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意识形态的困惑
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自20世纪70年代以降几经复兴，是各式先锋理论最为流行的灵感来源之一。阿尔都塞通常不被归入后来假道美国1论"家之列，但是他毋宁说是"法国理论"的隐身导师。他视意识形态为社会生活的一种无意识先天客观结构、反对人道主义、标榜科学，这与大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人道主义基本立场也背道而驰。所以厘清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的来龙去脉及其利弊得失，对于今日正本清源反思"理论",应是多有裨益的。
早在1965年出版的《保卫马克思》中，阿尔都塞就有相关意识形态的大量叙述。这些叙述大抵沿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格局，几无例外都是负面的。《保卫马克思》有一篇提纲挈领的序言，是对收入此书的1961至1965年间发表的八篇文章的一个概括。其中阿尔都塞就将意识形态与科学对举，认为马克思的着作本身就是科学，但是过去却被当做一般的意识形态。这里涉及所谓的马克思的"认识论断裂".据阿尔都塞观之，以1845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为界，马克思经历了一个"认识论断裂",在这之前是意识形态旧哲学阶段，在这之后是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阶段。进而建议将马克思从博士论文到1844年巴黎手稿，叫做青年马克思时期着作；在完成科学转向之后，马克思的着作又可以进一步两分，其一是从1845年到1857前后开始撰写《资本论》
初稿，可以称为成长时期；其二是1857年之后包括《资本论》在内的所有着作，一概叫做成熟时期的着作。而横亘在前期意识形态阶段和后期科学阶段当中的1845年，则产生了被阿尔都塞称之为"断裂时着作"的《德意志意识形态》。
从这个分野来看，意识形态的形象叫人不敢恭维，它表现为科学的对立面，完全就是天马行空的形而上学即旧哲学。更具体说，它很大程度上就是迄至今日的德国古典哲学。这个判断很大程度上直接来自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如该书第一章开篇就说，"正如德意志意识形态家们所宣告的，德国在最近几年里经历了一次空前的变革。"[1]（P512）这里的"意识形态家"指的就是彼时以青年黑格尔派为主要代表的德国哲学，它的要害是夸夸其谈地流连纯思想批判，绕开反对资产阶级现存制度的实际斗争。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此种颠倒意识与存在的哲学就是"德意志意识形态".
按照雷蒙·威廉斯《关键词》中的介绍，"意识形态"（idéologie）一词系1797年法国理性主义哲学家特拉西伯爵（Antoine Destutt deTracy）发明，当时他读了一篇文章，建议将心灵哲学命名为"意识形态",意即观念的科学（science of idea）。1817至1818年间特拉西出版《意识形态初步》（Eléments d′idéologie）五卷，秉承洛克的唯物主义经验论与孔狄亚克的感觉主义心理学，期望能对人性有进一步的确切说明。
问题是，这个进一步的说明更多地是从生理学而不纯粹是心理学的角度出发的。特拉西将精神生活分为四个层面：知觉、记忆、判断和意愿，最终将人类的认知活动还原为神经系统对外界的反应。唯其如此，意识形态作为观念的科学，可望摆脱以往太为强烈的形而上学色彩，成为自然科学的一部分。《意识形态初步》原本今已难觅，但是威廉斯引述其中的一段话足以说明问题： "观念学是动物学的一部分，尤其在研究人的时候，这一部分显得更为重要，更值得深入理解"[2]（P60）.这样一种感觉唯物主义认知哲学，在今天看来或许是落落寡合，但它确实就是特拉西当年树起"意识形态"旗帜的一个基本视域。换言之，意识形态这个概念在其诞生之初的本义是出于建立一种客观科学的期望，这与它后来沦落为虚假意识和形而上学的代名词，甚至成为资本主义国家镇压机器的帮凶，很显然是截然不同的。
阿尔都塞认为成熟期的马克思主张结构因果性和多元决定论，是反经验主义、反历史主义和反人道主义的。如是来看，高扬人道主义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据阿尔都塞所见也不过是见证了马克思思想发展的黎明前的黑暗，不仅如此，而且是离即将升起的太阳最远的着作。换言之，它是用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颠倒"了过来。所以不奇怪，阿尔都塞同样是把意识形态看做是德国哲学的特有遗产：严格地说，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世界无可比拟地是最受意识形态压迫的世界，也就是离历史实际最远的世界，是欧洲各意识形态世界中受神秘主义和异化影响最深的世界。
马克思就在这一世界中诞生，并开始思想。
马克思的开端的偶然性在于，他诞生时被包裹在一块巨大的意识形态的襁褓之中，而他成功地从这块沉重的襁褓中解脱了出来。[3]（P62-63）阿尔都塞引用马克思后期着作中的看法，强调之所以这块意识形态襁褓是德国专有，是因为德国历史上经济和政治落后，相应地，社会阶级状况也一样停滞不前。这导致在18和19世纪形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给德国深深打上了软弱印记，迫使德国知识分子首先思考其受奴役的直接原因，特别是宗教。所有这一切造成德国唯心主义哲学飞速发展，知识分子以哲学思考代替了他们的状态、问题、希望，乃至"活动".一如《德意志意识形态》所言，法国人有政治头脑，英国人有经济头脑，而德国人则有理论头脑。故同德国的历史不发达相对应，德国的意识形态是过分发达了。只可惜那是异化的意识形态，同其反映的真实问题和真实对象相去甚远。[4]（P64）简言之，意识形态说它是什么都行，但它绝不是社会生活在思想领域的真实反映。
《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对于"意识形态"的鄙视态度，很显然影响了整整一代意识形态家。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1960年出版的名着《意识形态的终结》中，就强调无论意识形态在特拉西那里的原初意义是什么，作为一种由观念转化为行动的方法，黑格尔作品、费尔巴哈和马克思都用最明确不过的语言重新描述了这个划时代的概念。费尔巴哈是将整个思想史看作一部持续下来的祛魅史，试图揭去宗教的神秘外衣，用人类学来替代神学，以人取代上帝。故哲学应当面对生活，因为宗教只能创造"虚假意识",唯哲学才能揭示"真实意识".马克思则是在费尔巴哈推崇人类学的地方重申黑格尔的基本立场，强调大写的历史和历史背景。故人必然是阶级的人，而不是个体的人。真理也是阶级的真理，故而都是相对的真理，只有革命是真正的真理，只有革命的真理才具有合法性。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一种动力就被引入到意识形态的分析上来了，被引用于创造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上来了。通过揭去宗教的神秘面纱，人从上帝和原罪中解放出来，恢复了人的潜能。通过揭示历史，理性也得到了揭示。
在阶级斗争中，只有真实意识而不是虚假意识才能被实现。但是既然真理只能求诸行动，那么人们就不能不付诸行动。马克思说道，黑格尔左派只是一些文人而已。（对他们来说，办杂志就是"实践"）对马克思来说，唯一的真正行动是在政治领域里。[5]（P379）但是贝尔也承认，马克思对"意识形态"一语其实有截然不同的解释。如《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就认为意识形态同唯心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者是意味着观念自主，观念可以独立地去揭示真理和意识。这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基本立场背道而驰，所以意识形态---比如宗教---被马克思和恩格斯视为本末倒置的"虚假意识"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阿尔都塞自信他是继承了马克思的传统，即坚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同时将上层建筑的研究看做一个独立、自足的理论王国。他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马克思着述中意识形态理论的缺失。关于意识形态的定义，一种比较流行的看法，恰如恩格斯在《致弗·梅林》中所言，它是一种虚假的意识，是由所谓的思想家偷偷塞给劳动阶级的，总而言之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工具。但是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定义有所不同，它并不承认意识形态仅仅是阴谋权力集团的产物。相反意识形态无处不在，它包含了对现实的一切表征，涵盖了所有的社会制度和机构。当然，它的总体背景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一文于1970年6月发表在《思想》杂志第151期上。对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阿尔都塞重申了他先前在《保卫马克思》与《阅读〈资本论〉》中的立场，那就是强调马克思"社会整体"观念截然不同于黑格尔的"总体"概念，而具有鲜明的革命性。诚如经济基础是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上层建筑同样是两个层面的统一，它们分别是政治-法律，包括法律与国家，以及意识形态，包括宗教、伦理、法律、政治等各种不同样式的意识形态。为此阿尔都塞也反对黑格尔式的本质主义社会观，坚持社会总是处在包括三种实践：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动态建构和生成过程之中。阿尔都塞陈述意识形态理论，是从修正马克思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命题开始的。他指出这个命题正好比大厦的地基跟地面建筑的关系，缺失基础，上层建筑就变成了空中楼阁。故上层建筑不具有决定作用，其有效性仅限于：一是它对基础具有"相对独立性",二是它对基础有"反作用".但阿尔都塞认为大厦的隐喻具有局限，它是描述性的，未必能解决由此而来的各种问题。简言之，上层建筑不是经济基础的被动反映，相反对于基础的存在，它同样是不可或缺的。所以当务之急是在认可这个基本命题的同时想办法超越它，即用再生产的视野来思考上层建筑的本质特征。
阿尔都塞由此出发，阐述了他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它针对的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按照《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的概括，后者包括以下基本立场：第一，国家是镇压性的国家机器；第二，国家政权和国家机器不是一回事情；第三，阶级斗争的目标在于国家政权，换言之，统治阶级利用国家机器功能，来实现其阶级目标；第四，无产阶级必须夺取政权，先取而代之以无产阶级国家机器，最终进入国家消亡过程。阿尔都塞认为以上理论需要作一点补充，由此提出了他影响深广的"结构主义"意识形态理论。阿尔都塞把他的意识形态叫做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明确表示他所说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国家机器不同，后者包括政府、行政机关、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等，对此他称之为"镇压性质的国家机器".
所谓镇压，是说这些国家机器最终是依靠暴力实施其功能，即便镇压本身可以不直接用暴力形式实行。[6]（P280-281）比较来看，不同于上述"镇压性质的国家机器",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AIE）是指：我所说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这样一些现实，它们以一些各具特点的、专门化机构的形式呈现在临近的观察者面前。我给这些现实开出一个经验性的清单，它显然还必须接受仔细的考察、检验、修改和重组。尽管有这种需要包含着的所有保留意见，我们暂时还是可以把下列机构看成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我列举的顺序没有任何特殊的含义）；宗教的AIE（由不同教会构成的制度），教育的AIE（由不同公立和私立"学校"构成的制度），家庭AIE,法律的AIE,政治的AIE,（政治制度，包括不同党派），工会AIE,传播AIE（出版、广播、电视等等）文化AIE（文学、艺术、体育等等）。[7]（P281）
紧接上文，阿尔都塞进一步阐述说，他列举的上述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不同于镇压性的国家机器，镇压性的国家机器只有一种，它是单数；而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数不胜数，那是复数。此外，镇压性的国家机器属于公共领域，而那些非镇压性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则大多属于私人领域。如教会、政党、工会、家庭，以及大多数传媒和文化事业等，尤其是学校和教育领域，在阿尔都塞看来，那是资产阶级潜移默化推广其意识形态的第一国家机器。[8]（P282）
判定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属于私人性质，诚如阿尔都塞自己承认的那样，明显是受了葛兰西的影响。葛兰西认为国家推行文化霸权采用的强制和压迫的手段，但是包括家庭、社会团体、新闻传媒等在内的市民社会，则通过标榜自由和民主来为主流意识形态服务。不仅如此，葛兰西还认为，在确立文化霸权的过程当中知识分子功不可没。知识分子担当的社会角色，不仅是推波助澜，而且是举足轻重地完成了特定阶级的文化霸权建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