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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实事求是哲学的论述

来源:学术堂 作者:韩老师
发布于:2014-06-25 共7435字
论文摘要

  实事求是哲学是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础和思想精髓,这已成为中国所有理论工作者的共识,而且也是主流意识形态的提法。但是,在怎样理解实事求是哲学的问题上,却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落后于国家民族的历史实践,忽视了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实事求是哲学的研究,任由传统教科书曲解这一优秀哲学,其结果是近 20 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被社会实践抛到背后,褪化为学院式的“术”的技艺,学者们安心于经典着作的翻炒,使哲学脱离现实,成为对当前中国社会实践发挥不了作用的经院理论。

  多年来,在通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对实事求是的阐释中,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或错误,第一,对实事求是哲学的地位认识不足,定位不准确。

  现行教科书错误地把实事求是哲学当做苏式教科书的一个局部、分支性原理,既歪曲了实事求是哲学的理论性质,又忽视了实事求是哲学的丰富性和体系性。哲学教科书没有认识到实事求是哲学是纯粹的中国思想,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的发扬光大,否定了实事求是哲学的民族性。哲学教科书把实事求是纳入苏式本体论体系,抹杀了实事求是哲学的文化先进性,使其成为前康德哲学那样的一个本体论思想。〔1〕第二,现行教科书对实事求是哲学的理论内容的解释是错误的,即没有阐释实事求是思维方式的本来含义。比如毛泽东和邓小平在重大历史关头做出抉择时,实事求是思维方式的具体运用和体现。

  由于受苏式本体论哲学教科书的贻害,解放后20 多年里,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和片面性占据主导地位,尽管实事求是四个字刻在石头上,放在党校大门口,人们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现状的判断仍然远离现实。包括毛泽东本人在内,也受苏式教科书哲学的影响抛开了实事求是哲学的真谛。

  由此可见,空喊实事求是解决不了问题,必须对实事求是哲学有正确的认识,才能自觉地坚持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

  要做到实事求是,首先要面对的就是“什么是实事”这一问题,只有正确地理解“实事”,才能求到“是”,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实事”的正义做拨乱反正的阐释。

  一、实事: “实际”还是“绝对存在”?

  几乎所有的哲学教科书都引证毛泽东在 1941年《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对“实事”的解释---“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2〕由于有毛泽东对“实事”的权威解释,似乎“什么是实事”的问题不应再有异议。这是毛泽东到延安以后受到了苏式本体论教科书的影响之后的提法。应该承认,无论毛泽东多么伟大,他毕竟不是职业的哲学理论研究者,他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了优秀思想营养,又在革命实践中创造了先进的哲学理论,但是他能否对自己在实践中创造的优秀哲学思想做出恰当而又具有专业水准的阐释,是值得研究的。不仅是毛泽东,自 50 年代初苏式教科书传入中国以后,教科书中的唯物主义、反映论和辩证法,作为哲学常识,一直是我们全国特别是干部们的智慧,因为这种前康德哲学性质的“非反思”的本体论哲学,很适合人们的常识观念。所谓领导干部“学哲学、用哲学”,就是这个含义,毛泽东在解放后谈的哲学思想,同全党干部们心目中的哲学,是一致的。所以,不能用毛泽东的论述来解释他本人创造的先进哲学思想。

  在中国共产党 90 年的伟大实践中,主要有两项具有人类历史意义的创造。一是开创了在经济社会落后的农业国不以城市起义为主而进行民主革命的新道路,一是开创了社会主义国家独特的崭新发展模式。这两项伟大成果凝聚为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两大文化成果,而实事求是哲学则是这两大文化成果的哲学基础和思想精髓。百年中国的两项伟大成就,使中国迅速地崛起,由百年前的远远落后发展为今天的并驾齐驱,中国的崛起使世界力量格局发生根本改变,使美国不得不改变战略应对这种新的力量格局。十几亿人的伟大实践,漫长而艰苦的百年历程,无数先烈的流血牺牲,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功没有侥幸可言,必是在当代人类最先进的哲学思想指导下实现的,把作为当代人类最先进思想的实事求是哲学解释为苏式本体论教科书的一个分支原理,既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思想逻辑,是不可接受的,必须予以纠正。

  对毛泽东和邓小平在革命和建设紧急关头的决策做具体的分析,可以使我们理解什么才是他们所理解的“实事”.

  1927 年 9 月,秋收起义的队伍经过殊死血战,退到浏阳文家市时,仅剩下 1000 多人,枪支弹药缺乏,根本没有后勤保障,而上级给这支队伍的任务却是攻打长沙。〔3〕真的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为什么要进攻敌人重兵防守的大城市? 为什么要拿革命战士的生命当儿戏? 答案就在于对中国革命“实事”的错误判断。在从莫斯科回国的大学生领导者看来,中国的阶级矛盾已经激化,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已处于崩溃的状态,中国正处在直接革命的大好形势下,要以苏联式的城市起义暴动为斗争形式,造成一省或数省的革命胜利,进而夺取全国政权。这种判断是那些读了苏式本体论教科书的大学生们做出的,他们脱离前线革命战士的血战实际,从苏式本体论教科书关于阶级斗争的教条中做出判断。他们既不懂中国的国情,又不懂革命的策略,只知道苏联十月革命城市起义的所谓经验和规律。他们给毛泽东拉队伍上井冈山扣上了逃跑主义、机会主义等一大堆书本上的帽子。他们口头上讲唯物主义,却根本看不到中国革命的“客观存在”和“实事”.

  身处革命斗争最前线,实际身份相当于一个师团长的毛泽东十分清楚敌我力量的对比,让起义队伍去打长沙,无异于送死。人死光了,还革什么命?

  在敌人的追杀面前,必须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地方发展,以保存革命的力量和火种。至于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存在,农村工农武装割据为什么能成功,那是以后论证的事,9 月 19 日的“实事”就是怎样让秋收起义的工农武装脱离被消灭的险境。

  毛泽东和从苏联回来的大学生们对“实事”的判断具有根本的区别。大学生们的实事是教科书上写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是一个绝对的与人无关的存在,相当于康德所说人无法认识的“物自体”.苏式本体论教科书所说的“客观存在”,就是这种本体的绝对的存在。在毛泽东这里,“实事”是与人的命运紧密相连的,是红军战士的鲜血和生命,是与人的实践相关的各种环境。

  这种区别相当于人类哲学史上“前康德本体论哲学”和“后康德主体意识哲学”之间的差别,前者是19 世纪以前的传统的对象意识哲学,后者是 19 世纪中叶以后至今的主体意识哲学。两种哲学思维方式的优劣先后不言而喻。

  多年来,我国哲学家由于受苏式教科书关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贴标签的“哲学党性”的影响,对于西方现代哲学思维方式的先进性缺乏理解,用唯心主义一言以蔽之,因而囿于教条式的唯物主义不能自拔,对毛泽东“实事”的理解一直未能超越本体论教科书的教条。

  毛泽东在阐释自己的思想时,更多地使用了一个纯中国本土的哲学概念---实际。在井冈山、瑞金等地,毛泽东开始形成自己的区别于住在上海的回国大学生们的思想,反对本本主义,提倡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等等。从实际出发和实事求是具有相似的含义,从实际出发也是要“求是”.实事,直接含义是真实的事物。这种解释还有歧义,什么是真实的事物,仍然没有回答。

  实际,实者,真实也,际者,关系也,即处于革命战争关系中的真确现实。际,包含空间,边际; 时间,当际; 关系,人际,国际等。处于“际”中的事物不是脱离具体关系和环境的抽象、自然的绝对存在,而是处于革命事业和实践中的现实、属人的存在,是同主体的活动相联系的存在。实际概念的基本含义同西方康德以后哲学所说的“现象”、“经验”等有相似性,毛泽东在中国的大山里创立实事求是新哲学时,还没有受到苏式本体论哲学的影响,使用的是鲜活的纯中国语言,却提出了同人类最先进的哲学思维方式相似的思想。

  1976-1978 年,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又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经济困境和社会动荡使社会主义事业面临危局。历史真是惊人的相似,新哲学的故事又重演了。如何判断中国的“实事”,又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表述。一种是政治上的投机分子,认为“文化大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到处莺歌燕舞,而且越来越好。另一种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批老革命家,认为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必须进行全面的整顿和改革。“农业要整顿,工业要整顿。”各方面都要整顿。〔4〕两个阵营运用的哲学思维方式也同 1927 年相似。“极左派”的投机分子们依据苏式教科书,大量地引用列宁在 20 年代关于阶级斗争的论述,完全脱离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执政党的现实和任务。他们对国家形势的判断毫无根据,因为他们脱离了人民群众的真实生活,他们看不清“实事”,当然也求不到“是”.相反,邓小平在“文革”中被打倒,被送到江西的一个农场去劳动,他亲眼看到了人民群众的生活,亲身体验了社会动乱和人民群众的疾苦。这时的中国,中原地区又出现了 1960 年前后大饥荒的兆头。在这种情况下,两种思想方法泾渭分明。一方面,苏式哲学、经济学教科书中僵死概念蒙蔽着人们的眼睛,公有制、计划经济、阶级斗争、社会主义优越性,使许多人视而不见人民群众穷困的现实,却用抽象的脱离人的“客观存在”、“客观规律”代替了活生生的生活世界。另一方面,邓小平眼中的“实事”,是人民群众的真实生活,是与人紧密相关的“实际”,是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出,当我们思考问题时,有两种思维方式,因而也会做出两种判断。一种是前康德式的本体论的思维方式,以客体为中心,追求绝对的客观存在,追求脱离人的物自体,最终不仅无法找到这种客观存在,而且会把“宏大叙事”当做真理,把教条当做指导。另一种是现代哲学的思维方式,以主体为中心,把客观存在同主体联系起来,使现象成为人的现象,使存在成为人的思维和实践的对象和环境。毛泽东和邓小平在关键时刻运用实事求是思维方式时,他们的“实事”就是后一种,即现代人类的先进思维方式。

  二、人类思维方式的三次革命
  
  我们把实事求是哲学同人类哲学的进展统一起来,从人类思维方式进步的高度来看,使我们更能理解实事求是哲学的先进性。

  人类的进步表现在多种方面,如社会学创始人孔德所说,物质生活改善方面,身体方面,更重要的是智力方面。孔德认为人类智力的进步包括三个阶段,由此产生人类知识的三个阶段,即神学阶段,又名虚构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又名抽象阶段,科学阶段,又名实证阶段。〔5〕孔德的这种划分同人类哲学史的进程是一致的,也可以把哲学史归纳为三次思维方式的变革或革命。在文明社会产生以前,人类意识的形式是原始宗教神话,世界各民族都创造了自己的原始宗教神话,用以解释世界。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古希腊,都有不同的创世神话,原始宗教神话作为人类最早的解释世界的理论,代表了人类意识能力的进步,是人类最早的思维方式的革命。大约在前 7 世纪前后,世界主要文明区域都创造了最早的哲学,主要是古希腊哲学、印度哲学和中国哲学。这是人类的第二次思维方式的革命,人类摆脱了用虚构的想象的神话来解释世界,开始用理性的理论的方式来思考世界。从此,人类进入了孔德所说的哲学形而上学的阶段。第一个阶段人类经历了多少年代是难以确定的,但这第二个哲学形而上学阶段,我们可以明确地说出它的年代,前 7 世纪左右至 19 世纪中叶,大约 2500 年。

  在这一阶段,中世纪的宗教神学也包含其中,因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神学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的神学形式,而佛学和道教神学则是儒家和道家哲学的神学形式。这一阶段最基本的特征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构造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用以“解释世界”.尽管从哲学史的具体内容来看,远古哲学、中古哲学和近代哲学在理论内容方面,有很大的差异,但是从孔德的人类文化史的高度看问题,直到康德、孔德、马克思之前,人类哲学思维方式处于一个大的阶段,即构造抽象的形而上学体系的阶段。

  西方哲学在近代从培根、笛卡尔到康德、黑格尔几百年的发展中建立了一整套适应市场经济和工业社会的理论体系,其核心内容是本体论,即关于世界的宏大解释原则。近代哲学的历史合理性在于用理性的哲学世界观取代中世纪的宗教世界观,并提出关于自由民主的理论。这种本体论在黑格尔哲学中达到了无以复加的顶点,其本体论、认识论、辩证法三者一致的性质使其具有解释一切、无所不能的特点。这就是 20 世纪后现代哲学家所说的“现代性”哲学,即工业化世界的哲学。这种哲学的最大特点或人们思维方式的最大特点,就是遇到问题时,总是把自己的认识放到那个庞大的解释原则和解释体系中,庞大的原则成为人们生活的先在性,成为一种超越一切人的绝对性。

  19 世纪中叶,西方哲学表现出要超越这种现代性哲学的趋势,人类将面临思维方式的第三次革命。我们从三个方面分析这种趋势的原因。第一,从科学方面看。哲学形而上学在很大程度上是满足人们对世界的理解欲望的,在科学不发达的时代,人们对灵魂、物种起源、宇宙形成、共相逻辑、宗教意识等许多方面不能给出正确的解释,于是依赖哲学作为智慧的总汇来解释世界,这是哲学形而上学的基本社会依据。19 世纪中叶,对于上面各种困惑千年的问题,人们不再需要哲学来思辨和猜测,科学已经能给出确切的答案,人们感到哲学家的形而上学的宇宙图景失去了意义。黑格尔之后,人类不再产生着名的形而上学家。第二,从哲学自身看。近代哲学依据数学、力学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本体论哲学,其社会历史的进步性在于用以代替中世纪的宗教世界观,开创理性主义时代,但是,这种本体论哲学本身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达到了理论创造性的顶点,其先进性逐步丧失,本身蜕化为一种束缚人们思想的终极解释原则。康德最早指出这种超越人的经验之外的形上本体不可认识,只是一种信仰,在认识上是无意义的。第三,从社会方面看。人类社会的多样性和丰富性逐渐被人们发现,人类学、考古学、宗教学、文化学等新学科的产生和发展,使人们的视野超越了科学主义、理性主义的界限,非理性观念、文化观念超越了知识观念,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所有这一切,必然推进西方哲学发生变革,新的思维方式必然产生。

  新的思维方式的基本精神就是抛弃抽象的绝对本体和解释原则,使人的思维面对具体的现实的生活世界和实践环境,以实证的科学态度代替抽象的理论论证,以实用的知识代替绝对的真理。康德反形而上学的现象理论、孔德的实证原则、马克思的实践思维方式、非理性主义的发现,所有这些共同构成了人类哲学思维方式的革命。实事求是哲学作为现代人类的先进哲学,其思维方式恰是人类第三次哲学革命的精神。

  三、中国优秀哲学传统的现代文化形式
  
  而中国哲学并没有经历西方哲学那样的理论进程,实事求是哲学作为中国现代哲学,是怎样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发展而来的呢? 我们来讨论这个思想过程。

  “实事求是”一词最早出自汉朝班固撰写的《汉书》,班固评价刘德: “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汉代以后,学者们历来都把实事求是作为一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并成为家喻户晓的成语。世称千年学府的湖南岳麓书院将“实事求是”高悬门楣,以表其治学精神。以救国扶民为宗旨的近代湖南志士仁人,已经开始把实事求是从治学态度向社会实践方面转化,既强调“学有因革”,更注重“通变是雄”.( 语见岳麓书院门廊楹联)毛泽东最先把这种治学精神的原则扩大为一种广泛而全面的思维方式和实践原理,从而使其获得无限丰富的内涵。毛泽东青年时代就怀着以天下为己任和救国救民的理想,注重实际,注重调查,建立了“从实际出发”的优秀思维方式。毛泽东1925 年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和 1927 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新思维方式的早期代表作。他以新思维方式为指导,在思考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道路的基础上,分析具体的战争环境和条件,做出了带领起义队伍向井冈山进军的伟大决策,这一决策是几百年来惊天动地的伟大创造。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在《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反对本本主义》等一系列着作中形成并论述了自己独创的发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新哲学。1937 年,毛泽东给抗日军政大学题辞,写下了实事求是这一思想。从实事求是哲学的形成过程我们可以看出,这一新哲学思想同苏式本体论教科书没关系,是中国优秀的现代哲学思想。

  理解实事求是哲学的文化传承和思想来源,要从中西文化的差别来思考。西方文化是宗教文化,宗教是西方文化的思想核心; 中国文化是伦理文化,天理良心是中国文化的思想核心。这导致超验性与经验性的差别。西方宗教文化的基础观念是人性恶,人生而有罪且不能自赎,人在现实的经验世界中不能解脱,因而把灵魂的归宿和精神的解脱寄托于神或一个超验的本体界。西方文化的本体界经过许多演化形式,但其超验性却始终如一。后现代哲学一方面在理性领域拒斥形而上学,另一方面又在信仰和文化领域里主张宗教精神的回归。这恰如康德,在理性领域杀死上帝,在信仰领域使其复活。与此相反,中国文化的基础观念是“人之初,性本善”.天人合一,人具有同天理、天道相一致的善良本性,人不需要人的生活世界之外的超验本体,人只要保持自己善良的本性就可以堂堂正正立于天地之间,人性即是佛性。因此,中国人注重现实生活,以入世的态度看待人生,讲究实际效用。

  中国传统哲学很少讲本体,特别是儒家哲学,不建立本体论。总之,西方文化重形而上学、本体论,重超验性,中国文化重现实,重人伦,重经验性。毛泽东和邓小平在实践中运用实事求是思想时,对“实事”的理解是现实的经验的,这种中国式的理解是中国文化的优秀因素,同马克思的实践思维方式不谋而合。在目前的所有哲学理论中,没有“实际”这个概念,这令人遗憾。这是毛泽东创造的一个重要范畴,是有中国文化特点的哲学范畴。从“实际”范畴看问题,“客观存在”不是脱离人的实践活动的抽象本体的存在,而是处于关系中的具体现实的存在,这样的存在才是我们求是的前提,才是真确的“实事”.只因为有苏式本体论教科书的流毒,我们才需要对实事求是做此拨乱反正的辨析。

  对“实事”的正确理解是做到实事求是的前提; “实事”不是苏式本体论教科书那种脱离人的抽象存在,而是与主体、与人的实践活动密切相关的具体实际; 实事求是哲学的思想精神同人类当代最先进的哲学是一致的; 这种先进的哲学思想是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在当代的发扬光大。

  实事求是哲学是一个内容丰富的思想体系,我国哲学界对其研究不够,冲破教科书束缚的研究尤其难见,这是一个重大的缺憾。我们应该发掘实事求是哲学的理论宝藏,建设真正的中国现代哲学。

  〔参考文献〕
  
  〔1〕《马克思主义哲学》,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年,第 74页。
  〔2〕《毛泽东选集》第 3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801页。
  〔3〕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 1 卷上册,北京: 中央党史出版社,2011 年,第 242 页。
  〔4〕《邓小平文选》第 2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83 年,第 35页。
  〔5〕郑也夫、李强主编: 《西方社会学史》,北京: 能源出版社,1987 年,第 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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