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背景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村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工作和生活。《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2》显示，目前我国2.3亿的流动人口中农村户籍流动人口即“农民工”已经达到80%，而且人口流动呈现家庭化趋势，有近70%的流动人口与家庭一同流动；农村随迁父母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农村流动人口将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持续增长。随迁父母长期在农村生活，早已习惯了乡土社会的生活方式；进入城市之后他们将面对生活环境的巨大改变，不仅要应对子女外出工作期间单调枯燥的家务劳动，同时由于社会资源贫乏和经济能力低下而面临社会适应与城市生活融入的巨大压力。代际关系在农村随迁父母的城市生活中越来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是在城乡二元的制度壁垒将农村随迁父母阻挡于城市的社保福利之外的情况下；而家庭代际关系的好坏直接影响农村随迁父母在城市的生活质量，关系到这些将要步入或已经处于晚年的中老年随迁父母是否能够在城市颐养天年。
目前有关随迁父母的研究少之又少，已有的少量研究主要关注农村随迁老人即农村随迁父母中的老年群体的精神生活与社会融入，认为农村随迁老人是一个亟须社会关注的群体。
在精神生活方面，相关研究从闲暇时间利用、社区活动参与、对社区的心理认同等方面描述农村随迁老人的精神生活状况，发现该群体的精神生活单调，主要表现为闲暇时间中的娱乐活动较贫乏、很少参与社区活动、对城市社区的认同度低。
在社会融入方面，农村随迁老人在城市受到家庭、社区人际和社会政策等多层面的社会排斥，政策限制、文化差异、社会资本、个体特征等被认为是影响农村随迁父母社会融入的重要因素。
随迁老人从农村进入城市与子女生活在一起，如何适应与融入陌生的城市场景与社区生活、处理相对复杂的家庭关系，已经成为农村随迁老人面临的重大人生课题。
总之，学术界不仅对农村随迁父母的研究少，同时关注面也较窄、鲜有深入的探讨，农村随迁父母的家庭代际关系需要被给予更多关注。
长久以来，我国家庭观念浓厚，同时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传统的孝道规范构成中国家庭的核心价值观。然而我国经历着重大社会变革，特别在当前快速城镇化的背景下，代际关系的和睦团结和家庭中的养老敬老等面临挑战。子女的外出务工和父母的随迁行为改变了农村父母的传统居住安排模式，而不同居住安排下的家庭代际关系可能展现出不同的图景。同时，在中国从父居的父系家庭体系中，子女与父母的代际关系往往具有性别差异，儿子承担主要的赡养责任，在城镇化背景下，随迁父母居住安排上的变动对传统的家庭代际关系可能产生影响，不同居住安排下的随迁父母与子女的代际关系性别模式可能发生重要变化。家庭内部的代际关系反映复杂的社会联系，同时家庭成员由多种团结联系起来，而代际团结是研究家庭代际关系的一种重要模式。本文将基于代际团结模式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
二、居住安排、子女性别与代际关系
（一）代际关系——基于代际团结的模式
Bengtson and Schrader于1982年提出研究家庭代际关系的团结模型。
作为一个多维的概念，代际团结包含六个不同的团结维度，分别是联系性团结（associational solidarity）、情感性团结（affectionalsolidarity）、一致性团结（consensual solidarity）、功能性团结（functional solidarity）、规范性团结（normativesolidarity）和结构性团结（structural solidarity）。代际团结理论认为团结、凝聚力是家庭亲子关系的核心，Bengtson和Silverstein等以此为基础进行的一系列研究结果也支持此观点。
尽管家庭多样化导致代际关系具有更大的复杂性，团结模式仍被证实是有效的，被广泛地用于指导代际关系的研究，成功地应用在不同国家的环境下，然而在中国的研究还很少。
在现代西方家庭中，子女在未成年时受父母抚养，在其成年特别是结婚之后，则搬离父母家庭，也不再有赡养老年父母的义务，是一种“接力式”的家庭代际关系。
在中国，孝道规范构成代际团结的核心要素，而向上的功能性交换被认为是践行孝道文化传统的表现，因此典型意义上的老年支持只涉及单向的老年父母对成年子女的依赖，传统代际关系表现为子女为父母提供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这种代际支持行为履行了对老年父母的孝顺责任。费孝通（1985）认为中国传统家庭代际关系属于“反馈模式”，即父母抚养未成年的子女，而子女成年之后要赡养年老的父母。
然而，或许正是因为过于强调子女的孝顺责任，代际的情感互动、资源交换等其他团结要素往往被忽视。因此本文将通过代际团结模型提出的各个基本维度来弥补这个差距、探索代际团结模式在中国的适用性，特别地本文将关注随迁父母与子女的代际关系。
传统上，与子女同住是中国老年人最主要的居住方式，家庭养老是中国老年人的主要养老方式。在当前城镇化背景下，为了照顾外出务工子女的家庭，农村父母随迁到城市与子女共同居住生活。随迁首先改变了农村父母传统的居住模式，这种改变背后的家庭代际关系在现代社会的传承与变迁是值得关注的。进一步地，在传统父系家庭中，儿子和女儿与父母的代际关系的性别模式也可能因父母的随迁而发生改变，随迁父母与不同居住安排下儿子和女儿的代际关系在当今社会如何延续及变动同样受到关注。相关文献对居住安排、不同居住安排下的子女性别与代际关系的研究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
（二）居住安排与代际关系
居住安排涉及不同类型家庭中的家庭动力学和代际关系，这种家庭代际互动的机会结构将会增强或限制联系、情感和资源交换的频率和类型。
代际同住仍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常见的居住安排模式，无论是这种居住安排模式本身还是对于代际关系均具有维护代际团结的积极作用。一方面，传统上中国老人与子女的居住安排是以父系为主、以父母为中心的居住模式，这暗含着父母的需求和偏好比子女的更重要；同时同住时子女作为赡养者需要表现出对老一代家庭成员的尊敬、承担赡养义务和做出自我牺牲，所以代际同住有助于践行孝道的文化理想，被认为是一种明显的养老支持形式。另一方面，代际同住的相关研究也表明同住对于家庭代际关系的促进作用。代际同住为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帮助和资源交换提供了便利的空间场所，因此与低水平的家庭冲突和强烈的支持性的互动相联系，而同住比例的下降将减少家庭成员之间的支持。同时在日常照料和情感慰藉方面，子女能够给予同住父母更频繁的关照。
总体而言，同住时父母和子女之间表现出较为紧密的代际关系。
然而根据家庭现代化理论，随着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家庭实践将会越发偏离传统，代际的凝聚力趋于减弱；而非经济因素如人口模式、社会结构和文化等也会侵蚀传统的家庭规范。
一方面，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为了更好地满足现代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人口从同住的代际家庭中分离出来，成年子女与老年父母同住比率已经持续下降；而父母也随着子女迁移到城市居住照料其家庭，这改变了传统的以父母为中心的居住安排模式。虽然仍是代际同住，但是其代际关系则有待考察。另一方面，非同住的亲子关系展现出不同的图景。代际家庭的相关研究发现，即使父母和成年子女被巨大的地理距离所分隔，他们之间也没有相互孤立而是频繁地相互联系和交换帮助，成年子女在分居父母的福利上扮演积极角色，代际的义务强度和正向关怀很少因地理分隔而减小。对老年中国移民的研究发现，尽管他们没有和自己的子女同住，但是他们往往在心理上依赖这些子女、同他们有亲近的关系；而同住的老年移民和子女的情感未必亲近，他们依靠这些子女但是感到情感上与孩子相孤立，希望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获取更多关心。
随迁父母到城市与其农民工子女同住，他们和同住与非同住子女的代际关系如何变化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因此，在描述随迁父母与其所有子女代际关系的基础之上，本文将重点分析不同居住安排下的随迁父母-子女关系。
（三）不同居住安排下的子女性别与代际关系
经济发展和人口流动不仅改变了随迁父母传统的居住模式，也可能对不同居住安排下随迁父母与儿子和女儿的关系模式造成影响。除了代际同住的传统居住安排以外，在中国从父居的父系家庭体系中，同住还往往具有较强的性别偏好。父母年老之后与至少一个已婚儿子同住并接受儿孙的赡养，被看作是传统的家庭模式。台湾20世纪80年代末的家庭研究也证实，与成年儿子同住依然是老人主要的居住模式，父母与儿子同住是履行孝道义务的重要形式。在代际支持上，儿子通常比女儿从父母那里获得更多的投资，因而被期待承担主要的支持老年父母的责任，而女儿在婚后被算作其丈夫家庭的成员而不再有赡养父母的义务。
先前在台湾和中国农村的研究发现在代际支持上传统的性别模式仍然适用，儿子在代际支持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在代际支持的具体分工上，男性更多地被期待通过给家庭提供经济资源来承担其责任，而女性更多地做家务和照料家庭成员。就支持老年父母而言，儿子更可能提供经济帮助，而女儿更可能涉及家务琐事、情感慰藉和日常照料；同时，儿子更可能从父母处获得家务帮助。
然而伴随着改革开放，特别是市场经济确立以及现代性思潮对中国乡村社会的影响，中国农村家庭养老模式发生变化，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社会变革和快速增长的经济影响了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传统关系模式。
一些学者发现代际支持上的性别差异在缩小，已婚女儿和儿子相比能给父母提供更多的经济资源，在部分地区的农村家庭出现养老女儿化的迹象，认为传统的规范在中国农村不再有效。西方家庭理论者常常坚持女儿在代际支持中的重要作用。对西方代际分居的家庭研究表明女性在家庭代际关系的维系和传承上扮演重要角色，由于女性和男性经历不同的社会化过程，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维持家庭成员之间的代际关系。女儿往往更多地给父母提供帮助特别是工具性支持，在与父母的情感互动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老年父母的女儿越多，孩子联系和拜访他们的频率就越高。
然而按居住安排的情况来讨论中国父母与儿子和女儿的代际关系的研究不多，特别是对非同住模式下的父母与子女关系的研究更少。本文在分析不同居住安排下随迁父母与子女的代际关系之后，将进一步分同住和非同住的情况来探讨随迁父母与儿子和女儿的代际关系，探讨城镇化背景下传统家庭代际中儿子和女儿与父母代际关系上的性别差异是否已经发生变化。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构建了研究随迁父母的家庭代际关系的分析框架。在描述随迁父母与其所有子女代际关系的基础之上，将重点分析不同居住安排下的随迁父母-子女关系，进而将同住和非同住情况下随迁父母与儿子和女儿的代际关系进行比较分析。
三、数据、变量与分析方法
（一）研究数据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于2013年12月在深圳市P区进行的农村随迁父母抽样调查。深圳地处高城镇化率的中国东部地区，P区是快速城镇化的地区，下辖23个社区，受到大城市经济社会发展辐射，其户籍人口仅占常住人口的5.54%并且已完成城镇化，对外来农村人口的市民化成为P区城镇化的主要任务；同时，外来农村人口举家迁移、家庭整体流动的现象在区内比较普遍，使得P区成为研究中国农村流动家庭及其随迁父母问题的理想地之一。本次调查的对象为户口不在本地、具有农村户籍、子女在深圳打工的父母。与以往不同的是，本次调查没有对父母的年龄限制，而是考虑到农村随迁父母子女这一人群的特点，特别强调了在深圳的子女处于打工状态。
为了最大限度抽取到P区的各类农村随迁父母样本，本次调查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了多种抽样方法：首先，采取等比例抽样与便利抽样相结合的方法，抽取在社区散居的农村随迁父母，由调查员对农村随迁父母进行问卷调查的面访；其次，由于农村随迁父母随迁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帮助照料年幼的孙子女，本次调查采取整群抽样方法，选取了农民工子女就读较多的两所民办幼儿园，由就学的农村随迁儿童将问卷带回给农村户籍的祖父母在家自填问卷。课题组在调查执行和数据录入的各个环节都采取了相应措施来保证数据质量：首先，在调查前对调查员进行培训；其次，在调查过程中对调查员进行随机跟访，及时纠正调查员处理不当的问题，并针对特殊情况确定处理办法；再次，对回收问卷进行审核、更正与复访；最后，进行数据录入质量控制与逻辑检错。对数据质量的分析结果表明，数据虽然存在一定误差，但均在可接受的水平上，数据质量较高。剔除不合格样本后，本次调查最终获得292个农村随迁父母样本，其中在社区收集的样本占76.71%，在幼儿园收集的样本占23.29%；农村随迁父亲占39.31%，农村随迁母亲占60.69%；农村随迁父母的平均年龄为58.13岁，以50~59岁的中年为主，占48.75%，60~69岁的低龄老人占29.39%；从来源地看，东部地区的随迁父母最多，占45.26%，中部地区的占42.11%，西部地区的占12.63%。
由于居住安排（“您现在和这个孩子一起住吗？”）和子女性别是本文的重要视角，本文分析中剔除了这两个关键信息缺失的样本。调查不仅询问随迁父母与子女的个人信息，同时询问随迁父母与其每个子女的代际关系情况，最终获得包含277个随迁父母和656个子女信息的样本。调查发现，随迁父母到城市居住的时间较长（平均6.51年），健康状况良好，给孩子提供经济和家务上的帮助（56.41%）、照料孙子女（68.13%）、为了家庭亲情与和睦（35.16%）是最主要的随迁原因。随迁父母平均有2.56个子女，其中49.54%的随迁父母与子女同住，50.46%的与子女不同住。在同住的子女中 ，儿 子 占 71.38% ，女 儿 占28.62%；在非同住的子女中，儿子占 41.69%，女儿占 58.31%。
样本的人口学特征如表 1 所示。【1】
（二）变量测量
Bengtson and Roberts于1991年归纳了代际团结测量的六个维度及其实验测量指标（见表2），Silverstein and Bengtson（1997）、Gaalen and Dykstra（2006）均使用此模型内的指标，并发现这是一个有用和有效的跨文化的研究工具。【2】
本文所使用的问卷参照Bengtson and Roberts（1991）提出的研究框架，具体的变量测量如下：
结构性团结：结构是一个限制或增强家庭成员之间互动的机会维度。尽管它通常指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地理距离，但在相关的研究中也多使用居住安排。居住安排也是本文的一个重要视角。本文把结构性团结操作化为随迁父母的居住安排，即在问卷中询问：您现在和这个孩子一起住吗？答案选项为“是”和“否”。
联系性团结：本文把联系性团结操作化为随迁父母与子女的联系频率，并将其二分类为“高”（每天、一周1次、一周几次）和“低”（一月1次、一月几次、一年几次、从不联系）。
情感性团结：从各方面考虑，您觉得和这个孩子（感情上）亲近吗？总的来讲，您觉得自己和这个孩子相处得好吗？当您想跟这个孩子讲自己的心事或困难时，您觉得他愿意听吗？答案采用三级测量，将各问题得分加总，分值范围为3~9，得分越高表示随迁父母与子女的情感关系更好。
一致性团结：本文把一致性团结操作化为随迁父母与子女在同一事物上的看法相似性，二分类处理为“比较相似”（非常相似、比较相似）和“较不相似”（一般、不太相似、很不相似）。
功能性团结：功能性团结用随迁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双向经济支持和家务帮助来测量。经济支持指在调查前12个月里随迁父母从子女处获得以及他们给子女提供钱、食品或礼物的情况，答案选项为“是”和“否”。家务帮助指在调查前12个月里随迁父母从子女处获得以及他们给子女提供家务帮助的频率，处理为“多”（每天都做、每周至少一次）和“少”（每月几次、很少、没有）。规范性团结：通过询问“这个孩子孝顺您吗？”来测量随迁父母与其子女的规范性团结，答案选项二分类为“比较孝顺”（非常孝顺、比较孝顺）和“较不孝顺”（一般、不太孝顺、很不孝顺）。
（三）分析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的方法，具体包括LR检验和t检验。首先，为了分析城镇化背景下流动家庭的代际关系，描述代际团结各个维度上的总体情况；其次，分析随迁父母与同住子女和非同住子女的代际关系，比较二者是否存在显着的差异；最后，在不同居住安排的视角下，分别引入子女的性别视角进一步地分析随迁父母与子女的代际关系，对随迁父母与同住、非同住的儿子和女儿的代际关系进行比较分析。
四、城镇化下农村随迁父母的代际关系
（一）农村随迁父母与子女的代际团结
表3给出了随迁父母与子女的代际团结情况。大部分随迁父母与子女有较高的联系频率，他们更可能接受子女的经济支持、较少地获取子女的家务帮助，同时较少给子女提供经济支持和家务帮助；但相对而言，家务帮助的主要流向是从父母流向子女。总的来看，随迁父母更多地从子女处获得经济支持，随迁父母与子女之间表现出“较强的向上经济支持和较强的向下家务帮助”的代际交换互惠模式，这种模式有助于维持代际的和谐关系。随迁父母与子女有较高的情感亲近度，超过一半（52.59%）的随迁父母与子女在对同一事物的看法上具有相似性，同时超过3/4的随迁父母认为其子女是比较孝顺的。【3】
（二）居住安排视角下的农村随迁父母与子女的代际团结
从居住安排的视角来看，除了规范性团结之外的其他四个团结维度均存在显着的差异，同住的随迁父母-子女关系的各项指标均显着好于非同住的（见表3）。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相一致，子女在日常照料和情感慰藉方面能够给同住父母更频繁的关照，而空间上的分离会降低工具性帮助的可能性，不利于代际家庭的团结。与以往的研究不同的是，居住安排没有改变随迁父母对子女的孝顺认同，同住和非同住的随迁父母均认为子女有孝心，二者的比重均超过76%，不存在显着的差异。
对于与子女同住的随迁父母而言，他们更可能从子女处获得经济支持和家务帮助（62.77%），但同时他们给子女提供了更多的家务帮助（75.69%），而经济支持则较少，这可能反映了中老年父母随迁的原因和随迁后经济来源的变动。与全部样本结果相一致，随迁父母与子女的代际功能性团结表现出较强的向上经济支持；不同的是，代际的家务帮助更多，向下的家务帮助更加显现，从而同住的随迁父母与子女之间显着地表现出“以家务帮助换取经济支持”的代际交换互惠模式，这与一些代际交换的研究结果相一致。
由于随迁父母和子女同住，他们之间具有更高的联系频率。同住的随迁父母更多地与子女维持亲近的情感，在对事物的看法上也具有较高相似性。
另一方面，非同住的随迁父母与子女之间倾向于维持典型的传统意义上的代际关系。随迁父母认为非同住的子女同样具有孝心，在代际的资源交换上，他们更可能接受而不是提供金钱和物质上的支持与帮助，这与传统的孝行相一致。具体地，没有与子女同住的随迁父母接受子女的经济支持（81.87%）和家务帮助，与此同时他们给子女提供较少的经济支持（24.47%）和家务帮助。鉴于随迁父母在代际交换过程中是最终受益的一方，这种向上支持的代际交换实际上践行了传统的孝道文化。同时由于家庭成员之间地理距离的扩大和未能长期共同生活，随迁父母与其子女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态度趋于分离，对同一事物持相似看法的比重不足一半，这可能导致代际的冲突，限制代际的联系和情感互动，损害非同住的随迁父母-子女关系。
总之，同住和非同住随迁父母之间的比较表明了这两者之间存在显着的差异。应该注意到，非同住的子女保持了和同住子女一样的较高水平的孝道规范，这使得他们克服地理上的不便利性尽可能地为父母提供各种帮助，这一事实或许反映了传统期待和客观限制之间的妥协。不同于非同住的子女竭力维持传统的代际关系，同住的随迁父母-子女展现出另一种代际关系模式，随迁父母为子女提供家务帮助来换取经济支持。随迁父母为同住子女的辛苦付出和非同住子女对随迁父母的尽孝，可能是导致随迁父母对不同居住安排下子女的孝顺评价没有差异的原因。随着城镇化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农村父母随着子女到城市生活，这种模式可能会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随迁父母与同住子女之间的关系处于持续的变动之中。因此，接下来的分析将对比同住和非同住下的随迁父母与儿子和女儿的关系，重点关注随迁父母与同住的儿子和女儿代际关系之间的差异。
（三）子女性别视角下的农村随迁父母与子女的代际团结——对不同居住安排下的分析
除了给子女提供经济支持之外，同住的随迁父母与儿子和女儿在代际团结的各个维度上均具有较高的水平（见表4），显示了同住的家庭具有较强的代际团结和家庭凝聚力；但是随迁父母-子女关系仅在接受家务帮助、提供经济支持、情感亲近度和看法相似性上具有显着的性别差异，女儿比儿子与同住父母的凝聚力更强。具体地，72.04%的随迁父母从女儿处获得较多的家务帮助，高于儿子的59.05%，随迁父母给女儿提供经济支持的比重高于儿子，同时与女儿的情感更为亲近、对事物的看法也更为相似。【4】
对于非同住的随迁父母-子女关系，儿子和女儿仅在提供家务帮助上具有显着差异，随迁父母更可能给儿子而非女儿提供家务帮助。这与传统的家务性别分工模式相一致，即女性更多地承担家务劳动；同时在代际团结的其他维度上，随迁父母与非同住的儿子和女儿的代际关系没有显着差异。不同居住安排下随迁父母与儿子和女儿的代际关系表现出明显的差异，这更加表明了随迁导致的代际居住的分离对传统代际关系性别模式的冲击。
在中国传统的父系家庭体系中，子女的地位和角色因其性别不同而存在差异，儿子被期待承担主要的赡养父母的责任。本文未取得与以往研究相一致的发现。同住的儿子和女儿在对随迁父母的孝顺程度上没有显着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父系规范的弱化。在随迁父母获得经济支持上，儿子并没有表现出比女儿更大的可能性，这可能是外出务工的女性农民工经济能力提升的反映，Song 和Feldman（2012）研究发现外出务工后女儿与老年家庭成员的关系作用得到增强。女儿更可能给父母提供家务帮助，父母-女儿的情感更加亲近，这与以往的一些研究相一致。除了传统上家务性别分工的影响之外，父母-女儿情感纽带也可能是增强随迁父母与子女之间功能性交换的原因。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代际团结模式作为理论框架，初步分析了农村随迁父母与外出务工子女的代际关系。在城镇化背景下，尽管传统的孝道规范持续发挥重要作用，但是随迁父母与其子女的代际关系已经发生了许多改变。无论是居住模式还是代际关系模式，在某种程度上都反映出传统的孝道观念在现代社会的延续和变迁。父母是否与子女同住以及子女对父母的社会支持，既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又受现实环境的制约，这进一步影响到随迁父母家庭的代际关系。与外出务工子女同住增强了随迁父母家庭的代际团结，未与外出务工子女同住导致代际团结相对减弱；传统家庭代际关系的性别模式也发生改变，女儿在代际关系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首先，父母随外出务工子女到城市共同居住，增进了流动家庭的代际团结和家庭凝聚力，同住的随迁父母与子女在功能性交换上表现出典型的短期互惠交换模式。同住增进了父母-子女的代际关系，这与以往的研究相一致。
随迁父母与子女同住的目的多是给外出务工子女提供家庭照料，这些中老年随迁父母普遍在经济上依靠子女。同住的随迁父母与子女在功能性交换上表现出典型的短期互惠交换模式，即父母给子女提供家务帮助和孙子女照料以换取子女的经济支持，这在中国的相关研究中都有所证实。
短期互惠交换模式在中国农村流动人口家庭代际功能性交换上表现得尤为显着，反映了子女经济地位上升对传统家庭代际关系的重大影响，代际关系变得更加以交换为主。
在同住的流动家庭中，无论父母和子女哪一方的依赖性更强，这种新兴的家庭形式都是代际团结增强的一种表现，尽管这更多的是基于实际需要而非传统观念。
其次，与子女分开居住并没有减弱随迁父母对子女的孝顺期待，但是代际团结相对较弱。代际经济支持和家务帮助的方向主要是从子女流向父母，这体现着中国传统孝文化的延续，而不同于西方“接力式”的代际关系模式。但是，由于客观上居住空间的拉大，随迁父母与非同住的子女之间家务帮助的功能性交换上互动较少，接受经济支持的可能性也显着小于同住子女。随迁父母在城市生活平均超过6年，长期与子女分居导致随迁父母与子女在价值观念上差异更大，亲子情感也趋于减弱。这些发现证实，代际团结的不同方面是相互联系的，破坏家庭团结某一方面的社会因素往往也会抑制其他方面，这些负面影响通过家庭系统成倍地弱化代际团结。考虑到与子女分开居住的随迁父母家庭可能随农村流动人口一起增长，预示着未来农村随迁父母与外出务工子女的代际关系的凝聚力有可能趋于减弱。
再次，子女在代际关系上的性别模式正在发生变化，女儿的重要性有所增强，儿子和女儿在给父母提供经济支持上差异的减小表明了传统性别规范的弱化。作为孝文化的主要继承者和孝行为的主要践行者，儿子并没有比女儿给予随迁父母更多的经济支持，随迁父母也并没有认为儿子比女儿表现得更孝顺。儿子在代际经济支持的传统性别分工上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但外出务工也可能增强女儿为父母提供经济支持的能力，这为她们实现对父母的孝心提供了现实基础。女儿更可能为父母提供家务帮助，这与以往的研究相一致，同时女儿比儿子更为体贴、敏感，她们在情感上与父母更亲近，这些都会增进同住随迁父母的心理福利。这些结果表明，尽管老年父母居住安排上的性别偏好意味着女儿不是满足父母需要的主要人选，中国家庭养老模式仍然存在传统性别分工，但随着城镇化背景下外出务工子女社会经济地位的改善，女儿的重要性已经凸显，中国农村父系家庭代际关系模式正在发生变化。
最后，在城镇化背景下依靠子女养老已经难以满足农村随迁父母的现实养老需求，社会养老成为农村随迁父母的养老选择之一。本文的研究发现，农村随迁父母在代际关系的功能性交换上更多地是为子女提供家务帮助而接受的家务帮助相对较少；在传统的“养儿防老”观念影响下，随迁父母为支持子女外出务工而更愿意与儿子同住，但随迁父母一般与儿子在情感上更为疏远，并没有感受到儿子更多的孝心，随迁父母对其子女高水平的孝顺评价与其实际感受的孝顺行为之间似乎并不一致，这可能对随迁父母的心理福利产生消极影响。与此同时，尽管孝顺父母的传统价值观依然普遍存在，子女仍是家庭养老的主要支持来源，但是居住安排的变化不可避免地会在某种程度上削弱家庭的赡养功能，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已经逐渐难以满足随迁父母家庭的现实需求。城乡养老保险制度的广覆盖能够减少老年人对成年子女的经济依赖，但是长期离开家乡游离于农村社保之外的随迁父母因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性排斥也难以享受到流入地的老年福利保障。流入地政府与社会对农村随迁父母及其家庭的困难和需求还较少关注，如何改善农村随迁父母的生活福利、实现农民工及其家庭在流入地享受到城乡一体的基本公共服务，应该在制定有序推进城镇化与农民工市民化的国家公共政策体系创新中给予足够重视。
总之，本文是将代际团结模式分析应用于中国农村随迁父母代际关系研究的有益探索，研究结果表明，代际团结模式对于中国家庭关系（特别是随迁父母与子女的代际关系）研究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框架。由于传统儒家孝文化的影响，团结往往是家庭代际所期望的，但是这种情况会在城镇化过程中随着家庭的迁移流动和家庭成员经济能力增长而发生变动，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代际关系。传统的儒家孝文化在城镇化过程中依然发挥重要作用，农村随迁父母与外出务工子女之间较高水平的规范性团结促使非同住的子女超越地理空间的限制为父母提供可能的支持；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弱化了子女在传统家庭代际关系模式上的性别差异，同住的女儿获得了与儿子一样的经济自主性，从而有能力为父母提供更多支持。中国的城镇化催生了流动家庭，也将继续改变流动家庭的代际关系模式。由于样本选取于城镇化高度发展的中国东部地区，本文的研究发现具有一定的前瞻性，相关的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预示中国其他地区流动家庭代际关系在未来城镇化过程中的发展趋势。
本文基于代际团结模式，初步探索了城镇化背景下农村随迁父母的代际关系，但还存在着一些不足，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给予关注。首先，为深入研究城镇化背景下农村随迁父母的代际关系，代际团结的测量指标需要进一步改进，如采用联系的模式而非频率测量随迁父母的联系性团结、采用经济支持的具体金额而非是否提供分析经济支持的质量、使用多分类而非二分类的团结指标等。其次，代际团结作为一个多维的概念，能够较全面地描述复杂的家庭代际关系的各个方面。但是，通过对代际团结六个维度的潜在类别分析归纳出代际关系的类型，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家庭代际关系的本质。最后，考虑到本文发现流动家庭的代际关系模式已经发生变化，为了反映城镇化进程和家庭流动对代际关系的影响，未来的研究需要使用纵向数据、纳入一般的非流动家庭作为参照项，在时间和空间特征上加以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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