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时期阶段探讨

时间：2020-02-11 来源：理论建设作者：徐沈,裴晓鹏本文字数：10472字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文参考范文10篇之第四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时期阶段探讨

　　摘要：新中国成立70年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主要经过了开启时期、探索时期、改革时期、系统化时期的发展阶段，形成了社会主义改造论、社会主义经济探索论、社会主义经济改革论、社会主义经济强国论等创新成果。这些创新成果相互之间遵循了严密的理论逻辑：逻辑起点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逻辑主线是立足中国基本国情，逻辑框架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目标是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 发展阶段; 创新成果; 理论逻辑;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和国内马克思主义学者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他们在深度分析和科学研判中国不同时期国情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试图阐释中国不同时期的经济发展问题，在不断地摸索当中探究如何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由此产生了很多重要的理论成果，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不断推向新的高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并逐渐上升到对中国经济问题的规律性认识，这些认识在引领中国经济改革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有力地发挥了经济理论指导经济改革实践的作用，确保了中国经济发展始终符合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创造出经济发展的中国奇迹。

　　一、新中国成立70年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发展阶段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包含对过去和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评判，还包括回答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发展经济的学说。它自从传入中国以来，一直同中国的经济改革紧密相连，并且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发展。恩格斯认为，“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不应是一成不变的或者教条的，而应当理解为动态的历史的过程，是在解决不同历史时期中国经济运行矛盾及其现实问题的过程中推进了经济学理论的不断飞跃，是在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历史阶段演变的过程中不断革新自身的理论体系。因此，如果按照中国经济运行矛盾及其现实问题的逐渐演化进行区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创新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四个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开启时期，时间节点是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个阶段的现实问题表现为人民群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以及当时残余反动势力之间的矛盾。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因近代多年战乱造成了大量破坏和大片废墟，国内外敌对势力对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虎视眈眈，借机制造社会动乱，妄图颠覆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鲜明的特点就是批判性和革命性，是对不合理的旧制度和旧格局的批判，是对腐朽反动势力的革命。面对当时的百废待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基于对新中国国情的分析，果断实施了对当时各种类型的经济成分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筑牢了新生的人民政权，使得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大地真正确立下来，正式开启了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新的伟大事业。

　　第二个阶段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探索时期，时间节点是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1956年，从毛泽东在党的八大上所作的报告中可以看出，当时经济矛盾主要表现为国家总体处于落后的农业国，传统农业在国民经济结构中占据了很大比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经济文化的供给无法满足人民的需要。因此，当时的党中央提出要建立起先进的工业国。但在当时，由于对新中国的经济建设缺乏经验，错判了当时的国情，所以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探索征程中走了些弯路，如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文革十年”等对国民经济造成了破坏。尽管如此，顾准、孙冶方、薛暮桥、卓炯等国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新中国的经济建设进行了富有创新性的理论研究，并且提出了很多非常有价值的观点，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做出了十分重要的理论贡献，进而形成了为加快新中国经济建设而不断创新发展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第三个阶段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改革时期。时间节点从1978年到党的十八大召开前夕。1981年，党中央拨乱反正并通过了一项重要决议，指出经济矛盾主要表现在人民的物质、文化需求同相对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对我国国情进行了正确的分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是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包括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其研究对象既包含生产力的规律，也包括生产关系，是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一对辩证矛盾关系的统一体，即生产力对生产关系起决定作用，生产关系又反作用于生产力的发展。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2]，中国经济是围绕着如何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如何处理好这一对矛盾关系而推行改革的，旨在更好地满足人民不断升级的物质文化需求。一方面，为改善相对传统的生产方式、提高生产效率和技术水平，要不断提升社会生产力的总体水平；另一方面为适应更高水平的社会生产力、优化更新传统的制度体系，要不断地革新生产关系，尤其是优化经济结构。

　　第四个阶段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系统化时期，时间节点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期，具体而言是从党的十八大开始到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一段时期。经过努力，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根据党的十九大报告的相关要求，伴随着全国进入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运行当中最突出的问题集中在供给端，体现在社会产品供给的不平衡不充分等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问题，先后多次阐述这一重大理论问题，基于国内经济主要矛盾的新变化开展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国内经济改革，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成功运用于解决中国经济难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8次集体学习时所强调的那样，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需要立足中国的国情，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的新境界。也就是说，通过沿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展开不断地具体实践，在探索过程中不断地总结经验，再把经验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不断地提炼其中的一些规律性的研究成果，再以这些新的理论研究成果来指导新的中国经济发展实践。因此，从十八大开始，我国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使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具备了鲜明的中国国情特点和新时代属性，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推向了时代巅峰。

　　二、新中国成立70年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创新成果

　　任何一门理论都不是凭空产生的，至少具备两大属性，即理论延续和理论创新。每一项重大发现都是在已有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做出的新的研究成果，这里包含了继承性；但是，新理论又是对原有理论研究的重大突破，包含了理论研究的创新性。因此，新理论正是在已有理论的基础上，通过自我创新发展产生了新的理论，继而以新的理论来指导新的实践，把理论不断推向前进。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每个时期都经历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的契合过程[3]，每一次的契合当中又产生了新的经济学研究成果，这些新成果都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基础上进行的创新，是中国共产党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新贡献[4]。因此，每一次新的经济学理论产生都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实现了某种范畴的中国化。基于中国国情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历史的演化阶段，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系列理论创新成果大致产生于以下四个阶段。

　　（一）中国化第一阶段的理论创新：社会主义改造论

　　新中国成立初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引入中国，很好地回答了在中国如何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重大问题，实现了中国经济学理论的一次重大飞跃，使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作为理论武器转化为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发展经济的理论指导依据[5]。理论创新集中体现在共产党人对新中国国情科学研判基础上所做出的重大创新成果，也是毛泽东经济思想的突出体现。

　　归结起来，这一阶段的理论创新集中体现在对当时国民经济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新民主主义革命经济纲领和国家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设计框架，有力回应了对于世界人口最多、经济极端落后的大国，如何实现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顺利转变这个重大的现实问题，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打下坚实的基础。最为重要也最为关键的举措就是“一化三改造”，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向社会主义社会进行平稳过渡而推行的社会主义改造，既改造生产力，也改造生产关系。其中，“一化”指用机器工业打造国民经济各个产业部门，以发展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来弥补传统农业的不足；“三改造”指对传统农业、城市手工业进行合作化改造，对带有资本剥削性质的工商业进行公私合营改造。在农业领域，重点采取合作化的方式，把小农经济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农村集体经济；在工商业领域，重点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把民族资本主义属性的经济成分改造成为具备社会主义特点的国营经济。

　　（二）中国化第二阶段的理论创新：社会主义经济探索论

　　我国自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进入国家经济建设的探索时期，产生了很多重要的理论创新成果。历经的时间节点大致是从1956年到1977年。由于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缺乏经验，再加上苏联模式的深度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走过一段曲折的历史，在不断摸索的曲折中前进。从总体上看，我国的经济建设是在不断进步的，尤其是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认识也在逐步深化，逐步跳出僵化的苏联模式和机械的教条主义。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了题为《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明确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国情走自己的路，围绕建设初期的主要矛盾重点阐释了社会主义社会需要处理的十大类关系。其中，前五类关系主要是探讨经济领域的1。此外，毛泽东还充分阐明了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认识。例如，他指出当时中国落后的国情需要有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商品生产的范围不能仅仅局限于个人消费品，有些生产资料也可以是商品；价值规律是客观的，不能违背，所有的经济单位包括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都要利用好价值规律[6]。毛泽东的这番论述在现在看来都是非常超前的正确认识，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做出了突出贡献。当时国家副主席刘少奇同志也指出用行政的办法去管理企业是不行的，党和政府不能代替企业去管理企业自身的生产经营，企业也要有一定的自主权[7]。在党的八大上，陈云同志提出了“三个主体”和“三个补充”的经济政策主张[8]，这一观点后来被广泛认可并成功写入了决议当中。

　　（三）中国化第三阶段的理论创新：社会主义经济改革论

　　经过21年的经济探索，我国开启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改革时期，时间大致是从1978年至党的十八大召开前夕。在这个期间，邓小平在历史转折的紧要关头，始终坚定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创新——邓小平理论的创立做出了主要贡献。他基于对中国国情的深刻研判，提出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深刻理解，即解放社会生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才是硬道理，要求抓住改革开放的历史性机遇，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制定了经济发展的战略规划，指出不能在短期内跨越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提出并推行了在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伟大创举，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开辟了一条崭新的康庄大道；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作为衡量包括经济领域在内的一切改革成败的判断依据；做出了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两个大局”重要部署，允许沿海地区先富起来，进而带动内地经济发展，以先富带动后富的方式最终达到共同富裕[9]。之后，江泽民同志和胡锦涛同志都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做出了突出重要的贡献。2000年2月，江泽民同志在广东考察时第一次全面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精辟而深刻的语言高度凝练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等理论难题，突出强调了社会主义国家搞经济建设，离开了党的领导是不可能成功的。在中国，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一切发展都无从谈起。2003年7月，胡锦涛同志首次提出“科学发展观”，随后在党的十七大上，胡锦涛同志再次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科学发展观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发展的问题，为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改革和实现科学发展指明了方向。

　　（四）中国化第四阶段的理论创新：社会主义经济强国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以前所未有的政治勇气和系统全面的战略谋划推进经济领域的改革发展，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战略思维[10]，继承、创新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明确指出要构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伴随着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宏观经济正在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型，面临新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及其演变趋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推向更高层次，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2（简称“习近平经济思想”），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构成要素之一。习近平经济思想蕴含了丰富的中国经济学研究成果，形成了全面系统的理论框架（如图1所示）。

　　图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理论框架

　　习近平经济思想的主要源泉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同时又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创新。其中，有很多研究成果是直接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和主张，特别是来源于马克思的《资本论》当中所阐述的基本观点。例如，主张打造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正确处理政府及市场的辩证关系原理，来源于马克思的价值规律理论；坚持完善宏观调控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源于马克思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理论和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

　　三、新中国成立70年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逻辑

　　新中国成立70年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是在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上不断摸索的过程，它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和方法，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体系完整、内涵丰富的理论大厦，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1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是中国不断深化经济改革的过程，产生了大量具有重大创新意义的中国经济学理论成果。这些理论成果相互之间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既相互依存又辩证统一，遵循了严密的理论逻辑（如图2所示）。从该理论逻辑当中可以看出，任何一项研究成果都不是孤立的，都是基于基本原理同中国实践的有机衔接，并且在现实当中引领了中国经济发展，推动中国经济改革道路始终朝着民族复兴的目标大步迈进。

　　图2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逻辑

　　（一）逻辑起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就是人民立场，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具体来说，就是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一切为了人民、一切相信人民、一切依靠人民，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这一点同西方经济学是有着本质区别的。马克思在《资本论》当中对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的剥削制度进行了深刻地批判，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广大劳动者的劳动创造出大量的社会财富，却被少数的资本家所主导，广大劳动者饱受资本家的剥削，是没有社会地位的。基于此，马克思的写作目的是为广大劳动者提供理论武器，进而推翻资本主义，实现广大劳动者的彻底解放。以《资本论》为主要代表着作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传到中国后，中国共产党人始终秉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在带领全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并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之后，继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忘初心，带领全国人民取得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辉煌成就。早在1944年，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就指出：“我们的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12]。从此，“为人民服务”成为全党的行动指南。邓小平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含义或任务”，概括起来说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每一个党员的最高准绳”[13]。江泽民把人民立场上升到党建的高度，明确指出了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当然要自始至终坚持人民立场。在当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进一步强调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立场是人民立场，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要让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追求美好生活去推动经济发展，同时让经济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由此可见，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70年历程当中，坚守人民立场是贯穿始终的，既是出发点又是落脚点，人民立场深刻回答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归根结底为了谁的问题。

　　（二）逻辑主线：立足中国基本国情

　　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普遍意义同中国基本国情背景下经济发展规律的特殊意义结合在一起，因中国化而产生的新理论都是立足于中国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运行状况。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实践经验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理论研究的逻辑主线一直是围绕着中国的基本国情而展开，即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国际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必须经历的阶段，而是特指我国同发达国家相比，生产力相对落后、商品经济欠发达的前提下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所必须经历的发展阶段。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的要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持续的时间大约需要上百年，是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基本实现的历史阶段。从这个意义上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历程当中较长时期的一个发展阶段，各项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要立足于这个发展阶段，既不能脱离这个阶段，也不能逾越这个阶段。

　　（三）逻辑框架：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创新，尤其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总体框架和理论雏形。如果加以概括，这个体系的总体框架至少包含四大模块，依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经济发展论、经济制度论、市场运行论、经济开放论。其中，经济发展论是基础和前提，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要建构完善的上层建筑，必须要首先夯实经济基础。那么，如何夯实经济基础，就要依靠发展，正如十九大报告所指出的那样，“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经济发展论涉及的理论模块相对较多，主要包括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经济发展的“三步走”战略及其“三个有利于”判断标准、科学发展观、经济发展新常态等。经济制度论属于上层建筑，蕴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顶层设计和根本性质，主要是指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3，包括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其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基于中国路径的探索而形成的重大创新成果，也是最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属性的经济管理方式，集中体现在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特殊属性同市场经济运行方式的一般属性有机结合，并基于此成功开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的提法在马恩经典着作中是找不到的，这是刷新以往马克思主义研究记录的伟大创举，能够有效发挥两大优势，既能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能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进而打造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市场运行论是经济手段，主要包括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等调控方式来减小经济波动，确保经济长期稳定增长；优化经济结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发展的质量。经济开放论展现的是中国经济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国际视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世界经济研究做出的贡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实践经验充分证明，社会主义国家参与世界经济活动是客观必然的。邓小平曾明确指出，对外开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任何国家要想谋创新谋发展，就必须面向国外开放，否则一味地经济孤立、闭关自守是无法得到快速发展的[14]。从我国实践的角度看，改革开放40多年的经验充分证明，“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中国经济要实现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就必须要面向世界市场开放。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倡导世界各国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彰显了中国合作共赢、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风采。中国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的开放型经济体制，在推动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为世界经济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四）逻辑目标：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逻辑在目标层面上包含了三重逻辑，依次是近期目标、中长期目标以及长远目标。其中，近期目标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长期目标是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长远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因此，坚持和发展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流经济学地位和在经济领域的指导地位，始终坚持把习近平经济思想作为当代中国经济建设的行动指南，始终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调整完善社会生产关系，进而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最终导向逻辑的长远目标或终极目标，即在世界各国的利益博弈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而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奠定坚实的基础。事实上，共产主义社会是一切集体财富都竞相涌流的理想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产品极大丰富，因此，缺乏雄厚的物质基础很难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当前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国际上仍属于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相比生产力发展还相对滞后，社会主义的制度和改革红利还没有完全释放出，迫切需要借助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来缩小我国同发达国家的差距，在促进生产力发展和打造高质量社会产品方面赶上甚至超越世界先进水平。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首先必须要有非常稳固的经济基础，具备现代化强国的经济实力，是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崇高理想的必经阶段。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未来社会的设想，未来的社会将是资本主义走到尽头并被社会主义代替的社会[15]，他们认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自然的历史的过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同时他们也指出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的终极形态，社会主义发展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因此社会主义社会是朝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社会形态。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在共产主义社会将不存在剥削，“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6]，生产力水平高度发达，所有制结构体现为由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每个经济单元的劳动时间将表现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各类社会产品极大丰富，因此社会分配方式体现为按需分配。应当清醒地看到，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还不够高，同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要求还有不小的距离，更不用说与共产主义社会的差距，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仍然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表现在经济领域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发展质量和效益还不高”“创新能力不够强”等问题。针对中国经济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研究不仅需要脚踏实地的结合中国实际，紧跟中国经济改革步伐，更要具备长远的战略眼光，科学描绘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宏伟蓝图，始终坚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终将实现的信心，始终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必将胜利的决心；不仅需要在理论上科学地阐释中国经济现象、回答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同时还要在实践中加以合理地解决，朝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方向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不断地推陈出新，取得更多对中国经济发展具有指导价值的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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