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全球各地，从相对温和的集会游行、请愿示威活动，到形式极端的战争冲突、流血事件、恐怖主义行动等，规模不等、形式各样的社会冲突为世界和平主义的构建设置了重重阻碍，冲突问题也成为了自 20 世纪以来西方心理学界经久不衰的话题。在此研究背景下，对集群行为的研究应运而生。集群行为似乎贯穿人类社会的始终，当存在个体无法实现的需要集体合作才能获取的利益问题 时 ， 集 群 行 动 便 会 出 现 。 Wright,Taylor 和Moghaddam（1990）对集群行为进行定义，认为集群行为有两大鲜明特征：一为群体性，二为目的性。所谓群体性，顾名思义，整个行动以群体的姿态出现，表明的并非个体而是所有成员的一致性态度与立场；而所谓的目的性，即集群并非毫无缘由的，而是旨在维护或者提升所属群体的利益。而正是因为集群行为的群体性特征，使得集群成员产生去个性化现象: 由于匿名性和责任分散等机制的存在，个体放松了对自身行为的监察力度，从而以反规则的方式来参与行动，而这恰恰为进一步的冲突与骚乱事件埋下了伏笔，因此，集群行为的预警与控制对社会治安而言至关重要。
我国学者已经对目前集群行为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整理，涉及社会学、政治学、哲学、经济学等多类学科。在心理学的相关综述类文献中，对集群行为出现的前因变量进行了详实的总结与概括：群体认同、群体效能感、群体愤怒、相对剥夺感、不公正感等均被视为促使人们产生集群意愿的重要变量。
然而这些变量都仅仅是集群行为发生前的准备状态，却少有对集群过程本身，如集群规模的形成与扩大、集群行为中个体行为特征的分析等进行进行综合探讨。近年来，国内大规模群体性事件与日剧增，与小规模的群体事件相比，大规模群体事件容易引发社会失控，进而引起大规模的社会骚乱，造成严重的社会影响，因此，对集群规模的形成与扩大机制进行探讨无疑对社会治安管理提供了借鉴性的理论依据。本文试图从调节定向理论、阀限理论、调节匹配理论及精细化的社会认同模型入手，对集群规模的形成与扩充予以浅析。
1.一般集群规模的形成与扩大
1.1 初始规模的形成
调节定向理论（regulatory focus theory）是 Hig-gins 在 1997 所提出的经典动机理论。所谓的调节定向，其实就是个体为了实现目标而进行自我调节的过程中会表现出的调节方式。Higgins 认为，个体为了达到特定目标会进行自我调节，即：努力改变或控制自己的思想与反应。Higgins 指出，由于教养者教养习惯以及个人经验的差异，导致不同的个体持有不同的自我调节方式：一种为促进定向，持有促进定向的个体对积极的结果（奖励）更为敏感，因此会更多地关注发展以及如何实现相关目标的需要，强调的是理想状态；另外一种是防御定向，与促进定向的个体相反，持有此种调节定向的个体对消极的结果（惩罚）更为敏感，更加关注自我安全以及怎样规避自我损失的需要（Higgins, 1997）。由于极少考虑消极消极结果，强调理想状态，因此，相对于防御型定向的个体而言，促进型定向的个体行为更加激进、积极，相当于集群行为中的激进者；而由于过分关注自我安全、规避消极结果，防御型定向的个体相对而言则更为保守、稳重，相当于集群行为中的保守者。
当群体利益受到侵害，并试图通过集群行为来进行群体的利益诉求时，促进定向的认知及行为特点决定了其在最早通常扮演着集群行为的发起者及倡导者的角色，也就是说，在最初的发起规模中（例如，10 人以下的小规模示威活动）通常以提升型定向的个体为主。而防御定向的个体，由于过多地考虑集群行为带来的消极后果，例如“参与集群行为究竟是否能解决当前问题”（Mum-mendey, Kessler, Klink, & Mielke, 1999）等，因此，应该极少或者不会选择在集群行为的发起之初就参与进来。当然，此处的结论完全是在集群行为遵从个人意愿的前提下得出的，任何带有惩罚或奖赏性质的强迫性集群行为不在探讨的范围之内。
1.2 集群规模的扩大
当少数提升定向的个体形成初始规模后，集群规模需要进一步的扩大。Granovetter（1978）认为，个体对于是否参与集群行为的收益—支出的权衡并不仅仅取决于自身，关键在于在这之前，有多少成员已经参与到此次集群活动中。足以吸引并决定个体参与到集群行为中的既有成员数量就是所谓的“阀限值”。每个个体的阀限值有所不同，然而概括来看，行为激进的利益相关个体的阀限值高，而行为保守的个体阀限值低（Macy，1991）。结合 Higgins 所提出的自我调节定向理论，我们可以将行为激进的利益相关者视为提升定向的个体，将行为保守的利益相关者视为防御定向的个体。由于持有提升定向的个体阀限值低，因此当集群规模还较小时（如只有少数志同道合者参加），就会令那些起初并没有参与到集群行为中来的提升定向的个体（激进分子）的参与意向大为增加，从而吸引更多的参与者。当原有的集群规模因激进分子的参与而不断增大时，这时集群行动已经完成了其第一阶段的人员扩充工作。
在经历过第一轮的人员扩充后，集群行为已有相当规模。根据阀限效应的进一步解释，虽然行为保守的防御定向个体的阀限值较高，然而随着阀限值较低的激进分子的不断加入，使得群体的规模不断扩大，而集群规模的不断累计最终会达到保守分子的高阀限值，促使更多的保守分子也加入到原有的集群队伍中来。与规模较小时的状况不同，较大的集群规模不仅仅吸引防御定向的个体（保守分子）加入，同时，提升定向的个体（激进分子）也在源源不断地汇入群体中，从而形成了所谓的“连锁效应”，集群队伍空前壮大。
然而综合实际状况来看，根据阀限效应对集群规模的扩大进行解释无疑是理想化的，因为在集群规模不断累加的过程当中，也有不少行为保守的防御型定向的个体选择在集群行为的小规模时期就积极地参与到行动中来，为队伍的扩充做出贡献。Van Stekelenburg 等人（2009）在研究也发现，当集群行为采用提升型的动员话语风格时（如：为争取更高的群体地位而参与到行动之中），吸引了更多的提升定向的个体参与行动；反之，当集群行为采用防御型的动员话语风格时（如：为保障现有的权益，维护自身利益不受侵害），却吸引了更多防御定向的个体参与行动。这就是所谓的调节匹配理论：即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如果当前任务情境中的信息线索支持已有的调节定向时，会产生一种调节性匹配，而这种调节性的匹配会激发个体的行为动机，这对个体的决策、任务绩效、评价态度以及情绪体验等产生广泛影响。也就是说，群体成员除了会受到已有参与人员的吸引外，还会受到其他相关信息线索（如发动者对集群行为进行动员的话语风格）的影响。
可以说，阀限效应的解释并非是绝对的。如果说阀限效应有助于从宏观的角度理解集群规模的形成与扩大的话，那么调节匹配理论以及其它有待挖掘的心理机制将有助于从微观层面对集群规模的不断累加进行解读。例如，某些防御定向个体由于其顾虑较多、行为保守，在人数较少的时候并不倾向于冒险参加仍未达到其理想中规模的集群行为，然而，由于行为的发动者运用防御定向的个体采用了防御型风格的动员话语对其进行动员，那么，这些防御型定向的也可能在仍未达到理想阀限值的情况下选择参与到集群行为中来，促进集群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当然，这只是我们假设性的推理。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我们并不能证明已有集群规模与其他情境因素存在交互作用，但在对集群规模的扩大进行理解时，也不能否认其他作用机制与阀限效应的共同作用，只有这样，才能对阀限效应所无法解释的特殊情况进行全面的理解。
将阀限效应与调节匹配综合起来进行描述如下：集群行为的初始规模中，以提升定向的个体为主，这是其个体特征所决定的；在集群规模扩大的第二阶段，既有提升定向的个体参与，也有防御定向的个体参与，而此时，提升定向参与可能是阀限值效应或者发动者的情境动员效应，而防御定向的参与仅有可能是情境动员效应；在集群规模的第三阶段，提升定向的个体与防御定向的个体都会参与其中，两者的参与都有可能是因为阀限效应或者情境动员。（如图 1 所示）【图1】
2.外群体成员在集群规模扩大中的作用
以上所提到的群体规模只涉及到了利益相关群体。而在实际的集群行为当中，还有一部分外群体相关成员或者非利益相关群体的成员参与到集群行为中来。这一现象在“球迷骚乱”事件中较为常见：即外群体成员也参与到集群行为中来，使原本的较小规模的集群行为瞬间扩展为数千人的较大规模的集群行动。也就是说，除了利益群体自身规模的扩大外，外群体成员的加入也会提升已有集群行为的集群规模。精细化的社会认同模型对此现象进行了解释：该理论认为，应该从动态的角度将社会认同与行为联系起来，以类别化为基础的群体认同会随着情境的变化而产生形式及内容上的变化，原本不属于同一群体的成员，在某种情境的催化下（即面临共同命运时），会重新定义自己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地位，并令最初异质的群体最终形成一个持有共同社会认同的新群体。
例如，“球迷骚乱”事件中，A 国球迷与警察发生争执或冲突，此时 A 国球迷试图采取集群方式表达立场、维护权利，然而由于警察对于所有国家的球迷均采取同样的应对措施，那么此时其他国家的球迷与 A 国面临了同样的处境，这导致原本保持中立态度的他国球迷与 A 国球迷团结一致，参与到他们的队伍中来，并与他们形成了持有共同社会认同的新群体，原有的集群规模瞬间扩大。
与阀限效应下逐渐形成的群体规模不同，因群体认同的动态变化而导致的集群规模的扩大是瞬间完成、毫无过渡的。
3.集群规模形成与扩大的启示
3.1 及时控制群体规模
由于一般集群规模的形成与扩大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因此，在集群行为发生的早期（即群体规模较小的情况下），就应当采取积极的措施进行管制，控制人数的进一步增加，从而防止集群人数累积而产生的“连锁效应”，避免难以管制的大规模的集群行为的发生。正所谓“擒贼先擒王”，及时对集群队伍中的行为激进分子进行惩罚和控制可以有效地避免集群规模的扩大和冲突的进一步升级。
3.2 避免煽动效应
即在对集群行为进行管制时，应警惕集群行为的倡导者对不同类型的群体成员进行煽动：如，以提升型风格的话语对提升型个体进行动员，以防御型风格的话语对防御型个体进行动员。当然，警务人员也可以针对不同类型群体成员的特点进行反煽动，从而降低群体规模：对提升型定向的个体而言，可以通过提供积极结果的方式来降低其行为动机（如，向不参加集群行为的提升型个体预期积极性的结果）；而对防御型定向的个体则通过施加消极结果的方式来降低其集群意向（如：向参加集群行为的防御型个体预期惩罚性的后果）。
3.3 改善执法方式
治安管理人员在对集群行为进行管控的时候，应该注意其执法方式。一方面，对直接参与群体和非直接参与群体进行区别对待，避免非利益相关群体参与到已有的集群规模中来，使集群规模瞬间扩大，加大执法管制的难度；另一方面，如果在已有的集群成员中只有部分暴徒试图升级冲突或发动进一步的骚乱，那么，警方应该只对直接参与者采用相对高压的治理方式，而对于其他成员则采取相对温和、克制的执法方式，防止集群行为升级为更严重的群体暴力事件。
参考文献：
[1]Wright,S.C., Taylor, D. M., & Moghaddam,F. M. (1990). Responding to membership in a dis-advantaged group: From acceptance to collectiveprotes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58(6), 994-1003.
[2]Cannavale, F. J., Scarr, H. A., & Pepitone,A. (1970). Deindividuation in the small group: fur-ther evidenc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6(1), 141-147.
[3]弯美娜，刘力，邱佳，杨晓莉。（2011）。集群行为的界定。心理科学进展，19（5），723-730。
[4]姚琦，马华维，乐国安。（2010）。期望与绩效的关系: 调节定向的调节作用。心理学报，42（6），704-7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