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中国学界关于辩证法的研究十分热烈，相关研究也取得了重大进展，对“辩证法诞生的历史渊源”“内涵的理论澄清”等问题都做出了详尽的论述，但少有抽身出来审视哲学家自身理解辩证法的一般范式。托马斯·库恩曾对“范式”这一概念做出确切的规定，即“一科学共同体在一专业中所具有的共同思路和框架”.辩证法的理解范式是指不同时期哲学家对辩证法理解的一般思路和总体框架。当我们反思哲学家们对辩证法的解读时，发现哲学家们对辩证法理解存在不同范式。
一、黑格尔的存在论辩证法
黑格尔是举世公认的辩证法大师，他在传统“存在论”框架内，创立了辩证法完整形态的理解范式，阐述了展现绝对精神历史运动的存在论辩证法。
“存在者”的“存在”一直是西方哲人们关注的重大主题，“存在”问题是一个贯穿于哲学史中的根本问题。关于“存在”的学说，关于“存在”的理论体系构成了西方哲学的“存在论”.黑格尔基于传统形而上学在论说“存在”问题所限于的困境和无力，着眼于“存在”的澄明，从“存在论”的一般框架和思路构建起他的存在论辩证法的理解范式。
黑格尔一直认为传统形而上学关于“存在”问题的考察，脱离内容，抽象孤立。这种考察问题的方式使得人们脱离开对立统一和矛盾原则，以非此即彼的、片面的知性态度，独断的将“存在”视为僵固一元的绝对本体，排斥一切差异多样和矛盾对立方面，只讲究毫无内容的抽象同一。正如黑格尔所说：此类形而上学坚执“片面的知性规定”,“独断论坚执着严格的非此即彼的方式”.[1]其主要的特点：“在于以抽象的有限的知性规定去把握理性的对象，并将抽象的同一性认作最高原则。但是这种知性的无限性，这种纯粹的本质，本身仍然只是有限之物，因为它把特殊性排斥在外面，于是这种特殊性便在外面否定它，限制它，与它对立。这种形而上学未能达到具体的同一性，而只是固执着抽象的同一性。”[2]“具体的玄思的真理恰好不是这样，恰好没有这样片面的坚执，因此也非片面的规定所能穷尽。玄思的真理包含有这些片面的规定自身联合起来的全体。”[3]
由此看出，传统形而上学讲究从纷繁复杂的现象世界中求取具有同一性和普遍性的“存在”实质，否弃矛盾差异、变幻多样，具有特殊性的现实世界。与之不同，黑格尔却认为“存在”本身并非是抽象的，“存在”具有丰富多彩的活生生的具体内涵。这种内涵恰恰是通过辩证法的方式展现出来。
按黑格尔的观念，“存在”具有三个逻辑关联的环节： “（ a） 抽象的或知性[理智]的方面，（ b） 辩证的或否定的理性的方面，（ c） 思辨的或肯定理性的方面。[说明]这三方面并不构成逻辑学的三部分，而是每一逻辑真实体的各环节。”[4]
知性环节是一种独断论，“存在”在此环节中被独断的赋予抽象的内涵，为摆脱此困境思维需前进到的第二环节即“辩证的或否定的”理性环节。在这一环节，“辩证的或否定的”理性对独断论进行彻底的批判和否定，毫无任何肯定性的保留。只不过将肯定置换成否定，处处表现出诡辩、怀疑的态度。按照这种方式来理解“存在”,“存在”将是不可把握的。黑格尔认为不包含肯定的否定不是辩证法而是怀疑主义---“彻底怀疑一切认识形式的否定性科学”.哲学要是“把怀疑主义作为一个环节包括在它自身之内，这就是哲学的辩证阶段”.“哲学的辩证阶段”并不是哲学的全部，仅仅处于“辩证阶段”一味的怀疑、批判并不能真正揭示“存在”的实质，此时还需要继续前进，超越上述两个环节，进入“思辨的或肯定理性”的阶段。在这里之前两个环节的片面性被扬弃，“存在”既不停留于知性环节，也不停留于消极的、否定的理性环节，而是彰显于将前两者统摄一体的“思辨的或肯定理性”阶段。在此，所谓的“存在”同一性不再是无差别的抽象的同一性，是包含着差别与矛盾的统一性。否定性和对立性也不再是纯粹虚无的怀疑主义，却是在同一性中把握对立性，在对立性中把握的同一性。“存在”的真理性就在于不断肯定、否定并在否定中实现肯定的思辨理性当中。
由此可见，黑格尔对“存在”的论说，实现了哲学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在此之前的传统形而上学在理解世界之存在时，总是以一种脱离内容抽象的、非此即彼的视角理解“存在”.“存在”被视为孤立的、僵化的永恒实体。这一实体通过亘古不变的原则规定着世界一切。所谓的矛盾、差异、流变等被弃于真理之外，真正存在只是繁复变动现象背后的绝对存在。与此相反，在黑格尔那里，真实存在不再是僵固不变的永恒实体，恰恰是能够包容矛盾、差异的历史性运动本身。绝对精神或理性成为这种运动的载体，不断自行分化，扬弃自身，实现内在统一。黑格尔虽建立了一种与传统形而上学根本不同的新思辨哲学体系。这种哲学通过辩证法来阐释“存在”,但黑格尔总体上并未逃脱一般“存在论”范式去理解和解读辩证法，仍然是在唯心论的框架内来建构辩证法。这就决定着黑格尔的存在论辩证法具有着重大的理论局限。超越存在论辩证法，重新诠释辩.
二、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与列宁的否定性辩证法
在黑格尔的存在论辩证法中，黑格尔将辩证法理解为“存在”展现自身的逻辑方式，而“存在”在黑格尔那里也明确的被规定为一种精神实体。由此，可以说黑格尔关于辩证法的理解范式，是一种“存在论”框架下的唯心主义的理解范式。马克思批判并扬弃了这种辩证法理解范式的虚幻性，立足于唯物论前提，从自在（ 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内在逻辑思维） 与自为（ 受实践场域约束，在一定条件下展开的外在辩证法） 两重内涵出发，以转变存在论辩证法的理解范式，建构起唯物辩证法理解范式。随着历史进展，列宁进一步根据革命时代历史需要，将唯物论前提下的辩证法转变成否定性辩证法，开创了辩证法理解的又一新范式。
马克思关于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和改造，首先从批判和揭露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理解范式的虚幻性开始，其次立足于唯物论前提，重新阐释辩证法。马克思明确指出： “逻辑学是精神的货币，是人和自然界的思辨的、思想的价值---人和自然界的同一切现实的规定性毫不相干地生成的因而是非现实的本质。”[5]“非现实的本质”是超感性的，脱离现实生活的一种虚幻的不真实存在。辩证法作为描述或展现精神实体的运动形式必然同样具有虚幻性。
为了克服这种唯心主义理解范式所具有的虚幻性缺陷。马克思立足于唯物论的前提，建构起辩证法新的理解范式。
马克思将黑格尔精神实体展开的辩证法变成了人的现实活动展开的辩证法。在马克思看来，人的现实活动就是感性的实践活动，实践成为辩证法运作的载体和现实根基。在此意义上存在论辩证法转变为唯物辩证法，构成辩证法理解的新范式。这个唯物辩证法有两重内涵。
一是，将唯物辩证法视为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内在逻辑的思维规定。这是自在方面的内涵。在马克思那里，唯物辩证法是描述人类历史运动发展的一般方法。马克思曾高度评价了“作为人的本质普遍异化和人的思维必然结果的独立于自然和精神之外的、具有固定的普遍的思维形式”,是黑格尔“在他的思辨的逻辑学里所完成的积极的东西”.[6]
二是，将唯物辩证法视为受实践场域约束，在一定条件下展开的外在辩证法。这是自为方面的内涵。在马克思看来，唯物辩证法有两个前提。第一，进行感性活动的个人所必需的物质生活条件。马克思指出： “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实践和他们必需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获得的和由他们自己的实践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7]
第二，人的感性活动。马克思将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8]总体来讲，唯物辩证法的前提就是从事活生生的现实感性活动的个人及其物质生活条件，就是实践者的主体及其包含着特定自然和社会条件的实践场域。正是受到实践场域的前提约束，唯物辩证法要关切现实，要实现对反映实践场域的时代精神的自为把握，是一定历史条件下具体展开的外在辩证法。由此，对于自在独立的思维形式的辩证法完全可以离开实践场域走自己的意识道路。相反自为辩证法必然要受到更为根本的实践场域的约束，反映具体时代的精神实质，在不同历史时代展现不同内涵。关于唯物辩证法，作为唯物主义者的马克思，更加注重其自为方面的内涵，更加注重的是唯物辩证法的时代气质。
唯物辩证法所具有的强烈时代气息，迫使唯物辩证法进一步转变为否定性辩证法。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中叶，世界充满了矛盾和冲突，帝国主义同殖民地的矛盾，帝国主义相互间的矛盾，以及其内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还有第三世界国家争取独立和解放的运动凸显。使得这一时期普遍将辩证法等同于否定性辩证法。
首先将辩证法看做否定性辩证法并付诸实践的是列宁。列宁生活在无产阶级阶级革命年代，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激化，使得斗争和对立观念突出。只有与敌人进行你死我活的激烈斗争，消灭对手，革命才会取得彻底胜利，否则任何的妥协、摇摆、犹疑都会使得革命斗争失败。在这样的年代，列宁从否定性方面来理解辩证法，突出辩证法对立、批判、革命、矛盾方面的内涵。列宁指出： “对立面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是易逝的，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9]“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辩证法就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对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10]
可见，列宁正是从否定性的方面来理解辩证法。同样，在实践中列宁也淋漓尽致的发挥了否定性辩证法的实践功效。大力提倡和组织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通过斗争手段来推翻一切剥削阶级的统治，最终取得了十月革命胜利。列宁之后，斯大林也强调从否定性方面来理解辩证法。
他认为： “对立面的斗争，就是旧东西和新东西之间，衰亡着的东西和产生着的东西之间，衰颓着的东西和发展的东西之间的斗争，就是发展过程的内在内容，就是量变转化为质变的内在内容。”[11]
同样处于革命和战争状态下的中国，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入，否定性辩证法渐渐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思想瑰宝。和列宁一样，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杰出代表毛泽东同志也格外重视从否定性方面来理解辩证法。毛泽东同志极度赞同列宁关于辩证法的理解范式，强调从否定性的方面来理解辩证法。毛泽东指出： “辩证法的本质是矛盾斗争问题，一切过程的矛盾运动同一是相对的，斗争是绝对的。”[12]“对立的统一性不是本质，对立的斗争（ 是） .”[13]显然，从列宁开始，马克思主义者往往习惯于从否定性方面来理解辩证法。
三、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所秉持的肯定性辩证法
在战争与革命成为主题的年代，人们习惯于从否定性方面来理解和阐释辩证法的全部内涵，高度赞扬辩证法的否定性品格，强调两极对立、批判、革命、斗争，在实践中突出阶级矛盾的关键性作用，大力开展阶级革命运动。最终，在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共同努力下，十月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真正意义上建立起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具有多重矛盾和战乱的年代，阶级革命、阶级斗争为解决这种混乱局面提供了有效途径，否定性辩证法自然而然成为当时理解辩证法的主流范式。可正由于否定性辩证法同时代革命精神相契合，加之十月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各民族争取独立解放运动的胜利，固化了否定性辩证法的理解范式。将否定性辩证法视为绝对的逻辑程式。最终，否定性辩证法的思维范式成为“政治第一，革命至上”意识形态的思维基础，成为“斗争哲学”“阶级斗争为纲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方法论基石。在把握现实实践上更是离开了活生生的实践场域，沉迷于教条主义的幻境，成为“反右扩大化”“肃反”“文革”等历史运动的理论支点，成为社会主义建设步入迷途的思想助力，造成动乱的历史悲剧。
新时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深刻反思历史经验教训，认识到无论辩证法以肯定性理解为主还是以否定性理解为主，都要取决于现实实践的需要和时代呼唤。在革命年代，否定性辩证法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现如今，时代变迁则要求打倒一切、否定一切、两极排斥、你死我活的否定性辩证法转向以兼容互补、和谐共存、稳中求进为主导的肯定性辩证法。
从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到各种分配方式并存，从和平发展道路、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理论到“中国梦”伟大思想的提出，无不体现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所秉持的肯定性辩证法的理解范式。
（ 一） 肯定性辩证法的理解范式与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乃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新的历史时期所做出的一项伟大举措，推进了我国巨大的历史发展。改革开放追其根本即是我国的执政理念已经由革命转为改革，由封闭转为开放，其根本即辩证法理解范式由否定转向肯定。因为，改革绝不是否定性革命而是肯定性的自我完善，开放也绝不是否定性的两极对立而是多种因素的兼容并蓄。在此意义上来讲，肯定性辩证法恰恰为新时期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基石。
（ 二） 肯定性辩证法的理解范式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新时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转变“文革”思路，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而是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重心，主张当前党和国家最为紧要的任务就是大力发展生产力。
为此，我们摒弃了“计划”与“市场”的严格对立，按照肯定性辩证法的理解范式将“计划”与“市场”有机结合，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当时，这一创举备受国内外人士争议，他们普遍认为社会主义只能搞计划经济，资本主义才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绝对对立的。可当我们实现辩证思维范式的否定性向肯定性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便成为现实。并且在此基础上，我们还进一步提出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各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安排。
（ 三） 肯定性辩证法的理解范式与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是二十一世纪中国发展的理论宪章，它立足于中国的国情和实践，贯穿着马克思哲学的理论精神和价值情怀。“以人为本”体现了马克思辩证法的价值旨归，“全面协调可持续”和“统筹兼顾”正是体现了辩证思维范式的肯定性取向。
（ 四） 肯定性辩证法的理解范式与“中国梦”的实现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曾明确提出：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而“全面深化改革”,要在“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胆子大、步子稳的前提下，“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注重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的全面有序的改进和有机调整。肯定性辩证法一向主张兼容互补、和谐共存、稳中求进，其所具有的全面性、协同性、稳进性的价值取向恰恰能够为“全面深化改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的思想支柱。
综上所述，我国成功实现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僵化封闭到全面开放，从传统价值理念到新时期价值理念的伟大历史转折，证明了从否定性辩证法到肯定性辩证法理解范式的转向。
参考文献：
[1][2][3][4]黑格尔。 小逻辑[M].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0.101,109,101,171.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2.317.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6.117.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6.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78.
[9]列宁选集，第 2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557.
[10]列宁全集，第 55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0.305.
[11]斯大林选集，下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9.428.
[12][13]毛泽东哲学批注集[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97,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