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以食为天，农业是中国的基础。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时期，如何解决农业生产力水平落后问题，不断在探索，农业现代化思想产生于早在 1943 年邓小平在《太行区的经济建设》一文中就涉及到农业思想，在革命根据地农业的地位和农业同其他行业的关系论述中，提出如何促进农业发展的政策和发展途径：“发展生产，不能是一个空洞的口号，而需要正确的政策和精细的组织工作”，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研究中国农业问题，农村改革开启了农业现代化的道路，也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农业现代化思想逐渐形成并走向成熟。
1 建设中国农业现代化思想的提出
1.1 形成农业现代化思想的国际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发达国家迅速走出战争阴影，生产恢复，在科技的带动下生产力得到快速提升和发展，社会生产效率不断提高，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在 20 世纪 50~60 年代中期出现了“黄金时期”。从 1951~1970 年间，经济比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增长一倍多。在农业生产方面，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增加科技投入，以机械化大生产代替了较为原始的手工生产方式，同时各种新技术的应用，以及现代农药、化肥和除草剂的使用，使土地单位产量提高一倍。针对农业的天然弱质性，国家制定实施促进农业发展的保障政策，比如提供有补贴的强制性农业保险，提供商业信贷，国家财政直接为农民提供低息或者无息贷款等。在冷战时期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对抗竞争中，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农业高速发展，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农业仍不能解决人民的温饱，两者形成鲜明对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农业的成功经验深深刺激着邓小平，促使他思索中国农业以及整个中国的出路。
1.2 农业现代化思想的国内背景
建国初期，在农业发展问题上，毛泽东认为中国要实现工业化，是不能抛开农业的社会化的，因为工业所需原料都来自于农业，之后农业“社会化”目标进一步升华为“现代化”。1954 年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建设“现代化农业”，其后中国现代化的努力经历了三个历程：第一次社会主义现代化运动，大跃进伤了中国元气；第二次现代化运动，“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第三次现代化运动从 1975 年开始，也没有达到预定的目标，历时20 多年的现代化梦想都因为没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清晰的发展思路而失败。
20 世纪 70 年代末，中国刚刚结束十年“文化大革命”，国家经济处于缓慢发展甚至停滞状态，农民生活尤其困苦。年年上工却缺衣少食，只有打破大锅饭才能改变这种状况。1978 年，安徽、四川两省农民再次自发地组织起“包干到户”，从此农村经济大为好转，在 1978 年~1985 年间，粮食的增幅达到建国以来的最高峰，农村出现了一番崭新的景象。继承毛泽东的农业现代化思想基础上，失败与成功的经验教训为邓小平的农业现代化思想提供了重要参考。
1.3 农业现代化思想与改革开放同步成型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农村改革顺利启动，邓小平从全局角度出发看待农业，立足于当时农业实际情况，逐步形成了符合经济发展实际、适应生产力要求的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思想。首先，基于中国国情，确立农业必须放在国计民生首位；其次，中国农业的发展方向是实现农业现代化，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农民拥有土地自主权，生产自主权，经营自主权等，改变落后的生产方式，用科技知识武装农民，用现代农业生产技术改变传统种养殖模式；再次，农民富裕是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农民没有摆脱贫困，就是我国没有摆脱贫困”通过改革使农民脱贫过上富裕生活，才表明农业改革真正成功；最后，在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统分结合，发展集体经济，实现规模经营，才能最终实现农业现代化，这标志着邓小平的农业现代化思想走向成熟。
2 农业现代化思想内涵
2.1 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激发农民积极性
为激发农民劳动积极性，结合当时中国农村实际，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这就是邓小平农业现代化的“第一个飞跃”。1980 年 9 月，在邓小平的肯定和支持下，中共中央制定相关政策，明确提出在贫困落后地区和边远山区，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或者包干到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成为党的农业基本政策，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人们不再害怕被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提出是邓小平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前提下，结合中国实际，形成有中国特色农业改革的伟大实践。
2.2 适度规模经营，发展生产力
家庭联产承包制后，农业土地被划分为小块耕地，并不利于现代化大规模农业生产，生产效率难以提高，对生产力形成阻碍。随着经济发展，要充分利用现代农业机械生产，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促进现代农业产业化和市场化，成为邓小平关于中国农业改革和发展的“第二个飞跃”的基本内容。在农民拥有自主经营权后，充分发挥广大农民自主能动性，通过实践摸索，探索出种养殖专业户、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农业股份合作制企业等多种经营方式。农民逐步自发组织起来的规模经营，在国家惠农政策的引导下，迸发出规模经营的生命活力，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强大推动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
2.3 农村工业化，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
改革初期的中国 9 亿多人口，从事农业人口占到 8 亿多，有限的耕地、低效率的农业生产方式、劳动力剩余等问题已经严重制约中国经济的发展。农村改革后，乡镇企业迅速发展，转移了大量农业富余劳动力和农村人口。在邓小平的主持下，中央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乡镇企业发展的政策，把乡镇企业作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途径，解决农业规模经营后从农业部门中溢出的大量劳动力就业问题。
乡镇企业的高速发展和大量农业劳动力就地解决就业问题，带来的好处是既繁荣了农村经济又促进了城镇化发展。将乡镇企业作为产业载体，城镇承接农业人口转移，走农村工业化道路，从而形成“三元经济”，农村工业的发展，带动农村经济，城镇作为农业工业和农民转移的载体，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逐步向三元经济转变，建立新型城乡关系[3]。
2.4 城乡统筹发展，走共同富裕之路
“从 1981 年开始到本世纪末，花 20 年的时间，翻两番，再花 50 年的时间，再翻两番，达到人均 4 000 美元”[4]，最终目标是通过改革实现共同富裕，先富带动后富，先富起来的地区或者个人通过税收和帮扶等方式，城乡统筹安排，扶持落后贫困地区经济发展。邓小平用辩证的观点分析发展问题，提出工业和农业相互协调，要兼顾农业发展。乡镇企业快速发展，农民收入大幅度提升，商品购买力增加，扩大农村市场，又反过来推动工业的发展，工农、城乡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走共同富裕之路。
3 农业现代化思想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农村经济改革持续推进，农业现代化构想一步步变为现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重大决定，涵盖 15 个领域、60 个具体任务，特别是关于农村综合改革，是对邓小平农业现代化思想的理论创新，不仅给农业农村和农民带来巨大的改革红利，也为我们以市场经济的理念完善现代农业市场体系，提供了理论依据、政策依据。
3.1 完善土地流转机制，促进土地产权改革
农村经济的发展就是过一百年二百年，最终还是要通过集体化和集约化来实现农业现代化[5]。土地流转最根本的动力在于现代农业对土地规模化的需求与农民手中土地“闲置”或“消极经营”形成的土地供给之间的矛盾。为此政府要建立健全农村土地流转机制，用市场的手段调节土地流转，建立交易市场，包括相应的评估机制和中介服务机构，提供农村土地流转资产评估、法律咨询、交易信息预测与传导、融资信托和农业保险等一系列服务，让农民自发有序地进行土地流转[6]。通过产权改革，土地按照市场规律进行流转，让农民实现土地的资本效益。发展和健全土地市场化运作机制，在明确土地承包权的前提下实施土地流转、租赁、转让等制度，促进农村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并建立起相应的土地补偿制度，提高土地规模经济效益，以促进农业生产资料市场的稳定快速发展。
3.2 解决食品安全，多元化农业产业经营
食品安全问题成为举国关注的大事，“民以食为天”，建立县、乡和农村批发市场为主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检验体系，建立农产品生产档案，全程监控生产过程，从源头上保证农产品质量安全。在生产环节，采用农产品标准化生产，可以有效地解决食品安全问题，通过土地流转完成资源整合的基础上，推进产品标准化，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保障粮食供给和农业经济结构调整。根据地域条件，发挥区位优势，根据国家主体功能区布局做好产业规划，确定不同区域产业重点，形成跨行政区有特色的产业带；在生产方面，农村工业对农产品精深加工，延伸农业产业链，变初级农产品为高附加值的工业品，抵消农工业产品的剪刀差；在品牌培育方面，把龙头企业培育成知名品牌，走品牌化战略之路，形成龙头企业加农户的利益共同体，增强在生产、加工、销售联动能力；在销售方面，农产品季节性强、不耐储存，建立线上和线下两个销售渠道，面向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做强农产品市场，特别是国际市场上拥有定价权；在农村物流方面，用现代物流手段，使农产品仓储、包装、运销服务做到安全迅速到达消费端。发展多元化经营，包括投资主体多元化、生产品种多元化、经营模式多元化，实现农业生产订单化、生产标准化和产业化经营，达到农民增收和食品安全双赢的局面。
3.3 新型城镇化，建设生态宜居城镇
不要把农民束缚在小块农地上，把农民从土地里解放出来，国家一直在强调“三农问题”，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不解决，中国改革目标也无法完成，转移农村劳动力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中国发展的重要因素。新型城镇化就是以人为核心，完成农民到市民的转变，同时在产业发展带动下改变困扰中国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中国是个农业国家，摊大饼式的旧城镇化道路已经矛盾凸显，新型城镇化必须集约利用土地、保护环境、宜人宜居，统筹安排大、中、小城镇布局，工商业、交通、文化、教育、住宅、环保和公用基础设施完备，完善城镇功能，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
对城镇合理定位，因地制宜，用特色主导产业带动城镇化，通过“产城一体”使城镇化打造真正的生产发展、生活舒适、环境美好的人类家园[7]。
3.4 城乡统筹，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长期以来，以牺牲农民利益换取的城市繁荣，这种二元经济格局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打破不合理的体制机制，实现利益分配制度重新安排，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使农民享受到更多改革成果。通过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土地流转和经营权市场化流转，实现农民资产性收入。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实现机会公平，加速农民市民化进程。配合新型城镇化，逐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促进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发展，搭建起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框架，逐步与城市社会保障并轨，使保障水平能够随着经济发展相应提高，逐步弱化土地的保障功能，农户流转土地的意愿也将逐渐增强，形成良性循环，社会也将会在向上的螺旋中不断发展前进。
参考文献：
［1］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M］.3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 韩连贵，李振宇，韩丹，等.关于探讨农业产业化经营安全保障体系建设方略规程的思路［J］. 经济研究参考，2013（3）：3-6.
［3］ 厉以宁，孟晓苏，李源潮，等.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M］. 2版.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13.
［4］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M］. 2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6］ 李文政.论优化农村土地流转中政府的管理职能［J］.改革与战略，2009（7）：88-90.
［7］ 韩永文. 关于新型城镇化发展问题的思考［J］. 全球化，2013（11）：12-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