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教育差距的现状描述

　　2、我国教育差距的现状的分析。

　　在经济增长理论和实证研究中，我们清楚的意识到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有着密切的联系，一个国家人力资本的发展离不开教育，教育是一国经济发展腾飞的引擎。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学者舒尔茨和丹尼森[42]先后估计了教育在美国经济中的作用， 使用的方法不尽相同，却发现经济对教育因素的作用十分敏感。

　　2.1 我国教育差距的现状描述。

　　2.1.1 教育差距的概念。

　　目前对教育差异的概念没有明确的界定，在教育差距的文献中，王爱民[18]从汉语大词典中定义了教育差距，差异在新华字典中解释是指差异，一体内在的差异，即事物内部包含着的没有激化的矛盾。因而教育差异可以解释为在我国各地区之间教育发展的优劣程度不同，即具有差异性，并且可以用某项指标度量它，因而教育的不平等程度也就可以用教育差距来衡量，如分析教育利益分配的差距，衡量教育利益分配是否公平，在某些方面，教育差距甚至可用来判断教育是否公平，如教育机会上的差别，发展机会上的差别，基本教育资源的分配差别。

　　教育差距在一定条件是可以用专门数据衡量的，学者们选用了大量能体现教育差异性特征的衡量指标，教育需求、入学和参与、教育产出[22]等几十项指标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用以衡量的指标。

　　区域经济的不平衡性，大多数学者都选用了区域生产总值和居民收入等可得数据进行标记，常用指标包括标准差、变异系数、基尼系数等。在这里，研究教育在区域内发展的分布情况，可借鉴经济学研究的方法。在此我们选用平均受教育年限和教育基尼系数这两个指标来衡量我国教育差距现状。

　　地区民众的学历情况是一个直观反映该地区教育水平的指标，学历情况即是一个人接收学校教育的时间，因而可用该地区平均受教育年限衡量。在这里借鉴谢童伟的计算方法，将文盲以及半文盲可看做接收学校教育为 0 年，其他小学、初中、高中、大专以上分别可看做 6 年、9 年、12 年和 16 年。公式定义如下：

　　其中，H 为人力资本水平，AEY 为平均受教育年限，i 为受教育程度的组数；EYi 为各受教育程度的教育年限；Pi 为各组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经济收入的分配情况一般选用洛伦兹曲线[43],而基尼系数则是由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在洛伦兹的基础上提出，在这里我们将基尼系数方法运用于教育分配研究中，计算出教育基尼系数，可以方便的测算教育差距。其数学公式[35]如下：

　　为方便描述，下文中平均受教育年限和教育基尼系数可直接用 AEY 和 EGINI表示。

　　2.1.2 我国区域教育差距现状描述。

　　地区差异性既是历史遗留问题也是目前普遍存在的现实问题，国家按照经济发展的前后顺序和发达程度将我国划分东、中、西部三个经济区域，不少学者也根据经济发展、地域位置，重新调整了三个区域的省份，本文选用的划分标准[44]为：东部地区包括北京等 11 个省（市）；西部地区包括四川、重庆等 12 个省份；中部地区分别有山西、吉林等 8 个省份。

　　选用《中国统计年鉴》2002 年到 2013 年的统计数据和《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2002 年到 2013 年的统计数据，统计口径为"6 岁及 6 岁以上人口",并依据各地区城镇和农村的受教育人口分布情况，依据教育基尼系数和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公式测算得到 2001 年-2012 年共十二年的数据。选用《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2000 年到 2012 年统计数据，剔除通货膨胀得到我国各地区教育经费支出。

　　从全国数据来看反映教育水平的受教育平均年限由 2001 年的7.728 年逐渐增长到 2012 年的 8.942 年，虽然有一定程度的波动，但整体上我国教育发展水平是稳步提升的；从反映教育不平等性的教育基尼系数来看，2001年区域间教育不平等性达到 0.363,到 2012 年年底时，这一值下降为 0.234,教育的公平性整体上得到提升的，同教育发展水平一样在 2005 年、2011 年也存在不同程度的波动。我国从 2003 以后对教育投入体制进行改革，在使用经费上一定时期内存在使用不规范、人口迁移等问题带来的教育外溢性，使得数据出现反弹的情况。我国教育经费支出从 1999 年的3090.07 亿元增长到 2011 年的 21903.02 亿元（见图 2-2），增长明显，增幅超过600%.教育经费增长率波动较大（见图 2-3），2000 年时增长率为 15.21%,2003年时降为 12.24%,到 2007 年有激增为 28.14%,到 2008 年又回落到 13.18%,整体上有小幅度的增长。

　　各省份的教育情况见附表 2-3 和附表 2-4,包括 2001 在内的近十二年里，全国各省份的教育水平发展迥异，2011 年平均受教育年限最高的省份和最低省份之间差值为 5.94 年，2012 年这个数值变为 6.47.

　　从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区域来看（见图 2-5），三个区域的教育水平均值的变化趋势是一致的，整体上是上升的趋势，只在 2005 年、2007 年和 2011 年有波动变化。东部、中部、西部分别从 2001 年的 8.392 年、7.869 年和 6.822 年提升到 2012 年的 9.692 年、8.977 年和 7.902 年，从图可以看出东部省份和中部省份间受教育水平差距非常小，西部省份相比另外两个区域，教育水平还很落后。

　　从区域之间的差异来看，图 2-6 是东中西部区域的教育发展水平平均值的差值，西部省份的教育发展水平同东部省份区域间差距最大，从 2001 年到 2012 年差距均值为 1.56 年，而东部区域和中部区域的十二年差距均值为 1.07 年，东西差距比东中差距还要高出 0.49 年。中部与西部区域的差距均值也超过 1 年。三个区域的教育发展水平是一个上升的状态，但从两两区域间差距来看，2001-2012年间区域差距整体是有一个升高的区域，即区域间教育发展水平差距增大，但在较短的时间段里，也存在缩小的趋势，在 2005 年区域间教育发展水平差距都有一个明显的下降，特别是这个时段的东两区域，受教育年限差距一度降为 0.094年，差距非常小，到 2006 年这个局势又有所反弹，差距化又恢复变大，之后的几年到 2011 年，区域间差距仍保有小幅度的缩小。

　　从区域间教育经费支出的差距和增长率的差距来看，在1999 年-2011 年间，中西部的教育经费支出差距最小，但仍随着年份而增长，增长率的波动变化大，整体来看，东中区域的教育经费支出增长率差距最小，东西差距最大，在这段时间，西部地区的教育支出增长率最高，因为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部署，国家对贫困偏远地区提高了教育投入，教育经费受国家政策影响深远，并且西部本身的教育基础较差，所以从增长速率来看，西部应是高增长区域。

　　教育基尼系数衡量的是教育的不公平程度，数值越大，教育公平性越低。从区域间的教育公平性来看（见图 2-9），2001 东部教育不公平程度为 0.267,中部为 0.290,西部为 0.442,中部区域的省份间教育公平性最好，东部地区各省市的教育公平性和中部地区各省市的教育公平性的差异性很小，教育最不公平的地区在西部区域。中部的教育水平虽然和东部发达地区有一定的距离，但在各自区域间的差异性上，中部省份从教育方面保障了居民的受教育权利和能够享受到的教育福利的公平性。整体上，三个区域的教育不公平程度在下降，政府的教育政策保障了教育公平性。

　　三区域的教育公平性差距，图 2-10 是两两区域的教育基尼系数的差值的绝对值，数值越大，区域的公平性差距越大。中部地区的教育公平性和东部区域的差异性很小，而西部区域和东部区域、中部区域的公平性差异很大，东中区域教育公平性的差值在 12 年间的均值为 0.010,东西区域的这一均值为 0.150,中西区域的这一均值为 0.140,分别是东中区域教育公平差距的 14.8 倍和 13.8 倍。

　　从区域教育现状来看，三个区域教育水平都是在稳步提升的过程中，区域的教育发展水平差距变大，教育公平性的差异在减小，中部区域的教育发展水平虽然和东部区域省份有一定程度的差距，但其内部的教育公平性确很高，和东部发达区域差异性很小。

　　我国的区域差异性不但表现在不同发展状态下的各经济带之间，还体现为城乡之间的区域差异性。从全国数据来看（见附表 2-5），城镇居民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基本都比农村居民的平均受教育程度高，2001 年的差距为 2.471 年，到 2012年变为 2.437 年，有细微的下降，从 2001 年到 2003 年至今城乡受教育程度差距一直在缩小，而到了 2004 年差距反弹到 3.546 年，整体上是一个先减小在增大又减小的状态。从各省份的城乡差距值中来看，变化趋势和全国数据表现的趋势基本一致大部分省份在 2004 年时城乡差距都有一个较大幅度的增加，数据表明城市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一直都比农村人口高，只有在 2003 年西藏省的数据不同，西藏的农村平均受教育程度高城市的数据，西藏本身是一个情况比较特殊的省份，存在统计的偏差，可以忽略这个异常。

　　从教育发展的公平角度来测量城乡教育差距，表中带括号的数据说明值为负数，数据显示，大多数地区的城镇的教育公平程度都比农村的教育公平程度高，但也有一些省份（如天津、黑龙江等）农村教育公平程度比城镇好。

　　教育公共事业所取得的成就主要依靠于政府层面对其的重视程度，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我国财政支出中专项教育经费的支出总额达到 2.2 万亿，其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已达到百分之四，比拟定的完成时间早了近八年。

　　这离不开国家对教育经费落实的保障政策，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大财政教育投入的意见》，从政府高层就加大了对教育的重视，其次还出台一些落实经费、提高预算的政策，从政策方面拓宽教育发展，也集中了社会各方面对教育的重视程度。

　　从教育公平角度来看，城市居民的教育公平程度普遍高于农村居民，农村的教育基础本身比城镇差，城镇化的发展，使得农村劳动力大力涌入城镇地区，加剧农村的贫富差距，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突出，教育公平问题凸显。

　　2.1.3 我国农村教育差距现状描述。

　　教育的发展离不开经济的支撑，纵观国际上教育大国，如美国、德国、法国等发达国家，其经济实力都相当雄厚。教育从某种程度来看是一种公共物品，因而在教育发展中的政策主导性很强，义务教育阶段这种特性尤甚，对其经费水准起到决定性影响的就是财政性拨款，这个部分农村地区就更是典型中典型。从我国目前关于教育的政策发展来看，正是不断完善的时期。从数据可得性，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经费支出可直接在《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中得到，而城市数据取得性较难，义务教育阶段教育对国家政策的依附性更为显着，因而重点分析我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教育发展情况和教育经费支出情况。

　　2001 年我国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体制[45]由"县、乡级政府管理"转为"县级政府管理",提升了管理主体，包括 1998 年以后的十四年间，农村地区义务教育支出的数额从 818.53 亿元增长到 5714.55 亿元，整体上投入机制的改变确实改善了教育经费的困境。其增长值初中和小学分别为 7.78 倍和 6.58 倍。而从平均值来看，初中和小学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分别由 489.74 元、313.08 元增长到 6049.77 元、4599.43 元。对学生的个人投入在逐步增长。据估算，在我国目前"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教育经费投入体制下，乡镇政府的负担比例达到四分之三以上，县级承担不足十分之一，而财政雄厚的省级、中央政府承担更少。

　　教育的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由1998年的8.22%,提升到2011年的10.02%,14 年间投入增加百分之二左右，教育本身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并没有大幅度提升，农村义务教育支出占教育总支出的比例也分别仅为 57.7%和 27.1%.总数额上来看是提高了但实际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投入反而减少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现象也限制了迁出地的人力资本，其对迁入地有着正面效应，随迁子女的增加迫使城市筹办相应的学校进行接收，而在农村当地学龄学生数的减少，使得本身以县、乡、农民自身筹备教育经费的模式更加受到冲击。

　　绝大部分学校在 2011 年已不再收取所在地区的农村学校的学杂费，这部分学生还享受午餐补助，这一政策大大削弱了教育成本带给农村家庭的负面效应。

　　从区域上来看，2000 年东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支出 393.76 亿元，中部地区支出 269.77 亿元，西部地区支出 236.50 亿元。到 2011 年时，东中西部分别增长到 2288.01 亿元，1618.75 亿元和 1786.90 亿元。增长值最大的是西部地区，东部其次，中部最少。东部经济发达，因而义务教育经费充足；国家的西部大开发的各项政策（包括教育政策），在提高西部经济实力的同时大力扶持于西部的义务教育，因此出现义务教育投入东部最高、西部其次、中部最低的现象。

　　从描述教育发展水平的全国数据来看，全国农村平均受教育年限从 2001 年的 6.752 年上升到 2012 年的 7.611 年，整体上平均受教育年限呈现整体上增长的趋势。其中 2004 年到 2005 年，数据从 7.000 年下降到 6.782,到 2006 年以后又重新恢复上升的趋势；教育基尼系数由 2001 年的 0.237 逐步减小到 2012 年的 0.205,呈现下降的趋势，同时期的 2004 年到 2005 年，教育基尼系数也从0.231 上升为 0.248,比 2001 年的基数还高，两个反应教育发展水平和教育公平性的衡量指标的变化都说明了 2001 年的县级为主的教育投入机制确实使得教育发展态势得到改善，也保证了教育公平性。2001 年的改革重心主要放在经费投入主体的变革上，投入主体由改革前的乡、村财政和农民自主筹集资金，变为县、乡级财政。一方面减小农民经济压力，一方面减小城乡之间的教育工作者的收入差距，公平性得到提高，但经费支出的规范上仍有欠缺，政策的一视同仁无法提升欠发达地区教育发展速度赶上发达地区，改革的瓶颈很快突显出来，因此之后的新体制规范了经费支出、并逐步对欠发达地区进行政策倾斜，明确了各级政府的责任，中央财政的负担部分强化责任，并针对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等弱势群体进行扶持。这是为弥补西部地区经济落后局面下，城乡二元化的大背景下，县级财政收入无法负担日益增长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开支，在开发落后地区的以提升本地区经济实力的同时，避免了农村教育陷入"教育贫困"的恶性循环中。

　　从各不同地区观察，西部变化趋势最为明显且数值最大，平均受教育年限和教育基尼系数的变异系数分别从 2001 年的 0.104 和 0.216 剧增到 2002 年的0.174 和 0.282,这也证实了西部地区教育基础差，省际间教育发展水平层次不齐、教育公平程度低，省际教育发展差距相较其他区域显着。这两组数据也体现政策改革滞后性的存在，2001 年的投入体制改革效应并没有立即显示。东、中部相较于西部地区历年平均受教育年限及教育基尼系数的变异系数普遍比全国平均水平低，其中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变异系数中，中部数据数值最小，这说明省际间教育发展水平中部地区相差最小。东部教育基尼系数的变异系数数值最小且波动较小，说明省际间教育公平性东部地区差异最小。

　　包括 2001 年在内的 12 年内，区域间的农村教育水平并未平衡发展。东部和中部地区间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差距整体上有扩大的趋势，但差距较小，东部和西部、中部和西部的平均受教育差距整体上表现缩小的趋势，这说明 2001 年和2005 年的两次改革和《义务教育法》等规章制度的颁布起到作用，它使得最为经济实力最弱的西部，在其贫富差距相较最为显着的情况下，省际间的教育发展差距得到缩小，并且发展水平向中部和东部地区靠拢，教育公平性得到提升。温总理在 2010 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又着重强调了教育公平问题，并通过了《国家中长期教改规划纲要》，将提高教育经费占 GDP 的比例，并且教育部取消了小学借读费，在我国劳动迁移明显的大环境下，减轻了随迁孩子到异地上学的教育成本。

　　东部省份教育年限差距变化大于中部地区是从 2003 年这一节点开始；而在2002 到 2005 年间东部省份教育发展差距变化也大于中部地区。2005 年之后东中、东西、中西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差距总体上呈现缩小趋势，尤其是西部地区的教育年限提高程度高于东部地区。东部和西部、中部和西部、东部和西部的教育平等差距总体上呈现缩小状态。这进一步说明 2001 年以后的"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体制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缓解了农村教育经费紧张的状态。但是县一级财力有限，东中西区域经济发展并不平衡，使得教育区域发展不平衡增加，中央政府对教育经费投入比例较低是这一问题产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新义务教育法[20]的颁布依据了当时教育发展现状，并符合教育进一步发展的需要。