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的历史和逻辑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文参考范文10篇之第三篇：探讨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的历史和逻辑的关系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后，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发生了明显变化，突出表现在重视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献中寻找马克思主义解读中国问题的方法论，重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现在，马克思主义研究站在了新的起点上，着力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现代化。马克思主义形成史的研究方法是理论驿站，即从经典中探讨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的历史和逻辑的关系。这一研究要着重解决两个问题: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实际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问题;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三个理论”的原理关系问题，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三次历史性飞跃的问题。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理论联系实际; 历史性飞跃;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前两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创新与发展

 

　　(一)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对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我国学界主要有两种认识:一是认为马克思主义由“三个理论”原理构成的;二是认为这一理论可以归结为“人类的解放”。本文倾向于后者，但要补充说明:马克思主义是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终极目标的解放全人类的科学。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结合不同阶段的历史使命取得伟大胜利的一个过程，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与创新的过程。这个过程将以不同的中国化的形式不断地进行着。

 

　　2012年6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中国人民大学时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大理论成果，追本溯源，这两大成果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指导下取得的。2018年5月4日，《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中，他再次强调:“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命运早已同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中国人民的命运、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实践还证明，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使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历史和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完全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是完全正确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完全正确的!”1

 

　　从广义上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马克思认为，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历史之谜”，希望共产党人具有解决历史之谜的能力。而这个能力就是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从中悟出自己解决历史之谜的理论，制定出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以理论创新形式发展马克思主义。

 

　　(二)两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研究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重要理论。井冈山时期，有人就提出了“红旗能打多久”“山沟里出不出马克思主义”的疑问，但是那时没有从理论上进行深入探讨。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重要理论———毛泽东思想逐渐形成了。究其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二是对当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了解;三是把以上两点联系起来的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智慧和坚定的毅力。前两条的重要性在于明确了革命的性质:这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不是旧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坚持党的理论指导，依靠工农劳动群众及其武装，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有了这样的路线、方针、政策，就可以抵挡住来自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不正确的指挥。毛泽东思想可以归结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建立了新中国。

 

　　邓小平理论是我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重要理论。这个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理论，其特色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另一方面是改革开放。这两个方面缺一不可，二者结合起来就构成了邓小平理论。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三个基本理论要素:一是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信念;二是对自己国情的深刻理解，即对国家民族所处的历史方位以及国际环境的理解;三是要在前面二者之间悟出解决自己问题的行动路线，这是一个道路问题，即实现理想、信念的具体方针、路线、政策。

 

　　邓小平理论产生的历史条件是中国共产党已经取得了政权，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如何理解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走什么样的道路才是更有成效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与之前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同。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马克思主义主导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原理”。对经典的态度表现为“用经典、注原理”，在社会发展的道路上，通行的是“依次演进”。如果把三个组成部分的“原理”和“依次演进”的发展道路结合起来，无论如何都不会产生改革开放的理论，得不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理论和跨越发展道路等理论创新。中国是一个后进的民族和国家，在这样的一个国家，无产阶级政党取得了政权，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这是一个新时代的新情况。正是出现了这种新情况，才需要深入地研究马克思主义，以便取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为此，我国学界进行了两方面的研究:一方面是马克思晚年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的研究;另一方面是关于《哥达纲领批判》的研究。

 

　　经典理论的制定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基本理论的制定;另一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制定之后，特别是唯物史观制定之后，运用这一理论对新的历史情况进行的理论创新，既有针对《资本论》“依次演进”理论提出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创新，也有针对《共产党宣言》缺少过渡阶段而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社会主义分阶段进行的理论创新。

 

　　学界对这两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研究起到了很好的作用。首先大大改变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风，开始深入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特别是马克思晚年关于社会可以跨越发展的理论，引起学者的广泛关注和争鸣。《新华文摘》1989年第10期特别登载了关于这次争鸣情况的文章《所谓马克思晚年的困惑是不存在的》和《马克思晚年的困惑》。这次学术争鸣产生了一些重要理论成果，如袁雷、张云飞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论东方村社”研究读本》等。参与研究《哥达纲领批判》的人数更多，影响更为深远。这两个马克思经典理论的研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两个特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改革开放、跨越发展的经典理论研究做好了舆论准备。邓小平在1987年8月29日的《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中提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2在说到《哥达纲领批判》研究时，邓小平强调:“我们党的十三大报告是集体创作，集中了几千人的智慧，有许多内容并不是我提出来的。当然，其中也有我的看法和意见，但大部分是集体的意见。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制定，我是出了力的，但不只是我一个人。所以，不能把九年来的成绩都写到我个人的账上，可以写我是集体的一份子。过分夸大一个人的作用并不有利。”2

 

　　还有三个理论问题要进一步讨论: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入理解的关系;二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改革开放的内在关系;三是关于市场经济性质———“姓资”“姓社”的问题。这三个问题都和中国的国情有关，也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直接有关。

 

　　关于第一个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的确定花了9年时间。这在我党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如果这个性质不确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出自无名。《资本论》提出社会发展是“依次演进”的观点，这个观点是以英国为典型得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中国是一个后进发展的社会，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在这样的国度里建设社会主义怎么实行“依次演进”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社会发展的道路上是跨越式发展的。这种跨越发展只能通过马克思的跨越发展理论，以及《哥达纲领批判》中社会主义建设分阶段理论来进行求解。社会跨越发展理论和初级阶段理论结合起来，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特色性质的理论来源。

 

　　第二个问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改革开放的关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性质，改革开放是方法和道路，二者是孪生兄弟，谁也离不开谁。所以党的十三大在确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性质时，也强调十三大是改革开放的大会。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市场经济“姓资”“姓社”的问题。社会跨越发展在人类历史上有两种形式:自发和自觉。马克思晚年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是在认识了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提出的人类自觉跨越发展的一种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跨越发展就是在认识了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自觉进行的实践行为，发展市场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革开放的客观要求。要改革计划经济体制就必然会产生对市场经济性质问题的不同认识甚至争论。在我国的社会生产生活中，必须借助于市场经济来发展，才能扫除思想障碍和理论上的困惑，从而认识到市场经济是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不为资本主义社会所专有。另外，改革开放首先突出地表现在特区建设上。特区的建立说明只有市场经济才有可能把中国与世界联系起来。建立特区就是与国际市场接轨。随后，国内的市场也必须进行改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得到了最有力的证明。

 

　　二、理论联系实际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

 

　　理论联系实际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形式上仿佛是一样的。为了进一步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必要讨论理论联系实际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联系与区别。

 

　　一般情况下，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原理的形式表现出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就要把学习和实践结合起来。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用很大篇幅讲学习和实践的关系。譬如讲共产主义信念，“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思想。马克思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的必然趋势。……马克思坚信历史潮流奔腾向前，只要人民成为自己的主人、社会的主人、人类社会发展的主人、共产主义理想就一定能够在不断改变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中一步一步实现”。3共产主义是科学的信念，学习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在实践上无论何时何地都要坚持共产主义的科学信念。再如讲人与自然的关系，习总书记提出:“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马克思认为，人靠自然界生活，自然不仅给人类提供了生活资料来源，如肥沃的土地、渔产丰富的江河湖海等，而且给人类提供了生产资料来源。自然物构成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人类在同自然的互动中生产、生活、发展，人类善待自然，自然也会馈赠人类，但‘如果说人靠科学和创造性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么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自然是生命之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我们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牢固树立和切实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动员全社会力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共建美丽中国，让人民群众在绿水青山中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3这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代表性论述，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制定政策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理论联系实际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联系实际方面的形式上相似，但在内容上却是有区别的。

 

　　第一，实践的内容和范围不同。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理论和实践是一对一的，一定的理论原理对应的是一定(层面)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说的实践不是指一个方面，指的是一定历史时期中，社会发展具有“历史之谜”的实践。

 

　　第二，二者所说的理论不同。前者说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内容;后者说的理论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悟出来的，如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性质和跨越发展改革开放理论。在悟出的理论中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也有一个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这个联系实际包含在解决历史之谜中，属于整个理论创新过程。

 

　　第三，理论联系实际的目的不同。前者是为了解决一个方面的问题，而后者主要是解决历史之谜的实践问题。这个实践问题解决，表示共产党人与其他一切党派的不同之处在于自觉地创造历史的奇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次历史性飞跃，即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

 

　　三、“读经典、悟原理”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

 

　　在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次历史性飞跃的时候，形成了两个不同的理论形式:一个是毛泽东思想，另一个是邓小平理论。那么这些理论是怎么得出来的?它们来自经典，又不是经典的直接表白，而是带有中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这个“化”不能用理论联系实际来表示，是从经典中悟出来的，是经典理论的一种再创造;不是从一个或两个、三个原理的联系中得出的，而是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悟出来的。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是“读经典、悟原理”的一个典型

 

　　“读经典、悟原理”是习总书记在《讲话》中说的。这是新时代对共产党人的要求:要重视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学习。这里的“悟”是针对经典来说的，有两层意思:一是对读经典的人来说，要做到真读真信。“共产党人要把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悟马克思主义原理当作一种生活习惯、当作一种精神追求，用经典涵养正气，淬炼思想、升华境界、指导实践。”4另一层意思是要悟出原理。真读真信是就精神层面说的，悟出原理是就行动说的，这是因为时代在不断变化，用来指导行动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要依据新的实践提出新的原理来变革社会。“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发展的翻版。社会主义并没有定于一尊、一成不变的套路，只有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本国具体实践、历史文化传统、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才能把蓝图变为美好现实。”4

 

　　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性质是社会主义，特点是一个不发达的阶段。社会主义从不发达到发达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没有改变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性质，但是具有了中国社会的特质———社会主义还处在不发达的阶段，制定路线、方针政策都要从这个特质出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就已认识到了，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但是它的性质无法确定，这就引起了一系列的对“特色”的误解，社会主义是早产儿、畸形儿，打着社会主义旗号搞的是资本主义等偏颇观点开始出现。这是政治上的糊涂观念，而在经济学上也产生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姓资”“姓社”的长期争论。在这个时候，我国的学术界有两次理论探讨和争鸣，即上文提及的马克思晚年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的讨论和《哥达纲领批判》的讨论。正是这两个讨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典解读作了理论的准备。

 

　　通过广泛的“读经典、悟原理”，社会主义建设得到了正确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是以经典理论为依据的科学性判定，这就是理论自信。理论界讨论了马克思晚年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解决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跨越发展的道路，这就是道路自信。无论是《哥达纲领批判》理论的研究，还是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的讨论，都是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研究。正是在经典着作研究的基础上，我们悟出了我国社会主义特色的性质，悟出了我们走的是跨越发展的道路。

 

　　(二)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艺术整体关系的重要性

 

　　马克思主义经典与中国具体实践结合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的一种路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理论体系，这个体系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为艺术整体。艺术整体是马克思用来形容《资本论》的，指《资本论》是由一系列有内在联系的理论构成的。这里借用来形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这一体系不是由一些理论搭配起来的，而是由一系列具有内在逻辑的原理构成的一个艺术整体，包含了马克思的基本理论和马克思的创新理论两个部分。这个艺术整体有其理论的起源、制定的过程，但需要用理论驿站的方式一步一步地推演出来。具体地说，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艺术整体，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两个“序言”(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恩格斯《资本论》第二卷序言)中阐述的。理论的起点是1842年《莱茵报》的实践中产生的两个“苦恼的疑问”(物质利益问题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理解的问题)。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和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研究，到1859年时，即《资本论》四卷本的理论研究结束之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制定基本告一段落。之后是《资本论》的出版问题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问题，如《哥达纲领批判》和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的制定，这些都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制定之后的理论创新。正是马克思主义这两个理论创新为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和道路提供了科学理解的理论根据。

 

　　(三)马克思主义艺术整体与研究《反杜林论》的重要意义

 

　　我国学界长期以来存在着一种观点，即马克思主义是由“三个理论”组成的。这种观点有三种理解:第一种是根据列宁的一篇文章，把马克思主义定义为“三个理论”;第二种和第一种相似，在教材的编写上，摆脱不了对前苏联的“学术路径依赖”，按照这种“路径”编写教材，反而是强化了“三个理论”;第三种是把恩格斯批判杜林体系的“三个理论”，即哲学、经济学和社会主义三个部分，理解为马克思的理论也是这样的“三个理论”。因此，很多人在“三个理论”问题上被搞糊涂了。糊涂之处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和“三个理论”结缘了，不把这个结缘的关系废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就无法鲜明地表现出来，那么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上，也不可能有“读经典、悟原理”的问题了。

 

　　以上的三种理解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性的解读。尤其是杜林理论体系的“三个理论”有极大的迷惑性，在历史上它曾经迷惑了德国工人党———爱森纳赫派的许多领导人。19世纪70年代，杜林宣布自己是社会主义者，靠近工人党爱森纳赫派。他的“三个理论”在当时起了很大的作用。应当提及的是，杜林的活动年代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1867年出版之后。杜林理论对德国工人的影响引起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极大重视。马克思提议批判杜林，恩格斯积极响应，于是就有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着作。这本着作分为三大编:第一编哲学，第二编政治经济学，第三编社会主义。

 

　　为什么《反杜林论》这么写呢?这不是上了杜林的套吗?殊不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制定在《反社林论》之前。在马克思主义制定的理论中，这三个理论部分是存在的。《反杜林论》按照三个部分进行批判是有意识安排的，是科学和伪科学的对垒。所以，在《反杜林论》标题下有一个副标题———“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这样的安排不是论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由这“三个理论”构成的，而是说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包含有这“三个理论”，但不能归结为只有这“三个理论”。现在把它们摊开，是为了突出科学和伪科学的区别。

 

　　《反杜林论》有三个序，恩格斯在这三个序中回答了这些问题。

 

　　第一个序写于1878年6月11日。文中说为什么按这种理论序列来写呢?“必须联系这个体系来研究这一理论，从而研究这一体系本身;必须跟着杜林先生进入一个广阔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他谈到了所有的各种东西，而且还谈到了一些更广泛的东西，这样就产生了一系列的论文。”这里是说《反杜林论》是以论文的形式一篇一篇发表的。恩格斯说，这种形式“它使我在这本书所涉及到的各种极其不同的领域中，有可能正面地发挥我对争论问题的见解，这些问题在现时具有普遍的、科学的或实践的意义。这在每一章里都可以看到，这书的目的并不是以另一个体系去同杜林先生的‘体系’相对立，可是希望读者也不要忽略我所提出的各种见解之间的联系。我现在已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我在这方面的工作不是完全没有成效的”。恩格斯说得很清楚，《反杜林论》不是为了论证“三个理论”的理论体系，而是在各种问题的关系中，着重讨论这“三个理论”的内在关系。这种联系就是科学和伪科学的区别，而这种区别在现在这个历史时代仍然“具有普遍的、科学的或实践的意义”。5

 

　　第二个序写于1885年9月23日。这个序着重论证了“三个理论”中科学和伪科学之间的根本区别。“本书所批判的杜林先生‘体系’，扩及非常广泛的理论领域，这使我不得不能不跟着他到处跑，并以自己的见解去反驳他的见解。因此消极的批判成了积极的批判;论战转变为马克思和我所主张的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比较连贯的阐述，而这一阐述包含了相当广泛的领域。我们这一世界观，首先在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中问世，经过了二十余年的潜伏时间，到《资本论》出版以后，就以日益增长的速度，扩大它的影响，并为日益广大的阶层所接受。现在，它已远远越出欧洲的范围，在一切有无产者和无畏的科学理论家的国家里，都受到了重视和拥护。因此，看来有这样的读者对于这一问题极感兴趣，他们由于本书所作的正面阐述而容忍现在在许多方面已经丧失目标的对杜林观点的论战。”5

 

　　第一个序说的是为什么要采用“三个理论”来论战，是通过比较来戳穿它的伪科学理论体系的性质;第二个序是要说明如何看待“三个理论”的关系。这是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一条红线———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比较连贯的阐述。杜林的“三个理论”既缺乏辩证方法，又缺乏与共产主义世界观的联系。德国曾经有一个“创造体系”的时期，“人们可以撰写他们所没有学过的一切东西，而且被冒充是唯一严格的科学方法。杜林先生正是这种放肆的假科学的最典型的代表之一”。5

 

　　第三个序写于1891年5月23日。这个序说，全文的文字没有多大改动，主要是把马克思曾经写的政治经济学的内容补充上去。《反杜林论》的政治经济学部分是马克思写的，因为当时是论文，为了针对杜林的体系，发表时删去了好多内容。现在借着新版出版将这些内容全部补回来，这样可以看到《反杜林论》的整个体系，也就是马克思主义艺术整体的理论体系。这一艺术整体是由《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资本论》这些经典着作构成的，又在《反杜林论》中反映出来。不同的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个“序言”里，这个艺术整体增加了起始的时间(1842)和起始的原因(《莱茵报》时期遇到的两个“苦恼的疑问”)。

 

　　杜林“三个理论”的迷惑性被《反杜林论》彻底击破了。需要强调的是，《反杜林论》从开始到结束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力完成的。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中，这本着作很有代表性。《反杜林论》反对的“三个理论”的观点，对于摆脱我国学界所坚持的跛脚的“三个理论”是有意义的。

 

　　总括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读，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一个不断摆脱“三个理论”影响的过程，通过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着作《共产党宣言》《哲学的贫困》和《资本论》的内容及其内在关系———辨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比较连贯的阐述———表示出来。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前两次历史性飞跃的启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从理论关系上来说有三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共产主义的信仰。这种信仰在中国的传播，最初是被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接受，基于这样的信仰在中国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第二个环节是对中国国情的理解———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科学理解。这一环节非常重要，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中国的革命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三个环节是强有力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三个环节的有机结合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飞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理论方面，二是实践方面。理论方面通过新民主主义理论表示出来，实践方面通过新民主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表现出来，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古老的东方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创造了伟大奇迹。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和改革开放路线的来确定的。这里也有三个重要的环节:第一个环节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关键问题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共产主义信仰。“文革”之后，国内政治经济的形势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如何看待“阶级斗争为纲”?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应当怎么建设?这些就是实践的声音。实践是时代的呼声，它呼唤着马克思主义经典的理解。正是这个时候，学术界开展了《哥达纲领批判》的讨论和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的争鸣。前后进行了9年(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三大)才最后得出了结论。十三大的历史意义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定了性质，二是明确了改革开放路线是正确的。这就是第二个环节，学界长期的理论讨论为党中央制定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思想资料和理论准备。第三个环节就是中国共产党在以后的实践中坚定地贯彻这一路线，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前两次历史性飞跃的启示说明，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先悟出中国化的理论，然后才有中国化的实践;这种实践是根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基础上进行的。这整个过程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和发展的过程。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三次历史性飞跃的研究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三次历史性飞跃的新特征

 

　　现在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处于什么水平?是否在原来的水平上有所前进?首先，肯定是有了变化。在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发展过程中，我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个第二大经济体就是一个新质，表明中国已经进入了世界的经济体系: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这个新质的重要表现是，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有了一定的话语权，与此同时，在国际事务中也有了一定的担当。这个新质要求中国共产党在制定国内和国际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时必须有所变化，比如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时期，改革开放主要是对外的:吸收国外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等等;现在不同了，改革开放不再是单方向的，而是双向的:既对内又对外。对内要使人民对社会主义美好生活有获得感，对外要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基于这些新情况，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具有了一些新的特征:

 

　　第一个特征是通过全面从严治党表现出来的。实践证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就都是在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下取得的。当前，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不可否认，党内仍存在一些贪污腐败问题，但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抱有极大的期望，希望共产党像这个时代一样，钢铁般地强壮起来。全面从严治党可以说是中国广大人民的智慧，也是党中央的睿智———领悟了人民群众的智慧。

 

　　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是一次重要的根本治理:一有理论指导，二有纪律制约，三是永远在路上。所谓有理论指导，就是“不忘初心”。过去马克思主义指的是“三个理论”的“原理”，是知识型的，侧重于增长知识;“不忘初心”侧重的是触及灵魂，“为了做官不要入党”;所谓有纪律制约，就是运用行为规则，使一些人不能贪腐，不敢贪腐;所谓永远在路上，指的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长效性。有了这三条再加上政绩的考核，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就有了政治上与组织上的保证。

 

　　第二个特征是以人为本的理论形式表现出来。在人类文明史上有人文主义、人本主义、人道主义等等;在中国革命和实践过程中，毛主席提出“为人民服务”，邓小平提出“我是人民的儿子”，这些观点和理论反映了两个方面内容:一个方面表现为人类对自身认知的深度和广度，另一方面是对待人民的态度:这是服务的关系，是中国共产党人所具有的理论和态度。今天所说的以人为本不是一般的以个人的认识来说的，而是以一定阶级历史使命理论为出发点的哲学的科学命题。这个命题既包含了对人类发展规律的认识，又包含了一定的阶级的历史使命。这个阶级不仅解放自己，而且还要解放全人类。以人为本就是这些丰富内涵的体现。

 

　　无产阶级是在一定历史阶段上产生的，与其他阶级截然不同。其他阶级的统治者和理论家都认为，他们的统治是永驻的、是天命，是永恒不变的。实践证明那是一种唯心历史观，是不可取的。

 

　　以人为本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依据，在1844年的《德法年鉴》中得到最初论证:“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素朴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6这是两个武器与人的关系的论证。两个武器中的第一个是哲学的武器，指共产主义精神(在文献上马克思此时正处在共产主义理论发展阶段);第二个武器指的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这一历史使命是实现共产主义的物质力量。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德国人泛指人类。把这三者联系起来的时候，就是只有无产阶级实现这个历史使命的时候，即共产主义实现的时候，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这个时候的“人”就是得到全面自由发展的人。马克思的这个理论最初是通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异化劳动产生及其消失进行论证，最后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了否定之否定的论述。无产阶级历史使命实现之时，也就是新的社会制度产生之时，此时异化劳动被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所代替。

 

　　以人为本，从人类文明史上来说，是人类对自身认识深化的一个重要阶段;从中国革命和建设历史过程来看，是对“为人民服务”“人民的儿子”这种从无产阶级立场出发的理论和观点的继承和提升。以人为本从哲学含义上来说，是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和无产阶级历史使命作出的一种哲学判断，也是新时代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认识所需要的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40多年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人不是为一个阶级的私利服务，而是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工作。原来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今天都成了有财产的公民。但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性质没有改变，它体现的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这个历史使命是由科学理论阐明的。只有真正信仰它的人才能在行动上为它献身。

 

　　第三个特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是一个主要特征。这一个特征笔者曾专文阐述，7但仅限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论述，本文在经济学的基础上再作进一步说明。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时代特征

 

　　世界正处于大数据、云计算等互联互通高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可是各个民族和国家又处在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上。这个时代不能再重复帝国主义殖民的老路，也不应走结盟进行世界战争的罪恶之路，唯一可行的是走市场经济互惠共赢、和平发展之路。我国通过改革开放实行市场经济富起来、强起来而认识到:市场经济不是专属于哪一个阶级的，市场经济也不是专属于某一个时代的，市场经济是属于一个新的经济体———商品生产经济体。商品生产经济是指商品生产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市场经济就会出现，只是表现的形式不同———初级和高级的区别。通过改革开放创造条件自觉地运用市场经济，中国富起来、强起来，同时又通过市场经济与世界各个民族、各个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互联互通并共商共建，又进一步证明了，市场经济不是哪一个阶级专属的，也不是资本主义社会专有的。在跨越发展理论中，市场经济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应有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这也是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所证明了的。市场经济理论将日益表现出它在走向世界和平发展之路中具有的重要作用。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体系的论证

 

　　习总书记在《讲话》中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进行了论证，其中包含了四个重要部分。

 

　　第一部分讲什么是世界历史。“马克思、恩格斯说:‘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自己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8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的这个预言，现在已经成为现实，历史和现实日益证明这个预言的科学价值。”交往与封闭伴随着人类历史而发展，人类的历史是不断冲破各种形式的封闭而向前发展的。

 

　　第二部分阐明今天的世界。“今天，人类交往的世界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深入、更广泛，各国相互联系和彼此依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频繁、更紧密。一体化的世界就在那儿，谁拒绝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会拒绝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7在人类的历史上，先进的技术最终都成为人们连接的纽带，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中国的四大发明、古丝绸之路都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万物并育”而载入史册。先进的技术是无法垄断的;以暂时的垄断的技术制裁于人，好像世界只剩这一条路，只不过是黔驴技穷。

 

　　第三部分强调中国共产党人的态度问题。“我们要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审视当今世界发展趋势和面临的重大问题。”8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正是审视世界发展趋势的结果。

 

　　第四部分是对世界发展远景的看法。“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战略，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政策，不断拓展同世界各国的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在更多领域、更高层面上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不依附别人、更不掠夺别人，同各国人民一道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把世界建设得更加美好。”8这个观点更加坚定了我们对自身的认识，中国正在进入一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时期———人类命运共同体正在我国实践中进行着。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三次历史性飞跃与前两次历史性飞跃的比较研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前两次历史性飞跃的启示是:它们都有三个理论环节，一是共同的共产主义信念，二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悟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三是依据中国化的理论制定一系列路线、方针和政策并在实践中取得了成功。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三次历史性飞跃中，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我国现在的主要特征。第一，共同点依然是坚守共产主义信念，但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坚定决心。第二，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上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把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上。第三，从路线、方针、政策方面来看，《讲话》在提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制定之后，很大篇幅是在“学习和实践”的关系中论述了九个方面，都是和十八大以来的实践有关，从国内的精准扶贫到“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行无不如此。

 

　　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三次历史性飞跃的意义，在于进一步理解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新特点，深化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认识，以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的自觉性，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能力。

 

　　注释

　　1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1页。

　　2(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1-252、258页。

　　3(2)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第12、21页。

　　4(2)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第26、26页。

　　5(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8、10-11、8页。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18页。

　　7冯景源、龚维丽:《〈道德情操论〉与〈国富论〉的内在联系---兼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看不见的手”的关系》，《东南学术》2019年第2期。

　　8(3)(3)(4)《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第16、16、16、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