乳腺癌是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 国际癌症研究中心对 2008 年癌症发病和死亡人数统计分析，乳腺癌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1］。乳腺癌患者作为社会特殊人群拥有较低的社会地位，其物质和精神生活质量更低［2］。当已婚女性被诊断为乳腺癌时，疾病会影响到所有的家庭成员，特别是患者配偶。研究结果表明，乳腺癌患者从被诊断到后期存活期间对夫妻关系有重要影响［3］。因此，需要将癌症这一概念扩展为一个 “家庭疾病”，需特别关注癌症患者配偶这一特殊且常受忽略群体的经历［4］，并重视乳腺癌对夫妻关系的影响。本文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就夫妻双方对乳腺癌疾病不同反应进行探讨，并分析这种差异产生的原因。
1 相关概念
1. 1 反应 从行为主义心理学的角度分析，反应是指动物所做出的一系列活动，是永远及时的跟随着刺激而呈现的［5］。行为主义创始人约翰·华生 ( John Watson)对反应做了非常具体的描述与分类。根据反应能否直接观察到，将其分为外显反应和内隐反应。外显反应是指可直接观察到的身体外部活动; 内隐反应是指借助仪器记录才可以观察到的身体内部变化。根据反应的发生是否为练习得到的，将其分为习惯反应和遗传反应。习惯反应是指个体后天由条件作用而形成的各种行为活动模式，常表现为日常形成的各种习惯; 遗传反应是指个体在未形成或未经条件作用之前而固有的一切先天性活动。综合两种标准可以把反应分为外显习惯反应、外显遗传反应、内隐习惯反应、内隐遗传反应。
1. 2 社会心理学 戴维·迈尔斯 ( David G. Myers) 认为社会心理学就是对人们如何看待他人，如何影响他人，又如何互相关联的问题进行科学研究的学科。这是一门研究周围情境力量的科学，尤其是关注如何看待他人、如何影响他人。是一门研究社会思维、社会影响和社会关系三类问题的学科［6］。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是社会心理。现代学科大辞典中所解释的社会心理是指个体或群体对社会活动、社会交际、社会关系和社会环境所形成的认知、印象、判断、观念、态度和情感等各种心理现象的总和。社会心理学研究不仅包括个性心理现象，还包括共性心理现象。两者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构成社会心理的统一整体。对于乳腺癌，不仅是患者的个人问题，也是给整个家庭乃至社会带来不同程度影响的社会问题。对乳腺癌夫妻进行社会心理学研究，即观察患者被诊断为乳腺癌后，夫妻双方看待这个事件的态度和想法，癌症会给双方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以及夫妻之间是如何共同应对的。
2 对疾病反应的差异
2. 1 心理体验 相关研究表明，乳腺癌患者乳房切除后最关注的是乳房的缺失，而不是其得了癌症这一事实。相比而言，配偶相比患者自身更关注患者的未来情况［4，7］。Cebeci 等［8］将乳腺癌患者应对疾病的体验概括为需求、应对失去和改变。需求表现为获得配偶和家庭成员关注的需要、受尊重的需要以及获得和分享信息的需要; 应对失去主要为乳房和头发的失去; 改变包括改变正常生活、改变自我认知、改变对健康价值的认知和对生存的渴望。张慧等［9］将乳腺癌患者康复过程中的真实体验归纳为: 消极情绪、家庭角色的改变、消极的应对方式、康复信息的需求、医疗费用负担过重、生命价值的体验 6 个方面。特别是对于乳房缺失这一事实，蔡雁等［10］研究表明，乳腺癌切除术后乳房缺失患者会发生自我概念的改变、强烈的不确定感以及社会适应能力的改变。对于有关癌症患者配偶的心理体验调查表示，癌症患者配偶在患病过程中的心理体验表现为确诊初期有恐惧、悲伤、沮丧、不知所措和获得信息的强烈愿望，经过患者短期的治疗和适应后配偶心情逐渐平稳，其次表现为患者治疗过程中其感到巨大的压力，包括对疾病的不确定感、经济压力、精力和体力不支、被当作发泄的对象等，最后癌症患者配偶还会发生社会适应能力的改变［11］。Hilton 等［12］研究显示，应对妻子患乳腺癌以及化疗，丈夫的体验主要包括围绕妻子的疾病、照顾以及家庭生活现状。
综上所述，被诊断为乳腺癌后，患者和配偶经历不同体验。乳腺癌患者更注重疾病带来的身体形象、心理状态的改变以及满足自身需求的强烈愿望。患者思想和行为均以自身为出发点，较少顾及家庭成员和社会其他方面。而对于乳腺癌患者配偶，除了遭受疾病带来的自身情绪反应外，更多的是考虑患病妻子和其他家庭成员的感受以及家庭重建以维持家庭现状等。
2. 2 应对措施 不同性别和社会角色对乳腺癌的应对方式和采取的策略也有所不同。Badr［13］在慢性病夫妻关系应对方式的性别分析中发现，当夫妻中妻子患病，女性患者更多地采取回避的应对方式以及防护缓冲，但很少寻求支持。丈夫和妻子根据其是否健康，在主动参与、方法应对以及防护缓冲的使用上有所不同。在面临疾病时，丈夫和妻子可能使用不同的应对策略，男性表现出更多的人际互动，而女性更偏向于个人自我内在的处理方式。有关个人人际关系的研究表明，丈夫更可能在感知到人际问题时运用关系导向行为［14］。所以当丈夫将疾病看做对人际关系的一个潜在的威胁时更可能会积极主动参与应对，对于乳腺癌来说亦是如此。Lopez等［15］在调查研究患病 1 年后的乳腺癌患者和照顾者所经历相关认知、生理和心理影响中，得出特定社会性别观念妨碍男性照顾者的自我支持。男性独特的处理方式如事件最小化、专注于工作、独自承受压力等因素使其在癌症斗争史上作为拥有独自需求的群体未受到关注，男性所存在的忧虑和挑战也不同于女性照顾者。在应对措施和策略上，患者的心理抑郁和问题集中型应对得分要比配偶高，表明乳腺癌患者运用针对问题的应对策略比其配偶要多。在承受强大的心理抑郁时，配偶试图用积极的方式应对不良情况。患者采取情绪集中型应对措施包括公开讨论、逃避、宗教信仰和积极摆脱抑郁行为策略，这与患者的抑郁情绪和较差适应度高度相关，而配偶的集中应对措施和抑郁情况与患者相关［16］。但是Bigatti 等［17］认为乳腺癌患者配偶的抑郁测试得分相对于患者要高，而问题集中型应对的使用得分要低。逃避应对策略作为乳腺癌患者配偶社会支持和抑郁的调节器，因为低社会支持与无效应对和抑郁有关，其发生对乳腺癌患者配偶特别不利。在患者配偶中，只有通过应对时，社会支持才会与抑郁相关。
2. 3 社会支持 Holland 等［18］认为社会支持是个体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途径与他人或群体接触，并获得信息、安慰及保证。乳腺癌夫妻对社会支持的认知、寻求方式、来源和获取量存在差异。Baider 等［19］认为性别差异与成人角色期望以及责任等均由社会化造成，由于受文化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丈夫和妻子对社会支持和婚姻满意度的感知有所不同。Maunsell 等［20］研究表明，根据知己使用的相对差异，乳腺癌诊断时以及诊断后各个时期，配偶相比其妻子而言更少诉有知己使用，39% ～57% 的乳腺癌患者配偶在任意时刻较少知己使用，这表明患者和其配偶可能具有不同的寻求支持行为方式。
Hasson － Ohayon 等［21］调查了不同支持因素 ( 配偶、家庭、朋友、宗教信仰) 的感知对晚期乳腺癌患者和其配偶经历心理悲痛的影响。患者和配偶均汇报了相类似程度的配偶支持，但是配偶从家庭和朋友处获得的支持程度要低。对于患者而言，家庭支持是患者免于心理悲痛的最重要支持来源; 然而对于男性配偶，来自朋友的支持最重要。对于社会支持获取量而言，癌症患者表示比配偶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并且对支持更容易感到满意。社会支持量表显示丈夫比妻子对社会支持更容易适应［21 －22］。
2. 4 情绪反应 情绪反应可能与患者遭受疾病相关症状有关，相关研究表明，乳腺癌患者比其配偶更容易情绪低落，身体功能和社会功能更低［23］。目前关于乳腺癌夫妻心理健康的研究很多，特别是与心理抑郁相关的研究中存在不同的观点。Ben － Zur 等［16］的研究结果显示，乳腺癌患者的抑郁比其配偶更严重。而 Bigatti等［17］、Baider 等［19］、Altschuler［24］认为乳腺癌患者配偶的抑郁测试得分高于患者。由于配偶所面临的负担包括对患者提供照顾和支持、经济困难、家庭日常生活的改变、社交娱乐活动的中断，导致配偶不能应对其自身情感抑郁和对疾病的不确定感。诸多方面的压力导致健康配偶存在更大的心理抑郁和身体障碍。Hasson － Ohayon等［21］调查了感知不同因素 ( 配偶、家庭、朋友、宗教信仰) 的支持对晚期乳腺癌患者和其配偶经历心理悲痛的影响，结果表明配偶比患者承受更多的心理悲痛 ( 总体的、抑郁、焦虑) 。相关研究表明，普遍积极双向应对对患者与配偶癌症相关悲伤的影响不同，配偶对悲伤的经历程度稍低，患者对悲伤的经历程度稍高［25］。有关焦虑的调查研究显示，女性乳腺癌患者感到焦虑始终与其配偶相关，女性的焦虑只与其配偶的夫妻关系的感知有关。结构方程分析表明，双方影响大部分是从配偶的焦虑到乳腺癌患者的焦虑，而配偶的焦虑还与女性的健康包括抑郁、疲劳症状和并发症处理有关［26］。Manne等［27］分别从夫妻角度研究对同情心的感知相关影响因素，对于患者而言，对同情心的感知一部分受配偶坦露和亲密关系结合的影响，但是自我坦露并不与同情心和亲密关系相关。对于配偶而言，对同情心的感知受自我坦露和对配偶坦露的感知以及亲密关系的感知等综合影响。
3 差异产生的理论解释
3. 1 生理和社会性别差异 除了基因导致的生理解剖差异，如性器官、荷尔蒙分泌差异，脂肪肌肉含量以及生长发育等方面存在不同，男性和女性在后天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加大了这种差异。Eagly 等［28］提出的生物与文化相互作用理论，认为生物影响、儿童期的社会化经历等诸多不同因素，导致了男女性不同的社会分工。成年以后，通过性别刻板印象的影响，这种社会角色直接影响社会行为差异。从独立性和联系性来看，女性比男性更重视亲密关系，女性更乐于接受更多别人的帮助，体验更多与关系有关的情感，并努力协调自己与他人的关系。男性在社交时常关注任务以及与大群体的关系，而女性则更关注个人关系。因而女性乳腺癌患者更多的体验到疾病给自己带来的身体、心理改变以及与其相关需求。女性更善于发觉他人的情绪线索，因而在消极的情境下表现出更强的情绪反应，所以乳腺癌女性患者相对于男性配偶抑郁程度更严重。从社会支配性的角度分析，从男女不同的交流方式可反映出男性对独立的关注更倾向于采取指示性的领导方式，而女性更注重关系，倾向于采取民主化的方式。不同性别会以不同的态度以及行为处理方式对待某一事物或事件，因此不同性别的人对于寻求支持行为方式也存在差异。
3. 2 认知的动机和风格存在性别差异 Dweck 等［29］的研究表明，男性和女性会表现出不同类型的成就动机。
成就动机指人们定义和设置目标的方式，特别是与本身的能力相关的假定目标。男性常采取掌控定向方式，设置能挑战自我的目标，并以此提升其能力、理解力或对新经验的掌控。当遇到障碍或困难时，这些人会坚持到底并在需要时也乐于付出更多的努力。相反，女性更倾向于形成无助定向类型，一般不会设置挑战目标，在遇到困难时很容易放弃。因此在面对疾病时，女性更容易采取回避的应对方式，而男性更多的是主动参与，再加上疾病带来的角色差异所产生的不同影响，解释了女性患者在社会功能上低于男性配偶的原因以及性别不同在采取的应对方式和策略上存在差异。Belenky 等［30］认为女性对事物的认知是一种连续性认识过程，即通过自觉的意识过程来理解个体与事物、事件、人或概念之间的联系，是一种感性的认识方式。而男性认识事物的风格不同，常采用分离型认识方式，力求客观和严格，脱离物体、事件、人或概念而独立存在，倾向于非人为的规则或标准取向，更加理智。所以乳腺癌女性患者在疾病体验中，更关注的是疾病给自己带来的变化和感受，更容易受情绪以及周围事物的影响。因此，抑郁和情绪集中型应对要高于男性。而男性患者大多会对疾病及预后进行客观而全面地评估，并采取一系列应对措施以减少或最大程度降低这种灾难所带来的损害。
3. 3 角色差异 升治·米德提出了角色理论，通过不断［30］丰富该理论，发展成现代角色理论，是社会心理学的重要理论之一，依照人们所处的地位、身份，并根据人们对角色的理解、期望和要求以及对参与社会互动起作用的有关群体来解释人的各种社会行为［31］。当妻子被诊断为乳腺癌后，夫妻双方在角色扮演上分别新增了照顾者和患者这一角色。由于其所扮演的角色以及社会对其角色期望不同，患者遭受疾病所带来的更直观的心理体验，因此其思想与行为更多的表现出以自身为出发点。患者作为疾病的直接受害者从而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其次，家庭角色是在家庭群体中具有一定身份、地位的成员符合规范的行为模式。丈夫和妻子是两个互相对应的角色伴侣，虽然其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是对等的，但是由于受生产方式的制约、传统规范的影响、家庭教养的熏陶以及生理差异的影响，导致夫妻家庭角色的性别差异的形成，从而社会要求夫或妻的行为规范不相同［32］。研究表明，乳腺癌患者治疗后 1 年，其配偶角色紧张在社会领域有所缓解，但是在家庭领域更加明显，有持续家庭角色紧张的乳腺癌患者配偶极有可能在其妻子后续治疗中持续心理抑郁［33］。因此，对于乳腺癌患者家庭而言，配偶和患者在家庭中所担任的夫妻角色差异以及家庭角色的改变 ( 角色增强或角色减弱)影响其对疾病的应对方式、社会支持和情绪反应。最后，由于受生理、环境、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乳腺癌患者与其配偶在周围环境中所担任的社会性别 ( Gender)角色也存在不同，女性在社会环境中表现为更少的攻击性、更多关心他人、更敏感、依赖性强; 而男性则更独立、控制欲强、拥有更高的社会地位和社会支配性［6］。
所以在心理体验上女性表现出强烈的依赖性，而在应对方式和应对措施上，男性采取其独特的处理方式积极主动应对疾病。
4 总结
总体来说，乳腺癌患者与配偶在心理体验、应对措施、社会支持、情绪反应 4 个方面存在差异。由于存在生理和社会性别以及角色的差异，在对乳腺癌的心理体验中，乳腺癌患者以自身为出发点，关注疾病给自己身体形象、心理状况带来的影响以及满足自身需求的强烈愿望; 而配偶在受疾病带来的心理影响的同时，更关注的是其给整个家庭所带来的改变。从认知的动机和风格的性别差异来看，乳腺癌患者与配偶采取不同的应对方法和策略。乳腺癌患者以个人自我内在的处理方式应对疾病，对疾病采取回避的方式和较少寻求支持。而配偶更多地使用人际互动，运用关系导向行为积极主动参与和应对疾病。对于社会支持，乳腺癌患者所获得的社会支持要更多，来源更广泛，家庭支持最重要; 而配偶较少诉有知己使用，其支持主要来源于朋友。在情绪反应上，乳腺癌患者比配偶经历更大程度的抑郁、心理悲痛、悲伤、焦虑等。因此，应该认识到这些差异的存在并重视其分别对乳腺癌夫妻以及夫妻关系所产生的影响，进一步深入研究这个领域，为分别有针对性地采取不同的干预措施和改善夫妻关系提供理论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