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创业源于机会，机会是创业的起点，全球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创业者开始创业。许多国家有强大的企业部门，这些部门刺激和鼓励个人抓住机遇，改善他们的社会价值和整体经济状况（Zacharakis & ReynoldscBygrave,1999）。创业理论的发展已经确立了以下理论，即当个人追求创业时，这种行动激励他创造更多的企业，这些企业经营发展中形成了企业文化（Bygrave &Minniti,2000;Minniti & Bygrave,1999）。研究经济发展和增长的理论家，如 Schumpeter（1934） & Romer（1986,1994）已经强调了创业精神的重要性，它作为一种知识的形式，对特定区域的繁荣有促进作用。而创业活动的发生却离不开个人所处的环境以及个人的基本经济状况，即社会和经济因素以及现有的创业活动水平试图促进新企业的发展。Minnitti & Bygrave（1999,2000）的研究表明，创业是一种功能，它表现于个人如何评估能够有利于建立新企业的周围环境，尤其是自身的环境。这些问题，对于解释导致某一个特定区域新企业创建的具体条件是至关重要的。
综上所述，文章研究认为：创业者所处的就业背景以及个人的收入情况与创业过程有着明显的关联关系，而且这种关联显然是动态的，在结合了某些地区的人群分析数据以后，这种关联的非线性关系逐渐呈现出来。本研究认为，新企业的创建离不开创业者个人的经济状况，即个人的收入以及其就业情况。本研究试图从区域视角出发，研究区域内人均收入以及失业状况对新企业创建的影响，以期解释相关的创业现象并且拓展创业理论。
本研究的社会样本采集工作主要来自欧洲、美国的 15 座城市及中国东北的 30 座城市，从而确定前述关联性的存在。
此后，为了使研究成果更加有利于推进我国相关领域的研究与实践，本研究在收入和就业的数据方面着重采用了中国东北 30座城市的统计数据做进一步研究，并对相关数据的离散程度逐一进行了分析和标注。
二、文献与假设
1. 文献回顾
Minnitti & Bygrave（1999）认为，社会经济条件、人口和经济因素往往影响着个人是否创建新业务。特别是，在总体水平上，人均收入水平可能影响个人创业的主观评估。Shapero &Sokol（1982）认识到，环境条件能够激发人们创立新的企业。他们指出，当个人对他们的现状感到消极并需要采取行动时，他们会去创业。在外部条件可行时，这些行动会加速。Bull &Winter（1991）认为，一个特定区域新企业的位置选择取决于个人原因和费用，尤其自身的收入。一些实证研究已经考虑到人口和经济因素将很大程度上影响新企业的创建 （Armington & Acs,2002;Kirchhoff,2002;Noorderhaven,Thurik,Wennekers & VanStel,2004;Saxenian,1999）。这些研究分析了失业和收入水平对新企业建立的影响。
（1） 人口因素
从人口因素方面考虑，Bull & Winter（1991）提出的证据表明，在吸引新企业创建方面，美国不同城市之间存在着不同。他们的研究结果还表明，收入和失业问题影响到企业的创建率。Armington & Acs （2002）对一个特定区域教育的重要性进行了研究。他们的实证表明，获得高收入的高校毕业生和公司创建率之间存在着促进关系。因此，可以看出，各种人口因素对于新公司的形成有着积极的影响。
（2） 经济因素
就经济因素而言，Folster（2000）通过实证研究认为，瑞典的失业者将创业视为被现有组织解雇后的唯一出路。他认为，个人可以因为目前的状况而促进或阻碍创业活动。在美国进行的研究中，Evans & Leighton（1990）解释了这样一种关系，即失业和小企业形成之间的关系很明显；Bull & Winter（1991）的研究解释了失业和公司创建之间的消极关系。此外，Reynolds 等（1995）的研究认为，新企业的创建往往会在较低失业水平的时候减少。
Armington & Acs 的研究（2002）发现失业率可能会在具体工业部门，例如制造业和零售业，影响新企业的形成。就收入水平而言，Noorderhaven 等（2005）发现，在 15 个欧洲国家中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自谋职业率之间存在反向关系。这一证据表明，当一个地区变得富有时，创业活动往往会减少。这也意味着，在这种条件下，作为一个雇员比成为一个创业者有更加美好的前景（Begley,Tan & Schock,2005）。
2. 假设提
人均收入代表了区域经济福利的一个指标（Getis,1986、1988;Lazear & Michael,1980）。在经济发展文献中，具有高人均收入的区域一般更加发达，因为所有不同的人力资本指数以及区域繁荣程度都很高（Todaro,2000）。由此可以认为，具有更高人均收入的区域拥有能够吸引新公司的知识基础。进一步分析来说，随着区域内的人均收入增加，可以获得更多的知识和资源来支持新企业创建（Spetch,1993）。还有一些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人们更可能在繁荣的地区创建新企业（Blanchflower &Oswald,1998）。
另外，低人均收入的区域也会为新企业创建提供机会。个体会选择把创业作为改善社会经济条件的一种手段。他们看到，相对于失业或者低工资，成为创业者的前景是非常有吸引力的（Folster,2000;Noorderhaven 等，2004）。尽管资源在该区域是稀缺的，初始创业者仍然可以依赖个人的积蓄以及从亲戚朋友那里得来的金融支持来开展他们的业务（Blanchflower & Oswald,1998）。一些实证研究表明低工资的人们更倾向于创业，因为那样可以获得较高回报（Evans & Leighton,1989）。同时，高利润的可能性可以使人们去创业（Evans & Leighton,1990）。因此，新企业创建数量在那些低人均收入的地区是增加的。
以上讨论意味着新企业创建在人均高收入和低收入的地区都是增加的。这意味着在人均收入和新企业创建之间存在着一个非线性的关系。起初，新企业创建会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而减低。Noorderhaven 等（2004）的研究认为，收入水平增加的区域使得一些人宁愿受雇于组织，因为这些组织可能提供很有竞争力的薪酬。但他们也指出，随着区域逐渐变得发达，加薪的压力会增加。在这方面，Jovanovic（1979）的研究认为，工薪族宁可跳槽和新的雇主签约也不选择去创业是因为该区域仍然繁荣。因而，导致的结果是该区域的经济发展不会促进新企业创建。
而另一种情况是，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新企业创建会增加。具有更高收入水平的区域，随着这些区域被赋予丰厚的知识基础，为新企业创建提供了大量的知识机会。Noorderhaven等（2004）也认为，全球化和技术的效用使得区域的新企业创建成为可能。Wennekers 等（2005）的研究表明，更发达的国家其人均收入较高，它从新企业的创新活动中得到的收益越大，这些创新给经济和国家带来了竞争力。由此可见，人均收入和新企业创建之间存在一个 U 型的关系。因此，文章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1:一个区域的人均收入水平和新企业创建呈现非线性的关系 （U 型）。即，在偏低以及偏高的人均收入水平上，比起中等程度的人均收入水平，新企业创建更加频繁。
Oxenfeldt（1943）的研究指出，那些没有可能参与其他机构就业的失业人群更可能选择创业。Shapero & Sokol（1982）认为，失业加速了人们为自己工作的渴望。这样的个体拥有能够运用到创业上的知识基础和技能。Storey（1991）的研究讨论了影响创业的拉力和推力因素。在第一种情形下，个体被拉入创业是由于他们感知到区域内的积极因素造成的盈利机会。这样的条件代表了比就业更好的前景。在第二种情形下，个体被推入创业是因为缺少就业机会（Storey,1991）。
一些实证研究倾向于支持失业和新企业创建之间的正向关系。如 Evans and Leighton（1990）的研究证明了失业工人比就业的工人更可能创业。然而，这些失业的工人比那些就业工人去创业更有可能经历失败。Reynolds 等（1994）的研究指出，失业率和失业上的变化都与新企业创建正相关。因此，失业对新企业创建有静态的和动态的影响。在瑞典进行的一项研究中里，Folster（2000）认为，失业使得创业更有吸引力，或者为那些不能找到工作的人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Carree 等（2002）估算了OECD 国家的失业率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六年后的创业率就增长 0.06 个百分点。但是，Bull & Winter（1991）的研究却发现，失业和创业活动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
尽管失业和新企业创建的关系看起来是正相关的，但也有人认为二者关系是非线性的，很可能是∩型的。例如，低失业率的区域意味着活跃的劳动力集中在已建立的公司。这也就是说新企业创建会降低。Hamilton（1989）的研究认为，新企业创建和失业率存在一个∩型关系。当失业率增长时，区域内存在可发掘的盈利机会，人们就开始创业了。Hamilton 的研究还发现，失业率达到 20%时，新企业创建就会开始下降。这个门槛为新企业创建制造了一个瓶颈。因此，过高的失业率不利于新企业形成。
Reynolds 等（1994）的研究认为，高水平的失业率意味着区域内更少的可支配收入，因而对于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就会降低。这样的话，这种情形下的新企业创建的机会就会减少。在1995 年的一项关于美国劳动力的创业活动的研究中，Reynolds和他的同事们发现，高失业水平在预测短期的企业创建率上有一个负向的关系，而低失业率则是正相关的关系。结果是，Reynolds 等（1995）的研究发现有效证实了 Hamilton（1989）提出的关于失业率和新企业创建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存在的观点。因此，文章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2:一个区域的失业率与新企业创建呈现非线性的关系。尤其是，新企业创建在过高以及过低的失业率水平上比起在适度的失业率水平上会更低。
三、研究设计
1. 数据与样本
文章的研究具有特殊性，需要整合统计年鉴数据，但是由于统计年鉴数据的缺失性，需要从其他渠道获取分析所需的数据，因此，文章实证研究所需的数据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统计年鉴数据；二是其他来源数据。统计年鉴客观数据容易获得，而其他来源数据需要作者进一步搜集。
研究过新企业创建和经济发展与增长的研究人员趋向于依靠二手资料数据进行分析。文章也采用信息数据库的二手资料，可以通过万维网很方便的查到。这些来源有中国人口普查网、中国县域网、县域商业模式、2006-2009 年中国统计年鉴、山东大学经济学院电子数据库、南开大学经济中国网数据、东北三省中小企业管理局数据、东北三省统计年鉴数据以及中国行政地图。在网上，数据是按照县级、大城市级和省级进行分类汇总的。
文章采用城市为分析单位。根据 Bull & Winter（1991）的研究，使用城市是因为比较容易获得这个分析级别的可比较的数据。县级数据虽然更加细致，但是县域的数据很广，对于文章研究来说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来完成这项工作；同时，县域数据也难以收集完整。而且城市是中国各省的主要的划分区，同时同居数据相对完整。本研究收集中国东北三省所辖市全部人口数据以及企业创建数据。目前，数据较全、能够参与分析的城市有 30 个，具体参见表 1 所示。
数据收集过程包括收集多种数据，并且努力使东北三省全体人口作为分析数据。然而，某些城市指标有缺失数据。对于缺失数据，利用 SPSS 13.0 进行列表分析，列出了研究中用到的30 个城市的具体数据。
对所有数据进行正态分布检验。检验结果表明，一些测量指标，包括因变量，是不服从正态分布的，因此用多元回归分析进行假设检验是合适的（Hair,Anderson,Tatham & Black,2001）。尽管对数据进行了转换，但正态分布问题一直存在，特别是一些测度的斜度和峰态超出了 -3~+3 的范围，一些研究人员认为用这个范围来确定某一特定变量是否服从正态分布是合适的（Aczel & Sounderpandian,2002）。Lynch（2003）的研究认为，正态性假设对于因变量非常关键，但在决定转换因变量之前，需要对自变量和控制变量进行转换。
2. 变量测量
（1） 新企业创建
Birch（1987）的研究认为，新企业创建能够使一个地区实现净变化（net change），因为新的公司替代了那些已停止运作的企业，实现了区域企业数量的变化。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我们认为公司消亡不随时间变化（Birch,1987），则新企业形成的净变化可近似于新企业创建。在这样的条件下，衡量 2010-2012 年的新企业创建可使用下面的公式：
2012 年企业创建数量 -2010 年企业创建数量 （1）这个数值是以千为单位计算的。这个公式计算了在每个城市创建的新企业的净变化。通过企业数量绝对值的变化，维持了与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测度的一致性。此外，绝对变化反映了前文定义的新企业创建（Gartner,1985）。
（2） 人均收入
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和各省统计年鉴，用来衡量 2010年城市人均收入水平。用超过 18 岁的所有人口总收益除以城市的人口总数得到的就是人均收入（U.S. Census Bureau,2006a）。使用人均收入的自然对数来实现正态分布。同时，用二次方来检验曲线效果。
（3） 失业
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和各省统计年鉴，衡量 2010 年城市的失业水平。中国劳动统计局编译来自当地失业统计数据。为了实现正态分布，使用失业率的相反数。该测度按照前面熟练劳动力所解释的程序调整。同时，用二次方检验曲线效果。
（4） 控制变量
文章用人口密度和区域分布来作为控制变量。以前的研究使用人口密度作为控制变量是因为它对创业和总就业人数的影响 （Audrestch & Fritsch,2002;Reynolds 等，1995）。这个变量是用来控制城市规模的。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行政地图。使用自然对数来实现正态分布。研究表明，不同地区的创新有地域差异，可能影响他们的创业活动和经济增长水平（Audretsch & Feldman,1996）。因此，根据已确立的分类变量是来识别区域的分类（Chrisman,Chua& Steier,2002）。据此，东北三省也依据以上说明来进行区域的分类，用 0 表示辽宁省，用1 表示吉林省，用 2 表示黑龙江省。
四、实证研究
1. 样本特征
通过对数据进行初步的评估，将数据进行转换 （通过Spss13.0 实现），确保各个变量保持正态分布。此外，文章进行了探索回归分析发现，转换后的数据符合后续分析的要求，因而这些数据被保留，不做个别删除。此外，多重共线性的问题可以通过均值中心化（Mean-centered）得到解决。30 个城市的样本代表了来自中国东北三省 88.9%的人口。表 2 是均值中心化之前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2. 假设检验
文章用普通非线性最小二乘回归（OLS）进行数据分析和假设检验。具体检验结果如表 3 所示。
上述结果表明，模型 1 是只有控制变量的基本模型。很明显，人口密度对于新企业的创建有积极作用。此外，黑龙江地区对于新企业的创建有积极的影响。模型 1 是非常重要的（P<0.001）并且控制变量解释了 0.114 （调整后的 R2） 的变异情况。
模型 2 检验了人均收入与失业对新企业创建的积极影响，然而在模型 4 和 5 中，二者对新企业创建的曲线影响并不显著。假设 1 和 2 均未得到支持。
3. 讨论
人均收入水平与新企业创建之间关系的研究结果不支持二者之间 U 型关系的假设。然而，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模型的研究结果表明，当人均收入增加时，新企业创建会以一定的速率增加。此外，研究结果证实了人均收入与新企业创建之间具有正向关系。将两者放在一起考虑，这些结果表明具有较高人均收入水平的地区将会吸引创业者到该地区创建新企业。这些结果与先前的研究相一致（Blanchflower & Oswald,1998）。此外，研究结果还表明，拥有一定经济基础以及大量知识基础的个人可能会进行创业。与此相反，研究结果并不支持 Noorderhaven 等人的论点，即较高的收入水平会降低个人创建新企业的动机。
根据这些学者的观点，具有一定收入水平的个人将会继续保持其被雇佣的想法。但是，中国的情势恰好相反，因为具有较高收入的中国人可能会被创建新企业的前景所吸引，他们期望增加自己的财富。
失业率与新企业创建关系的研究结果是线性正相关的。因为不支持曲线效应 （∩形），研究结果与 Evans & Leighton（1990）以及 Reynolds（1994）等人的研究结果相一致。虽然之前的陈述认为拥有较高人均收入水平的地区能够促进新企业的创建，这与失业率较高的地区能够促进新企业创建并不矛盾，因为某些地区的收入分配曲线可能是倾斜的 （例如少数人得到了较高的收入从而增加了人均水平） 并且还遭受失业问题困扰。如果这样的话，关于失业率和新企业创建之间正向关系的研究结果就会产生以下两种效应：
第一种是企业家通过创建新企业来为那些无法找到工作的人提供工作岗位。在这种情况下，具有较高失业率的地区可能会促进依靠现有的大量劳动力开展业务的新企业的创建。
第二种是失业人员可能会由于没有工作而被迫变为创业者。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没有证据支持失业率与经济增长 （就业的变化） 之间具有直接关系，因此文章的研究结果支持了推动效应这一论点，也就是说，失业人员决定创建企业是为了实现其生存需要。
五、结论
文章对创业如何受到特定区域内收入与失业的影响所做出的研究有利于区域经济的测量及创业活动的跟踪。同时，本研究对经济刺激政策的制定和调整也提出了明确的着力点。
本研究通过对相关成果的疏理以及对欧美和国内城市样本的分析，确定了收入、失业与创业之间的关联关系，并通过利用中国东北三省 30 个城市的有效数据，系统分析收入情况与失业对新企业创建的影响，得出了较为有价值的研究结论，即一个区域的人均收入水平和新企业创建呈现出非线性关系 （U型），同样，一个区域的失业率与新企业创建呈现非线性关系的结论也成立。由于文章的主要数据采集来源于我国东北地区的 30 个城市，所以，基于对上述实证研究结果的讨论，文章的研究结论对东北三省经济发展有一定作用的启示。
东北地区是我国传统产业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人口就业及收入情况统计口径和数据相对清晰，使用价值较高，具有明显的典型性和代表性。此外，作者长期跟踪东北地区经济发展，对地区和经济社会发展比较了解，东北地区目前面临新一轮的振兴计划，本研究有利于政府制定益于国民创业的相关政策以及如何测算本地区创业活跃指数。
提高人均收入水平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必要手段。文章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提高人均收入水平能够促进创业。高收入人群为了实现财富的增值便积极创业，这不仅促进了就业，更重要的是对其他高收入人群具有榜样作用，能够带动他人创业。人均收入水平和失业率等经济指标对新企业创建和经济发展的影响指出，决策者应该继续制定政策来改善该地区的这些经济状况。
创业活动是一个过程，它始于坚固的知识基础，之后有助于改善中国区域的经济条件。尤其重要的是本研究为现有的创业、经济发展以及经济增长理论提供了实证支持。因此，创业活动不能被看成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因为它与社会具有积极的互动作用。社会往往充满了机遇，那些受收入问题和失业问题而困扰的智慧型个体能够抓住赢利机会，应用新的创意在市场上就能有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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