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3 章 中国农村干群关系的现状
构建和谐农村干群关系，必须对当代中国农村干群关系的现状进行深刻分析，既要看到农村干群关系和谐健康的一面，也要看到矛盾冲突的一面，进而把握农村干群关系呈现的新特点，提高构建路径的科学性和实效性。
3.1 农村干群关系的现状。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农村作为改革开放重要阵地而备受关注。在改革中，最早获益的农村，同时也是问题最多的地区。这些问题集中体现在农村干群关系中，使得农村干群之间呈现出和谐健康与矛盾冲突并存的局面。
3.1.1 农村干群关系总体呈现和谐健康。
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随着群众路线理论的逐步恢复和进一步发展，干群关系也得到恢复、改善和发展。农村作为中国改革、发展的主战场，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线，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成为推动农村改革、发展、稳定工作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特别是围绕群众路线所进行的一系列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以来，更加凸显了践行群众路线必须正确处理干群关系这一基本要求。农村干部积极贯彻和践行群众路线，赢得了群众的广泛支持和拥护，使得农村干群关系总体上呈现和谐、融洽、健康的发展态势。
第一，以"亲民"为感情基础，尊重和关心群众，和谐了干群关系。
亲近还是疏远农村群众，首先是一个感情问题，是看待农村干群关系的起点。对待农村群众的感情应该是内生、认真、长久、实在和崇高的，而不应该是外压、敷衍、一时、表面和庸俗的。其次，亲民是将关心群众付诸实际的具体行动，即农村干部真正地走进农村群众生活，感受群众生活疾苦，了解群众需求，帮助群众解决困难的具体行动。因此，亲民是上述二者的结合，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拉近干群关系，为和谐干群关系奠定基础。回望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中国取得的伟大历史成就，无不与群众的支持和信任有关。而这种支持和信任是通过干部关心群众、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的具体亲民行动赢得的。同时也留下了诸如孔繁森自买药箱、为藏民治病，吴金印与群众同吃住、共治水患，小岗村民三按手印、集体挽留沈浩等等有关鱼水般干群关系的感人故事。在新时期，农村干部突出了对农村困难户、五保户等的关心，经常慰问孤寡老人，从精神和物质上给予了关怀，并采取相应的有效措施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
第二，以"便民"为基本要求，主动服务群众，密切了干群关系。
农村干部本着便民的基本工作态度和要求，积极探索和发展联系、服务群众的有效方式方法来解决农村群众生产、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并且取得显着效果，使得农村群众真正享受到正当利益的回归，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例如，广东省茂名市实施的乡镇领导干部驻点常态化；上海市黄渡镇设立的 "百姓服务站",通过向村民发放"连心服务卡"和设立"百姓讲台"的方式方便村民表达意愿；绍兴市创新"民情通"工作机制，在加强干群沟通、整合利益等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效。这些做法的共同特征表现为：在联系群众方面，突出了农村干群接触的直接性，第一时间、面对面解决问题；在服务群众方面，突出了主动、自觉性。农村干部以农村群众的切实需要为核心，真正践行着想之所想、急之所急、帮之所需的基本要求。
第三，以"为民"为最终目的，带领群众致富，加强了干群关系。
随着市场经济在农村地区的深入发展，能否带领群众发家致富成为影响农村干群关系的首要因素，所以为民就集中体现在能否让农村群众真正地富裕起来。目前，有 320 多万的基层干部默默奉献于基层。2013 年 5 月至 2013 年 8月开展的"寻找最美村官"大型公益活动和 2015 年 3 月 26 日起展开的"最美基层干部"系列人物报道，都是对"最美"系列活动地延续和深入。"最美"是对坚守基层干部的最高赞誉，更是对他们维系良好干群关系工作的极大肯定。
基层干部作为反映社会的一面镜子，通过他们的典型示范作用来带动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反映在他们身上共同的特点是真正给群众带来了福祉，提高了群众的收入水平，密切了干群关系。例如，将"农牧民的期望作为工作最大动力",被农民亲切地称为"女财神"的梅园雪；经过八年苦心经营，谱写女村官传奇的韩丽等。"村民、农民、群众贴心人"、"民工局长"、"乡亲的助理"等等对农村干部的亲切称呼成为农村干群关系和谐的最好表述。
3.1.2 部分农村干群关系存在矛盾冲突。
在中国农村干群关系呈现总体和谐健康的局面下，部分农村干群之间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因素，甚至发生矛盾冲突。部分农村干部作风不正，贪污腐败问题突出，降低了农村干群之间的信任感，使得潜藏着的巨大矛盾和冲突通过信访和上访的方式表现出来，甚至爆发群体性事件。
第一，部分农村干部作风不正，与民争利日益严重。
"基层干部尤其是'村官'渐成腐败重灾区。自 2013 年以来，全国各地公开村官违纪违法案件 171 起，其中，涉案金额超过千万的案件有 12 起，总金额高达 22 亿。"[1]
农村干部虽不属于国家公务人员，但因掌握一定的权力和资源而处于强势地位。部分农村干部凭借这一地位，干着利用公款大吃大喝、奢靡浪费甚至直接侵吞扶贫资金、粮食补贴、征地补偿金等损害农村群众切实利益的事情。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当干部就是为了捞取钱财。
第二，上访现象愈演愈烈，非正常上访时有发生。
农村群众对农村干部、基层组织不信任，彼此之间关系冷漠，当切身利益受到损害时往往采取上访的形式，致使上访总量高位运行，甚至非正常上访时有发生。上访形势的严峻性充分显现出当前二者关系的紧张程度。首先，所反映问题的集中性，聚焦于"土地纠纷、村委会选举、村两委干部的职务行为、村民资格与利益分配、农村规划建设、环境污染等七个方面"[2]
.其次，农村群众采取的上访形式呈现出集体、越级、智力、寻机并存的特点，并且利用便利的交通和通讯条件，扩大影响力。最后，缠访、闹访等非正常上访表现出合理诉求长期得不到满足和期望获得额外利益的两重性，使得上访这一维权方式变质。
第三，群体性事件易发多发，社会影响性增大。
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易发多发，反映了干群之间利益冲突的激化，并呈现出以下三个方面的阶段性特征。首先，涉及领域扩大，且以"维权型"事件为主。
如，2011 年，广东乌坎事件；2015 年 4 月 6 日，广东罗定市的环境类群体性聚集事件；2015 年 7 月 29 日，山东店子集镇刘家村发生的大规模持械斗殴事件等。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事件所涉及范围由经济扩展至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且以争取、维护利益为核心。其次，农村群众表达诉求的方式更加激烈、对抗性更强。烧杀抢砸等方式均有采用，甚至有些无直接利益群众本着泄愤的心态参与其中，从而加剧了对抗。最后，组织化程度提高。群体性事件从酝酿到发生需要一段时间，农村群众可以通过彼此互动，加强了解，以形成利益共同体或者是产生带头人的形式争取和维护利益。
3.2 农村干群关系的新特点。
从农村干群关系的发展现状来看，总体上的和谐健康与局部的矛盾冲突共存是其呈现的鲜明特征。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使得二者之间的关系表现出了一些新的特点，分析并把握这些特点，将为促进农村干群关系向良性健康的态势转化奠定基础。
3.2.1 由感情认同向利益认同转变。
改革开放前，党和国家强调更多的是根本的、全局的利益，加之受平均主义分配方式的影响，存在于农村干群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及其差异性长期被压抑，感情关系、思想政治关系则占据主导地位，农村干群之间以情感为纽带，表现为相互之间的感情认同。改革开放后，物质利益关系上升为主导地位，农村干群关系仅仅依靠政治情感关系已很难维持，相互之间更多地表现为利益认同。主要体现在：一方面，农村群众对待农村干部的态度更加倾向于经济理性化，以是否能够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和改善民生作为主要衡量标准，追求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另一方面，农村干部唯 GDP 至上的政绩观，把实现经济增长作为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在做群众工作的过程中，只关注和解决与自身利益相关的工作，很少深入群众实际生活，忽视了群众的心态情绪变化、心理诉求满足等，缺乏情感交流。
3.2.2 逐渐由单一性向全面性转变。
伴随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农村干群关系日益趋向复杂化和多元化，逐渐从单一性走向全面性，表现形式多样化。具体表现在：一是，农村干群关系多层级化。由改革开放前的社队干部和群众个人之间的双方关系演变为乡镇干部、村组干部和群众个人之间的多层级关系；二是，农村干群发生关系的领域扩大化。逐渐由经济领域延伸到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在内的社会各个领域，并且在这些领域发生关系的频率呈上升趋势；三是，不和谐的农村干群关系所造成的社会影响覆盖面广泛。目前，农村社会各种矛盾错综复杂，相互交织，不和谐的农村干群关系成为农村教育、医患、邻里等各种社会矛盾的汇聚点，一旦处理不当，容易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潜藏着巨大的聚合性风险。
3.2.3 由隐性缓和向显性冲突转变。
随着转型期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人们对于利益的追求几乎到了痴迷和疯狂的程度，使得人们在获得普遍利益的同时，产生了巨大的利益差距甚至导致利益冲突。一方面，计划经济体制下被压抑的农村群众个人利益诉求得到释放，并且逐渐趋于多元化、个性化。农村群众敢于直接公开追求物质利益，争取民主政治权利、文化信息权利，维护生态权益等。另一方面，农村干部成为与农村群众在政治、经济等领域存在利益差别的利益阶层，对自身利益的关注和重视程度超过以往任何时候，甚至为实现利益目标不择手段。农村干群之间发生摩擦、碰撞和矛盾的可能性增大，使得原本简单缓和、容易理顺的干群关系变得尖锐复杂，加大了处理难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