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报告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1]
但是，目前我们对文化的理解还存在着一些偏差，这不利于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开展。因此，必须找出当前文化理解存在问题的原因及其解决途径，厘清马克思文化概念的本意，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指明方向。
一、文化的“人化”与“微观化”:当前文化认识泛化的两种趋向
文化研究从上个世纪 80 年代以来，一直是学术探讨的重镇。对文化的认识目前主要存在着两种泛化趋向。
第一，文化的“人化”.有些学者认为，传统的狭义文化观（精神性文化）和广义的文化观（物质性文化、制度性文化、精神性文化）的划分，是一种文化的静态的理解方式，不足以反映文化的实质和内涵，所以，文化的理解更应从活动过程的角度来理解，文化作为活动过程要比结果更重要，结果是已有活动的结果，而文化就是一个无限运动状态。从这一角度来理解文化，可以说“文化即实践”[2]12.从实践的角度来理解文化，突出的是文化的本质问题，即“文化的本质是人化……人通过实践一方面将自身确立为与自然相对立的主体，另一方面又创造了一个属于他自己的文化世界”,[3]15强调文化与实践的相互依赖和同构性，文化的活动意义在社会历史中的创造地位。“文化的存在以自然的存在为前提，甚至可以说文化起源于自然。但文化却是人类非自然或超自然的存在方式，文化在本质上是相对稳定的人为的程序和为人的取向的统一。文化的产生即人为的程序和为人的取向的产生，文化的积淀即人为的程序和为人的取向的积淀，文化的发展即人为的程序和为人的取向的发展。”[4]
第二，文化的“微观化”.如果说前一种对文化的理解是从动态的角度纵向地拓展了文化的历史内涵的话，那么，后一种对文化的理解，则是从范围的角度横向开掘了文化的社会内涵。衣俊卿认为，在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理论中，虽然包含着一些微观理论的思想资源，但是马克思主要关注的是作为历史发展基础的宏观社会领域（经济领域）和宏观权力（政治权力）及其普遍规律问题，所以，代替这种宏观叙事和宏观理论范式的应是微观历史的文化分析。[5]10-13开启微观历史的文化分析，就是开掘处于人类社会结构顶部的人类精神知识领域（包括科学、艺术和哲学等活动），以及中层的社会活动领域（包括政治、经济、技术操作、经营管理、公共事业、社会化大生产构成）等的非日常生活世界之外的，处于底部的以个体的生存和再生产为宗旨的日常生活领域，[6]262-263强调存在于人们的衣食住行、饮食男女、婚丧嫁娶、生老病死、言谈交往等日常生活之中文化因素，作为生活世界的基本寓所和生存基地的根本作用。“它像血脉一样构成人的存在的灵魂；另一方面它构成了社会运行的内在机理，从深层制约着社会的经济、政治和其他领域的发展。”[6]
10这就从微观视域把文化（精神文化）的决定作用贯彻到底了。
由此，从马克思历史观的角度看，我们需要回答两个问题：其一，实践到底是文化的本质，还是历史的本质（包括历史的源起问题）；其二，所谓的“微观领域”在马克思的历史观中主要指的是什么？ 其在马克思历史观建立中的地位如何？ 微观领域和宏观领域之间的关系如何弥合？ 等等。不过，要想厘清以上两个问题，必须首先从本源上搞清楚马克思文化概念的本真含义，然后，才能找到文化认识泛化的原因和解决的途径。
二、精神文化：马克思的“文化”概念
马克思和恩格斯很少使用“文化”概念，据黄力之先生考证，把文化和文明两个概念加起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文本中，这两个概念也才出现了13 次（如果扣除文明概念的使用，那么文化概念的使用也就更少了）。[7]
27不过，我们认为，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文化概念的使用较少，但是，从中还是能够窥探到他们对文化概念使用的意义的。当然，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使用文化概念意义的追寻，不能看其表面，而要看其应用的语境和内在的含义。所以，我们认为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有两个地方的论述至关重要。其一：“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当然是出发点，被斯密和李嘉图当作出发点的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属于 18 世纪的缺乏想象力的虚构，这是鲁滨逊一类的故事，这类故事绝不像文化史家想象的那样，不过表示对极度文明的反动和回到被误解了的自然生活中去。”
[8]22其二：“历来的观念论的历史叙述同现实的历史叙述的关系，特别是同所谓文化史的关系，这所谓文化史全部是宗教史和政治史。”
[8]50马克思在此使用的“文化史”的概念，从其内在含义看，实际上指的就是唯心主义历史观。马克思在此使用的“文化”概念，同其紧接着在 1859 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使用的上层建筑即意识形态的含义是相通的。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在使用“文化史”这个概念的时候已经基本上确立了。另外，从 18 世纪和 19 世纪对文化概念大的使用语境看，文化基本上都是在意识观念的意义上使用的（比如人类学家泰勒1871 年给文化下的经典定义）。这种状况在当时的德国尤为突出。反对唯心主义历史观，建立唯物主义历史观，这是马克思一直努力的方向。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绝对不可能在其他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也说：“旧的、还没有被排挤掉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不知道任何基于物质利益的阶级斗争，而且根本不知道任何物质利益；生产和一切经济关系，在它那里只被当作‘文化史’的从属因素顺便提到过。”[9]
739恩格斯在此对“文化史”用语的使用同马克思的使用是相同的。
但也不是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明确使用过文化概念。例如，马克思在 1844 年《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中，在比较魏特林和蒲鲁东的理论水平时说：“谈到德国工人总的文化、知识的水平或者他们的接受文化、知识的能力，那我就提醒读者注意魏特林的天才着作，不管这些着作在论述的技巧方面如何不如蒲鲁东，但在理论方面有很多却胜过他。”
[10]483很明显，马克思是在知识观念的意义上使用文化概念的。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一文中说：“……使每个人都有充分的闲暇时间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科学、艺术、交际方式等等---中间承受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10]246这里的文化主要是指科学知识及艺术等精神形式。另外，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他地方，还多次在“文明”的意义上使用过文化的概念。
总体上来看，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文化概念的使用，是严格限定在精神生活、知识体系或者观念意识形态范围之内的，即在历史观的唯物主义视域之内来使用文化概念的。或者说，马克思的文化概念在广义上指的就是一个包括意义、价值、象征、观念、意识形态等主观因素，在狭义上主要指的是意识形态。因此，对马克思、恩格斯文化概念的无限扩展，是违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初意义和历史观的理论要求的。
我们在厘清了马克思主义文化概念的本意之后，下一个问题就是要弄清文化泛化的原因和问题解决的途径了。
三、整体视野：马克思历史观对文化认识的圈定
很多学者之所以会对文化持有以上两种理解，其根本原因在于对马克思历史观的误解。不错，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建立在社会基本矛盾动力基础上的社会结构、历史阶段以及历史发展趋势的论述，无疑是马克思历史观的核心部分。但这并不是马克思历史观的全部内容，这里还涉及两个问题。
第一，“从何处来”又“往何处去”[10]415的问题是马克思毕生倾心关注的问题。在《序言》中，马克思虽然指出了人类历史“向何处去”,即人类社会导向共产主义的必然趋势问题，但是并没有涉及人类社会的源起和本质问题。但这并不等于说马克思没有这方面的认识。这个问题首先是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中提出来的。“对社会主义的人来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所以关于他通过自身而诞生、关于他的形成过程，他有直观的、无可辩驳的证明。”[11]310这是《手稿》中的一个核心思想。其所要阐释的，就是后来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一文中所强调的，是劳动实践创造了人和人类社会，也即恩格斯所说的，“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
[12]258安启念认为，马克思用劳动实践对自然界、人和人类社会的起源和发展的揭示，是一种“大唯物史观”.这一认识的核心内容就是说，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阐释的核心思想并不是“人化”的文化哲学，而是“一种用总体性眼光看世界的哲学理论。这一理论的核心是劳动实践，特点是把自然界、人和人类社会理解为在劳动实践的基础上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整体。从共时态的角度出发，它用实践对整个世界，对自然界、人、人类社会的现状及其联系，都作了唯物主义的解释，是一种世界观。从历时态的角度出发，它用实践的发展在相互联系中合理地解释了自然界、人、人类社会的协同发展，是一种历史观，即马克思所特有的大唯物史观”[13].这一认识是很有见解的，但同我们的认识也有点分歧，即把马克思在《序言》中对其历史理论的论述，称为“小唯物史观”,而把《手稿》中对人、自然、社会问题的论述称为“大唯物史观”,是没有必要的---不用把二者截然二分，马克思的历史观是一个整体。具体说，马克思的历史观从本体论上讲，就是回答社会历史的源起、本质、结构、发展动力、过程、必然趋势等问题。所以，有些学者认为《手稿》主要是解决文化的逻辑起点，即从人与实践的关系中探寻文化的发展规律，以及文化的本质即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等问题，[7]35-40是不符合马克思本意的。如上指出，马克思在《手稿》中主要是探讨历史的源起及其本质问题。
第二，马克思在《手稿》中解决了《序言》中没有涉及的历史的源起及其本质问题，但这里还有一个历史的立足点问题没有解决。马克思历史观的立足点是马克思历史观的一个先在问题。这个先在问题既不是时间上的先在，也非逻辑上的先在，而是一个“本源性”的问题。正是这个本源性问题的解决，才构成了马克思历史观的深层根据。这个本源性问题的解决首先在于彻底告别观念论，从观念世界返回到现实世界中来，以找到历史发展的立足点。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家庭和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颠倒）和《神圣家族》（对苹果、梨等现实事物与“果实”实体关系的颠倒）中首先完成了对思辨哲学的批判，途经《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新世界观“感性活动”观念的确立，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终于确立了“从人间升到天国”的历史的立足点---现实人的现实生活。其中最典型的一句话就是：“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是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首先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能够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
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时这也是人们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现在也和几千年前一样） 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14]78-79这里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思想值得注意：
其一，确立了生活（微观日常生活领域）为历史的立足点（前提）的观点。生活从其内涵上讲，当然不仅仅是物质需要（还包括精神需要），而“物质生活资料”无疑是人类生活的“第一需要”.人们只有首先吃饱肚子才能够去从事其他活动如政治活动、宗教活动、艺术活动以及其他一些日常活动，等等。其二，确立了“生活决定意识”（物质实践解释观念），而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观念解释实践）的社会（生活）历史认识路线。在马克思的历史观中，存在着广义的社会存在与狭义的社会存在两种认识，广义的社会存在指的是人类社会现实的生活过程（与社会意识相对），而《序言》中狭义的社会存在则主要指的是生产方式（与观念的意识形态相对）。这就彻底告别了文化决定论的社会（生活）历史观。其三，确立了《序言》中历史观具体内容的逻辑起点。
即从生活需要出发，一方面会涉及人与自然的物质关系，另一方面会涉及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前一个关系即生产力，后一个关系即生产关系。由此，必然会逻辑地导向《序言》中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社会结构、历史阶段以及发展趋势等历史观的具体内容，从而弥合了微观和宏观之间的裂隙。
当然，马克思对“生活”的理解，同胡塞尔、许茨、赫勒以及哈贝马斯等对生活世界的理解是有所不同的。西方这些学者提出“生活世界”的背景和目的在于克服“科学世界”对“生活世界”的奴役，超越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对人的片面化理解，强调的多是精神方面的价值和意义问题。对于马克思而言，只有物质生产活动，才是“生活世界的优先通道”.[15]
可见，马克思历史观的整体性，即以生活为立足点的（也是认识历史的视界，当然也是人类历史追求的目的），关于历史的源起、本质、结构、发展动力、过程、必然趋势等问题为内容的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整体历史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一方面是为了丰富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另一方面又承载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功能。很明显，这种理解只能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意义上来使用。
参考文献：
[1] 胡锦涛。 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N]. 人民日报，2012-11-09（02）。
[2] 李江涛，等。 当代文化发展新趋势研究[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
[3] 邹广文。 当代文化哲学[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4] 郭湛，田建华。 理解文化及其可持续发展[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2,（5）。
[5] 衣俊卿。 现代性的维度（ 总序）[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
[6] 衣俊卿。 文化哲学[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
[7] 黄力之。 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与现代性[M]. 上海：三联书店，2006.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