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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学角度研究“参与型”学生教育管理模式

来源:学术堂 作者:周老师
发布于:2014-08-09 共7085字
论文摘要

  在高校教育管理工作中,关于学生教育管理模式的讨论不绝于耳。这一讨论主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下,以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为背景,并伴随教育改革以适应中国发展对人才需求的变化。它对高校管理目标和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都具有重要意义。因而,如何开展学生教育管理工作便成为高校管理者需要解决的时代课题。
  新中国成立后,学生教育管理主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下形成和发展,其演化主要经历了三个重要历史时期,主要有解放初期、改革开放以后和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其演化路径主要表现出以下五个特征: 由单一的管理模式向多样化转变; 从学生政治思想工作为主向学生全方位的教育管理过渡; 从宏观制度管理向微观事象管理着眼; 由管理者为主体到学生为主体; 从注重理论学习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并突出创新实践过渡。而学界关于学生教育管理模式的研究也从枯燥的理论思想研究向具体的多样化模式探索,并提出相应策略。此外,学界开始基于多学科的理论视野诠释学生教育管理模式。其中,不乏与国外学生教育管理模式进行比较研究。经过多年来的探索,学界在这一领域已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而“参与型”学生教育管理模式的研究成为近年来学界讨论的热点。其主要原因在于它“以学生为主体”的教育管理方式,突出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新性。学界给予这一管理模式较高评价。但纵览相关论着,这方面的研究主要从“参与型”学生教育管理模式的功能、策略以及适用性上展开讨论。在理论视野上相对狭窄,主要以哲学、管理学和教育学为主,缺少社会学等方面的讨论。本文正试图弥补这一不足,以达到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促进“参与型”学生教育管理模式健康成长的目的,并进一步讨论其社会功能和发展中所产生的问题。

  一、“参与型”学生教育管理模式的结构功能主义意涵

  在现代西方社会学中,结构功能主义学派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尤其以美国社会学家 T. 帕森斯( Talcott Parsons) 为代表。帕森斯认为,行动系统涵盖了社会系统、行为有机体系统、人格系统和文化系统。在社会系统中,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结构形成了社会系统的基本结构。社会系统为了保证自身的维持和存在,必须满足四种功能条件,即适应、目标达成、整合以及潜在模式维系。在社会系统中,执行这四种功能的子系统分别为经济系统、政治系统、社会共同体系统和文化模式托管系统。这些功能在社会系统中相互联系,通过交换使社会秩序得以结构化。
  帕森斯提出社会系统是趋于均衡的。高等院校无疑可以构成一个完整的社会系统。伴随教育改革,以及社会对人才需求的变化。学生教育管理模式的变迁应运而生。由于社会发展需要更多具有自主创新意识的人才,并且 20 世纪 80 年代后中国政治局势趋于稳定。国富民强成为普遍目标。为了适应这一形势,高等教育改革势在必行。尤其是 21 世纪初民办高校异军突起。经过多次系统裂变,“参与型”学生教育管理模式成为民办高校的“主打品牌”。在此模式从无到有的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其中蕴含了深刻的结构功能意涵。
  伴随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高等教育需要适应新的“生态环境”。因而,高等院校转变角色定位,以学生为主体,让学生参与教学过程、学校管理、组织服务、文化建设、实践历练以及创新创业等方面的日常事务中来。学生在融入学校日常事务的过程中,需达成既定目标,这便于学生群体的整合。继而,在无形中维系了潜在的社会系统,加强了学校内部各部门的联系和合作。因此,“参与型”学生教育管理模式有利于适应社会需求的新变化; 有利于在高校内部形成稳定的社会系统; 有利于形成个体与整体共同成长的局面,并且这种成长是可持续的、长效的。同时,在“参与型”学生教育管理模式中,笔者了解到个体在社会共同体的前提下处于社会系统内部,其社会角色可以通过参与不同的社会事象而发生变化。我们可以将其视为系统内部的元素。而此类元素在主客位上虽然发生变化,却没有造成社会结构的混乱,相反使得社会结构可以在良性轨道上运转,并保持较高的稳定性。因此,笔者认为“参与型”学生教育管理模式将学校内部各子系统有机的联系起来。它不仅是高校培养创新型人才的新尝试,亦是学校作为一个社会共同体转型发展的新机制。
  从以上论述中,我们知道“参与型”学生教育管理模式在学校这一共同体内部可以优化社会结构。同时以学生为一“线”通过参与不同社会事象构成内部联动机制。从而,无数条“线”的串联形成了有机的社会系统“面”。学校在倡导学生参与日常事务的过程中,既可以节约资源,又可以全方位的锻炼学生,且最终形成一个紧密的有机的社会系统。

  二、从机械团结到有机团结的社会学转向

  社会学家涂尔干( Durkheim) 在《社会分工论》一书中将社会团结类型划分为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机械团结是社会发挥功能所必须的,但从个人自由的立场来说对个人是压抑性的。机械团结源于社会成员在意识上的相似性,在近似铁板一块的集体意识的笼罩下,个人的个性、人格没有发育的机会,个人没有选择的自由。“因为在机械团结所代表的传统社会,在个人与社会所介入的拉力赛中,个人的离心力与集体意识所产生的向心力呈现为此消彼长的关系。社会团结的发展与个人人格的发展是逆向而行的。团结发展到极致状态时个性就丧失殆尽。”中国传统教育模式无疑与这类团结类型相似。
  他们在消磨学生个性中达到便于管理的目的。但孰不知学生失去了自我创新意识、自我发展意识甚至是独立思考意识,事事依赖他人。这对学生的发展是不利的,对学校的发展亦是一种束缚。长期以往,势必危害一个国家的发展。
  与机械团结恰恰相反,有机团结是社会功能和个人自由相得益彰的状态。有机团结源于社会成员在活动层面的分工合作( 互补性) 和意识层面的共生性,因为分工使交换成为必然,交换使行动者在功能上互补,在意象上共生。人与人的关系是合作、平等的。而人与社会的关系上,集体意识不再是强制性的,不再阻碍个人的自由发展,于是,关于个体尊严、专业分化、公平正义和职业道德的新的一致性成为社会团结与个人自由正面结合的基础。“参与型”学生教育管理模式正是突出了个人的自由选择。这在一定程度上,形成有机团结,即教师之间、教师与学生之间以及学生之间在日常生活中自愿合作。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特长选择参与事务的类型和方向。以学校这个共同体为前提,在分工合作的基础上自由结社。而社团之间又是相互合作的,社团内部的分工又是精细的。学生社团与学校日常事务相结合。在主位关系上,学生在校园活动中逐步获得主体地位,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并学会开发自我独立意识和创新意识,从而一改传统教育中的被动形象。在学生管理上,学校让学生参与到组织管理中,了解学校的办学宗旨和管理方式。使得学生与学校联系更加紧密,并培养了学生的主人翁意识。此外,让学生干部监督管理学生群体,这既可以减少学校的管理支出,又可以达成师生间互助合作的有机团结。在教学过程中,学生参与教学,建立教学效果的反馈机制,疏通师生间的双向互动。
  这使得师生在分工前提下交换各自感受,相互间的联系也变得越发紧密。在文化建设上,“参与型”学生教育管理模式注重校园文化构建,尤其是学生群体在校园文化中的主体地位。在本质上,学生是校园文化的缔造者和守护者。学校管理者的过多干预可能将校园文化导入“单位文化”的深渊。“参与型”学生教育管理模式则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它始终以学生为主体,让学生参与到校园文化的构建和保护上来,而管理者只扮演着引导者和支持者的角色。管理者与学生间的有机合作充分表达了涂尔干有机团结的社会功能。在实践历练和创新创业上,“参与型”学生教育管理模式更加突出学生的自主选择。学生可以根据自身条件和未来职业规划开展社会实践活动。这一参与项目基本上与社会发展所需求的创新型人才密切相关。学生在指导教师的引导下可以自组团队,进行创业设计。一方面学生可以在创业设计中成长成才,培养学生的团队意识;另一方面一些学生通过创业设计取得发明专利,得到社会认可。这对学生和学校都是很好的激励。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参与型”学生教育管理模式是有机团结理论的实践。它更加突显学生的自我意识,着力学生间、师生间的有机团结。同时,“参与型”学生教育管理模式倡导学生在学校共同体中自由结社。社团内部、社团之间、社团和学校相关部门之间达成分工合作,进行资源互换。这使得社会系统井然有序,形成较为有效的运行机制,势必会进一步促进“参与型”高校的可持续发展。

  三、”参与型”学生教育管理模式的否定之否定

  “参与型”学生教育管理模式是有别于传统教育形式的。它对既有的学生教育管理模式有着不小的冲击。特别是它在民办高校中所得到的推崇和发展,对我国传统高校的发展和走向存在比较大的影响。例如,当前一些高校仍实行“封闭式”、“一贯制”、“填鸭式”等教育管理模式。这些管理模式并不能真正地实现“以学生为本”的目标。而“参与型”学生教育管理模式试图弥补这种情况。“参与型”学生教育管理模式在一定意义上与传统教育形式相冲突。但正是存在这样的冲突,一些社会问题才能暴露。美国社会学家 L. A. 科瑟尔( Lewis A.Coser) 在《社会冲突的功能》一书中提出冲突具有正功能和负功能的区别。在一定条件下,冲突具有保证社会连续性,减少对立两极产生的可能性,防止社会系统的僵化,增强社会组织的适应性和促进社会整合。“参与型”学生教育管理模式在适应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对中国传统教育形式是较好的补充。
  在经济发展,社会转型中,传统教育形式也需要转向,以满足社会连续性的需要。从这点出发,我们发现传统教育形式与“参与型”学生教育管理模式在本质上是变迁和演化的关系,亦不会出现两极分化情况。同时,“参与型”学生教育管理模式活化了社会系统。前文就此已展开论述。在教育形式演化过程中,学校的适应性、创新性得以增强。谁能走在前面,谁能将学生教育管理模式细化、具体化并落实到校园运行机制的细枝末节,谁就能获取更多的发展时间和空间。从而这里的冲突更可以用竞争加以解释。而良好的竞争环境又有利于促进社会整合,带动高校在“参与型”学生教育管理模式的研究与践行上的突破。因此,伴随这一模式的发展和推广,学生参与学校教育管理的程度、方式、具体事项和效果成为我们关注的热点。从而构成“参与型”学生教育管理模式第一阶段的“否定”。
  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学生组织几次活动就是“参与型”学生教育管理模式,更不能只宣传不落实。笔者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参与型”学生教育管理模式需要学校管理者和学生相互协调。如何协调? 第一,学校管理者必须切实地以学生的眼光观察问题。第二,不仅需要学生参与到学校的教育管理中来,还需要学校管理者协助学生参与,且不仅仅是参与,还需要融入,全身心地融入到各种活动事象中。第三,活动事象并不是事项的罗列。它蕴含着具体生动的社会情境。即我们在鼓励学生多锻炼,多参加活动的同时,也要尽量为他们还原具体真实的社会情境。社会情境一词主要来源于社会学的田野调查。社会学家在田野调查后,需要以文字的形式尽量地描述被观察者的言行举止,以达到还原被观察者真实生活的目的。
  在这里,社会情境可以理解为学生参与的活动应该与社会事实接轨,而不能流于表面。我们需要深层次地挖掘学生参与学校教育管理的活动事象。例如,在参与教学过程中,指导教师应该鼓励学生多阅读相关书籍,提供交流平台。可以开办参与型教学。让大学一年级新生在入学后便可以接触到读书报告、文献综述、专业调查报告以及课题设计等多方面的训练。在教学形式上,通过讨论组的形式来完成课程学习。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严格按照论文答辩的情境进行设置,让学生对论文写作有了规范性的认识。另一方面,将学生的参与面扩展到社会需求层面,而不再局限于校内参与。学校参与到社会发展中来。以学校参与进一步带动学生参与。即面对社会发展对新型人才的需求,学校与用人单位联合,主动参与到人才培养上,为在校学生参与社会发展搭建了教育平台,形成较为稳固的学生、学校、社会三元关系结构。这不同于传统教育只埋头教学,以“象牙塔”的姿态束之高阁,等待用人单位的人才招聘。此外,以本校教师和企业员工共同授课的方式教学,达到还原社会情境的目的。将人才培养与输出问题,化被动为主动。从而,进一步扩大了“参与型”学生教育管理模式的解释面。它的意涵得以丰富,并且不再局限于学生群体本身。很多高校认为“参与型”学生教育管理模式就是紧盯学生,而忘记自己。实际上,它需要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双向互动。因此,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即无论活动事象的形式如何,其本质在于“以学生为主体”,这个主体亦不是数量上的优势。而是学校管理者从学生的角度考虑问题,以学生的眼光观察问题,全身心地投入到参与型学生教育管理中,还原真实的社会情境。他们所组织的活动是学生乐于接受的,并且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经过四年大学生活,学生逐渐养成主人翁意识。既是对学校的主人翁意识,又是对社会的主人翁意识,然而最重要的是对自己的主人翁意识。学会对自己负责,做好人生方向的选择,做好未来职业规划。做好自己再谈其他,或许可以事半功倍。在不断的磨合中,学生最终成为真正的受益人。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参与型’学生教育管理模式”,亦是这一模式否定之否定的解释过程———从学生自身出发在参与的面和度上,或扩大,或深化,但落脚点依然是其自身。

  结语

  “参与型”学生教育管理模式是新一代教育工作者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下所提出的具有创造性意义的教育管理形式。其突出意义在于对学生自我意识、主动意识和创新意识的培养。它不仅拉近了学生与学校的距离,亦拉近了学生与社会的距离。与以往教育管理形式不同,它没有只谈管理制度。它始终着眼于学生活动,用大量的活动事象来支撑自己的教育管理模式。
  但是在其发展过程中,无疑会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学生参与的事项繁杂而没有系统化、学校的协助力不够以及学生参与过于形式化等。笔者认为从社会学角度,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开展工作:
  首先,将学生参与事项系统化。主要可以分为经济系统、政治系统、社会共同体系统和文化系统,以此来提炼校园生活的各个方面。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所长、兴趣爱好等适当地选择参与项目。学生参与的项目并非“一贯制”可以适时的调整。
  同时,在学生参与项目的过程中,主要存在以下四个方面的操作程序,即环境适应、目标制定和达成、整合以及团队维系。这样的操作程序基本上可以满足学生从校园到社会所要面对的一些问题和困难。
  其次,重视学生的参与力。笔者在对一些实施“参与型”学生教育管理模式的高校的了解中发现部分高校在本质上并没有重视学生的参与力,而往往操作简单粗暴。这主要是因为学校并没有将学生放在与自己平等的位置上。二者间没有形成有机团结。因此,解决学校协助力不够的问题,可以从源头抓起。即鼓励学校充分地信任学生的参与力,将学生放在平等的位置上,分工合作,以达到有机团结。
  而学校在这其中所要做的就是积极正确地引导学生的参与方向。学校也可以设立监督机构,对学生的参与力进行监督。最后,防止学生参与的形式化。
  学生参与活动的情境设置,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防止学生参与的形式化。学校可以建立竞争机制、效果反馈机制等来激励学生广泛地参与教育管理工作。例如近年来,一些学生在参与课题设计、科研竞赛中所发明的产品获得国家专利。学校的宣传势必会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广泛参与。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参与型”学生教育管理模式要求学校管理者以学生的眼光观察学生的参与事象。这既可以及时地发现问题,也可以较为准确地解决问题。同时,这一操作方法也与社会学颇有渊源。社会学的支撑力也来自于研究者的参与观察———以他者的眼光观察研究对象的一言一行,从纷繁复杂的现象背后挖掘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很显然,二者的内在逻辑结构非常相似。因此,对“参与型”学生教育管理模式的理解和解读非常需要社会学的参与。笔者也以此文呼唤更多的社会学家关注“参与型”学生教育管理模式的研究,从而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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