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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来“地方普通话”的研究成果与展望

来源:学术堂 作者:姚老师
发布于:2015-07-27 共4023字
摘要

  “地方普通话”又称“方言腔普通话”“方言区普通话”“蓝青官话”等,是各方言区的人在学习和使用普通话的过程中,受自己母方言影响而形成的、带方言色彩的普通话。“地方普通话”研究不仅可以为普通话的规范和推广提供重要的参考资料,为国家制定相关语言政策提供切实可行的依据,还可以帮助方言区人提高普通话水平,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社会应用价值。本文从研究历程、研究范围、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等方面梳理和总结三十年来“地方普通话”的研究成果,探讨其发展前景。

  一、研究历程

  “地方普通话”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1982年,林宝卿在《闽南方言区学生常见语病初析》中首次提到“受方言影响的普通话”,引起人们对“地方普通话”的关注。此后,陈亚川、李如龙、陈建民、陈章太、姚佑椿等多位学者纷纷发文探讨这一问题。不过,80年代的“地方普通话”研究仍处于萌芽时期,研究内容主要局限于其性质、特点及其地位等方面,且研究成果不多。

  1990年,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在北京举办“普通话与方言问题学术讨论会”,60多位学者提交了与“地方普通话”相关的论文,“地方普通话”成为该次会议讨论的热点,有力地促进了“地方普通话”研究,并使之得以进一步发展。20世纪90年代,“地方普通话”的地位得以确立,学界普遍认识到“地方普通话”研究的重要性,展开对各方言区“地方普通话”的探讨。

  21世纪以来,“地方普通话”的研究进入繁荣时期,研究成果丰硕。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地方普通话”的性质、特点和功能等问题;研究方法多样化,除采用描写法,还有学者尝试结合语音实验的方法对“地方普通话”进行深入与细致的定量研究。个案研究和理论研究更是齐头并进,不仅补充了语言学理论,更推动了各地方言与普通话研究的进程。

  二、研究范围

  三十年来,“地方普通话”研究范围逐渐扩大。最初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性质、特征、地位及规范等方面。此后,研究范围扩大到社会语言学、认知语言学、发声学、语言测试等方面。

  (一)“地方普通话”本体研究

  本体研究着重描写“地方普通话”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特点。比如:陈亚川《闽南口音普通话说略》(1987)、姚佑椿《上海口音普通话说略》(1988)、王文虎《四川口音普通话的语音特征》(1994)、王咏梅《龙岩新罗区“地方普通话”的语音特点》、陈蒙《“济南普通话”语音研究》等描写分析了“地方普通话”的语音特点;邝永辉《粤语影响下的韶关市城区普通话词汇的特点》(1996)、田皓《地方普通话常见词语失误分析--以湖南腔普通话为例》(2006)等描写了“地方普通话”的词汇特征;周润年《析金华“地方普通话”》(1990)、曾子凡《“港式普通话”剖析》(2000)、张建强《铺门“地方普通话”语言特征分析》(2008)等则全面描写了“地方普通话”的语音、词汇、语法特征。

  (二)“地方普通话”的社会语言学研究

  从语言接触角度出发,研究普通话与方言的接触规律、变异机制等问题。如:顾钦《语言接触对上海市区方言语音演变的影响》(2007)、陈建伟《临沂方言和普通话的接触研究》(2008)、傅灵《方言和普通话的接触研究--以长沙、上海、武汉为背景》(2010)、曹晓燕《方言和普通话的语音接触研究--以无锡方言为例》(2012)等论文以语言接触理论为指导,研究方言与普通话的共变规律;劲松、牛芳《长沙地方普通话固化研究--地方普通话固化的个案调查》(2010)、李庐静《地方普通话方言变项的使用和扩散--以福建永安普通话“来去”句的调查分析为例》(2013)、《福建永安地方普通话共时变异研究》(2013)等论文运用语言变异理论,研究地方普通话的变异规律。

  从语言规划角度入手,研究“地方普通话”的规范问题。相关研究如:陈建民、陈章太《从我国语言实际出发研究社会语言学》(1988)、陈海燕《浅析海南腔普通话在词汇方面应该规范的问题》(2001)等。

  (三)“地方普通话”的认知语言学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认知语言学的发展,学界对“地方普通话”形成的机制和原因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相当一部分学者从偏误分析角度出发,研究“地方普通话”中介语的特点及如何纠正地方普通话等问题。如:许长安《大田普通话的普及和偏误》(1991)、顾英华《民族学生汉语口语语音偏误分析及教学对策》(2003)、王磊、张颖《普通话中介语负迁移及应对策略》(2007)、韩玉华《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浅析香港人普通话中的词汇偏误问题》(2007)等论文探讨了“地方普通话”偏误的表现及其原因。

  (四)语言测试中的“地方普通话”

  1994年,普通话水平测试正式启动。随着这一工作的开展,大批学者以语言测试为切入点,针对各方言区使用普通话的难点进行研究分析,探讨提高普通话水平的策略,有力地推动了普通话的普及工作。这一方面的成果,如:韩玉华《香港考生在普通话水平测试“说话”中几种常见的偏误分析》(2006)、张建强《中介语理论与PSC论略》(2006)、周萍《上海地区普通话水平测试中韵母偏误的比较研究》(2006)、张玉梅《吉林方言中介语及语言测试》(2009)等。

  (五)“地方普通话”的发声学研究

  传统的语言研究多凭语言学家用口耳来摹仿语音并依靠音标对语音进行描写。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可以使用仪器分析各种语音,使语音研究更加科学和准确。近几年来,出现了很多从实验语音学角度入手、探讨“地方普通话”语言特征的成果,如:李爱军、王霞、殷治纲《汉语普通话和地方普通话的对比研究》(2003)、韩维新《粤语常用入声字的普通话声调习得偏误研究》(2010)、银沛月《成都口音普通话“去声+去声”双音节词重音研究之简介》(2010)、李宁、孟子厚、李蕾《山西普通话的语音特征分析》(2011)等。

  在上述研究中,以社会语言学方面的成果最为丰硕,认知语言学和发声学研究则处于新兴阶段,且有进一步发展的趋势。

  三、研究内容

  “地方普通话”研究的内容可概括为两个方面:理论研究和个案分析。

  (一)理论研究

  学界对“地方普通话”的名称、性质、特征、界定标准等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地探讨。

  目前,学术界对这种不标准的普通话还没有统一命名,如:李如龙(1988)等称之为“过渡语”,姚佑椿(1988)、汪平(1990)等称之为“XX口音普通话”或“XX普通话”,陈建民、陈章太(1991)等称之为“地方普通话”,还有人称之为“XX腔普通话”“蓝青官话”“椒盐普通话”等。究其原因,这与每个人对“地方普通话”这种现象的性质和特征的认识不同有关。

  “地方普通话”是一种既非标准普通话又非地方方言的语言现象,这已得到学界公认,然其性质如何,各人看法略有不同。侯精一将其视作“标准普通话的地方变体”,郭正彦认为这是“在各方言地区的运用中带有一定程度地方特色的普通话”,李如龙认为它“是方言和普通话这一对立统一物之间的中介,是方言和普通话之间相互影响的中间环节”,陈亚川认为“是方言区的人学习非母方言的共同语的过程中产生的中介语现象”.方言是语言的地域变体,普通话是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地方普通话形成于方言区人们学习和使用普通话的过程中,与第二语言习得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因此,很多人赞成陈亚川的观点,如韩玉华、顾英华、刘艺、肖劲松等。

  通过对“地方普通话”的性质进行讨论,学界对其特点的认识也逐渐深入。如:李如龙(1988)认识到“地方普通话”“因地而异,因人而异,并且处在不断变化之中的”,“在一个方言区的一个时期里,多数人所说的过渡语的两种成分构成又是具有大体一致的系统性的”,具有动态性、系统性、模糊性等特点;陈亚川(1991)进一步谈到“地方普通话”“有其不易改变的顽固性”的特点。

  在如何判断“地方普通话”方面,姚佑椿(1989)提出区分普通话的严格标准和功能标准,认为普通话的下限是“能沟通不同方言区的人的语言交际”;谢俊英(1999)进一步提出语音是判定一种语言是否是普通话的首要条件,同时应兼顾词汇和语法等方面;肖劲松(2007)提出普通话中介语的七个语言表征。

  (二)个案分析

  从成果数量来看,“地方普通话”的个案研究远多于理论探讨。笔者共搜集到108篇有关“地方普通话”的研究成果,其中80%属于个案研究。目前,全国各地的“地方普通话”都受到学者关注并作了一定研究。如:陈亚川对闽南口音普通话的研究;姚佑椿、汪平对上海口音普通话语音特征的分析;曾子凡对“港式普通话”的剖析;张淑敏、张兆勤对甘肃“地方普通话”特点的剖析;邵敬敏、石定栩对“港式中文”形成原因、性质和变异手段的探讨;高山对武汉普通话的解析;陈秋娜对柳州普通话的语音体系特征的探讨等。

  四、研究方法

  20世纪80~90年代的研究以定性法为主,多采用描写和对比分析的方法。如:陈亚川、刘新中等运用描写分析法对地方普通话的语言特点进行了详细描述。2000年以后,学界除采用定性研究方法,还引入调查统计分析等定量研究方法,研究方法趋于多样化。如:汪平、杨金凤、赵玲等运用比较分析法将方言与普通话进行对比,对当地地方普通话的特点进行分析和解释;陈松岑、劲松、李庐静等运用抽样调查和比较分析法探讨方言普通话与社会变项的共变关系;刘艺使用定量分析法分析了粤方言区普通话字音的偏误类型及字音习得;韩维新、李宁、孟子厚等使用语音实验法探讨了地方普通话在发音方面的情况。

  五、结语

  总体来说,国内地方普通话研究已发现不少语言事实,也有一定的理论探讨,在描写其静态语言特征方面的研究成果突出。但总体上仍存在以下不足:其一,注重对地方普通话的调查描写,但对其形成机制和动态演变的研究不够;其二,个案研究多集中于非官话方言区,官话方言区的成果较少;其三,研究过程未能更好地凸显地方普通话的应用价值。有鉴于此,未来还应该加强“地方普通话”研究。

  参考文献:
  [1]陈亚川。闽南口音普通话说略[J].语言教学与研究,1987,(4)。
  [2]李如龙。论方言和普通话之间的过渡语[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2)。
  [3]陈建民,陈章太。从我国语言实际出发研究社会语言学[J].语文建设,1988,(04)。
  [4]姚佑椿。上海口音的普通话说略[J].语言教学与研究,1988,(4)。
  [5]汪平。上海口音普通话初探[J].语言研究,1990,(1)。
  [6]陈亚川。“地方普通话”的性质特征及其他[J].世界汉语教学,1991,(1)。
  [7]崔梅。地方普通话与汉民族文化心理[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6)。
  [8]王文虎。四川口音普通话的语音特征[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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