作心理,解释她独特女性视角形成的原因,向我们展示严歌苓创作的独特性。马炜的《地母·佛性: 严歌苓小说中“扶桑”“葡萄”形象探析》通过对这两个女性形象内涵的分析,提出其女性形象的地母原型,并且探索作家塑造这类女性形象背后的心理动因。熊修雨的《论严歌苓小说中的海外中国女性书写》,讲述了在巨大的文化差异下海外女性的生存困境,通过对海外女性“看”
  
  与“被看”历史境地的分析,提出严歌苓审视这些女性的两个基本视角--“救赎”与“自由”,探讨移民女性追求自由的可能性和途径。李培的《雌性的魁惑--试析严歌苓小说中女性形象的独特内涵》,进一步挖掘严歌苓小说中女性形象的雌性特征,用母性、情欲、自由来述说雌性无与伦比的美丽,从而达到一种人性的升华。关于严歌苓女性形象和女性主义的书写,除了这些国内外重要期刊文章以外,还有 100 多篇博硕学位论文,如汪静的《严歌苓小说的女性自我意识解读》、庞建丽的《论严歌苓本土题材小说中女性的身体书写》、牛永勤的《严歌苓小说女性形象精神内涵及女性观》等。
  
  通过对这些研究文章的总结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对严歌苓作品中的形象研究主要集中在女性形象上,对男性形象的研究比较薄弱。纵观对严歌苓作品中男性形象的研究文献,有的是关于作品中某个形象的研究,如刘珊的《严歌苓小说〈扶桑〉中的大勇形象解读》;有的是关于某类特殊形象的研究,如翟羽佳的《论严歌苓小说中“残缺”的男性形象》、张一茗的《创伤经验与男性形象--试论严歌苓小说中“缺陷性”男性形象的成因》;还有的是在研究女性形象的同时,偶有提及男性形象,或者以男性形象为参照来分析严歌苓作品中的女性意识,如马阳的《“我”和“他们”--论严歌苓作品中异性形象的建构及其意义》。此外还有许晖的《论严歌苓小说中的男性形象》,文章在对严歌苓男性形象简单分类的基础上,分析了严歌苓作品中男性形象“非理想”的原因,论文总体略显单薄,但是其中男性形象“非理想”的原因对本文有一定的借鉴作用。总的来说,关于严歌苓男性形象的研究大多是零散的评论,缺少系统性的梳理归纳。基于此种原因,文章选取严歌苓的男性群像为研究对象。
  
  三、选题意义与论文框架
  
  严歌苓是当代文坛中有着自己独特生活经历和写作风格的作家,她少年从军,中年赴美,双语写作,笔耕不辍。先天的文学写作才能,再加上后天的勤奋和努力,让严歌苓的创作成果颇为丰硕。在严歌苓构建的文学世界中,多鹤、小点儿、穗子、晓鸥、万红,大勇、欧阳萸、董丹、张俭、姜伟、杰克布·艾德勒、史奇澜,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向我们走来,讲述着一场又一场动人的人生故事。但是长期以来,对女作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女性成长过程中自我意识的张扬之上,对她们笔下男性的关注比较少。纵观严歌苓的研究文章也是如此。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伴随着“人的解放”“女性的解放”, 女性意识觉醒, 女性创作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严歌苓运用本身独特的生命体验和崭新的创作理念, 塑造了一批形态各异的男性群像,这些男性或东方或西方,或正面或负面,向我们展示出一个个生动具体的人。可以说严歌苓男性群像的产生是社会和文化的产物,反映了当代作家创作观念和创作意识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和时代的文化语境变迁联系在一起的。论文将严歌苓小说中的男性群像作为研究对象,通过仔细阅读文本,对其进行分类,并在此基础上阐释严歌苓对男性群像的多重审视,并在文学史视域下探讨其男性群像塑造的意义。总体来说,论文主要回答了以下几个问题:严歌苓塑造了一批怎样的男性群像;在怎样的时代背景下塑造出了这样的男性群像;塑造这样的男性群像反映了作者怎样的观念、意识变化;这一批男性群像与同时期中国大陆文学或美国华文文学相比有怎样独特性,对当代文学创作有什么样的启示。
  
  论文共分为四章。第一章结合严歌苓小说中男性群像出现的时代语境,追溯中国几千年来男尊女卑的社会现实,进而突出随着改革开放的开展,中国思想界发生的震动。然后通过对严歌苓小说的深入思考,去把握作家不同时期的创作特色。第二章根据严歌苓小说创作的特点,将其男性群像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严歌苓“中国记忆”书写中的男性群像,另一类是严歌苓“异族体验”书写中的男性群像。第三章主要从社会性别理论看严歌苓对男性的多重审视。论文首先梳理了社会性别理论的发展历史、主要内容、理论特色,以及在严歌苓小说中的体现。
  
  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下,从反传统的“父与子”、男性残缺的身体和心理、与强势女性的对比等几个方面来探析严歌苓对男性群像的解构。根据辩证法的相关理论要求,最后探讨一下严歌苓对男性群像的人文关怀和对和谐性别理念的殷切期盼。第四章着重分析这些男性群像存在的文学史意义。论文以 80 年代以来中国大陆文学中的男性群像和整个华裔文学的男性形象塑造为参照,阐释严歌苓小说中男性群像的双重特殊性,进而探讨严歌苓小说中男性群像给当下文学提供了何种新的范本,在哪些方面影响了其他作家的创作,使论文视野有所扩展,让研究进一步深入。结语部分对全文进行简单的概括和总结,提出论文的基本观点和不足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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