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重归纳”的传统和“倡演绎”的倾向

　　中国语言研究领域向来重视归纳方法，近年来，在语言学的一些分支学科有转向演绎方法的趋势，如汉语语法学领域引进认知语言学理论、语言类型学理论和语法化学说等，一些论述语言研究方法的著作也大力提倡演绎方法。本文针对“重归纳”的传统和“倡演绎”的倾向作一简要述评。

　　一、朴学传统:重视归纳方法

　　中国传统语言学旧称“小学”，有文字、音韵、训诂三个分支学科，都被归入到传统朴学(也称考据学)的范围中，朴学精神是求实和创新。清代朴学的开山祖师顾炎武《日知录》中说:“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所铸之钱既已粗恶，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舂剉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乎?”

　　这段话，强调了“采铜于山”(即搜集原始材料)对于治学的重要性，讥讽了当时靠抄录别人的著作来拼凑自己著作的“化钱铸钱”之风。顾氏本人很注意“采铜于山”，《日知录》中，居然用了162个例子证明“服”古音读如“逼”。这种重视例证的方法，成为朴学的特点与精华。因此，胡适说:“中国旧有的学术，只有清代的‘朴学’，确有‘科学’的精神。”

　　就是因为朴学“重材料，重证据”，反对凭空乱说。“(1)研究古书，并不是不许有独立的见解，但是，每立一种新见解，必须有物观的证据。(2)汉学家的‘证据’完全是‘例证’。例证就是举例为证。……(3)举例作证是归纳的方法。”

　　由此可以看出，传统“朴学”与归纳方法的密切关系。

　　受传统朴学的影响，形成了汉语研究领域的“重归纳”风气。著名语言研究的格言“例不十，法不立;例不十，法不破”以及“言有易，言无难”等，都是强调在搜集、掌握大量例证的基础上下结论。由于归纳方法有完全归纳和不完全归纳两种，要保证结论的可信，就要进行“完全归纳”，即“穷尽式”或称“竭泽而渔”。这样，传统朴学的影响，众多语言学家的提倡和示范，形成了语言研究领域重视原始材料的搜集与整理、重视归纳方法的学术氛围。

　　二、理论更新:倡导演绎方法

　　近年来，演绎方法受到重视。因为自上个世纪初期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开辟了现代结构主义语言学以来，欧美的语言学发展迅速，不断涌现新的语言学理论、语言学方法和语言学思潮，先是美国描写语言学，再是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言学，60年代以来又兴起社会语言学、语言变异研究、语言接触研究、词汇扩散理论、认知语言学、应用语言学、功能语言学、语言类型学、语法化学说等新理论和新思潮，及时引进这些新的语言学理论并用于汉语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大力倡导演绎方法的当属音韵学家朱晓农先生，他的《方法:语言学的灵魂》一书，无异于倡导演绎方法的宣言。“以前我们都认为演绎法推不出新东西，现在看来正好相反:演绎法推得出新东西，而归纳法归不出新东西。”

　　“举个例子，群母从上古到中古，洪音字变入了匣母，这是从近一个世纪前高本汉就知道了的。但为什么这么变?这样的问题是上个世纪归纳时代(再早就更不用提了)不会问的，从空气动力学的原理出发，演绎到语音学中，原因就很容易找到了。”

　　所以，“科学训练就是学会证明的方法，明白证明的途径，学会逻辑推理。……这里讲的‘学会逻辑推理’是‘演绎推理’。”

　　语法学家金立鑫也强调演绎方法可以“发现新世界”，门捷列夫空格就是通过演绎得到的。门捷列夫演绎的依据是:原子量的大小决定元素的性质，把元素按原子量的大小排列起来，在物质上会出现明显的周期性。……门捷列夫正是从这一结果出发，通过合乎逻辑的推演才得到了震惊当时世界的元素周期表，并且发现了当时尚未为人所知的一些空格(可以称之为逻辑上存在的，而实际上还没有被观察到的)，而这些空格一直到后来才被科学研究所证实。如果没有演绎，元素周期表的发现是很难想象的。”

　　可以说，归纳方法强调对语言事实的归纳，而演绎方法则是利用逻辑推理，即使在掌握的语言材料有限的时候，也可以“大胆假设”，提出假说。

　　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美籍华人王士元先生提出的“词汇扩散理论”，王先生从逻辑上考察音变机制，列出了四种可能性:语音突变，词汇突变;语音突变，词汇渐变;语音渐变，词汇突变;语音渐变，词汇渐变。然后他通过逻辑论证，只有“语音突变，词汇渐变”才是最有可能的语音演变规律。

　　后来，大量的研究证明了“词汇扩散理论”的有效性。因此，朱晓农说:“科学不是就事论事，他要求我们根据有限的材料作出全称判断，他引导我们从已知走向未知。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必定是‘小本钱做大买卖’。”

　　所谓“小本钱做大买卖”，就是不必在大量占有语言材料之后才拿出结论，而是充分利用逻辑推理，根据有限的材料就“大胆假设”，提出假说，得出科学结论。

　　三、描写与解释:归纳之失与演绎之弊

　　语言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传统语言学的“规定”工作，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描写”工作和当代语言学的“解释”工作。“规定”工作以指导语言应用为目的，告诉人们哪些是正确的、规范的，哪些是错误的、不规范的，应该说并不是科学的语言研究。

　　语言研究中的“描写”，是指运用科学的、专业的方法对语言现象、语言事实进行调查、记录和分析，例如，在方言研究中，通过专门调查，把某一方言的语音、语法、词汇等罗列出来。当然，“描写”并不是机械地罗列，还要对语言现象的“一致性和相关性通过用例排列出来，对排列出来的用例中的一致性或相关性作出说明，说明构成这种一致性或相关性的条件。而描写的目的是，根据所排列出来的语言现象建立一套针对性的规则。

　　……有的语言学家认为，成功的描写是解释的一半。”

　　可见，描写是由现象到理论，自然主要运用归纳方法，语言研究中“例不十，法不立”和“言有易、言无难”的格言，说的就是这种由现象到理论的归纳方法。可以说，以归纳方法为主流的语言描写在结构主义语言学中，在20世纪的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取得了巨大成就。

　　语言研究中的“解释”，顾名思义，就是要对诸如一种语言现象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会如此发生?以及语言现象之间的为什么具有组合、聚合、因果、类同等关系一类的问题进行探讨和回答，提出具有解释力的理论。相对与“描写”而言，“解释”属于研究的深化和升华，“语言研究的一个基础工作是描写，描写的结果是规则，规则之后是解释，而解释就是建立理论。”

　　显然，“解释”要建立理论，必须利用演绎方法。“演绎是构成一套理论体系最基本、最重要的必然手段。如果说一个理论体系是一个系统的话，这个系统必然有一个最基本的出发点，从这个最基本的出发点层层推导，最后便演绎成一个理论体系。……结构语言学认为语言是一种有规则的线性的结构，线性结构成为结构主义语言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说这个概念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理论起点并不过分。”

　　“新知的来源很多，演绎也产生新知识。……在研究中，用替换小前提的方式可以获得不同的结论。把这些结论作为新的大前提，再假设不同的小前提，又能得到不同的推论。”

　　在语言“解释”方面，“演绎”方法能够解决“归纳”方法无法解决的问题。比如，“归纳”方法可以就观察的材料说“有”，但不能轻易说“无”，因为不进行完全归纳，就无法断言“无”，但是演绎方法却可以利用逻辑论证，大胆说“无”。“科学不是就事论事，科学要用演绎推导来作预言。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说火星上无生命，即使我们并没有上火星去瞧一瞧，因为我们根据生命需要水和氧气(大前提)，而火星上没有(小前提)，所以‘说’火星上‘无’生命很‘易’。尽管这个命题可能被证伪，但一点不妨碍他是科学中的命题。”

　　四、交叉与互补:思维方法与论证方法

　　其实，具体研究过程中，很难把归纳与演绎截然分开。首先，归纳的过程离不开演绎:“顾炎武研究了许多例，得了‘凡义字古音皆读为我’的通则，这是归纳法。后来他遇到‘无偏无颇，尊王之义’一例，就用这个通则解释他;说这个义字，古音读为我，故能与颇字协韵。这是通则的应用，是演绎法。”

　　尽管就考据家写成的论文看，列举了大量例子，是归纳法，但最初发现通则(结论)时，是由事实到理论的归纳;然后再搜集、寻找类似的例子来验证，这是在结论的指导下进行的，就是演绎了。其次，在演绎方法的研究中，也不可能完全抛弃归纳方法。比如，近年来认知语言学兴起，对原来仅仅在语言学范围内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从认知的角度进行解释。就是说，借助心理学的理论，把人类的认知机制引入到语言学领域，这是演绎方法。比如，把心理学的理论用于语言研究，以及引用西方的语言学理论进行汉语研究，这是由理论到事实的演绎方法。可见，归纳方法和演绎方法的对立不是泾渭分明、水火不容，而是互相交叉、互相补充的，在具体的研究或思维过程中，两者只有主次之分，不是非此即彼。

　　但是，思维过程和论证过程并不一样。受朴学影响的“重归纳”风气，主要是针对论证过程强调有理有据、言之成理、材料充实、数据准确。在“重归纳”的氛围中，即使发现了某一语言规则，如果不能列举大量例证，或者借助数据、表格等显示作者确实下了相当的功夫进行研究的话，则被视为“材料不充实”、“结论不可靠”，一条结论依据大量的例证和数据，才会给人无懈可击、论证严密之感。如果回归到研究层面上，则演绎方法不可或缺。就倡导演绎方法的学者来说，如果不仅仅是在学术研究成果的报告层次上讨论问题，回归研究过程上，也会发现归纳方法同样不能缺少。

　　语言研究到底应该“重归纳”还是“倡演绎”，绝不单纯是研究者的个人好恶问题，它是由语言研究的目的和任务决定的。语言研究的初级阶段，人们需要了解语言事实、认识语言现象，需要受过专业训练的语言学研究者对各类语言现象进行调查、整理、分析、归纳，从而认识语言的要素、结构、关系、特点等，在这样的研究中，归纳方法有其优势。随着研究的深入，在语言的内部要素和外部关系有了资料积累之后，就需要对语言的各个方面进行“解释”。从语言研究由以“描写”为主到以“解释”为主来看，从研究手段的现代化和理论背景的更新来看，语言研究由“重归纳”到“倡演绎”实在是语言科学的历史必然。当然，正如在“解释”时代离不开“描写”一样，归纳方法仍然会在一些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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