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伴随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越来越突出，甚至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农村女性劳动力在文化程度、劳动技能和身体状况等方面都处于劣势地位，虽然在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的过程中，她们的经济和生活状况有了极大改善，但学者们关注的不是这种绝对的进步，而是相对于其他群体，特别是农村男性劳动力、城镇女性劳动力的发展差异。
传统对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的解释是“推拉理论”( Push and Pull Theory) 。该理论认为，人口迁移存在两种动因: 一是居住地存在推动人口迁移的力量; 二是迁入地存在吸引人口迁移的力量，这两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促使劳动者做出流动选择。至今，该理论仍是分析劳动力流动的基础。此外，刘易斯( Lewis W A) 的二元经济模型和对其修正后的托达罗( Todaro MP) 模型为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研究打开了一个更广阔的空间。这两个理论分别从需求和供给的角度分析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基本条件，其中刘易斯模型更注重城市工业发展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作用; 而托达罗模型则注重农业发展对解决劳动力就业的作用。然而，在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尤为突出的背景下，农村女性劳动力作为一个特殊的弱势群体，其非农转移问题更具复杂性和特殊性。
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可通过两种途径: 一是城市不断向外“摊饼”式地扩张，农民转为城市居民; 二是农民通过个体流动的方式进入城市。这两种转移方式的背景、特征有所不同，学者们分别对这两种不同转移途径中农村女性劳动力的非农转移问题进行了研究。
二、离土不离乡: 农村女性劳动力就地转移
离土不离乡，即农村剩余劳动力在本社区或就近实现非农转移。这种转移方式一般存在于非农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主要包括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的地区、私营经济较为活跃的地区和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地区。
( 一) 农村女性劳动力与工业化
改革开放后，在沿海发达地区乡镇企业有过一段时期的蓬勃发展。1980—1995 年间，中国的乡镇企业增加了 15 倍，产值以年均 30% 的速度增长，乡镇企业职工由2 999． 7万人增到12 862． 1万人。中国农民有史以来第一次实现了具有一定规模的非农转移，工业化使农村女性劳动力的生产功能从家庭中分离出来并进入公共领域。
当时社区劳动力市场建立在深厚的血缘地缘关系基础之上，农村女性劳动力依赖这种关系进入非农产业。中国农村是“乡土性社会”，乡镇企业具有很强的社区性质，非农就业的性别差异被血缘关系所掩盖。这一时期农村男女两性劳动力在转移的速度上并不存在明显差别，性别歧视不表现在职业隔离，而是表现在职业层次上。
( 二) 农村女性劳动力与私营经济
在乡镇集体经济衰落后，沿海地区的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在经济发展中显得尤为活跃。许敏敏对浙东地区家庭工厂中女性劳动力的研究认为，家庭工厂有其特殊性: 家庭工厂属于家庭经济，经营和管理中夫妻双方的分工与传统农业家庭分工极为类似; 而家庭工厂生产产品主要是面向市场，与传统满足自我消费为主的农业生产不同; 家庭工厂中农村女性劳动力的私人身份超越了公共身份，这在现代公司是不允许的。这种具有特殊性质的家庭工厂成为农村女性劳动力进入公共领域的又一种形式，并且在实践中不少妇女表现出卓越的经营和管理能力。在家庭中，角色和地位的变化是两性间互动的结果; 在社区中，女性地位的变化则是其与传统文化间不断互动的结果。在这两个过程中，女性的自主性对于其自身地位的提升至关重要。
( 三) 农村女性劳动力与城市化
相关研究主要是关注沿海等经济较发达地区“镇改街，村改居”过程中失地妇女的就业问题。朱冬亮对厦门市沧海区失地妇女的调查分析表明，这些劳动力的非农转移更具被动性。相对来说，农村女青年的就业情况普遍好于男青年。一方面这与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劳务需求有关，另一方面是因为女性对薪资的要求一般低于男性。
孙良媛、李琴对珠三角地区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妇女的研究则认为，失地妇女的就业是一个独立选择的过程，其中年龄、教育和培训是影响失地妇女找到高收入工作的主要因素。并且，培训对她们就业概率的影响最大，参加培训可使其就业的概率提高约 65%，所以加强对失地妇女的培训力度最具有成效。
以上研究考察的是中国经济发展中不同阶段、不同地区农村女性劳动力的非农就业问题，具有一定的历史特殊性和地方特色。学者们的研究都充分考虑了问题所处的社会阶段和地区文化，因此得出的研究结果也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各地的经济文化土壤有所不同，实现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的途径多样化，因此对这些问题的跟进和扩展研究仍是必要的。
三、离土离乡:农村女性劳动力外出务工
相对于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外出务工的转移模式更具挑战性。农民离开本地的社会资源进入城市，在人力资本水平不具优势的情况下如何实现就业并适应城市生活受到诸多学者的关注。
现有对农村女性劳动力外出务工的研究主要是基于对输入地或输出地调查的基础上，围绕其外出务工的影响因素、在城市的就业状况、回流或留城选择这几方面进行分析。
( 一) 农村女性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影响因素
( 1) 年龄状况。外出务工妇女以中青年为主，其平均年龄低于外出务工男性劳动力，也低于留守妇女。相关研究显示，外出务工男性劳动力在各年龄段分布较均匀，超过 40 岁的比例才大幅下降，而女性则主要集中在 30 岁以下。这是因为: 一方面，大多数用人单位对雇员的年龄有要求，一般青睐于年轻劳动力; 另一方面，妇女的婚育行为对其外出务工有显着影响。结婚成家的责任感鼓励农村男性劳动力外出务工，而对农村女性劳动力外出务工具有抑制作用。农村未婚妇女的外出属于发展型外出，更多地受到“拉力”作用的影响; 而已婚妇女的外出属生活型外出，主要是受“推力”作用的影响。
( 2) 受教育水平。对各地区外来劳动力的调查显示，外出务工妇女的受教育水平普遍比男性低。中国农村女性劳动力平均受教育 5． 66 年，低于男性劳动力( 8． 43 年) ，也低于城镇女性劳动力。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性别差异是由于男女两性间的投资收益率不同造成的。由于教育投资收益期的滞后和传统生子养老的观念，女性投资主体和收益主体不对等使得“娘家”对女儿投资的动力不足。然而，受教育水平对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是显着的，主要表现在: 第一，受教育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其非农就业，农村女性劳动力的教育水平每提高 1 年其非农就业机会的概率就增加 2． 8 个百分点。第二，外出务工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投资处于报酬递增阶段，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十分有利于其就业收入的提高。第三，受教育水平对女性劳动力外出与回流行为的影响要大于男性。因为教育程度低的农村外出务工妇女在城市难以留下来，而教育程度低的男性可以在城市中从事稳定程度很低的临时性工作，在找不到工作期间仍然能够漂泊度日。
( 3) 家庭因素。传统男主妻辅的家庭分工理论认为夫妻双方的劳动是替代的，一般男性是家庭中外出务工的主体，女性则从事照料家人、家庭副业和农业的劳动。然而，现有的研究结果大多表明双方的劳动具有互补性，家庭中丈夫外出打工有利于提高农村女性劳动力外出流动的可能性，家庭中有其他外出打工者的女性劳动力其外出务工几率比家庭中没有外出打工者的高约 5 ～6 个百分点。农村外出务工妇女中与配偶一起进城的占 44． 82%，是与配偶一起进城的男性比例( 22． 81%) 的 2 倍。这是由于农村女性劳动力外出务工缺乏就业信息，其外出流动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信息不对称、不确定性等风险会使城市对农村女性劳动力外出务工的“拉力”作用相对下降，这也是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转移滞后于男性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家庭中有学龄前儿童的妇女外出打工的几率小于无学龄前儿童的妇女，家庭中有 15 岁以上在校学生对农村女性劳动力外出务工则起到促进作用。
( 二) 农村女性劳动力外出务工状况
中国农村外出务工妇女主要就业于第二产业中的制造业( 服装、纺织、电子配件等劳动密集型企业) 和第三产业( 餐饮、家政服务等) 。外出务工妇女大部分处于非正规就业的状态，她们大多滞留在仅能维持最低限度生存的部门。农村外出劳动力中，男性劳动力从事非正规就业的可能性比女性少 71． 34%，并且年龄对男性非正规就业的影响不显着。而农村女性非正规就业行为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年龄每提高 5 岁，女性成为非正规就业的可能性就增加 12． 1%。有学者认为，女性比男性更多的从事非正规就业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劳动力市场对女性劳动力的歧视。外出务工妇女更多地依靠地缘或血缘关系寻找工作，使其更有可能成为非正规就业者。
她们中有 50%通过城里的亲戚、朋友或已在城里定居的老乡找到工作，有 10． 71% 通过家人介绍找到工作。并且，中国农村女性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和培训水平均低于农村男性劳动力和城镇女性劳动力，因此更有可能选择非正规就业。
就业收入对劳动力流动具有重要的决定作用，因此这也是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研究的核心问题。总体上，中国外出务工女性的平均收入水平低于男性，甚至有学者认为这种差异有日益扩大的趋势。侯慧丽的一项调查表明，女性劳动力收入是男性劳动力收入的 78%; 在未婚和已婚群体中，这一比例分别为 84% 和 75%。对男性劳动力来说，各个年龄组的平均非农收入在开始时随着年龄的上升而上升，到了一定年龄段( 30 ～39 岁) 达到收入的最高点后下降; 而对女性劳动力，各个年龄组的平均非农收入从一开始就随年龄的增长而下降。外出务工女性平均收入水平低于外出男性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男女劳动力的职业结构差异。因为农村女性劳动力外出务工大多从事由男女生理或心理特点决定的传统“适合女性”的职业，而一般外出男性劳动力从事的工种劳动力强度更大、工作环境更恶劣，所以收入相对较高。并且人力资本水平决定的分工结构中农村外出务工妇女普遍处于偏低的职业位置，因此收入相对也较低。二是性别歧视。有学者认为，在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中歧视是造成性别之间工资差异的主要原因。一项对苏南地区外来劳动力的研究认为，性别歧视造成的收入差异占到男女外来劳动力平均收入差异的近一半。
( 三) 迁移还是回流
迁移的含义包括就业区域的转换和居住地的转移两个内容，而中国现阶段的情况是外出务工农民大多数只实现了城市非农就业的职业转变，但居住地仍滞留在农村或徘徊在城市的边缘。长期以来，城市对外来务工农民大多是经济接纳和社会拒入的双重态度。外来务工农民为城市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只获得相对较低的劳动报酬，城镇居民所享有的福利却把他们排除在外。缺乏社会保障的外来务工农民无法真正割断与土地的联系，摇摆于城乡之间。在农民从就业结构到定居状态的转变，乃至最终实现生活方式转变的过程中，农村女性劳动力的意愿和决策行为起到关键的作用。只有农村男性劳动力进城工作是很难带动举家迁入的，而这时女性劳动力的意愿会产生重要影响。具有较高文化程度的未婚青年女性劳动力更倾向于迁居城镇，工资收入、非农工作年限对女性劳动力的迁移意愿有正的影响。
外出务工妇女选择回流则是综合考虑了许多因素后家庭决策的结果。与外出务工妇女相比，回流妇女存在职业多样性的倾向，但其绝对收入一般都下降了。她们中大部分人由有报酬的社会劳动退回到无报酬的家务劳动和不易清晰鉴别独立报酬的农业及家庭副业劳动中，而农业劳动的收益总体上大大低于非农劳动。在家庭劳动力分工期望方面，外出务工妇女在家务分工期望中的性别角色分工界限更为淡化，其对丈夫分担各种家务的期望更高，这有助于形成更为平等的家务合作模式，有利于促进婚姻家庭内的社会性别平等。与未外出妇女相比，她们具有较强的自主意识、就业能力和愿望，但研究中发现其经济参与作用并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四、小 结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发现，学者们对中国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转移问题的研究最初是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考察，之后逐渐更多的则是从经济行为人的角度来进行分析。大多数研究都综合考虑了社会经济发展背景、家庭和个体等因素，并且越来越倾向于用实证的方法分析各种因素对农村女性劳动力就业选择行为、收入性别差异和迁移意愿的影响。尽管近几年来关于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转移问题的研究内容有不断扩展和丰富的趋势，但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以下几方面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一是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失地妇女非农就业问题。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地选择非农就业的农村女性劳动力，她们从农业到非农业就业者的身份转变面临着诸多与传统非农就业所不一样的问题，而目前对这方面的研究仍比较欠缺。
二是户籍制度改革背景下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与农村家庭向城市迁移的问题。长期以来城市外来务工农民大多只实现了职业的转变，其中只有少部分能真正成为城市居民。新一轮户籍制度改革有利于促进农村居民家庭向城市的迁移，而这一过程中妇女的非农就业转变会起到重要的决定作用。
三是农村外出务工妇女迁移和回流选择行为的进一步分析。在农村城镇化不断推进和沿海发达地区企业发展面临困境的双重环境下，研究农村外出务工妇女的迁移和回流选择行为具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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