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中华儿女同仇敌忾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奴役和掠夺的正义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
贫穷落后、“一盘散沙”的中国，之所以能够打败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集中起来主要是有了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先进政党--中国共产党，有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在中华民族濒临亡国灭种的危难关头，发挥了扭转乾坤的巨大作用。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主要代表，在领导抗日战争的成功实践和理论创新等各个方面都发挥了主导作用，特别是创立了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对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所建立的丰功伟业、重大理论贡献和思想风范，进行全面的论述，是十分困难的，笔者仅在这里概括地谈些不成熟看法，以求教于各位同仁。
第一，倡导建立、坚持和发展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日战争凝聚了“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的最广大的同盟军，使之成为共御外侮，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光辉旗帜。从鸦片战争开始，几代中国人前仆后继抗击外敌入侵，但都遭到了失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能集中全民族力量举国御侮。正如毛泽东所说：“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1]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义就在于凝聚全民族力量，共赴国难。国共合作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基础。
在近代中国政治舞台上，国共两党是两支最为重要的力量，它们曾在1924年到1927年为了“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国民革命进行过第一次合作，但由于国民党右派叛变了革命，合作最终破裂。
九一八事变后，在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之时，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捐弃前嫌，率先提出武装抗日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1935 年 12 月在瓦窑堡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论证了半殖民地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重性，在亡国灭种关头有参加抗日的可能，甚至连大资产阶级营垒也有分化的可能，明确提出联合民族资产阶级抗日的问题，指出：我们要从关门主义中解放出来，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这次会议不失时机地制定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在随后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毛泽东根据瓦窑堡会议精神，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报告深刻阐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阐述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和利用地主买办营垒内部矛盾的可能性问题，系统地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
报告强调指出，当前党的基本策略任务就是要“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2]为党和中国人民抗日事业凝聚一支最广大的同盟军，这是毛泽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的独创性贡献。为了把这些策略理论付诸于实践，中国共产党适时转变了策略方针，次年 8 月将“抗日反蒋”改变为“逼蒋抗日”.
1936 年 12 月 12 日，张学良、杨虎城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感召下发动了西安事变。13 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他在会上首先发言，明确肯定了西安事变是革命的、抗日的，它的行动、纲领，都有积极的意义。他在与会者发言后作结论时说：现在处在一个历史事变新的阶段。为此，毛泽东提出“不把反蒋抗日并列”[3]的原则。经过不懈努力，终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使第二次国共合作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全国抗战爆发后，经过中国共产党不断努力，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实现了近代以来不曾有过的全民族共同抗敌的崭新局面。毛泽东结合当时中国抗战的具体情况，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了大量客观分析和阐述，将重点放在阐明和规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系列方针政策上。如：统一战线下的独立自主政策，既统一，又独立；在军事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在同国民党顽固派斗争中，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三大口号；提出“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规定在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工作应采取“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政策；在国内关系上要坚持“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方针，等等。抗战八年中，国民党顽固派先后发动三次反共高潮，特别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使统一战线内部发生严重危机，全国抗战的大好局面出现分裂、倒退的危险。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仍然以抗日大局为重，一以贯之地实行坚持抗战、团结，反对分裂、倒退的方针，在毅然领导全党打退国民党顽固派反共高潮的同时，提出政治上取攻势，军事上取守势的方针，始终没有放弃同国民党合作抗日，挽救了岌岌可危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主阵地。
1939 年，毛泽东在总结党成立以来的经验时，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4]
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由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积极倡导、模范实践和坚定维护，坚持正确的方针和策略，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大作用发挥到了极致，使之成为凝聚全民族力量，夺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光辉旗帜。
第二，为党制定并实行全民族全面抗战路线、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以及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解决了弱国打败强国的战争指导方略问题。全国抗战爆发前，中共中央、毛泽东就对中日战争的形势、中国抗战的路线和方针等，进行过深入研究和思考，提出了一系列政治、军事主张。全国抗战一开始，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迫切要求中国共产党及时制定新的抗战路线和方针。7 月 23 日，毛泽东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提出实行全国军队和人民的总动员以及革新政治等八条纲领，指出只有实行这一整套办法，才能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使中华民族得到自由解放。8 月上旬，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中央和各部门负责人会议上，毛泽东对上述八条纲领进行了重要补充，初步形成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这个纲领，在 8月下旬召开的洛川会议上得到了通过。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它与国民党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的片面抗战路线有着本质区别，毛泽东指出：“十大纲领的提出，就是与国民党单纯抗战的区别。”[1]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提出了正确的战略方针，即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实行一条弱国打败强国的战争指导方略。全国抗战爆发前，毛泽东同外国记者、作家多次谈到，中国应该坚持持久抗战，中国必胜，日本必败。
1938 年 5 月，毛泽东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中国抗日战争的实际，总结古今中外，尤其是抗战 10 个月的经验教训，并集中全党的智慧，发表了着名的军事论着《论持久战》。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持久战的战略方针、战略原则，持久战必经的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以及普遍深入的全民动员和政治动员等有关战争胜败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他准确地判断在我之战略防御阶段，日军将在攻占武汉、广州后告一段落。进而指出，在战略防御和战略相持阶段中，我军应主动灵活、实行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不断歼灭和消耗日军，逐步改变敌我强弱态势，改变总的力量对比，使其走向平衡，再由平衡走向我优敌劣。他着重指出，漫长和困难的相持阶段，是中国抗日战争转弱为强的枢纽，熬过这段艰难的路程，就可依靠自己发展壮大起来的力量，在国际有利形势的配合下，举行战略反攻，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所谓坚持抗战到底，就是要完整地走完这三个阶段的全过程。这里，战略相持阶段的理论，是毛泽东独创的以弱胜强的战略理论，是持久战理论的核心和精髓。
战局的发展正如毛泽东所料。中国抗日战争特别是敌后战场抗战的实践，正是按照毛泽东关于持久战的理论和战略指导，一步一步走向胜利的。
当时，国民党虽然也讲抗日战争是持久战，但他们的设想忽略了战略相持阶段的存在。毛泽东尖锐地指出：“如果承认持久战或长期战争，又不赞成三个阶段，那末，所谓持久与长期就是完全抽象的东西，没有任何的内容与现实，因而就不能实现任何实际的战略指导与任何实际的抗战政策了。”[2]
毛泽东在全国抗战开始不到一年时间就描绘出这场战争过程的轮廓，是对战争发展趋势的科学预测。他对持久战特别是对相持阶段的种种特点的精辟论述，起到了战略指导的重要作用，为中国抗战的最后胜利指出了光明前途。
文章还深刻揭示了战争和政治的关系，阐述了人民战争的抗战路线。他指出，战争一刻也离不了政治，“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目的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那些“赌国家命运的战略决战应根本避免”.[3]毛泽东在文章中严肃批评了“亡国论者看敌人如神物，看自己如草芥，速胜论者看敌人如草芥，看自己如神物，这些都是错误的。我们的意见相反，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就是我们的结论”.[4]他断言：中国“长期而又广大的抗日战争，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犬牙交错的战争，这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5]1939 年 1 月，毛泽东为《论持久战》英文版写的序言中特别指出：“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我们的敌人是世界性的敌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1]中国全民族抗战爆发，开辟了第一个大规模世界反法西斯战场。毛泽东科学地预见了中国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将融为一体，相互支持，共同抗击和战胜敌人。
毛泽东对抗日游击战争理论具有深厚造诣和重大建树。他根据中日战争的特点和规律，除了在指示八路军将领的电报中反复强调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外，还于 1938 年 5 月发表了军事论着《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他指出：中国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但却处于进步的时代，在此情况下，敌人占地甚广和战争的长期性发生了。因此抗日游击战争主要地是在外线单独作战，游击战争规模之大，不能不做许多异乎寻常的事情，“中国抗日的游击战争，就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要求把游击战争的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2]这使全党全军对抗日游击战争的认识达到了新水平。
《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是毛泽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党领导的革命战争的丰富军事经验进行科学总结，从中国实际出发解决战争问题的光辉典范。这一整套关于人民军队、人民战争及其战略战术的理论，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了弱国战胜强敌的战略思想，这对于打破日本侵略者以华制华的计划，改变敌我力量的对比，对于鼓舞中国人民，尤其是敌后军民坚定抗战信心，坚持持久抗战，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都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第三，为指导敌后战场抗战，制定了完整的开辟敌后战场，开展大规模游击战争的纲领、原则和方针，并与正面战场相配合，形成夹击日军强大合力的战略格局，使中国战场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抗日战争是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条件下进行的。在抗击侵华日军的统一战略目标下，“国共两党的分工，就目前和一般的条件说来，国民党担任正面的正规战，共产党担任敌后的游击战，是必须的，恰当的，是互相需要、互相配合、互相协助的”.[3]这是国共两党实行军事合作的主要形式和内容。
毛泽东对敌后战场的开辟和发展，在理论和实践中都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毛泽东认为，中国抗战是弱国与强国的较量。他把抗日游击战争提高到战略地位，制定了一整套开辟敌后战场，开展大规模游击战争的纲领、原则和方针。早在洛川会议上，毛泽东就提出了“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方针。此后，他在会议上、在给八路军总部和各师领导人的电报中反复强调这一重要方针。
抗日战争的实践证明，这是当时发挥人民军队政治优势和军事优势的最好的作战形式，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深入敌后，动员、组织和武装群众，实行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自卫队（军）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积极地独立自主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先后开辟了华北、华中、华南和东北四个广阔的敌后战场，把敌人的后方变成了抗日的前线。敌后军民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实行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创造出地雷战、地道战等各种巧妙战法，牵制和歼灭了大量敌人。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敌后战场逐渐上升为中国抗战的主战场，人民军队充分发挥游击战的巨大战略作用，并逐步上升为抗战的主力军，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抗战，顽强地进行反“扫荡”、反“蚕食”、反“清乡”斗争。在全国抗战的八年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共作战 12.5 万余次，歼灭日、伪军 171.4 万余人（其中歼灭日军 52.7万余人），缴获轻重机枪等大批武器，收复国土 100 余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约 1 亿，人民军队也付出了伤亡 61 万的重大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