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望琪指出：“语用学是研究‘言外之意’的学科。 中国传统文献中对于“言外之意”现象概念的界定，其表述都比较模糊。 我们认为，“言外之意” 是说写者在特定语境中表达字面意义的同时表达出的与实际交际意图有关的意义。 西方语言学界普遍认为语用学和语义学各自拥有独立的研究对象和方法，Grice 从语言交际的本质出发区分了两种不同类型的意义， 他称之为自然意义(natural meaning) 和 非自然意义 (non-natural meaning)， 后者即说话者意义(speaker’s meaning。 话语意义体现了说话人的说话意图，体现了一定的语法形式在特定的语境中所具有的交际功能，这种语言在具体使用的特定语境中所产生的意义就是语用意义。
一、 中国的“言外之意”学说
（一）零散的“言外之意”思想
在我国，对“言外之意”的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 中国自古就有言义之辩，这可追溯到《易经·系辞》。 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 古代文人追求言外之意是因为言外之意与中华民族传统思维、文化心理有着深厚的渊源。 但是我国绝大部分语言学者的研究重点放在了“可说之意”上，即建立在言语行为和会话含义理论基础上的、受语境干涉的言外之意。 我们认为，在这个层面上，传统的“言外之意”跟现代的“语用意义”的概念所指相同。 《论语》、《庄子》、《文心雕龙》等文献中均有“得意忘言”、“意在言外”、“由形探神，得言外意”等朴素的语用意义思想萌芽，但是限于中国人注重整体的具象思维方式和“意会大于言传”的语言运用传统，缺乏西方学者的抽象分析和逻辑归纳能力，欠缺理论意识，因而导致我们对“言外之意”的探讨显得零散和单薄。
（二）中国传统修辞学中的“言外之意”
修辞学研究声音的锤炼、 词语的选择、 句式的变换等，来增强表达效果，达到交际目的。 常利用比喻、借代、通感、反语、委婉等辞格表达言外之意。 对“言外之意”类型的概括,最有代表性的是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谈到“言外之意”修辞现象时，对其所作的分类。 钱钟书将“言外之意 ”修辞现象概括为 “含蓄式 ”和 “寄托式 ”两大类。 陈丽梅（2012）认为这两类“言外之意”的划分是以其实现的不同途径为标准划分出来的，但是钱钟书对“言外之意”的这种分类相对比较笼统。
（三）中国古代形式/逻辑语用学对意义的推导
逻辑语用学着眼于语用推理的研究， 即话语在特定语境中的具体意义的推理。 中国古代的语用学思想突出地表现为应用语用学，理论研究主要是对语用思想的推理。
这里择其《易经》的符号推理、辩学、名学和训诂推理简要介绍。需要指出的是，在我国古代，虽有名、辩研究之实，却无“名学”、“辩学”之名，这两个术语是我国近代学者提出的。
1、《易经》的符号推理。 《易经》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符号系统，充满了形式化的逻辑思想。占筮者根据卦象和占辞，结合问卦者的背景知识，来预测凶吉，这种推理可视为一种广义的语用推理。
2、辩学。 辩学是以驳倒对手观点以证明自己观点、思想为目的一种学术方法，也是语言运用、语用推理的高级形式。 例如邓析的形名之辩，墨子与公输般的攻守之辩。
曾祥云（2010）认为：“如果我们不作强解的话，《墨经》的‘推’就是指‘类推’。 ”我们认为，在《墨辩》以及其它先秦典籍中，使用了今天所谓的“类推”的逻辑语用方法，但是并不能说在先秦就有了关于“言外之意”理解的语用学理论。
3、名学。在《论语·子路》篇里，孔子提出了“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的“正名”思想。 施麟麒认为，“从语用学的眼光看来，孔子的‘正名’思想首先属于言语行为规范的问题。 ‘正名’就是通过让人们学会正确地使用语言以符合‘礼’的要求。”孔子这种重视用语言做事的思想跟西方奥斯丁的言语行为理论所主张的“说话即是做事”可谓不谋而合，但是孔子的“正名”思想带有更加鲜明浓郁的伦理色彩，是指导人们社会行为的一种政治思想和教育理念。
4、训诂推理。训诂学是研究释义的学科，许嘉璐认为清代以前的训诂方法都是基于论释者的经验，清代“以经证字” 开始自觉地运用归纳法深入语言内部进行研究。
对古代文献的释义离不开语境，往往要结合语句的上下文语境和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等社会文化背景语境，通过联想、类推和归纳才能理解古籍中词句的意义，因此，训诂不仅仅是一种释义方法，也是一种语用推理的形式。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我国古代学者对意义的关注是整体性的、概括的。
二、西方语用学关于语用意义的研究
西方的语用意义理论发端于语言哲学， 后期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提出了“意义在于用法”的意义观，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用法。 奥斯汀（Austin）在此基础上，认为语言与行为有密切的关系，运用语言是为了实施说写者的行为意图，进而他从行为角度研究语言意义，提出了第一个完整的语用学理论———言语行为理论。 这里， 我们仅对言语行为理论中有关语用意义的研究行进梳理总结，其实该理论在寻求功能和形式的对应关系等方面都卓有建树。
（一）言语行为理论
该理论认为说话就是做事。 说话人在说出有意义的话语时就是实施了某个言语行为，它是说话人通过话语表达意义的基本功能单位，也是研究语言使用的基本分析单位。 言语行为理论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施为假设———言语行为三分说———间接言语行为理论———扩充的言语行为理论。
1、 在施为假设阶段，Austin 主张区分后来所谓的语义意义和语用意义。 它的贡献在于推翻了认为逻辑———语义的真值条件是语言理解的中心这一传统认识，缺点在于他的分类还缺乏统一的标准和系统性。
2、在放弃施为假设以后，Austin 于 1955 年在哈佛大学做了题为《论言有所为》的演讲，提出了言语行为三分说。 该理论认为我们在说出一句话时， 同时实施了三个行为：言内行为、言外行为和言后行为。 Austin 的功绩在于开创了一条从行为角度研究语言使用的新道路，并且深化了对言外行为也就是语用意义的研究，指出了话语之所以含有不同语用意义的原因。
3、间接言语行为理论 。 Searle 在 Austin 研究的基础上，发展了间接言语行为理论，旨在解释说话人在说出一句话表示一定意思的同时怎么又表示另外的意思；听话人在听到话语之后是如何理解说话人要表达的另外那层意思的。 这其中依靠的就是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的共有知识、 语言和非语言信息以及听话人所具有的一般的分析和推理能力。 Searle 把间接言语行为分为规约性间接言语行为和非规约性间接言语行为。
间接言语行为理论使人们认识到话语的结构和话语的功能不存在一对一的关系， 不同的句子形式可以表达同样的语用意义，在不同的语境中，同一句话也可以表达不同的语用意义。
4、扩充的言语行为理论。 言语行为理论忽视了社会因素的制约作用。 例如，同是表达“请求”，身份不同的人在不同语境中使用的言语行为不同， 收到的言后行为也各有差异。 Ferrara 进一步发展了言语行为理论，提出“相对合适性”的重要概念，并对序列言语行为的内部特征做了细致的探讨。 扩充的言语行为理论将语言使用、 语用意义跟社会文化因素更加紧密地结合了起来，因此对语用意义的研究更加全面和真实。
（二）会话含义理论与语用意义的产生
1、会话含义理论概述 。 如前所述 ，我们简单介绍了Grice 对意义的理解和划分 ， “ 非自然意义 ” 的产生是Grice会话含义理论努力解决的问题。Grice 从说话人的角度分析了会话含义（即“非自然意义”、语用意义）的产生。他认为参与交谈时，说出的话要符合参与交谈的公认目的或方向才能使交谈进行下去， 达到交际目的。 因此交际需要遵守四个次准则：量准则、质准则、关系准则、方式准则。 如果会话违背合作原则，就会产生会话含义。 会话含义具有可取消性、不可分离性、可推导性、非规约性、不确定性。
对于会话含义理论和合作原则，学界一直褒贬不一。支持者认为它对引导人们注意到了动态语用分析的视角，对语用意义做出了较为合理的理论解释，支持者运用该理论分析日常生活和语言文字作品中的“言内意外”现象，增加了语言研究的实用性。
针对合作原则的局限，语言学者们采取了三种态度：
一是弃之不用，二是接受、修正、发展，形成了新格赖斯会话含义理论；三是另立新原则，生发了认知语用学派的关联原则。
2、修正、发展的会话含义理论 ———新格赖斯会话含义理论。新格赖斯会话含义理论主要包括列文森（Levinson） 三 原则和荷恩优先顺序 ( Horn Scale) 两 个方面。 列文森三原则不仅关注说话人一方， 而且关注听话人的推论问题，从听和说双方提出了三项准则：量准则、信息准则和方式准则，每个准则都有听话者和说话者两个方面的要求。 列文森三原则一定程度上关注了听说双方的话语互动， 从听说双方对语用意义的理解方面解释了语用意义的产生和理解， 扩大了合作原则的解释力。
之后，为了完善等级数量含义理论，列文森提出了荷恩优先顺序：量的准则先于方式准则，先于信息准则。 荷恩优先顺序理论对语用意义的产生具有一定的解释力， 但是这种解释脱离了语境，并且无视社会因素的影响，因此，列文森三原则和荷优先顺序理论并没有摆脱合作原则的框架，也没有走出合作原则的理论局限，应用价值也是有限的。
3、 另立新原则———关联原则。 Sperber 和 Wilson 于1986 年提出了关联理论，主要从听话人的角度研究了会话含义的推导。 关联理论是以认知为基础的语用学研究理论，认为话语的理解是在认知语境中寻找关联的过程。语境是一种心理构建，由听话人关于世界的一套假设构成。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语境效果越大，关联性越强；付出的努力越小，关联性越强。
姜望琪认为“关联理论最诱人之处是其单一性，用一条原则解释所有的事实。 ” 但是他同时认为关联理论是不可操作的，因为“关联性取决于投入的精力与产出的效应之间的比率。 但精力和效应都是难以量化的。 ”
三、当代中国语用学对语用意义的研究
中国当代语用学对语用意义的研究主要在语用意义的推导机制、语用原则的确定、语用策略的发掘和语用意义思想体系的初构方面。
（一）语用意义的推导
王建华关于语言理解中的语境策略的研究从信息加工模式角度出发，认为人对意义的理解有两种方式：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 人们对话语语用意义的理解， 经常采用自上而下的方式。 它与两个因素密切相关， 一是人的语用能力， 二是语境条件。 他把人们有意识地利用语境因素进行自上而下的整体把握，进行理解话语意义的方式，称为“理解的语境策略”。 其中，隐性语境比显性语境的作用更深刻。
这一语用意义推导策略深入到了语用意义产生的根本因素———语境，又结合了认知角度的信心加工模式，高度概括出了所有语用意义产生的机制和条件，并且清楚简明，但是毕竟人脑是一个“黑箱”，关于思维对信息的处理方式仍需将来科学的验证。
熊学亮关于认知语境 “前赴后继” 式的单向推导分析。 他认为语境是重要的认知因素， 话语意义分为语言意义和语用意义两个层面。 对话语不同层面意义的理解，人们需要不同的理解方式，凭借不同的语境因素：具体场合、工作记忆、背景知识结构，三者构成了理解的“认知语境”。解码话语本身，首先借助认知语境，如果解码失败，则求助具体场合，从时间、地点、场景和语体等方面进行解码，如果还行不通，就从前言后语和上下文中进行抽象推理，如果通不过，则理解出现障碍，交际宣告失败。
徐盛桓认为古典理论中的“合作原则”主要是解释特殊含意的推导的，而新格赖斯的语用推导机制则首先说明了一般含意的推导与生成。 徐盛桓为新格赖斯会话含义理论构建了一个如下的语用推理机制。
徐盛桓关于语用意义的推导思路清晰、一目了然，可操作性强， 是对新格赖斯会话含义理论的有力总结。 随后，徐盛桓的研究采取心理实在论的立场，将心理建模作为推理的基本形式，将语用推理过程看作是在下向因果关系作用下局域话语之间的相互影响进展为话语的整体性解释的过程，为语言理解活动的认知机制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
（二）语用原则的确定：目的－意图
言语交际是一种双边的或多边的言语行为， 为保证交际的顺利进行，语言应用者必须共同遵守一些基本原则， 这就是语用原则。 王建华在研究语用策略的文化类同性时，指出决定语用策略选择的是交际的目的和意图。
而中国古代早就注意到这一点，《易经》 有：“拟之而后言”。 钱冠连认为“合作原则”不是交际原则，因为合作原则解释不了言语活动中的不合作现象。 目的－意图原则才是交际的总的目的，说话人将目的分解成一个个的说话意图贯彻到话语中，从而达到交际目的。
（三）语用策略的发掘
我们认为， 表达语用意义的方法和手段就是语用策略。 我国学者在西方语用策略的基础上， 进行了两方面的探讨，一是从汉语和汉文化实际出发，对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进行补充和修改。 这方面的研究可谓百家争鸣，各抒己见， 仅举几个比较有代表行的例子以示说明。 顾曰国针对中国文化， 提出了中国式的礼貌策略： 贬已尊人、德言行、文雅、求同、称呼准则。 周礼全在遵守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的基础上，将合作原则的准则扩充为真诚、充分、相关、表达及态度五条准则。索振羽提出了“得体原则”，与“合作原则”相配合补充。 认为得体原则适用于拐弯抹角的言语交际，合作原则适用于直截了当的言语交际。 得体原则的三个准则：礼貌、幽默、克制准则。 陈忠归纳了汉语中十种暗示言外之意的方法， 有假否定， 实肯定；假否定，实提示；假否定，实借题发挥；假肯定，实否定；声东击西；超信息量投石问路；闪避；明贬暗褒；明褒暗贬；信息元空缺等，并举了大量的汉语实例。
第二方面的探讨以钱冠连为代表， 他认为任何一个说明语言功能的理论系统都是不完备的，因为第一，语用策略是不可穷尽的；第二，语言符号本身不是万能的，有是有缺陷的。 因此， 钱冠连并没有想其他学者那样热衷于总结表达汉语语用意义的语用策略，而是基于“语用原则和策略是为了寻找出对付社会人文网络对人使用语言符号上干涉的办法”这一观点提出了比较具有普适意义的“人文网络语言学”。
（四）中国语用思想系统初探
我国学者在对西方语用学进行引进、 修正和补充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这种以英语和西方文化背景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范式并不完全适用于汉语语用学的研究，反思过后，中国语用学工作者将学术眼光转而投向中国文化传统和汉语实际，致力于本土的理论开发，这其中不乏令人鼓舞的成果。
陈宗明的《中国语用学思想》一书是目前仅见的汉语语用学史方面的专着， 该书勾勒出了中国语用学史的体系，是汉语语言学理论的可贵探索。钱冠连的《汉语文化语用学》是我国首部以汉语文化为背景的语用学专着。
施麟麒以前人关于孔孟思想的语用学视角阐释为参考，主要以《论语》和《孟子》为分析对象，在重构经典文献的基础上，采用欧陆学派的语用综观论视角，建立了孔孟语用思想体系。 该文从语用主体、 语境和话语意义的推导三个方面主要论述了孔子和孟子关于“君子”和“大丈夫”的语用主体观，讨论了语用主体与言语的关系，并且概括提炼了孔孟关于语用行为实现的具体方法，即类推、“征圣宗经”、比喻和寓言说理的方法。
四、结语
正如刘焕辉在中国修辞学会成立 20 周年国际学术会议上所说：“较多对‘言外之意’的研究都采用了语用学中格赖斯会话原则中的‘合作原则’来分析，这虽然也能说出一些道道儿，但总给人以隔靴搔痒之感，跟汉语特点和汉语言学的学术传统总隔着点儿什么，不能揭示这言外之‘意’是怎么生成的，更不能提供如何着手分析的操作方法。 ”我们看到，从中国古人对“言外之意”的关注到目前对其有了比较系统的科学认识，已经经历了两千多年的时间，从 C.W.莫里斯在 20 世纪 30 年代前后提出语用学的概念到西方语用学现在的蓬勃发展也过去了多半个世纪，可是对语用意义的产生和推导始终没有一个定论式的理论或者学说。 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 对语用意义的研究不能只从语言学本身寻求出路，须要跟其他学科，例如，社会语言学、认知心理学、脑神经科学、社会文化学的跨学科联合才能更进一步取得跨越式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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