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村茂树在推动日本道德运动的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视日本国民“公德”状况的改观,提出了关于日本近代“公德”建设的独特见解。西村茂树对“公德心”之培养的论述,不是按照常用的理论推导,也不是高谈阔论,而是结合明治初期日本“公德”的状况,将“公德”分为“消极公德”与“积极公德”,列举出现实社会中“公德”方面存在的问题与弊端,称之为“消极公德”;在此基础上,又列举了理想的、积极的、高水平的社会“公德”应该有的状态,称之为“积极公德”,这为人们的“公德”行为设定了理想的目标。西村茂树“公德论”的理论贡献是:“公德论”勾勒了关于高水平社会“公德”的国民思想像,描绘了社会“公德”的理想状态,为社会“公德”建设指明了方向;“公德”建设强调“借政府的力量是必要的”,对政府推动“公德”快速提升给予了很大的影响。当时作为日本弘道会的会长的西村茂树将“道德论”与弘道会结合,使弘道会成员以身作则,做“公德”的示范,然后向民众阐述,从而推动了社会“公德”迅速发展。
关键词：西村茂树; 公德; 建树;
Shimura Shigaki in Meiji Period on the Contribution of Public Morality
SHI Shao-bo
College of Humanities,Xidian University
Abstract：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Japanese moral movement, Shimura Shigaki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improvement of the public morality of Japanese people and put forward his unique view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ublic morality in Modern Japan. Shimura Shigaki's discussion on the cultivation of public morality is not based on the commonly used theoretical derivation, nor is it a high-profile discussion, but combining with the situation of public morality in Japan in the early Meiji period, he pides public morality into negative public morality and positive public morality, and lists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disadvantages in public morality in the real society, which is called negative public morality; on this basis, he also lists the ideal, positive and high-level social public morality should have a state called positive public morality, which sets an ideal goal for people's public morality behavior. Shimura shigaki's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 of public morality theory is that public morality theory outlines the national ideological image of high-level social public morality, describes the ideal state of social public morality, and points out the directio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public morality;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 morality emphasizes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borrow the power of the government, which has a great impact on the government's promotion of public morality; at that time,Shimura Shigaki, President of the Hong Dao Association, combined moral theory with the Hong Dao Association, so that members of the Hong Dao Association set an example, he demonstrated public morality and then explained it to the public, thus promoting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ocial public morality.
西村茂树(にしむらしげき),生于1828年,卒于1902年,少年时期开始学习儒学,后来又学习兰学、英学。西村茂树是明治时代的思想家,被誉为明治时代卓越的道德学家。西村茂树在幕府末期作为佐仓藩士,成为藩主堀田正睦的亲信并参与藩政,为藩政改革等做出了贡献。1873年(明治六年),西村茂树与福泽谕吉、森有礼、加藤弘之、西周、中村正直、津田真道、箕作秋坪等学者共同创建了“明六社”。在其创建的《明六杂志》上,西村茂树不仅介绍了西方的思想,而且发表了三篇关于儒家道德意识的论文。在进行启蒙活动的同时,西村茂树还作为文部省编辑局长担任教科书的编辑等,此后一直起到了振兴、普及社会道德和推进道德教育的巨大作用。明治六年(1873),西村茂树开始在文部省工作,除了承担教科书和辞书等编纂工作外,并且还担任天皇的侍讲。以1873年(明治六年)为界,有些学者把西村茂树的思想分为两个时期:1873年(明治六年)以前,西村茂树主要介绍西方的思想,被称为启蒙时期;1873年(明治六年)以后,西村茂树主要阐释自己的主张,被称为国家道德主义论时期。西村茂树于1876年(明治九年)创办了东京修身学社,随着东京修身学社的日益发展,其于1887年(明治二十年)年改称为日本弘道会,主旨在于恢复日本的传统道德,西村茂树担任日本弘道会的会长。西村茂树非常重视对国民进行道德教育,并主张以儒学为主、西学为辅对日本进行国民道德教育;主张西学与儒学共存,传统性与现代性共存。西村茂树着有《日本道德论》《日本道德史》《国民训》《论修身教授法》《道德教育论》等书。西村茂树认为道德问题是国家根本性的问题,在推动日本道德运动的过程中,他注意到了“公德”在道德建设中的重大作用,于是投身社会“公德”的提升中。西村茂树以“公德论”为基础撰写了《公德养成意见》,刊登在明治三十四年一月的《读卖新闻》上,后来被收录于读卖新闻社编纂的《公德养成之实例》中。本文将具体分析西村茂树“公德论”的形成背景、主要内容以及理论贡献。
一 西村茂树的“公德论”之背景
1868年10月23日,日本国改年号为“明治”,在政治上学习西方政体,进行了近代化的政治改革;经济上学习欧美的先进技术,力图推动工业化;文化上明治政府大力提倡“文明开化”,推动了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一系列改革,各项改革被称为“明治维新”。伴随明治政府的“文明开化”的开展,日本与西方的人员来往愈加密切起来,然而当时日本的“公德”状况,受到了西方人士鄙视甚至侮辱。因为“当时江户时代,东京市内人们排泄的粪便,被用作近郊农村的重要肥料,于是近郊农民一大早就汲取城镇中便桶积存的粪便,在扁担前后悬挂两个粪桶,再挂在马背上往来于市内,而运送粪便的粪桶不断地散发着臭气。并且当时东京市内路旁的厕所少,日本人自古以来就有恶习,各处可见有人立在路边小便。”[1]3这种陋习一直延续到明治初期。明治维新后,欧美人来到日本后,感到非常不适并鄙视日本当时的陋习,对此加以讥讽、嘲笑。面对西方人对明治初期国民“公德”状况的不满,日本学界开始反思,“独立的社会伦理观念以及讨论在明治一二十年代已经出现,……在这个阶段,言论界中出现的有关社会伦理的词语有:公共心、公益心、社会道德、公共的道德、公德等,还有人直说‘对社会公众的道德’(社会公众にたいする公徳)之类的。……明治三十年代以后,公德成为日本社会伦理论述中的核心概念,对社会意识在日本的树立与普及,发挥了巨大的力量。……在明治三十年代,即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日本出现了一个讨论和宣扬社会伦理的热潮。这个热潮的核心议题就是公德,而且以明治三十四年(1901)为顶峰。这个热潮把社会伦理的意识明确注入日本文化,终而导致日本道德心灵版图的一大变化”。[2]209-216明治时期,就西方文化的冲击,许多学者对当时日本社会的“公德”状况进行了反思和论述。
明治时期的加藤弘之论述了“公德”颓废的原因:“我国道德的颓废没有比今日更甚的了,公德私德都极其紊乱,社会的风俗和教化堕入了危机时刻,由此各方呼吁要重视公德养成之必要性和重要性,是值得庆贺的事情。有的理论家认为我国民有私德观念但无公德思想,我不赞成此观点,因为不是我国没有公德的思想,而是公德的实行遭到破坏而颓废了。很明显我国民私德和公德兼有,例如武士道的重信义、尊廉耻、重约束、贱虚言等具有丰富的公德思想,然而维新的变革,破坏了社会的要素,时势的波澜搅乱了国家的风纪,使武士道颓废、孔孟之道远离。”[3]1
南摩纲纪这样论述了明治初期的道德颓败状况:“盖明治以来,舍旧趋新,忘本追末,玉石共焚,唯利是兢之由焉耳。”[3]1“公德”“私德”都属于“道德”,南摩先生认为日本古代本来是礼让廉耻之君子国,然而明治以来,人们以为外国只是精于有形技术,疏忽道德,殊不知其实外国不但精于技术并且精于道德,其结果是“邯郸学步”“忘本追末”“玉石共焚”“风俗颓败”“礼让廉耻扫地”。
明治时期的久保田譲这样论述明治初期的道德颓废状况:“伴随着明治维新以来时势的激变,道德的颓废日甚一日,国民的风气越来越轻佻浮薄,举国上下快速输入唯形而下文明,而把风教道德置之度外,教育方针具有流于形式的恶弊,教育的目的忘却了国民精神的养成,其结果导致了今日道德的颓废。”[3]1
明治时期的冈田良平这样论述明治初期的“公德”状况:“国民的风尚人情,因为地理、风土、宗教、政体等不同,其发展也各有不同。……英国民可以说是最强最大的国民,富有大国民的风尚……大国民的风尚是坚忍不拔、挚诚敢为、具有冒险气象、怀有广大的思想,富有公德观念:独立、自尊、自劳、自治、冷静、沉着等特性,不拘泥于空理、空想、外观、形式,具有实学、实际、应用、工夫等。而观我日本国民的风尚性情,虽然具有忠勇、侠义等风尚,但是坚忍、挚诚、敢为、冒险、远大、独立、冷静、沉着等公德观念,恐怕远远不及英国国民。”[3]1-2
由上述可知,尽管明治时期的学界对当时日本社会“公德”低下的原因认识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都承认明治初期日本的社会“公德”状况颓废,并且认为明治政府在“公德”建设方面不力。在如此的社会背景下,西村茂树在明治初期就批判了当时日本疯狂模仿、追随西欧的社会风潮与政治导向。西村茂树指出某些人一味地模仿西方,连日本的国势、人情、良法等都不顾及了,更严重的是有人居然提出日本不仅教育方法要改革,甚至文字也要改。他就此质疑道:日本人种也要改吗?西村茂树呼吁日本道德的再确立,抨击将日本全面西化的言论。西村茂树不像福泽谕吉那样,一味地信奉西学而排斥儒学。与其不同的是,西村茂树反思儒学、并且某种程度上认同儒学的价值,批判儒学道德中的等级观念以及男尊女卑思想,主张汲取儒家的良好道德思想;反对日本全面欧化,但也主张适当汲取西方的积极文化和道德。西村茂树认为不能忘却日本固有的思想而盲目崇拜西方,倡导儒学道德在日本的必要性,主张在汲取儒学与西学的合理思想的基础上,充分了解日本的现状,结合日本的实际情况,构建日本的道德论,并且不断推动日本的道德运动有序发展。西村茂树于明治二十年(1887年)公开出版了《日本道德论》,对始终效仿和追随西欧的政治和社会现状敲响警钟,呼吁国民道德确立。西村茂树在辞去官职的晚年,一边执笔进行文字活动,一边走遍全国,成为了日本对国民进行道德教育的先驱者。西村茂树在推动日本道德运动的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视日本国民“公德”状况的改观,带领“弘道会”成员全身心地投入到“公德”状况的改善之中,并且提出了关于推动明治时期“公德”建设的独特见解,推动了明治时期日本“公德”的发展。
二 西村茂树论“公德养成意见”
“公德”无疑是属于“道德”的范畴,从古代开始就有关于“道德”的不同界定。“道德”这个概念中的“道”原指道路,道路都是有边际的,因而“道”本身就蕴含了一定的规则、规范的意思,引申过来即指普遍的法则;“道德”中的“德”与“得”相通,是指由遵循规则规范所表现出来的德性、品格等。[4]关于“公德”的界定,明治时期才明确规定。“公德”是公众的道德,是社会生活中需要遵守的基准和法则,提升全民的“公德”水平,必须培养公民的“公德心”。所谓“公德心”就是在社会(集体)生活中注重公德守护的精神,“公德心”就是遵守“公德”之心。“西村先生在明治三十三年十二月,对公德心养成表述为消极方面(公德心欠乏的日常事例)和积极方面(应该养成之公德心的具体细目)。”[5]因此,具有“公德心”就是作为社会的一员,不给别人添麻烦,维护公共的礼仪和利益,维护社会关系的和谐,促进社会的发展。明治时代社会伦理论述最显着的成果就是产生了一个核心概念:“公德”(或“公德心”),……“公德”与“公德心”这两个词语的内涵完全相同。“公德”是代表某种特定德行的概念,“公德心”则是指个人具有这种德行的意识状态。[2]207明治时期关于“公德”的定义也有多种,其时理论界对“公德”的定义可以说五花八门,但对“公德”的认定,理论界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凸显“公德”的“公”,而这个“公”与“私”是相对的,“公德是相对于群体而言的”。[6]9不伤害公众利益是最起码的“公德”表现,维护公共的秩序、珍惜爱护公共财物等,“公德”是关于社会生活中的道德,是公众道德。关于“公德”与“私德”的界定,福泽谕吉定义得详细而具体,但西村茂树没有进行定义性的规定,而是在论述如何体现“公德”行为的过程中,显示了“公德”的内涵。有日本学者认为:“对熟人给予关怀、关照属于私德,对不熟悉的人给予关怀、关照属于公德。……例如年轻人乘坐汽车时,见了站在他面前的不认识的老年人安然地坐着,见到他的上司上了车则飞速地站起来让座,这样的行为就是没有公德的行为。而在公共汽车上,见了不认识的老人毫不犹豫让座的人,就是具有公德的人。……公德心问题是在内心的基础上,关乎于社会的利害、秩序的问题,当然,表现在行为是否适当的问题,可以说是行仪作法的问题。躾(しつけ)是日本固有的文字,不是汉字,……躾(しつけ)主要表现行为的外形,遵循行仪作法而表现出来的美。……并且重视心情与善意……男人穿衣不能裸露膀子、女人穿衣不能露胸、不能随地吐痰、男人不能随地小便……”[7]西村茂树在其着作《公德养成意见》中,论述了“公德养成”的具体建议,其中阐释了弘道会在推动“公德”提升中的作用,还详细地归纳论述了“消极公德”与“积极公德”。
西村茂树非常强调“弘道会”对于推动社会“公德”发展中的作用,相对于依靠政府的力量,西村茂树更加呼吁“弘道会”发挥冲锋陷阵的作用。他指出:“日本弘道会,对于日本公德教育是最有力的。让国民养成公德,首先应考虑如何让弘道会员自己养成公德并以身作则,以自身的行动为众人做示范,并且热心地向众人阐述,同心协力共同努力实行,相信除此之外没有培养公德的方法。或者假借政府的力量是必要的,但是首先是会员自己尽力,在取得社会信任的基础上提出建议也是可以的。关于公德,会员应该多多付诸实际行动,不努力实行而假借政府之力,非本会宗旨。”[3]106-107西村茂树在这里阐释了日本“弘道会”以及政府在推动“公德”提升中的作用,突出了弘道会成员在推动“公德”发展中的带头、示范作用,强调弘道会应努力借助政府的力量,发挥日本“弘道会”在推动“公德”发展中的作用。
西村茂树创造性地提出了“消极公德”与“积极公德”,并指出:“凡是公德有消极与积极公德之别。”[3]107关于“消极公德”,虽然没有定义规定其内涵,但是在《公德养成意见》中,西村茂树列举了明治初期日本国民 “公德”欠缺的表现,并且把这些表现称为消极的“公德”:“(一)不遵守时间的规定之事;(二)无故缺席聚会节日;(三)踏入禁止出入的场所折取公园里的花卉之事;(四)在泥土墙壁以及神社佛阁的外墙乱涂乱画之事;(五)弄脏政府机关、旅馆以及其他公共场所之事;(六)乘坐汽车、气船或称乘合马车的时候只顾自己的方便而给他人造成麻烦之事;(七)上下汽车、气船以及在其他拥挤的场合推搡别人挤上挤下之事;(八)只珍惜自己物品不珍惜他人物品之事;(九)借了他人书籍等物品损坏了就那样归还之事;(十)疏于还债的期限之事或者特意以恩相抵负债之事;(十一)拖拽重物破坏道路之事;(十二)农田宅基等占用他人的地界之事;(十三)对于公共水利个人占据便利之事;(十四)偷盗别人家的果物或者盗伐山林之事;(十五)制造的器物外观美而内在质量粗糙之事;(十六)编织物的边角一二尺的地方做工谨慎认真,里面则做得粗糙之事;(十七)用劣品冒充良品,以花言巧语欺人,以贪图不当之价;(十八)为了自己获得大利,而损害了众人的利益之事,比如足尾铜山这样的例子也很多。”[3]107-108足尾铜山(あしおどうざん),曾经在江户时期是着名的产铜之地,然而随着采矿事业的发展,由于矿主只是顾及自己的利益,致使采矿产生的废气、污水没有经过处理而随意排放,给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使周围的用水、农作物受到严重污染,直接威胁了周围人们的健康。西村茂树列举的“消极公德”行为,都是妨碍别人利益的行为、都是给别人造成麻烦的行为、都是给别人造成困扰的行为。西村茂树认为日本明治初期在“公德”方面存在的弊端,还能列举出许多,同时西村茂树认为列举的十八条弊端,如果能够全部改善的话,日本国民的风气就会变得善美,社会“公德”状况就会明显改观。西村茂树不是进行空洞的理论推理,其“公德论”直接揭示了当时社会“公德”方面存在的弊端。他将当时 “公德”方面的不良行为详细列出并且督促逐一改正,对扭转社会风气、提高“公德”水平,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关于“积极公德”,西村茂树提出了日本国民遵守社会“公德”的必要行为,并且把这些行为称为“积极公德”,具体为:(一)培养自治的精神;(二)奖励教育卫生;(三)遵守财产共通之法(例如“弘道会相助法”);(四)全部改善关于土地的恶风俗;(五)住在同市町村的人们应该共利害,同心协力相互帮助;(六)实行水火盗贼饥荒预防法,必须是生活在相同区域市町村的人们联合实行才会有效;(七)善于发现、通告为同市町村的全体成员谋幸福之事;(八)表彰善行者其德,助力善良发明者以成就其事业;(九)如果遇到受冤枉的罪者,就应该谋求为其伸张冤情解除其忧郁;(十)如果孤寡妇女或者无能力者被奸猾者欺罔应该迅速救援;(十一)对穷人或者残疾人应该救助,但不仅是给予米钱,而且要帮助他们利用其专长获取谋生之业;(十二)对于国家公益之事应该尽力助之;(十三)如果有机会的话,应该考究预防贫富不均之法;(十四)市町村内有发生纠纷的事务应予以救助;(十五)如果自己的市町村与其他的市町村之间发生纷争之事,应该抛弃私见服从公义;(十六)国家利益与地方利益相冲突的时候,应该以国家利益为先、地方利益为后;(十七)注意到国家的经济,挽回国外贸易不均衡;(十八)如果想要自己或者市町村全部富裕,应该以富国之念为之。[3]109-110西村茂树对“积极公德”的描述,涉及他人的利益、公众的利益、团体之间的利益、国家的整体福祉等,这是十八条中处处凸显出利他的“公德心”,显示了个人与他人、与集体、与国家的关系。西村茂树列举十八条“积极公德”,也体现了他对“公德”内涵的规定。在他对“公德”的认识中,“公德”涉及的对象为公众、公共财物、集体利益、他人利益、国家利益,蕴含了“公德”对公众、对公共财物、对公务、对国家的德义。全体公民如果做到西村茂树描述的这十八条项“积极公德”行为方式,就会极大地推进国民文明大幅度发展,就会提升整个国家的“公德”水平。西村茂树还强调了“积极公德”需要“市町村”全民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西村茂树列举的“积极公德”十八条中的“培养自治的精神”,其主旨也是要求每个人管理好自己、治理好自己,就不会危害他人的利益,就会有利于社会“公德”水平快速提升。
西村茂树对“消极公德”与“积极公德”的论证是相辅相成的:“消极公德”行为需要改正;“积极公德”行为需要发扬。西村茂树对“公德心”之培养的论述,不是按照常用的理论推导,也不是高谈阔论,而是结合明治初期日本“公德”的实际现状,列举出现实中“公德”状况存在的问题与弊端,其理论有针对性、关键性、现实性。西村茂树在归纳了消极“公德”的基础上,又列举了理想的、积极的、高水平的社会“公德”应该有的状态,为人们的“公德”行为设定了理想的目标,为全体国民提升“公德”水平提出了具体的行为指导,具有可操作性。西村茂树“公德论”的特点,就是在规制人们“公德”的行为中,凸显“公德”的内涵和目标。总而言之,西村茂树的“公德论”既显示了理论的高度,又显示了实践的纬度,更蕴含了“公德”的内涵。
三 西村茂树的“公德论”之功绩
西村茂树被誉为明治维新时期的启蒙思想家之一,曾有日本学者这样评价西村茂树:“温厚笃实、对人和蔼、谨直而不屈服权威、不随波逐流、清廉洁白而终其一生。……是言行一致的君子,后世像他这样的人很少。”[8]在明治初期日本全面西化的热潮中,西村茂树也研究西方的思想,但是不随波逐流,保持清醒的头脑,反思全盘西化出现的后果。西村茂树既有深厚的儒学底蕴,又能接受新时代的新知识,认为对国民的道德教育应以儒学为根本,同时又接受西方的某些思想。西村茂树知识面宽广,故而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西村茂树“公德论”的功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在“公德”建设方面,西村茂树的“公德论”勾勒了关于高水平社会“公德”的国民思想画像,描绘了社会“公德”的理想状态,为社会“公德”建设指明了方向。西村茂树首先列举了明治初期存在的“公德”问题的种种弊端,对不守时而给别人造成困扰之事、在公共场合只顾自己便利而影响他人之事(乘坐公共交通抢上抢下等)、乱涂乱画等不珍惜爱护公共财物之事、足尾铜山的公害问题等,具体列举了十八条,把现实生活中某些国民缺乏“公德”的行为不留情面地列出,并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释。西村茂树在列出急需改观的“公德”方面弊端的基础上,继而提出了良好的社会“公德”状况之下应该有的行为,也具体列出了十八条,对良好“公德”情形进行了设定。西村茂树的“公德论”对期待中的良好“公德”状况的描述,是对“公”的不断扩展,由邻里街坊的互助,扩展到区市,再扩展到“自己的市町村与其他的市町村之间”,继而推断出“国家利益与地方利益相冲突的时候,应该以国家利益为先”。他对“公共”的道德理念逐步扩展,其“公德”理论的主旨也是以国家利益为重、以集体利益为重、以他人利益为重而克制自私之心。公德心是珍惜社会生活中应该遵守的正确规则的公德之心。每个人携手合作,照顾别人的利益、集体的利益,才能在社会中有序生活。可见,西村茂树“公德论”是通过规范人们的行为,提高人们的“公共心”,以培养人们的“公德心”为宗旨的。“人们本来都有公共心,但人的公共之心有多少之差异。某些人多以自己为中心进行思考,并且把利己心和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把公共利益当做实现自己利益的手段,这种算计,道德性极差。”[9]培养“公德心”,要具有克己之心、克己奉公之心和努力战胜利己之心,把公共利益放在首位,视他人的利益高于自己的利益,具有合理的“公共心”:维护公共秩序、珍爱公共财物、不损害他人利益、关爱他人、热爱集体和国家。值得注意的是,西村茂树把“公德”分为“消极公德”与“积极公德”两类,并且“明治后期绝大多数关于公德内容的陈述都可被包含在这两个分类里,换言之,西村茂树的分类以及对两类公德条目的列举,能帮助我们掌握当时公德观念的一般内涵”。[2]223西村茂树的“公德论”通过列举十八条“消极公德”和十八条“积极公德”,从而真正形象、具体地诠释了“公德”的涵义,也为明治时期“公德”快速提升提供了具体方案。
其二,西村茂树的“公德论”强调了政府力量在推动“公德”发展中的作用。西村茂树不仅呼吁“市町村”全民的共同努力,而且主张“借政府的力量是必要的”,社会“公德”状况由低劣状态向良好“公德”状态转换发展,离不开理论界的呼吁、离不开社会每一个成员的实际行动配合,更离不开政府的推动。西村茂树“公德论”强调政府在推动社会“公德”发展中的力量是不可忽视的、是必要的。政府的力量表现为:政府有规定条例的权力,同时享有对违背条例、规范的行为强制处罚的权力。提高全民的公德意识,提升全民的公德水平,只凭借理论家的呼吁和道德的约束是不够的,还需要政府强制力量的护航。例如,在交通路口实行“车让人”,如果只是进行“公德”教育,效果是不明显的,但是由政府对在交通路口“车不让人”的司机予以扣分、罚款,就会取得良好的效果。“公德”的建设属于道德建设的范围,但是有时候道德与法律的关系是不可分割的,也需要政府对社会公德的发展进行强有力地推动。再例如,日本明治政府颁布的《违式诖违条例》,对建立日常生活中公共场所的行为规范,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明治政府对“违式诖违条例”的实施扎实认真。根据明治九年(1876)份的“东京府统计表”,该年东京共有10960人受到此条例的处罚。[2]205明治时期的一系列条例,对日本明治后期日本“公德”改头换面式的改观,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明治三十四年四月十三至十五日,第三回全国联合教育会在东京召开会,文部省向该会提出咨询案:‘有何在小学、中学培养公德的方法?’该会经过反复审议,提出了审答书,并达成制作公德歌曲的决议,委托帝国教育执行。该会不但承接编制歌曲的工作,还特别集合学者,编写了一部公德问题的理论专着:《公德养成》。这一连串的事件显示,在明治三十四年,公德问题已引起日本官方和整个教育界的深切关注。”[2]218-219由此,也证明了西村茂树的“公德论”中强调“借政府的力量是必要的”言论之正确。明治时期推动“公德”发展,也正好符合明治政府“文明开化”中改良风俗的意愿,政府也成为明治时期提升国民“公德”的强有力的推手。西村茂树在面对明治初期政府的欧化倾向时,就一直呼吁国民道德的恢复,他在明治时期“公德”提升的努力中,也是一直强调政府的作用,但也认为弘道会 “不努力实行而假借政府之力,非本会宗旨”。此句话中,已经蕴含了政府在推进“公德”建设中的力量,说明了“弘道会”的宗旨是率先担当提升“公德”水平之典范,如果假借政府之力而不去努力,非“弘道会”的宗旨,其目的就是调动“弘道会”的积极性,与政府一起共同推动全民“公德”的提升。
其三,西村茂树的“公德论”构想与道德会(日本弘道会)相结合,主张充分发挥“弘道会”在社会“公德”提升中的作用。“弘道会”就是为了研究道德、普及道德而成立的,它以正人心、树立良好风俗为主旨。西村茂树作为当时“弘道会”的会长,利用“弘道会”推动了社会“公德”的提升。“武井悌四郎说,公德热潮兴起以前,已有少数团体推动社会道德,这些团体何所指,还待考。不过,一个名为‘日本弘道会’的组织,显然在明治三十四年前已经开始倡导公德。日本弘道会是明治时期的文化保守主义巨匠西村茂树所创办。此会的前身是西村本人于明治九年(1876)建立的‘东京修身学社’,以培养国民道德为宗旨,十三年(1880)改称‘日本讲道会’,二十年(1887)改为‘日本弘道会’,西村长期担任会长,直到明治三十五年八月去世。明治三十三年十二月该会出版一本《西村会长公德养成意见》的小册子,内容是西村茂树以日本弘道会会长的身份,提出应如何培养公德的规条,由会议员松平直亮记录。西村希望弘道会员能率先以此实行,为众人表率。此文又于次年一月十九日发表于《读卖新闻》三版,题为《公德养成意见》。”[2]220-221当时担任弘道会会长的西村茂树,利用“弘道会”实施社会“公德”的构想,要求弘道会员首先自己养成公德之心,并且以身作则做示范,进一步热心地向众人阐述如何实施良好的 “公德”。“弘道会”要求会员从自我做起,培养良好公德习惯,践行良好的“公德”规范行为,起到模范带头作用。明治时期日本“弘道会”在全国各地设有分会,成员大约三万人,高举“振兴国民道德”的旗帜,力图推动国民素质的提高。西村茂树非常注重“弘道会”在日本公德养成过程中的作用,指出其“在全国拥有三万以上的会员,重要场所都设有支部,竭尽全力地维持着世道人心”。[3]1061892年(明治二十五年),该会发行《日本弘道丛记》,第1号定为会刊《弘道》的元数,认可道德的尊严性,同时应对人类文化的推移变化,致力于探索和实践合理普遍的道德理念,以贡献社会正义和世界和平为目的。“弘道会”成员在会刊上阐释道德教育的文章,阐发有关道德以及“公德”的理论,宣传“弘道会”的道德主张,传播“道德”理念。“弘道会”致力于“以正人心”、形成好的风俗为目标的实践,掀起唤起人们的良心、改良社会风俗的热潮。明治三四十年代,“弘道会”在推动全民“公德”提升的热潮中,开展了提升全民“公德心”的一系列活动,“修自身”而善待“邻里”、善待本国人民以及他国人民。如果只是“修自身”而不涉及他人不是“道德”的本意,更不是“公德”的关注点。西村茂树把“弘道会”与其“公德论”相结合,推动明治时期的“公德”发展,培养“公德”意识,关注他人利益维护公共秩序,改善不良风气创造新风尚,以“弘道会”成员为表率,把“公德”理念、“公德”行为逐渐推广,从而推进公民道德素质的急速提高,推动民风“公德”状况的快速提升。“凡道德之教,知行两全,或者说,必须知行合一。”[10]
日本从明治后期开始,社会“公德”快速改观,由被西方人耻笑的“公德”状况,转变为被世界赞扬的社会“公德”高水平,这与西村茂树、福泽谕吉等道德理论家的理论贡献也是分不开的。西村茂树不仅是明治时代卓越的道德学者,而且是道德的实践家,在推动日本的国民道德运动的实践中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在提升全民“公德”水平的实践中的贡献是巨大的。
参考文献
[1] (日)松田旭正.明冶新政府の粪尿政策[M].东京:早稻田大学出版部藏版,2005.
[2] 陈弱水.公共意识与中国文化[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3] (日)读卖新闻社编纂.公徳养成之实例——附英人之气风[M].东京:读卖新闻社,1903.
[4] 史少博.论道德共同体及其价值取向[J].理论学刊,2020(2):118-126.
[5] (日)西村茂树.公徳心养成について[J].弘道·特集:·公徳心について,平成二十一年(第1058号):35-36.
[6] (日)坪内雄藏.公徳と私徳[M].东京:稻田大学出版部,1905.
[7] (日)安鸣弥:公徳心について[J].弘道·特集:·公徳心について,平成二十一年(第1058号):7.
[8] (日)铃木勲.西村茂树先生追慕[J].弘道·西村茂树の人物と业绩,平成二十一年(第1061号):5-6.
[9] (日)行安茂.公共心と利己心—-両者の矛盾をどのようにして解决するか[J].弘道·公と私について》(一),平成十五年(1025号):5.
[10] (日)高桥昌郎.“徳学讲义”を読む[J].弘道·特集:·公徳心について,平成二十一年(第1058号):52-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